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忠集》 卷一一二·奏议卷十六
作者：周必大
翰苑进札状十三首
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〈嘉祐四年三月〉
臣闻治天下者，在知用人之先后而已。用人之法，各有所宜，军旅之士先材能，朝廷之士先名节。军旅主成功，惟恐其不趋赏而争利，其先材能而后名节者，亦势使之然也。朝廷主教化，风俗之薄厚，治道之污隆，在乎用人。而教化之于下也，不能家至而谆谆谕之，故常务尊名节之士，以风动天下而耸励其偷薄。夫所谓名节之士者，知廉耻，修礼让，不利于苟得，不牵于苟随，而惟义之所处。白刃之威有所不避，折枝之易有所不为，而惟义之所守。其立于朝廷，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。其人至难得也，至可重也。故其为士者，常贵名节以自重其身，而君人者，亦常全名节以养成善士。
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，命下之日，中外喧然，以谓朝廷贪拯之材，而不为拯惜名节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，坚让以避嫌疑，而为朝廷惜事体。数日之间，遽闻拯已受命，是可惜也，亦可嗟也。拯性好刚，天姿峭直，然素少学问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。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，虽初无是心，然见得不能思义。此皆不足怪。若乃嫌疑之迹，常人皆知可避，而拯岂独不思哉？昨闻拯在台日，常自至中书，诟责宰相，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，怒宰相不早罢之。既而台中寮属相继论列，方平由此罢去，而以宋祁代之。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，自其命出，台中寮属又交章力言，而祁亦因此而罢，而拯遂代其任。此所谓蹊田夺牛，岂得无过？而整冠纳履，当避可疑者也。如拯材能资望，虽别加进用，人岂为嫌？其不可为者，惟三司使尔。非惟自涉嫌疑，其于朝廷所损不细，臣请原其本末而言之。
国家自数十年来，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。及其弊也，循默苟且，颓惰宽弛，习成风俗，不以为非，至于百职不修，纪纲废坏。时方无事，固未觉其害也。一旦黠虏犯边，兵出无功，而财用空虚，公私困弊，盗贼并起，天下骚然。陛下奋然感悟，思革其弊，进用三数大臣，锐意于更张矣。于此之时，始增置谏官之员，以宠用言事之臣，俾之举职。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，遂欲分别贤不肖，进退材不材。而久弊之俗，骤见而骇，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，或以谓好讦阴私，或以为公相倾陷，或谓沽激名誉，或谓自图进取，群言百端，几惑上听。上赖陛下至圣至明，察见诸臣本以忘身徇国，非为已利，谗间不入，遂荷保全。而中外之人，久而亦渐为信。自是以来，二十年间，台谏之选，屡得谠言之士。中间斥去奸邪，屏绝权幸，拾遗救失，不可胜数。是则纳谏之善，从古所难，自陛下临御以来，实为盛德，于朝廷补助之效，不为无功。今中外习安，上下已信，纤邪之人凡所举动，每畏言事之臣，时政无巨细，亦惟言事官是听。原其自始开发言路，至于今日之成效，岂易致哉！可不惜哉！夫言人之过似于徼讦，逐人之位似于倾陷，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，惟无所利于其间尔，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，亦以其无所利焉。今拯并逐二臣，自居其位，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，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。是则圣明用谏之功，一旦由拯而坏。夫有所不取之谓廉，有所不为之谓耻。近臣举动，人所仪法，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，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。而拯取其所不宜取，为其所不宜为，岂惟自薄其身，亦所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，倾人以觊得，相习而成风。此之为患，岂谓小哉！然拯所恃者，惟以本无心耳。夫心者，藏于中而人所不见；迹者，示于外而天下所瞻。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，而外掩天下之迹，是犹手探其物，口云不欲，虽欲自信，人谁信之？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。况如拯者，少有孝行，闻于乡里；晚有直节，著在朝廷。但其学问不深，思虑不熟，而处之乖当，其人亦可惜也。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，而处拯他职，置之京师。使拯得避嫌疑之迹，以解天下之惑，而全拯之名节，不胜幸甚。臣叨尘侍从，职号论思，昔尝亲见朝廷致谏之初甚难，今又复见陛下用谏之效已著，实不欲因拯而坏之者，为朝廷惜也。臣言狂计愚，伏俟诛戮。
乞与尹构一官状〈嘉祐四年〉
右臣等伏见故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尹洙，文学议论，为当世所称；忠义刚正，有古人之节。初蒙朝廷擢在馆阁，而能不畏权臣，力排众党，以论范仲淹事，遂坐贬黜。其后元昊僭叛，用兵一方。当国家有西顾之忧，思得材谋之臣，以济多事。而洙自初出师，至于元昊纳款，始终常在兵间，比一时之人，最为宣力。而群邪丑正，诬构百端，卒陷罪辜，流窜以死。向蒙陛下仁圣恩怜，哀其冤枉，特赐清雪，俾复官资。足以感动群心，劝励忠义。今洙孤幼并在西京，家道屡空，衣食不给。洙止一男构，年方十余岁，茕然无依，实可嗟恻。伏见将来享大礼，在近群臣皆得奏荫子孙。伏望圣慈录洙遗忠，悯洙不幸，特赐其子一官，庶沾寸禄，以免饥寒，则天地之仁，幽显蒙德。臣等忝列侍从，愧无献纳，苟有所见，不敢不言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举丁宝臣状〈嘉祐四年〉
右臣窃见太常丞、湖州监酒务丁宝臣，前任知端州日，因遭侬智高事停官，叙理监当。方智高攻劫岭南，州县例以素无备御，官吏各至奔逃。如闻当时独宝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，便行斩决，及曾斗敌。朝廷以其如此，故他人皆夺两官，独宝臣只夺一官，以此见其比众人情理之轻。臣伏见宝臣履行清纯，颇有官业。惟海贼遽至，力屈致败，出于不幸。今者伏遇享恩赦，欲望圣慈特与不候监当满任，牵复官资，就移一亲民差遣。如后犯入己赃，臣甘当同罪。谨具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乞免举台官札子〈嘉祐四年〉
臣近准敕，为见阙台官，下学士院令臣与孙等同共保举两人闻奏者。伏以学士之职，置自有唐，初以文辞供奉人主，其后渐见亲信，至于朝廷机密及大除拜，每被询访，皆与参决。当时居是职者，选择既精，信任亦重。下至五代，莫不皆然。国朝遵用唐制，尤重其任。自比年以来，选用之际，时容缪滥，职以人废，官以人轻。往时台官阙人，只命学士一员独举，今乃令三人共举。若以为俱可信，则一员足以公举。若以为俱不可信，则虽众举，亦岂为得人？若以为有可信有不可信者，则自宜舍不可信者，专委可信者。其不可信者既不称职，罢黜之可也。以臣思之，朝廷所以遽改旧制，而学士不足取信，皆由用非其人，如臣是也。今在院学士三员，孙、胡宿各曾独举台官，朝廷尝所取信，惟臣未曾举人。伏念臣材识庸暗，不能知人。使臣随众署名，则臣实为耻。欲三人所见皆一，则理必不能。欲望圣慈免臣共举，却依旧制，只命学士一员专举。况孙、胡宿，尝曾举官，可以不疑。如以臣为不可独任，乞候将来续有台官员阙，更不差臣专举。非敢避事，直以任非其材，不足取信，致烦朝廷改更旧制，以此不敢不言。今取进止。
荐布衣苏洵状〈嘉祐五年〉 右臣猥以庸虚，叨尘侍从，无所裨补，常愧心颜。窃慕古人荐贤推善之意，以谓为时得士，亦报国之一端。往时自国家下诏书戒时文，讽励学者以近古，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，通经学古、履忠守道之士，所得不可胜数。而四海之广，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，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，故朝廷亦莫得而闻，此乃如臣等辈所宜求而上达也。伏见眉州布衣苏洵，履行淳固，性识明达，亦尝一举有司，不中，遂退而力学。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，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。其所撰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二十篇，辞辩闳伟，博于古而宜于今，实有用之言，非特能文之士也。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，而守道安贫，不营仕进，苟无荐引，则遂弃于圣时。其所撰书二十篇，臣谨随状上进。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，如有可采，乞赐甄录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论许怀德状〈嘉祐五年〉 右臣今月初四日当直，准内降许怀德让恩命表一道撰批答。臣勘会昨来许怀德享加恩，自合两表陈让，只曾投进一表，批答后，更不曾进第二表。稽停至今，四十余日，制书留在阁门，既不受命，又不陈让。直至今来移镇，方于让表内因带引叙前来享加恩，乞并寝二命。盖怀德以享例加恩命为轻，所以更无表让，却于今来表内，因带叙陈。其前来恩制，久已稽留，不让不受，显是轻侮朝廷，违慢君命。阁门无所申举，台司、风宪亦无弹纠。况怀德身是将臣，职典禁卫，敢此违废国家典制，罪大不恭。其批答，臣未敢撰辞，乞下所司勘劾怀德，正以典刑，庶肃朝纲，以戒不恪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再论许怀德状〈嘉祐五年〉
臣窃以谓治天下在明号令，正朝廷在修纪纲。号令所行，纪纲所振，由人主有赏罚之柄也。若号令出而不从，纪纲弛而不整，又不以赏罚临之，而欲正朝廷治天下，臣不知其可也。今者陛下亲祀宗庙，不敢独受其福，推恩群臣，遍及中外，此圣德之至深厚也。而臣下辄敢有所轻重，以谓例恩泛及，视以为轻而慢之，原其情理，其可恕乎！方享始毕，恩典推行，命出之日，宰相押班，百官在列，宣扬制诰，布告天下。而将臣偃蹇，不肯受命，稽停制书四十余日，有司无所申举，恬然不以为怪。是陛下号令不能行于朝廷，而纪纲弛坏于武士。凡士之知治体者，皆为陛下惜也。臣谓方今国家全盛，天下无虞，非有强臣悍将难制之患，而握兵之帅辄敢如此不畏朝廷者，盖由从前不惜事体，因循宽弛，有以驯致也。今若又不正其罪罚，而公为纵弛，则恐朝廷失刑，自此而始；武臣骄慢，亦自此而始；号令不行于下，纪纲遂坏于上，亦自此而始。夫古人所谓见于未萌者，智之明也。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渐者，又其次也。若见其渐而兴之，浸成后患者，深可戒也。臣前日为许怀德事曾有奏论，略陈大概。盖以方今赏罚之行，只据簿书法令以从事，而罕思治体。况如怀德，在法非轻，于事体又重。故臣复罄愚瞽，伏乞圣慈裁择而行之。
论茶法奏状〈嘉祐五年〉
右臣伏见朝廷近改茶法，本欲救其弊失，而为国误计者，不能深思远虑，究其本末，惟知图利，而不图其害。方一二大臣锐于改作之时，乐其合意，仓卒轻信，遂决而行之。令下之日，犹恐天下有以为非者，遂直诋好言之士，指为立异之人，峻设刑名，禁其论议。事既施行，而人知其不便者，十盖八九。然君子知时方厌言而意殆不肯言，小人畏法惧罪而不敢言。今行之逾年，公私不便，为害既多。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，令之太峻，势既难回，不能遽改。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，但腾口于道路，而未敢显言于朝廷。幽远之民日被其患者，徒怨嗟于闾里，而无由得闻于天听。陛下聪明仁圣，开广言路，从前容纳，补益尤多。今一旦下令改事，先为峻法，禁绝人言。中外闻之，莫不嗟骇。语曰：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”今壅民之口已逾年矣，民之被害者亦已众矣，古不虚语，于今见焉。臣亦闻方改法之时，商议已定，犹选差官数人，分出诸路，访求利害。然则一二大臣不惟初无害民之意，实亦未有自信之心。但所遣之人既见朝廷必欲更改，不敢沮议，又志在希合，以求功赏。传闻所至州县，不容吏民有所陈述，直云“朝廷意在必行，但来要一审状尔”。果如所传，则误事者在此数人而已。盖初以轻信于人，施行太果，今若明见其害，救失何迟？患莫大于遂非，过莫深乎不改。
臣于茶法，本不详知，但外论既喧，闻听渐熟。古之为国者，庶人得谤于道，商旅得议于市，而士得传言于朝，正为此也。臣窃闻议者谓茶之新法既行，而民无私贩之罪，岁省刑人甚多，此一利也。然而为害者五焉。江南、荆湖、两浙数路之民，旧纳茶税，今变租钱，使民破产亡家，怨嗟愁苦，不可堪忍，或举族而逃，或自经而死。此其为害一也。自新法既用，小商所贩至少，大商绝不通行。前世为法以抑豪商，不使过侵国利与为僭侈而已，至于通流货财，虽三代至治，犹分四民，以相利养。今乃断绝商旅，此其为害二也。自新法之行，税茶路分犹有旧茶之税，而新茶之税绝少。年岁之间，旧茶税尽，新税不登，则顿亏国用。此其为害三也。往时官茶容民入杂，故茶多而贱，遍行天下。今民自买卖，须要真茶，真茶不多，其价遂贵。小商不能多贩，又不暇远行，故近茶之处，顿食贵茶，远茶之方，向去更无茶食。此其为害四也。近年河北军粮用见钱之法，民入米于州县，以钞算茶于京师。三司为于诸场务中择近上场分，特留八处，专应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钞算请。今场务尽废，然犹有旧茶可算，所以河北和籴，目下未妨。窃闻自明年以后，旧茶当尽，无可算请，则河北和籴，实要见钱。不惟客旅得钱，变转不动，兼亦自京师岁岁辇钱于河北和籴，理必不能。此其为害五也。一利不足以补五害，今虽欲减放租钱以救其弊，此得宽民之一端尔，然未尽公私之利害也。伏望圣慈特诏主议之臣，不获前失，深思今害，黜其遂非之心，无袭弭谤之迹，除去前令，许人献说，亟加详定，精求其当，庶几不失祖宗之旧制。臣冒禁有言，伏待罪责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论监牧札子〈嘉祐五年〉
臣所领群牧司，近准宣差吴中复、王安石、王陶等同共相度监牧利害事。窃以国马之制，置自祖宗。岁月既深，官司失守，积习成弊，匪止一时，前后因循，重于改作。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陈述，选差臣寮，相度更改。臣以谓监牧之设，法制具存，条目既繁，弊病亦众。若只坐案文籍，就加增损，恐不足以深革弊源。如欲大为更张，创立制度，则凡于利害，难以遥度，必须目见心晓，熟于其事，然后可以审详裁制，果决不疑。盖谋于始也不精，则行于后也难久。况此是臣本职，岂敢辞劳！欲乞权暂差臣，仍于吴中复等三人内更差一人，与臣同诣左右厢监牧地头，躬亲按视。至于土地广狭，水草善恶，岁时孳牧，吏卒勤惰，以至牝牡种类，各随所宜，棚井温凉，亦有便否，向何以致马之耗减，今何以得马之蕃滋。既详究其根源，兼旁采于众议。如此，不三数月间可以周遍。然后更将前后臣寮起请，与众官参详审处。与其坐而遥度，仓卒改更，其为得失，不可同日而论也。臣又窃思今之马政，皆因唐制。而今马多少与唐不同者，其利病甚多，不可悉举。至于唐世牧地，皆与马性相宜，西起陇右金城、平凉、天水，外暨河曲之野，内则岐、豳、泾、宁，东接银、夏，又东至于楼烦，皆唐养马之地也。以今考之，或陷没夷狄，或已为民田，皆不可复得。惟闻今河东岚、石之间，山荒甚多，及汾河之侧，草地亦广，其间草软水甘，最宜牧养。往时河东军马，常在此处牧放，今马数全少，闲地极多。此乃唐楼烦监地也，可以兴置一监。臣以谓推迹而求之，则楼烦、天池、元池三监之地，尚冀可得。又臣往年因奉使河东，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，见其不耕之地甚多。而河东一路，山川深峻，水草甚佳，其地高寒，必宜马性。及京西唐、汝之间，久荒之地，其数甚广。欲乞更下河东、京西转运司，差官就近于辖下访求草地，有可以兴置监牧处。如稍见次第，即乞朝廷差官与群牧司官员，同共往彼踏行擘画。若可以兴置新监，则河北诸监内有地不宜马处，却可议行废罢。惟估马一司，利害最为易见。若国家广捐金帛，则券马利厚，来者必多，于其多中，时得好马。若有司惜费，则蕃部利薄，马来渐少，兼亦好马不来。然而招诱之方，事非一体，亦须知其委曲。欲乞特差群牧司或礼宾院官一员，直至秦州以来体问蕃部券马利害。凡此三者，虽暂差官。比及吴中复等检阅本司文字，讲求商议，未就之间，已各来复。可以参酌相度，庶不仓卒，轻为改更。如允臣所请，乞赐施行。今取进止。
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〈嘉祐五年〉
右臣猥以庸虚，过蒙奖任。窃惟古人报国之效，无先荐贤。虽知人之难，愧于不广，而高材实行，亦莫多得。苟有所见，其敢默然？臣窃见秘书省校书郎章望之，学问通博，文辞敏丽，不急仕进，行义自修。东南士子，以为师范。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，自为进士，已有时名，其所为文章，流布远迩，志节高爽，自守不回。前亳州卫真县主簿王回，学行纯固，论议精明，尤通史传姓氏之书，可备雇问。此三人者，皆一时之秀，宜被朝廷乐育之仁。而或废处江湖，或沉沦州县，不获闻达，议者惜之。其章望之、曾巩、王回，臣今保举，堪充馆阁职任。欲望圣慈，特赐甄擢。如后不如举状，臣甘当同罪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举苏轼应制科状〈嘉祐五年〉
右臣伏以国家开设科目，以待隽贤，又诏两省之臣，举其所知，各以闻达。所以广得人之路，副仄席之求。臣虽庸暗，其敢不勉？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，学问通博，资识明敏，文采烂然，论议蜂出。其行业修饬，名声甚远。臣今保举，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。欲望圣慈召付有司，试其所对。如有缪举，臣甘伏朝典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免进五代史状〈嘉祐五年〉
右臣准中书札子，为知制诰范镇等奏，乞取臣五代史草付《唐书》局缮写上进事。伏念臣本以孤拙，初无他能，少急养亲，遂学干禄，勉作举业，以应所司。自忝窃于科名，不忍忘其素习，时有妄作，皆应用文字。至于笔削旧史，褒贬前世，著为成法，臣岂敢当？往者曾任夷陵县令及知滁州，以负罪谪官，闲僻无事，因将《五代史》试加补缉，而外方难得文字检阅，所以铨次未成。昨自还朝，便蒙差在《唐书》局，因之无暇更及私书，是致全然未成次第。欲候得外侄差遣，庶因公事之暇，渐次整缉成书，仍复精加考定，方敢投进。冀于文治之朝，不为多士所诮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 臣伏见国家近年以来，更定贡举之科，以为取士之法，建立学校，而勤养士之方。然士子文章未纯，节行未笃，不称朝廷励贤兴善之意，所以化民成俗之风。臣愚以谓士之所本，在乎六经。而自暴秦焚书，圣道中绝。汉兴，收拾亡逸，所存无几，或残编断简出于屋壁，而余龄昏毛得其口传。去圣既远，莫可考证，偏学异说，因自名家，然而授受相传，尚有师法。暨晋、宋而下，师道渐亡，章句之篇，家藏私畜，其后各为笺传，附著经文。其说存亡，以时好恶，学者茫昧，莫知所归。至唐太宗时，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，号为正义，凡数百篇。自尔以来，著为定论，凡不本正义者谓之异端，则学者之宗师，百世之取信也。然其所载既博，所择不精，多引谶纬之书，以相杂乱，怪奇诡僻，所谓非圣之书，异乎正义之名也。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，悉取九经之疏，删去谶纬之文，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，然后经义纯一，无所驳杂。其用功至少，其为益则多。臣愚以谓欲使士子学古励行而不本六经，欲学六经而不去其诡异驳杂，欲望功化之成，不可得也。伏望圣慈下臣之言，付外详议。今取进止。
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〈嘉祐四年三月〉
臣闻治天下者，在知用人之先后而已。用人之法，各有所宜，军旅之士先材能，朝廷之士先名节。军旅主成功，惟恐其不趋赏而争利，其先材能而后名节者，亦势使之然也。朝廷主教化，风俗之薄厚，治道之污隆，在乎用人。而教化之于下也，不能家至而谆谆谕之，故常务尊名节之士，以风动天下而耸励其偷薄。夫所谓名节之士者，知廉耻，修礼让，不利于苟得，不牵于苟随，而惟义之所处。白刃之威有所不避，折枝之易有所不为，而惟义之所守。其立于朝廷，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。其人至难得也，至可重也。故其为士者，常贵名节以自重其身，而君人者，亦常全名节以养成善士。
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，命下之日，中外喧然，以谓朝廷贪拯之材，而不为拯惜名节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，坚让以避嫌疑，而为朝廷惜事体。数日之间，遽闻拯已受命，是可惜也，亦可嗟也。拯性好刚，天姿峭直，然素少学问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。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，虽初无是心，然见得不能思义。此皆不足怪。若乃嫌疑之迹，常人皆知可避，而拯岂独不思哉？昨闻拯在台日，常自至中书，诟责宰相，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，怒宰相不早罢之。既而台中寮属相继论列，方平由此罢去，而以宋祁代之。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，自其命出，台中寮属又交章力言，而祁亦因此而罢，而拯遂代其任。此所谓蹊田夺牛，岂得无过？而整冠纳履，当避可疑者也。如拯材能资望，虽别加进用，人岂为嫌？其不可为者，惟三司使尔。非惟自涉嫌疑，其于朝廷所损不细，臣请原其本末而言之。
国家自数十年来，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。及其弊也，循默苟且，颓惰宽弛，习成风俗，不以为非，至于百职不修，纪纲废坏。时方无事，固未觉其害也。一旦黠虏犯边，兵出无功，而财用空虚，公私困弊，盗贼并起，天下骚然。陛下奋然感悟，思革其弊，进用三数大臣，锐意于更张矣。于此之时，始增置谏官之员，以宠用言事之臣，俾之举职。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，遂欲分别贤不肖，进退材不材。而久弊之俗，骤见而骇，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，或以谓好讦阴私，或以为公相倾陷，或谓沽激名誉，或谓自图进取，群言百端，几惑上听。上赖陛下至圣至明，察见诸臣本以忘身徇国，非为已利，谗间不入，遂荷保全。而中外之人，久而亦渐为信。自是以来，二十年间，台谏之选，屡得谠言之士。中间斥去奸邪，屏绝权幸，拾遗救失，不可胜数。是则纳谏之善，从古所难，自陛下临御以来，实为盛德，于朝廷补助之效，不为无功。今中外习安，上下已信，纤邪之人凡所举动，每畏言事之臣，时政无巨细，亦惟言事官是听。原其自始开发言路，至于今日之成效，岂易致哉！可不惜哉！夫言人之过似于徼讦，逐人之位似于倾陷，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，惟无所利于其间尔，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，亦以其无所利焉。今拯并逐二臣，自居其位，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，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。是则圣明用谏之功，一旦由拯而坏。夫有所不取之谓廉，有所不为之谓耻。近臣举动，人所仪法，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，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。而拯取其所不宜取，为其所不宜为，岂惟自薄其身，亦所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，倾人以觊得，相习而成风。此之为患，岂谓小哉！然拯所恃者，惟以本无心耳。夫心者，藏于中而人所不见；迹者，示于外而天下所瞻。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，而外掩天下之迹，是犹手探其物，口云不欲，虽欲自信，人谁信之？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。况如拯者，少有孝行，闻于乡里；晚有直节，著在朝廷。但其学问不深，思虑不熟，而处之乖当，其人亦可惜也。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，而处拯他职，置之京师。使拯得避嫌疑之迹，以解天下之惑，而全拯之名节，不胜幸甚。臣叨尘侍从，职号论思，昔尝亲见朝廷致谏之初甚难，今又复见陛下用谏之效已著，实不欲因拯而坏之者，为朝廷惜也。臣言狂计愚，伏俟诛戮。
乞与尹构一官状〈嘉祐四年〉
右臣等伏见故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尹洙，文学议论，为当世所称；忠义刚正，有古人之节。初蒙朝廷擢在馆阁，而能不畏权臣，力排众党，以论范仲淹事，遂坐贬黜。其后元昊僭叛，用兵一方。当国家有西顾之忧，思得材谋之臣，以济多事。而洙自初出师，至于元昊纳款，始终常在兵间，比一时之人，最为宣力。而群邪丑正，诬构百端，卒陷罪辜，流窜以死。向蒙陛下仁圣恩怜，哀其冤枉，特赐清雪，俾复官资。足以感动群心，劝励忠义。今洙孤幼并在西京，家道屡空，衣食不给。洙止一男构，年方十余岁，茕然无依，实可嗟恻。伏见将来享大礼，在近群臣皆得奏荫子孙。伏望圣慈录洙遗忠，悯洙不幸，特赐其子一官，庶沾寸禄，以免饥寒，则天地之仁，幽显蒙德。臣等忝列侍从，愧无献纳，苟有所见，不敢不言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举丁宝臣状〈嘉祐四年〉
右臣窃见太常丞、湖州监酒务丁宝臣，前任知端州日，因遭侬智高事停官，叙理监当。方智高攻劫岭南，州县例以素无备御，官吏各至奔逃。如闻当时独宝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，便行斩决，及曾斗敌。朝廷以其如此，故他人皆夺两官，独宝臣只夺一官，以此见其比众人情理之轻。臣伏见宝臣履行清纯，颇有官业。惟海贼遽至，力屈致败，出于不幸。今者伏遇享恩赦，欲望圣慈特与不候监当满任，牵复官资，就移一亲民差遣。如后犯入己赃，臣甘当同罪。谨具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乞免举台官札子〈嘉祐四年〉
臣近准敕，为见阙台官，下学士院令臣与孙等同共保举两人闻奏者。伏以学士之职，置自有唐，初以文辞供奉人主，其后渐见亲信，至于朝廷机密及大除拜，每被询访，皆与参决。当时居是职者，选择既精，信任亦重。下至五代，莫不皆然。国朝遵用唐制，尤重其任。自比年以来，选用之际，时容缪滥，职以人废，官以人轻。往时台官阙人，只命学士一员独举，今乃令三人共举。若以为俱可信，则一员足以公举。若以为俱不可信，则虽众举，亦岂为得人？若以为有可信有不可信者，则自宜舍不可信者，专委可信者。其不可信者既不称职，罢黜之可也。以臣思之，朝廷所以遽改旧制，而学士不足取信，皆由用非其人，如臣是也。今在院学士三员，孙、胡宿各曾独举台官，朝廷尝所取信，惟臣未曾举人。伏念臣材识庸暗，不能知人。使臣随众署名，则臣实为耻。欲三人所见皆一，则理必不能。欲望圣慈免臣共举，却依旧制，只命学士一员专举。况孙、胡宿，尝曾举官，可以不疑。如以臣为不可独任，乞候将来续有台官员阙，更不差臣专举。非敢避事，直以任非其材，不足取信，致烦朝廷改更旧制，以此不敢不言。今取进止。
荐布衣苏洵状〈嘉祐五年〉 右臣猥以庸虚，叨尘侍从，无所裨补，常愧心颜。窃慕古人荐贤推善之意，以谓为时得士，亦报国之一端。往时自国家下诏书戒时文，讽励学者以近古，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，通经学古、履忠守道之士，所得不可胜数。而四海之广，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，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，故朝廷亦莫得而闻，此乃如臣等辈所宜求而上达也。伏见眉州布衣苏洵，履行淳固，性识明达，亦尝一举有司，不中，遂退而力学。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，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。其所撰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二十篇，辞辩闳伟，博于古而宜于今，实有用之言，非特能文之士也。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，而守道安贫，不营仕进，苟无荐引，则遂弃于圣时。其所撰书二十篇，臣谨随状上进。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，如有可采，乞赐甄录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论许怀德状〈嘉祐五年〉 右臣今月初四日当直，准内降许怀德让恩命表一道撰批答。臣勘会昨来许怀德享加恩，自合两表陈让，只曾投进一表，批答后，更不曾进第二表。稽停至今，四十余日，制书留在阁门，既不受命，又不陈让。直至今来移镇，方于让表内因带引叙前来享加恩，乞并寝二命。盖怀德以享例加恩命为轻，所以更无表让，却于今来表内，因带叙陈。其前来恩制，久已稽留，不让不受，显是轻侮朝廷，违慢君命。阁门无所申举，台司、风宪亦无弹纠。况怀德身是将臣，职典禁卫，敢此违废国家典制，罪大不恭。其批答，臣未敢撰辞，乞下所司勘劾怀德，正以典刑，庶肃朝纲，以戒不恪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再论许怀德状〈嘉祐五年〉
臣窃以谓治天下在明号令，正朝廷在修纪纲。号令所行，纪纲所振，由人主有赏罚之柄也。若号令出而不从，纪纲弛而不整，又不以赏罚临之，而欲正朝廷治天下，臣不知其可也。今者陛下亲祀宗庙，不敢独受其福，推恩群臣，遍及中外，此圣德之至深厚也。而臣下辄敢有所轻重，以谓例恩泛及，视以为轻而慢之，原其情理，其可恕乎！方享始毕，恩典推行，命出之日，宰相押班，百官在列，宣扬制诰，布告天下。而将臣偃蹇，不肯受命，稽停制书四十余日，有司无所申举，恬然不以为怪。是陛下号令不能行于朝廷，而纪纲弛坏于武士。凡士之知治体者，皆为陛下惜也。臣谓方今国家全盛，天下无虞，非有强臣悍将难制之患，而握兵之帅辄敢如此不畏朝廷者，盖由从前不惜事体，因循宽弛，有以驯致也。今若又不正其罪罚，而公为纵弛，则恐朝廷失刑，自此而始；武臣骄慢，亦自此而始；号令不行于下，纪纲遂坏于上，亦自此而始。夫古人所谓见于未萌者，智之明也。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渐者，又其次也。若见其渐而兴之，浸成后患者，深可戒也。臣前日为许怀德事曾有奏论，略陈大概。盖以方今赏罚之行，只据簿书法令以从事，而罕思治体。况如怀德，在法非轻，于事体又重。故臣复罄愚瞽，伏乞圣慈裁择而行之。
论茶法奏状〈嘉祐五年〉
右臣伏见朝廷近改茶法，本欲救其弊失，而为国误计者，不能深思远虑，究其本末，惟知图利，而不图其害。方一二大臣锐于改作之时，乐其合意，仓卒轻信，遂决而行之。令下之日，犹恐天下有以为非者，遂直诋好言之士，指为立异之人，峻设刑名，禁其论议。事既施行，而人知其不便者，十盖八九。然君子知时方厌言而意殆不肯言，小人畏法惧罪而不敢言。今行之逾年，公私不便，为害既多。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，令之太峻，势既难回，不能遽改。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，但腾口于道路，而未敢显言于朝廷。幽远之民日被其患者，徒怨嗟于闾里，而无由得闻于天听。陛下聪明仁圣，开广言路，从前容纳，补益尤多。今一旦下令改事，先为峻法，禁绝人言。中外闻之，莫不嗟骇。语曰：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”今壅民之口已逾年矣，民之被害者亦已众矣，古不虚语，于今见焉。臣亦闻方改法之时，商议已定，犹选差官数人，分出诸路，访求利害。然则一二大臣不惟初无害民之意，实亦未有自信之心。但所遣之人既见朝廷必欲更改，不敢沮议，又志在希合，以求功赏。传闻所至州县，不容吏民有所陈述，直云“朝廷意在必行，但来要一审状尔”。果如所传，则误事者在此数人而已。盖初以轻信于人，施行太果，今若明见其害，救失何迟？患莫大于遂非，过莫深乎不改。
臣于茶法，本不详知，但外论既喧，闻听渐熟。古之为国者，庶人得谤于道，商旅得议于市，而士得传言于朝，正为此也。臣窃闻议者谓茶之新法既行，而民无私贩之罪，岁省刑人甚多，此一利也。然而为害者五焉。江南、荆湖、两浙数路之民，旧纳茶税，今变租钱，使民破产亡家，怨嗟愁苦，不可堪忍，或举族而逃，或自经而死。此其为害一也。自新法既用，小商所贩至少，大商绝不通行。前世为法以抑豪商，不使过侵国利与为僭侈而已，至于通流货财，虽三代至治，犹分四民，以相利养。今乃断绝商旅，此其为害二也。自新法之行，税茶路分犹有旧茶之税，而新茶之税绝少。年岁之间，旧茶税尽，新税不登，则顿亏国用。此其为害三也。往时官茶容民入杂，故茶多而贱，遍行天下。今民自买卖，须要真茶，真茶不多，其价遂贵。小商不能多贩，又不暇远行，故近茶之处，顿食贵茶，远茶之方，向去更无茶食。此其为害四也。近年河北军粮用见钱之法，民入米于州县，以钞算茶于京师。三司为于诸场务中择近上场分，特留八处，专应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钞算请。今场务尽废，然犹有旧茶可算，所以河北和籴，目下未妨。窃闻自明年以后，旧茶当尽，无可算请，则河北和籴，实要见钱。不惟客旅得钱，变转不动，兼亦自京师岁岁辇钱于河北和籴，理必不能。此其为害五也。一利不足以补五害，今虽欲减放租钱以救其弊，此得宽民之一端尔，然未尽公私之利害也。伏望圣慈特诏主议之臣，不获前失，深思今害，黜其遂非之心，无袭弭谤之迹，除去前令，许人献说，亟加详定，精求其当，庶几不失祖宗之旧制。臣冒禁有言，伏待罪责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论监牧札子〈嘉祐五年〉
臣所领群牧司，近准宣差吴中复、王安石、王陶等同共相度监牧利害事。窃以国马之制，置自祖宗。岁月既深，官司失守，积习成弊，匪止一时，前后因循，重于改作。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陈述，选差臣寮，相度更改。臣以谓监牧之设，法制具存，条目既繁，弊病亦众。若只坐案文籍，就加增损，恐不足以深革弊源。如欲大为更张，创立制度，则凡于利害，难以遥度，必须目见心晓，熟于其事，然后可以审详裁制，果决不疑。盖谋于始也不精，则行于后也难久。况此是臣本职，岂敢辞劳！欲乞权暂差臣，仍于吴中复等三人内更差一人，与臣同诣左右厢监牧地头，躬亲按视。至于土地广狭，水草善恶，岁时孳牧，吏卒勤惰，以至牝牡种类，各随所宜，棚井温凉，亦有便否，向何以致马之耗减，今何以得马之蕃滋。既详究其根源，兼旁采于众议。如此，不三数月间可以周遍。然后更将前后臣寮起请，与众官参详审处。与其坐而遥度，仓卒改更，其为得失，不可同日而论也。臣又窃思今之马政，皆因唐制。而今马多少与唐不同者，其利病甚多，不可悉举。至于唐世牧地，皆与马性相宜，西起陇右金城、平凉、天水，外暨河曲之野，内则岐、豳、泾、宁，东接银、夏，又东至于楼烦，皆唐养马之地也。以今考之，或陷没夷狄，或已为民田，皆不可复得。惟闻今河东岚、石之间，山荒甚多，及汾河之侧，草地亦广，其间草软水甘，最宜牧养。往时河东军马，常在此处牧放，今马数全少，闲地极多。此乃唐楼烦监地也，可以兴置一监。臣以谓推迹而求之，则楼烦、天池、元池三监之地，尚冀可得。又臣往年因奉使河东，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，见其不耕之地甚多。而河东一路，山川深峻，水草甚佳，其地高寒，必宜马性。及京西唐、汝之间，久荒之地，其数甚广。欲乞更下河东、京西转运司，差官就近于辖下访求草地，有可以兴置监牧处。如稍见次第，即乞朝廷差官与群牧司官员，同共往彼踏行擘画。若可以兴置新监，则河北诸监内有地不宜马处，却可议行废罢。惟估马一司，利害最为易见。若国家广捐金帛，则券马利厚，来者必多，于其多中，时得好马。若有司惜费，则蕃部利薄，马来渐少，兼亦好马不来。然而招诱之方，事非一体，亦须知其委曲。欲乞特差群牧司或礼宾院官一员，直至秦州以来体问蕃部券马利害。凡此三者，虽暂差官。比及吴中复等检阅本司文字，讲求商议，未就之间，已各来复。可以参酌相度，庶不仓卒，轻为改更。如允臣所请，乞赐施行。今取进止。
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〈嘉祐五年〉
右臣猥以庸虚，过蒙奖任。窃惟古人报国之效，无先荐贤。虽知人之难，愧于不广，而高材实行，亦莫多得。苟有所见，其敢默然？臣窃见秘书省校书郎章望之，学问通博，文辞敏丽，不急仕进，行义自修。东南士子，以为师范。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，自为进士，已有时名，其所为文章，流布远迩，志节高爽，自守不回。前亳州卫真县主簿王回，学行纯固，论议精明，尤通史传姓氏之书，可备雇问。此三人者，皆一时之秀，宜被朝廷乐育之仁。而或废处江湖，或沉沦州县，不获闻达，议者惜之。其章望之、曾巩、王回，臣今保举，堪充馆阁职任。欲望圣慈，特赐甄擢。如后不如举状，臣甘当同罪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举苏轼应制科状〈嘉祐五年〉
右臣伏以国家开设科目，以待隽贤，又诏两省之臣，举其所知，各以闻达。所以广得人之路，副仄席之求。臣虽庸暗，其敢不勉？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，学问通博，资识明敏，文采烂然，论议蜂出。其行业修饬，名声甚远。臣今保举，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。欲望圣慈召付有司，试其所对。如有缪举，臣甘伏朝典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免进五代史状〈嘉祐五年〉
右臣准中书札子，为知制诰范镇等奏，乞取臣五代史草付《唐书》局缮写上进事。伏念臣本以孤拙，初无他能，少急养亲，遂学干禄，勉作举业，以应所司。自忝窃于科名，不忍忘其素习，时有妄作，皆应用文字。至于笔削旧史，褒贬前世，著为成法，臣岂敢当？往者曾任夷陵县令及知滁州，以负罪谪官，闲僻无事，因将《五代史》试加补缉，而外方难得文字检阅，所以铨次未成。昨自还朝，便蒙差在《唐书》局，因之无暇更及私书，是致全然未成次第。欲候得外侄差遣，庶因公事之暇，渐次整缉成书，仍复精加考定，方敢投进。冀于文治之朝，不为多士所诮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 臣伏见国家近年以来，更定贡举之科，以为取士之法，建立学校，而勤养士之方。然士子文章未纯，节行未笃，不称朝廷励贤兴善之意，所以化民成俗之风。臣愚以谓士之所本，在乎六经。而自暴秦焚书，圣道中绝。汉兴，收拾亡逸，所存无几，或残编断简出于屋壁，而余龄昏毛得其口传。去圣既远，莫可考证，偏学异说，因自名家，然而授受相传，尚有师法。暨晋、宋而下，师道渐亡，章句之篇，家藏私畜，其后各为笺传，附著经文。其说存亡，以时好恶，学者茫昧，莫知所归。至唐太宗时，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，号为正义，凡数百篇。自尔以来，著为定论，凡不本正义者谓之异端，则学者之宗师，百世之取信也。然其所载既博，所择不精，多引谶纬之书，以相杂乱，怪奇诡僻，所谓非圣之书，异乎正义之名也。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，悉取九经之疏，删去谶纬之文，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，然后经义纯一，无所驳杂。其用功至少，其为益则多。臣愚以谓欲使士子学古励行而不本六经，欲学六经而不去其诡异驳杂，欲望功化之成，不可得也。伏望圣慈下臣之言，付外详议。今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