《栾城集》 栾城应诏集卷三

作者:苏辙
  ◆进论五首【唐论】

  天下之变,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,故内重则为内快,外重则为外患。古者聚兵京师,外无强臣,天下之事,皆制于内。当此之时,谓之内重。内重之弊,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,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。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,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。故夫天下之重,不可使专在内也。古者诸侯大国,或数百里,兵足以战,食足以守,而其权足以生杀,然后能使四夷、盗贼之患不至于内,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,而内患不作。当此之时,谓之外重。外重之弊,诸侯拥兵,而内无以制。由此观之,则天下之重,固不可使在内,而亦不可使在外也。自周之衰,齐、晋、秦、楚,绵地千里,内不胜于其外,以至于灭亡而不救。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,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,夷灭其城池,杀戮其豪杰,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。然至于二世之时,陈胜、吴广大呼起兵,而郡县之吏,熟视而走,无敢谁何。赵高擅权于内,颐指如意,虽李斯为相,备五刑而死于道路。其子李由守三川,拥山河之固,而不敢校也。此二患者,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。至于汉兴,惩秦孤立之弊,乃大封侯王。而高帝之世,反者九起,其遗孽余烈,至于文、景而为淮南、济北、吴、楚之乱。于是武帝分裂诸侯,以惩大国之祸,而其后百年之间,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,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。魏晋之世,乃益侵削诸侯,四方微弱,不复为乱,而朝廷之权臣、山林之匹夫,常为天下之大患。此数君者,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,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。夫天下之重,在内则为内忧,在外则为外患。而秦汉之间,不求其势之本末,而更相惩戒,以就一偏之利,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。且夫天子之于天下,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。得天下而谨守之,不忍以分于人,此匹夫之所谓智也,而不知其无成者,未始不自不分始。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,非外之有权臣,则不足以镇之也。而后世之君,乃欲去其爪牙,翦其股肱,而责其成功,亦已过矣。愚尝以为天下之势,内无重,则无以威外之强臣,外无重,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。此二者,其势相持而后成,而不可一轻者也。昔唐太宗既平天下,分四方之地,尽以沿边为节度府,而范阳、朔方之军,皆带甲十万,上足以制夷狄之难,下足以备匹夫之乱,内足以禁大臣之变。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,内有重兵之势,以预制之也。贞观之际,天下之兵八百余府,而在关中者五百,举天下之众,而后能当关中之半。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,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。故外之节度,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,而易置従命,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。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,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。内之府兵,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,而左右谨饬,莫敢为不义之行。是以上无逼夺之危,下无诛绝之祸。盖周之诸侯,内无府兵之威,故陷于逆乱而不能自止。秦之关中,外无节度之援,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。有周秦之利,而无周秦之害,形格势禁,内之不敢为变,而外之不敢为乱,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。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,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,徒见开元之后,强兵之将皆为天下之大患,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。夫论天下,论其胜败之形,以定其法制之得失,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。盖天宝之际,府兵四出,萃于范阳,而德宗之世,禁兵皆戍赵、魏,是以禄山、朱泚得至于京师,而莫之能禁,一乱涂地。终于昭宗,而天下卒无宁岁。内之强臣,虽有辅国、元振、守澄、士良之徒,而卒不能制唐之命,诛王涯,杀贾餗,自以为威震四方,然刘従谏为之一言,而震慑自敛,不敢复顾。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,去天下之监军,而无一人敢与抗者。由此观之,唐之衰,其弊在于外重,而外重之弊,起于府兵之在外,非所谓制之失,而后世之不用也。

  【五代论】

  昔者商周之兴,始于稷、卨,而至于汤、武,凡数百年之间,而后得志于天下。其成功甚难,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。然桀、纣既灭,收天下,朝诸侯,自处于天子之尊,而下无不服之志,诛一匹夫,而天下遂定,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。至于秦汉之际,其英雄豪杰之士,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,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。奋臂于大泽,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,转战终日,而辟地千里。其取天下,若此其无难也。然天下已定,君臣之分既明,分裂海内,以王诸将,将以传之无穷,百世而不变。而数岁之间,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。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?若夫五代干戈之际,其事虽不足道,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,鞭笞海内,战胜攻取,而自梁以来,不及百年,天下五禅,远者不过数十年,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,此亦甚可怪也。盖尝闻之,梁之亡,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,虐用其民,而天下叛;周之亡,适遭圣人之兴,而不能以自立。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。而后唐之庄宗、明宗与晋、汉之高祖,皆以英武特异之姿,据天下太半之地,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,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,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。盖唐、汉之乱,始于功臣,而晋之乱,始于戎狄,皆其以易取天下之过也。庄宗之乱,晋高祖以兵趋夷门,而后天下定于明宗;后唐之亡,匈奴破张达之兵,而后天下定于晋;匈奴之祸,周太祖发南征之议,而后天下定于汉。故唐灭于晋,晋乱于匈奴,而汉亡于周。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,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,以要天子。听之则不可以久安,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,动一功臣,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。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,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,汉诛杨邠、史肇而周人不服,以及于祸。彼其初,无功臣,无匈奴,则不兴;而功臣、匈奴卒起而灭之。故古之圣人,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,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,抚循其民,以待天下之自至。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,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。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,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,无所不为也。无所不为而就天下,天下既安而不之改,则非长久之计也。改之而不顾,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。昔者晋献公既没,公子重耳在翟,里克杀奚齐、卓子而召重耳。重耳不敢入。秦伯使公子絷往吊,且告以晋国之乱,将有所立于公子。重耳再拜而辞,亦不敢当也。至于夷吾,闻召而起,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,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,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。及其既入,而背内外之赂,杀里克、丕郑而发兵以绝秦,兵败身虏,不复其国。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,大臣援之于内,而秦、楚推之于外,既反而霸于诸侯。唯其不求入,而人入之,无赂于内外,而其势可以自入。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。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,従天下武勇之士入关,以诛暴秦,降子婴。当此之时,功冠诸侯,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。此皆沛公之所自为,而诸将不与也。然至追项籍于固陵,兵败,而诸将不至,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、彭越,而此两人卒负其功,背叛而不可制。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幸于一时之利。侥幸于一时之利,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。此所谓不及远也。

  【周公论】

  伊尹既立太甲,不明而放诸桐,天下不以为不义。武王既没,成王幼,周公摄天子之位,朝诸侯于明堂,而召公不说,管叔、蔡叔咸叛,天下几至于不救。二者此其故何也?太甲既立矣,而不足以治天下,则夫伊尹犹有以辞于后世也。盖周公之事,其迹无以异于伊尹,然天下之人举皆疑而不信,此无足怪也。何者?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,而周公摄,则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强摄焉,以为之上也。且夫伊尹之摄其事,则有所不得已而然尔。太甲虽废,而伊尹未敢有所复立,以召天下之乱,故宁以己摄焉,而待夫太甲之悔,是以天下无疑乎其心。今夫周公之际,其势未至于不得已也。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,而周公为之佐,以成王之名号于天下,而辅之以周公,此所谓其势之未至于不得已者矣。而周公不居,则夫天下之谤,周公之所自取也。然愚以为不然,挟天子以令天下,此诸葛孔明之事耳,而周公岂不足以知之?盖夫人臣惟无执天子之权,人臣而执天子之权,则必有忠于其心,而后可以自免于难。何者?人臣而用天子之事,此天子之所忌也。以一人之身,上为天子之所忌,而下为左右之大臣従而媒孽其短,此古之忠臣所以尽心而不免于祸,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动其无君之心而不顾者也。使成王用事于天下,而周公制其予夺之柄,则愚恐成王有所不平于其心,而管、蔡之徒乘其隙而间之,以至于乱也。使成王有天子之虚名,而不得制天下之政,则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志,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。是以宁取而摄之,使成王无与乎其间,以破天下谗慝之谋,而绝其争权之心,是以其后虽有管、蔡之忧,而天下不摇。使其当时立于群臣之间,方其危疑扰攘而未决也,则愚恐周公之祸,非居东之所能免,而管、蔡得志于天下,成王将遂不立也。呜呼!其思之远哉!

  【老聃论】

  上善与人言者,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,则天下之为辩者服矣。与其里人言,而曰“吾父以为不然”,则谁肯信以为尔父之是是?故不若与之论其曲直,虽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无害。故夫天下之所为多言,以排夫异端而终以不明者,唯不务其是非利害,而以父屈人也。夫圣人之所为尊于天下,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。而周公、仲尼之所为信于天下,以其弟子而知之也。故非其弟子,则天下有不知周公之为周公,而仲尼之为仲尼者矣。是故老聃、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、孔辩也。何者?彼且以为周、孔之不足信也。夫圣人之于言,譬如规矩之于方圆尔。天下之人信规矩之于方圆,而以规矩辩天下之不方不圆,则不若求其至方极圆,以阴合于规矩。使规而有不圆,矩而有不方,亦无害于吾说。若此,则其易以折天下之异论。昔者天下之士,其老聃、庄周与夫佛之道者,皆未尝得其要也。老聃之说曰:“去仁义,绝礼乐,而后天下安。”而吾之说曰:“仁义礼乐,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。”佛之说曰:“弃父绝子,不为夫妇,放鸡豚,食菜菇,而后万物遂。”而吾之说曰:“父子夫妇,食鸡豚,而遂万物之性。”夫彼用以其说,而吾亦以吾说。彼之不吾信,如吾之不彼信也。盖天下之不従,莫急于未信而强劫之。故夫仁以安人,而行之以义,节之以礼,而播之以乐,守之以君臣,而维之以父子兄弟,食肉而饮酒,此明于孔子者之所知也。而欲以谕其所不知之人,而曰:“孔子则然。”嗟夫,难哉!愚则不然,曰:天下之道,唯其辩之而无穷,攻之而无间;辩之而有穷,攻之而有间,则是不足以为道。果孔子而有穷也,亦将舍而他之。惟其无穷,是以知其为道而无疑。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观焉,而不牵夫仲尼、老聃之名,而后可与语此也。

  【老聃论下】

  天下之道,惟其辨之而无穷,攻之而无间。辩之而有穷,攻之而有间,则是不足以为道。昔者六国之际,处士横议,以荧惑天下。杨氏“为我”,而墨氏“兼爱”。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,举皆归于杨子;而道路之人皆可以为父兄子弟者,举皆归于墨子也。夫天下之人,不可以绝其相属之亲而合其无故之欢,此其势然矣。故老聃、庄周知夫天下之不従也,而起而承之。以为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之不足以收天下,是以不为“为我”,不为“兼爱”,而处乎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之际。此其意以为,不“兼爱”则天下讥其无亲,不“为我”则天下议其为人。故两无所适处,而泛泛焉浮游其间,而我皆无所与,以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。夫天下之人,惟是其所是,而非其所非,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。今夫老、庄无所是非,而其终归于无有,此其思之亦已详矣。杨氏之“为我”,墨氏之“兼爱”,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。故“为我”者,为“兼爱”之所诋;而“兼爱”者,为“为我”之所毁。是二者,其地皆不可居也。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,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。盖古之圣人,惟其得而居之,是以天下之大服,而其道遂传于后世。今老聃、庄周不得由其大道,而见其隙,窃入于其间,而执其机,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。且夫天下之事,安可以一说治也。彼二子者,欲一之以“兼爱”,继之以“为我”,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。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而制其当,然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亦莫弃也,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,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,故曰:“伯夷、叔齐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;而柳下惠、少连降志而辱身。言中伦,行中虑,虞仲夷逸隐居放言,身中清,废中权,我则异于是,无可无不可。”夫无可无不可,此老聃、庄周之所以为辩也,而仲尼亦云。则夫老聃、庄周,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。盖尝闻之,圣人之道,处于可、不可之际,而遂従而实之,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。老聃、庄周従而虚之,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。今将以求夫仲尼、老聃之是非者,惟能知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。盖天下固有物也,有物而物相遭,则固亦有事矣。是故圣人従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,以治其有实之事,则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?而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,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!夫老聃、庄周则亦常自知其穷矣,夫其穷者何也?不若従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。故曰:“常无欲以观其妙。”而又曰:“常有欲以观其徼。”既曰:“无之以为用。”而又曰:“有之以为利。”而至于佛者,则亦曰:“断灭。”而又曰:“无断无灭。”夫既曰无矣,而又恐无之反以为穷。既曰:“断灭”矣,而又恐断灭之适以为累。则夫其情可以见矣。仲尼有言曰:“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;小人之中庸也,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夫老聃、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