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后汉纪校注》 前言

作者:袁宏撰(晋) 周天游校注
  一、袁宏字彦伯,东晋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人。晋成帝咸和三年(公元三二八年)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。他的七世祖袁滂曾任东汉灵帝时的司徒,六世祖袁涣任过曹魏的郎中令,其后「袁氏子孙世有名位」。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时候,其父临汝令袁勖去世,家道因之中衰,他不得不以运\租自业。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,袁宏以他的咏史诗受到谢尚的赏识,故于谢尚任安西將军、豫州刺史时,特聘其参议军事,从此踏上仕途。以后迁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,因桓温重其文笔快捷典雅,遂专综书记。但是袁宏不满意桓温的专横跋扈和图谋\篡逆,因而于著文或谈论中,多次冒犯桓温,故「荣任不至」。直到桓温死后,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太守。不久,即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(公元三一六年)病死在任所,时年四十九岁。

  袁宏一生写下诗赋誄表等计三百余篇,其中膾炙人口的则有东征赋、北征赋和三国名臣序赞。当时,王珣尝发出「当今文章之美,故当共推此生」的感慨。所以袁宏是以「一时文宗」而著称於世的。唐代撰修晋书时,仍將他列入文苑传。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现在文学方面,而是反映在他的史著中。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外,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。

  后汉纪仿荀悦汉纪而写,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断代史。其书共三十卷,约二十一万多字。所载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,迄於曹丕代汉,刘备称帝,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。后汉纪的成书要早于范曄后汉书五十余年,是现存有关东汉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。正如当年袁宏往往被人视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学家一样,后汉纪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,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。  二、魏晋时期,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。在战乱频仍、政局变幻莫测的形势下,有的人为了给统治者提供歷史的镜鑑,探求削平乱世的灵丹妙药;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际,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邀宠信;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后,退而著述以寄托情怀,因而涌现出大量的史书。这些著史者大多出身于魏晋名门,为了昭明世系,炫耀门庭,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际,又多以东汉史作为其毕生努力之目標。在袁宏著作后汉纪的前后,有关东汉史的有影向的著作,就有谢承的后汉书、薛莹的后汉记、司马彪的续汉书、华嶠的汉后书、谢沈的后汉书、张莹的后汉南记、袁山松的后汉书(以上纪传体)和张璠的后汉纪(编年体)。这些著作主要都取材于东汉时断断续续修撰而成的东观汉记,但在取材的精疏、史识的高下、文笔的优劣、体例的纯驳、篇幅的繁简各个方面,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。袁宏不满意他所见到的诸种后汉书,于是发愤披阅资料,重加釐订,歷时八年之久,终于撰成了后汉纪。其取材不可谓不富,撰述不可谓不勤,与主要是刪削汉书而成汉纪的荀悦相比较,他所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,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,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显得宝贵。

  在魏晋时撰成的东汉史著中,后汉纪硕果仅存,绝非偶然。

  首先,袁宏几乎蒐集了当时有关东汉史的所有材料,在吸取诸书精华的基础上,刪繁补缺,纠谬释疑,反復修改,不惮其烦,故能取得「比诸家号为精密」的评价。即使在后汉纪初稿流传后,袁宏发现张璠纪所言汉末之事,颇有可採,就又及时补充进来,使后汉纪关於汉末的记载,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诸家后汉书,而且连晚出的范曄后汉书也不如其翔实。  其次,袁宏採用左传的史法,以汉纪作范本,完成了又一部便于观览而又详略有体的编年体断代史,在当时纪传体如林的史界中,別开一番洞天,因而也就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。

  然而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:「宏所採亦云博矣,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,然则诸书精实之语,范氏摭拾已尽。」这就是说,范书是诸家后汉书的总结性之作,要想弄清东汉歷史,只要有范书就足够了,而包括袁宏后汉纪在內的其他诸家后汉书,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这一观点確实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

  范书博大精深,许多成就確非袁宏后汉纪所能企及。但是袁纪一则早成于范书五十多年,不少方面更接近於原始材料,因而史料价值不仅不低於范书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於范书。二则袁纪的精实之语,也并非全被范书所吸取,「其中多有范氏所刪取而不尽录者」,往往可以订正范书的谬误和补充范书的不足。

  如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、尚敏陈广学校疏、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、朱宠与郑凯论潁川士人,以及明、章二帝的某些詔文,均不见於范书。其他与范书各有详略的情况则更多。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记中有一段范书即失载,其文曰:「河內一郡,尝调縑素綺縠纔八万余匹,今乃十五万匹。官无见钱,皆出于民。民多流亡,皆虚张户口,户口既少,而无貲者多,当復割剥,公赋重敛。」对了解东汉中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及其恶果很有帮助。

  再如马续补撰班固汉书七表及天文志之事,有关佛与佛学思想在汉时传播的情况,有关朱宠生平和邓禹子邓股的事跡,均赖袁纪而得以保存下来。  此外,袁纪(一)可以订正范书的时间之误,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阳的月份、建寧元年九月朱瑀盗发竇武奏疏的日子,通鑑都舍范书而从袁纪。(二)可以订正范书地名之误,如和帝系葬于顺陵而非慎陵,刘攽即据袁纪以纠正范书及李贤注的错误。(三)可以订正范书謚号之误,如舂陵考侯当是孝侯之误。(四)可以订正范书姓名之误,如寒朗当作寋朗。(五)可以订正范书职称之误,如乐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。(六)可以订正范书史实之误,如田况非败於赤眉,而是赤眉战败,不得不转入青州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  正如王銓所说的那样,「读荀袁之纪,如未尝有班范之书;读班范之书,亦如未尝有荀袁之纪也。各以所存,自达於后也」。范袁二书各有其不可泯灭的史料价值,不可有所偏废。清惠栋后汉书补注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,就与大量利用袁纪的材料以考订范书有关。

  不仅如此,袁纪还保存了东观记天文志、五行志及西域传佚文十五条,华嶠书之论四条。既让我们能更多地窥知这些佚书的原貌,也推翻四库馆臣关於东观记天文志已全闕的旧说。

  无怪刘知几曰:「世言汉中兴史者,唯范、袁二家而已。」这一书一纪,相得益彰,以袁纪配范书,符合事实,绝非溢美之辞。

  显而易见,袁宏后汉纪这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库,是研究秦汉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。

  三、后汉纪在史学上也颇具特色,有所创新。

  首先,袁宏在荀悦「通比其事,例系年月」写作方法的基础上,进一步发展为「言行趣舍;各以类书」的撰述方法,以达到「观其名跡,想见其人」的目的。

  袁宏的「类书」,归纳起来有以下二种形式:

  其一,把某人的某一品德,因类举事,末尾概括为「某某皆此类也」的品题式结语。如写王丹,则曰「其高抗不屈皆此类也」;写朱暉,则曰「其信义慎终皆此类也」;写乐恢,则曰「其不念旧恶,耻交进趣,皆此类也」;写周举,则曰「其公亮不挠皆此类也」。  其二,把时代相近而德行类似的人放在一起写。如卷五类书严光、周党、王霸、逢萌等所谓隱士;卷十一类书江革、毛义、薛苞等所谓孝子;卷十九类书任峻、苏章、陈琦、吴祐、第五访等所谓良二千石;卷二十二类书徐稚、姜肱、袁閬、韦著、李曇等所谓五处士。

  而在卷二十二中,袁宏于敘述郭泰事跡的同时,涉及仇香、袁閎、黄宪、茅容、魏昭、孟敏、左原、黄元艾、贾子序等多人,文末概括以「其弘明善恶皆此类也」,「其善诱皆此类也」,接著又进一步类书与泰齐名的仇香、黄宪、陈寔三名士。于此袁宏合二形式为一,全文长达四千余字,所敘人物一个个活龙活现,颇有传神之笔。

  自然上述方法处理得当,可以开拓编年史体的容量,使作者认为足以为法式的言行,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,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。然而用之过度,则亦往往造成体例的不纯,连缀而出的名人小传,使编年史的特点为之减色。而袁宏喜欢品题人物,这种夸夸其谈的名士作风,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、概念化,常由此导致写作的失败。于是,「类书」的成功也就与失败相伴隨,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中。

  其次,袁纪详略有体,重点突出。他分別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敘述了东汉始建国和汉末纷乱的歷史。两个时期各有眾多的人物登场,事件也千头万绪,错杂纷紜。而袁宏宛如一个杰出的导演,把眾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条,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乱,文约而不漏,其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。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,主要通过周瑜、诸葛亮、孙权三人的慷慨陈辞,展现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,最终以「曹操与周瑜战於赤壁,操师大败」一句收尾,文字洗练,语言生动,寓大战胜负於谈笑纵论之中,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发挥。它为司马光写赤壁之战,提供了良好的先例。  这二部分是袁纪的精华所在,也是最堪补正范书不足之所在。

  再则,袁纪很注重论赞,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(包括所引华嶠论四条),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,最短的四十一字,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,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,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,为歷来史书所仅见。

  固然,袁宏之论以名教观为核心,多迂腐陈旧之说,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。刘知几批评他「务饰玄言,玉卮无当」,可谓一针见血!与荀悦尚能从经济方面探求动乱之由,还知道重民务实相比较,他的名教观可以说毫不足取。

  但是,凡事不可一概而论,撇开其名教观,其中也间有佳篇。

  如袁宏纪卷二十二论风俗变迁,上下纵贯近千年,笔势放纵,较客观地反映了从春秋至汉末之风俗变迁的概貌。被后人推崇的范曄党錮列传序,其中两汉风俗部分,实取资於袁纪。

  另外,如他肯定学术分歧,自古已然,天下之事,不必相袭,主张诸子百家,各存其说,不必强求整齐划一,并提出「道明其本,儒言其用」的观点,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。又如他指斥讖纬之虚妄,还借用贾谊之言,主张礼制非天之所设,乃人之所为,不修则坏,损益宜隨时,其强调人为的作用和顺应时代而改革的看法,无疑是可取的。同时他又主张神道设教,在非人力所能解难释疑的时候,当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应变適会。他说:「神实聪明正直,依人而行者也。」可见,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种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东西,他更强调人的作用,把神道作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,比起迷恋天人感应及图纬讖记的神学家来,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,更多一点实用主义。

  不难看出,袁宏后汉纪是一部可与荀悦汉纪相匹敌的编年体断代史代表作,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。

  四、袁宏后汉纪的流传几经波折,不绝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