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忠集》 卷一二三·濮议卷四
作者：周必大
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〈是岁十月撰，不曾进呈。〉
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，两制、礼官请称皇伯。中书之议以谓事体至大，理宜慎重，必合典故，方可施行，而皇伯之称，考于经史皆无所据。方欲下三省百官，博访群议，以求其当。陛下屈意，手诏中罢，而众论纷然，至今不已。臣以谓众论虽多，其说不过有三：其一曰宜称皇伯者，是无稽之臆说也；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，是厚诬天人之言也；其三曰不当用汉宣、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，是不原本末之论也。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。
谨按《仪礼。丧服记》曰：“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。”报者，齐衰期也。谓之降服，以明服可降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。又按开元、开宝《礼》、国朝《五服年月》、《丧服令》皆云：“为人后者，为其所生父齐衰，不杖期。”盖以恩莫重于所生，故父母之名不可改；义莫重于所继，故宁抑而降其服。此圣人所制之礼，著之六经，以为万世法者，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。若所谓称皇伯者，考于六经无之，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，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，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，可谓无稽之臆说矣。夫《仪礼》者圣人六经之文，《开元礼》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，《开宝通礼》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，《五服年月》及《丧服令》亦皆祖宗累朝所定、方今天下共行之制。今议者皆弃而不用，直欲自用无稽之臆说，此所以不可施行也。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。臣伏以上天降灾，皆主人事。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，多求阙政而修之，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，庶几以塞天谴。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，则天谴为形于上。今者濮王之议，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，用其无稽之臆说，欲定皇伯之称，中书疑其未可施行，乃考古今典礼，虽有明据，亦未敢自信而自专，方更求下外廷博议，而陛下遽诏中罢，欲使有司徐求典礼。是则臣下慎重如此，人君谦畏如此，君臣不敢轻议妄举，而天遽谴怒杀人害物，此臣所谓厚诬天也。议犹未决，仍罢不议，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，厚诬人也。其三引汉宣、哀之事者。臣谨按《汉书》宣帝父曰悼皇考，初称亲，谥曰悼，置奉邑、寝园而已。其后改亲称皇考，而立庙京师。皇考者，亲之异名尔，皆子称其父之名也，汉儒初不以为非也。自元帝以后，贡禹、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，数十年间，毁立不一。至哀帝时，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，云：“亲谥曰悼，裁置奉邑，皆应经义。”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。所谓应经义者，即《仪礼》云“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”是也。惟其立庙京师，乱汉祖宗昭穆，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，宜毁也。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，立庙本国，师丹亦无所议。至其后立庙京师，欲去定陶，不系以国，有进干汉统之渐，丹遂大非之。故丹议云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议，不得复改，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。然则称亲、置园，皆汉儒所许，以为应经义者，惟去其国号、立庙京师则不可尔。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何事，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，此臣故谓不原本末也。
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，而礼经有不改父名之义，方议名号犹未定，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。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、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，以为干乱大统，何其过论也！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，以乱祖宗昭穆，此诚可非之事。若果为此议，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，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。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，而中书亦初无此议，而言事者不原本末，过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，而外廷之臣又不审知朝廷本议如何，但见言事者云云，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，信为然矣。是以众口一辞，纷然不止，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无稽之说，牵引天灾，恐迫人主，而中书守经执礼之议，反指以为奸邪之言。朝廷以言事之臣礼当优容，不欲与之争辨，而外廷群论又不可家至而户晓，是非之礼不辨，上下之情不通，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。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，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，非曲为之意也。盖自有天地以来，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，既有父而生，则不可讳其所生矣。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，是礼之所许也，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？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，立人之子以为后，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，盖不欺天、不诬人也。故为人后者，承其宗之重，任其子之事，而不得复归于本宗，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。至于丧服，降而抑之，一切可以义断。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，理不可易也，易之则欺天而诬人矣。子为父母服，谓之正服。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，谓之降服，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，谓之义服。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，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，反为小功；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，反为义服；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，于礼虽降，犹为大功。是《礼》之齐衰期，今反为小功；《礼》之正服，今反为义服。上于濮王父也，反服小功；于宗懿等兄弟也，反服大功。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父、叔父者，称之则礼制乖违，人伦错乱如此也。
伏惟陛下聪明睿圣，理无不烛，今众人之议如彼，中书之议如此。必将从众乎，则众议不见其可；欲违众乎，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。臣愿陛下霈然下诏，明告中外，以皇伯无稽，决不可称，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。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，皆非朝廷本议，庶几群疑可释。若知如此而犹以谓必称皇伯，则虽孔、孟复生，不能复为之辨矣。
为后或问上
或问：“为人后者，不绝其所生之亲，可乎？”曰：“可矣。古之人不绝也而降之。”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于经见之。”“何谓降而不绝？”曰：“降者所以不绝也，若绝则不待降也。所谓降而不绝者，礼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为期，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今之议者以谓为人后者，必使视其所生若未尝生己者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。若于所后父为兄，则以为伯父；为弟，则以为叔父。如此，则如之何？”余曰：“吾不知其何所稽也。苟如其说，没其父母之名，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，则宗后世数，各随其远近轻重，自有服矣，圣人何必特为制降服乎？此余所谓若绝则不待降者也。稽之圣人则不然。昔者圣人之制礼也，为人后者，于其父母不以所后之父尊卑疏戚为别也，直自于其父子之间为降杀尔。亲不可降，降者降其外物尔，丧服是也。其必降者，示有所屈也，以其承大宗之重，尊祖而为之屈尔，屈于此以申于彼也。生莫重于父母，而为之屈者，以见承大宗者亦重也。所以勉为人后者，知所承之重，以专任人之事也。此以义制者也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临之以大义，有可以降其外物，而本之于至仁，则不可绝其天性。绝人道而灭天理，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。故圣人之于制服也，为降三年以为期，而不没其父母之名，以著于六经，曰‘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’。以见服可降，而父母之名不可没也。此所谓降而不绝者，以仁存也。夫事有不能两得，势有不能两遂，为子于此，则不得为子于彼矣。此俚巷之人所共知也，故其言曰‘为人后者为之子’。此一切之论，非圣人之言也，是汉儒之说也，及众人之所能道也，质诸礼则不然。方子夏之传《丧服》也，苟如众人一切之论，则不待多言也，直为一言曰‘为人后者为之子’，则自然视其父母绝若未尝生己者矣，自然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矣。奈何彼子夏者独不然也？其于传经也，委曲而详言之，曰‘视所后之某亲’。某亲则若子，若子者，若所后父之真子以自处，而视其族亲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也。故曰‘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，妻之父母昆弟，昆弟之子若子’，犹嫌其未备也，又曰‘为所后者之兄弟之子若子’，其言详矣。独于其所生父母不然，而别自为服，曰‘为其父母报’。盖于其所生父母不使若为所后者之真子者，以谓遂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，则视其所生如未尝生己者矣，其绝之不已甚乎！此人情之所不忍者，圣人亦所不为也。今议者以其所生于所后为兄者遂以为伯父，则是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矣。为伯父则自有服，不得为齐衰期矣，亦不得云‘为其父母报’矣。凡见于经而子夏之所区区分别者皆不取，而又忍为人情之所不忍者，吾不知其何所稽也。此大义也，不用礼经而用无稽之说可乎？不可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古之人皆不绝其所生，而今人何以不然？”曰：“是何言欤？今之人亦皆然也，而又有加于古焉。今《开宝礼》及《五服图》，乃国家之典礼也，皆曰‘为人后者，为其所生父母齐衰期’，服虽降矣，必为正服者，示父母之道在也。‘为所后父斩衰三年’，服虽重矣，必为义服者，示以义制也。而律令之文亦同《五服》者，皆不改其父母之名，质于礼经皆合，无少异。而《五服》之图又加以心丧三年，以谓三年者父母之丧也，虽以为人后之故，降其服于身，犹使行其父母之丧于其心，示于所生之恩不得绝于心也。则今人之为礼，比于古人又有加焉，何谓今人之不然也？”
为后或问下
问者曰：“子不能绝其所生，见于《经》，见于《通礼》，见于《五服》之图，见于律，见于令，其文则明矣。其所以不绝之意如之何？”曰：“圣人以人情而制礼者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事有不能两得，势有不能两遂，为子于此，则不得为子于彼，此岂非人情乎？”曰：“是众人之论也，是不知仁义者也。圣人之于人情也，一本于仁义，故能两得而两遂。此所以异乎众人而为圣人也，所以贵乎圣人而为众人法也。父子之道正也，所谓天性之至者，仁之道也。为人后者权也，权而适宜者，义之制也。恩莫重于所生，义莫重于所后，仁与义二者常相为用，而未尝相害也。故人情莫厚于其亲，抑而降其外物者，迫于大义也；降而不绝于其心者，存乎至仁也。抑而降，则仁不害乎义；降而不绝，则义不害乎仁。此圣人能以仁义而相为用也。彼众人者不然也，其为言曰‘不两得’者，是仁则不义，义则不仁矣。夫所谓仁义者，果若是乎？故曰不知仁义者，众人也。呜呼！圣人之以人情而制礼也，顺适其性而为之节文尔。有所强焉不为也，有所拂焉不为也，况欲反而易之，其可得乎？今谓为人后者，必绝其所生之爱，岂止强其所难而拂其欲也，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，曰‘尔所厚者为我绝之，易尔之厚于彼者，一以厚于此’，是其可以强乎？夫父母犹天地，其大恩至爱无以加者，以其生我也。今苟以为人后之故，一旦反视若未尝生我者，其绝之固已甚矣。使其真绝之欤，是非人情也；迫于义而绝之欤，则是仁义者教人为伪也。是故圣人知其无一可也。以谓进承人之重而不害于仁，退得申其恩而不害于义，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于为伪，惟降而不绝，则无一不可矣，可谓曲尽矣。夫惟仁义能曲尽人情，而善养人之天性，以济于人事，无所不可也。故知义可以为人后，而不知仁不绝其亲者，众人之偏见也。知仁义相为用，以曲尽人情，而善养人之天性，使不入于伪，惟达于礼者可以得圣人之深意也。” 问者曰：“为人后而有天下者，不绝其所生，则将干乎大统，奈何？”曰：“降则不能干矣。自汉以来，为人后而有天下者，尊其所生多矣，何尝干于大统？使汉宣、哀不立庙京师以乱昭穆，则其于大统，亦何所干乎？”
汉魏五君篇
治平二年秋八月，京师大雨水，坏官私庐舍，而民被压溺者千余人。或谓：“是时方议濮王典礼，议者以谓天灾之应，信乎？”曰：“议犹未决，而天已降灾，杀人害物，此厚诬天人之言也，余已论之详矣。”
问者曰：“前世已验之事，如之何？”曰：“自汉以来，由诸侯入继大统之君多矣，不可遍举。今略举入继大统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，不追尊父母者三人，而试推以祸福之验，可以知之矣。其追尊所生者二人，曰汉宣帝也、光武也。宣帝初称其父曰亲，置园邑而奉之，汉儒以为应经义者也。光武称其父为皇考，立庙南阳而祭之，后世无非者。是皆进不干大统，退不绝本亲，最为得礼。而宣帝为前汉中兴之主，光武为后汉世祖，其德业隆盛，天下富安，享国长久。此二人者，追尊所生者也，天不降以祸而降之以福，生为明帝，殁享荣名，为万世所尊者也。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，曰魏废帝也、高贵乡公也、常道乡公也。魏自明帝无子，养齐王芳以为子，乃下诏后世有入继之主敢追尊父母者，大臣共诛之。故终魏之世，谨遵其约。然自明帝下诏后，连三世皆以宗子入继，皆不敢追尊其父母。其一曰齐王芳，立十六年而被废，谓之废帝。其次曰高贵乡公，立七年为司马文王所弑。其次曰常道乡公，立七年为晋所篡。魏遂以灭亡。此三人者，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，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祸，一被废，一被弑，一被篡，丧身亡国，为万世所悲者也。彼汉魏五君者，其享国盛衰长短，虽自有历数，系于天命，不系于追尊所生与不追尊也。然就以祸福推之，追尊者未必不享福，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祸也。”
晋问 或谓：“为人后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，考于六经与古今典礼，固无之矣。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，果无之乎？”曰：“有而不足法也。盖自汉以来，由藩侯入继大统，其为人后合礼而得正之君，皆无之也。惟五代晋出帝尝以其所生父为皇伯矣，此何足道也！彼出帝者立不以正，非为后继统之君也。盖其不当立而立，必绝其所生则得立，不绝则不得立，故不得已而绝之也。出帝父曰敬儒，高祖之兄也。敬儒早卒，高祖怜出帝孤而养以为己子，而高祖自有子五人。高祖疾病，以其子重睿托于大臣。及高祖崩，晋大臣背约，欲得长君，故舍重睿而立出帝。其义不当立，惟欺天下以为高祖真子，故得立，则其势岂敢复顾其所生父也哉？其以为皇伯者，不得已也。盖立不以正之君，又不得已而至此，其可为后世法哉？呜呼！五代之际，礼乐崩坏，三纲五常之道绝，先王之制度文章于是扫地矣，盖篡逆贼乱之始也。而晋氏尤甚，自高祖与契丹为父子，出帝以耶律德光则为祖，以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，是其可以人理责乎？是其可以为世法乎？出帝既立，不旋踵而契丹灭晋，迁其族于北荒，幽之黄龙府，举族饿死，永为夷狄之鬼。其灭亡祸败，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。议者谓汉哀、桓乱世不足为法可矣，若晋出帝者，果可为法乎？
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，两制、礼官请称皇伯。中书之议以谓事体至大，理宜慎重，必合典故，方可施行，而皇伯之称，考于经史皆无所据。方欲下三省百官，博访群议，以求其当。陛下屈意，手诏中罢，而众论纷然，至今不已。臣以谓众论虽多，其说不过有三：其一曰宜称皇伯者，是无稽之臆说也；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，是厚诬天人之言也；其三曰不当用汉宣、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，是不原本末之论也。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。
谨按《仪礼。丧服记》曰：“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。”报者，齐衰期也。谓之降服，以明服可降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。又按开元、开宝《礼》、国朝《五服年月》、《丧服令》皆云：“为人后者，为其所生父齐衰，不杖期。”盖以恩莫重于所生，故父母之名不可改；义莫重于所继，故宁抑而降其服。此圣人所制之礼，著之六经，以为万世法者，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。若所谓称皇伯者，考于六经无之，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，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，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，可谓无稽之臆说矣。夫《仪礼》者圣人六经之文，《开元礼》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，《开宝通礼》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，《五服年月》及《丧服令》亦皆祖宗累朝所定、方今天下共行之制。今议者皆弃而不用，直欲自用无稽之臆说，此所以不可施行也。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。臣伏以上天降灾，皆主人事。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，多求阙政而修之，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，庶几以塞天谴。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，则天谴为形于上。今者濮王之议，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，用其无稽之臆说，欲定皇伯之称，中书疑其未可施行，乃考古今典礼，虽有明据，亦未敢自信而自专，方更求下外廷博议，而陛下遽诏中罢，欲使有司徐求典礼。是则臣下慎重如此，人君谦畏如此，君臣不敢轻议妄举，而天遽谴怒杀人害物，此臣所谓厚诬天也。议犹未决，仍罢不议，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，厚诬人也。其三引汉宣、哀之事者。臣谨按《汉书》宣帝父曰悼皇考，初称亲，谥曰悼，置奉邑、寝园而已。其后改亲称皇考，而立庙京师。皇考者，亲之异名尔，皆子称其父之名也，汉儒初不以为非也。自元帝以后，贡禹、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，数十年间，毁立不一。至哀帝时，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，云：“亲谥曰悼，裁置奉邑，皆应经义。”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。所谓应经义者，即《仪礼》云“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”是也。惟其立庙京师，乱汉祖宗昭穆，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，宜毁也。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，立庙本国，师丹亦无所议。至其后立庙京师，欲去定陶，不系以国，有进干汉统之渐，丹遂大非之。故丹议云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议，不得复改，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。然则称亲、置园，皆汉儒所许，以为应经义者，惟去其国号、立庙京师则不可尔。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何事，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，此臣故谓不原本末也。
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，而礼经有不改父名之义，方议名号犹未定，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。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、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，以为干乱大统，何其过论也！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，以乱祖宗昭穆，此诚可非之事。若果为此议，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，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。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，而中书亦初无此议，而言事者不原本末，过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，而外廷之臣又不审知朝廷本议如何，但见言事者云云，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，信为然矣。是以众口一辞，纷然不止，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无稽之说，牵引天灾，恐迫人主，而中书守经执礼之议，反指以为奸邪之言。朝廷以言事之臣礼当优容，不欲与之争辨，而外廷群论又不可家至而户晓，是非之礼不辨，上下之情不通，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。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，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，非曲为之意也。盖自有天地以来，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，既有父而生，则不可讳其所生矣。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，是礼之所许也，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？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，立人之子以为后，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，盖不欺天、不诬人也。故为人后者，承其宗之重，任其子之事，而不得复归于本宗，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。至于丧服，降而抑之，一切可以义断。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，理不可易也，易之则欺天而诬人矣。子为父母服，谓之正服。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，谓之降服，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，谓之义服。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，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，反为小功；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，反为义服；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，于礼虽降，犹为大功。是《礼》之齐衰期，今反为小功；《礼》之正服，今反为义服。上于濮王父也，反服小功；于宗懿等兄弟也，反服大功。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父、叔父者，称之则礼制乖违，人伦错乱如此也。
伏惟陛下聪明睿圣，理无不烛，今众人之议如彼，中书之议如此。必将从众乎，则众议不见其可；欲违众乎，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。臣愿陛下霈然下诏，明告中外，以皇伯无稽，决不可称，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。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，皆非朝廷本议，庶几群疑可释。若知如此而犹以谓必称皇伯，则虽孔、孟复生，不能复为之辨矣。
为后或问上
或问：“为人后者，不绝其所生之亲，可乎？”曰：“可矣。古之人不绝也而降之。”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于经见之。”“何谓降而不绝？”曰：“降者所以不绝也，若绝则不待降也。所谓降而不绝者，礼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为期，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今之议者以谓为人后者，必使视其所生若未尝生己者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。若于所后父为兄，则以为伯父；为弟，则以为叔父。如此，则如之何？”余曰：“吾不知其何所稽也。苟如其说，没其父母之名，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，则宗后世数，各随其远近轻重，自有服矣，圣人何必特为制降服乎？此余所谓若绝则不待降者也。稽之圣人则不然。昔者圣人之制礼也，为人后者，于其父母不以所后之父尊卑疏戚为别也，直自于其父子之间为降杀尔。亲不可降，降者降其外物尔，丧服是也。其必降者，示有所屈也，以其承大宗之重，尊祖而为之屈尔，屈于此以申于彼也。生莫重于父母，而为之屈者，以见承大宗者亦重也。所以勉为人后者，知所承之重，以专任人之事也。此以义制者也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临之以大义，有可以降其外物，而本之于至仁，则不可绝其天性。绝人道而灭天理，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。故圣人之于制服也，为降三年以为期，而不没其父母之名，以著于六经，曰‘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’。以见服可降，而父母之名不可没也。此所谓降而不绝者，以仁存也。夫事有不能两得，势有不能两遂，为子于此，则不得为子于彼矣。此俚巷之人所共知也，故其言曰‘为人后者为之子’。此一切之论，非圣人之言也，是汉儒之说也，及众人之所能道也，质诸礼则不然。方子夏之传《丧服》也，苟如众人一切之论，则不待多言也，直为一言曰‘为人后者为之子’，则自然视其父母绝若未尝生己者矣，自然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矣。奈何彼子夏者独不然也？其于传经也，委曲而详言之，曰‘视所后之某亲’。某亲则若子，若子者，若所后父之真子以自处，而视其族亲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也。故曰‘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，妻之父母昆弟，昆弟之子若子’，犹嫌其未备也，又曰‘为所后者之兄弟之子若子’，其言详矣。独于其所生父母不然，而别自为服，曰‘为其父母报’。盖于其所生父母不使若为所后者之真子者，以谓遂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，则视其所生如未尝生己者矣，其绝之不已甚乎！此人情之所不忍者，圣人亦所不为也。今议者以其所生于所后为兄者遂以为伯父，则是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矣。为伯父则自有服，不得为齐衰期矣，亦不得云‘为其父母报’矣。凡见于经而子夏之所区区分别者皆不取，而又忍为人情之所不忍者，吾不知其何所稽也。此大义也，不用礼经而用无稽之说可乎？不可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古之人皆不绝其所生，而今人何以不然？”曰：“是何言欤？今之人亦皆然也，而又有加于古焉。今《开宝礼》及《五服图》，乃国家之典礼也，皆曰‘为人后者，为其所生父母齐衰期’，服虽降矣，必为正服者，示父母之道在也。‘为所后父斩衰三年’，服虽重矣，必为义服者，示以义制也。而律令之文亦同《五服》者，皆不改其父母之名，质于礼经皆合，无少异。而《五服》之图又加以心丧三年，以谓三年者父母之丧也，虽以为人后之故，降其服于身，犹使行其父母之丧于其心，示于所生之恩不得绝于心也。则今人之为礼，比于古人又有加焉，何谓今人之不然也？”
为后或问下
问者曰：“子不能绝其所生，见于《经》，见于《通礼》，见于《五服》之图，见于律，见于令，其文则明矣。其所以不绝之意如之何？”曰：“圣人以人情而制礼者也。”
问者曰：“事有不能两得，势有不能两遂，为子于此，则不得为子于彼，此岂非人情乎？”曰：“是众人之论也，是不知仁义者也。圣人之于人情也，一本于仁义，故能两得而两遂。此所以异乎众人而为圣人也，所以贵乎圣人而为众人法也。父子之道正也，所谓天性之至者，仁之道也。为人后者权也，权而适宜者，义之制也。恩莫重于所生，义莫重于所后，仁与义二者常相为用，而未尝相害也。故人情莫厚于其亲，抑而降其外物者，迫于大义也；降而不绝于其心者，存乎至仁也。抑而降，则仁不害乎义；降而不绝，则义不害乎仁。此圣人能以仁义而相为用也。彼众人者不然也，其为言曰‘不两得’者，是仁则不义，义则不仁矣。夫所谓仁义者，果若是乎？故曰不知仁义者，众人也。呜呼！圣人之以人情而制礼也，顺适其性而为之节文尔。有所强焉不为也，有所拂焉不为也，况欲反而易之，其可得乎？今谓为人后者，必绝其所生之爱，岂止强其所难而拂其欲也，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，曰‘尔所厚者为我绝之，易尔之厚于彼者，一以厚于此’，是其可以强乎？夫父母犹天地，其大恩至爱无以加者，以其生我也。今苟以为人后之故，一旦反视若未尝生我者，其绝之固已甚矣。使其真绝之欤，是非人情也；迫于义而绝之欤，则是仁义者教人为伪也。是故圣人知其无一可也。以谓进承人之重而不害于仁，退得申其恩而不害于义，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于为伪，惟降而不绝，则无一不可矣，可谓曲尽矣。夫惟仁义能曲尽人情，而善养人之天性，以济于人事，无所不可也。故知义可以为人后，而不知仁不绝其亲者，众人之偏见也。知仁义相为用，以曲尽人情，而善养人之天性，使不入于伪，惟达于礼者可以得圣人之深意也。” 问者曰：“为人后而有天下者，不绝其所生，则将干乎大统，奈何？”曰：“降则不能干矣。自汉以来，为人后而有天下者，尊其所生多矣，何尝干于大统？使汉宣、哀不立庙京师以乱昭穆，则其于大统，亦何所干乎？”
汉魏五君篇
治平二年秋八月，京师大雨水，坏官私庐舍，而民被压溺者千余人。或谓：“是时方议濮王典礼，议者以谓天灾之应，信乎？”曰：“议犹未决，而天已降灾，杀人害物，此厚诬天人之言也，余已论之详矣。”
问者曰：“前世已验之事，如之何？”曰：“自汉以来，由诸侯入继大统之君多矣，不可遍举。今略举入继大统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，不追尊父母者三人，而试推以祸福之验，可以知之矣。其追尊所生者二人，曰汉宣帝也、光武也。宣帝初称其父曰亲，置园邑而奉之，汉儒以为应经义者也。光武称其父为皇考，立庙南阳而祭之，后世无非者。是皆进不干大统，退不绝本亲，最为得礼。而宣帝为前汉中兴之主，光武为后汉世祖，其德业隆盛，天下富安，享国长久。此二人者，追尊所生者也，天不降以祸而降之以福，生为明帝，殁享荣名，为万世所尊者也。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，曰魏废帝也、高贵乡公也、常道乡公也。魏自明帝无子，养齐王芳以为子，乃下诏后世有入继之主敢追尊父母者，大臣共诛之。故终魏之世，谨遵其约。然自明帝下诏后，连三世皆以宗子入继，皆不敢追尊其父母。其一曰齐王芳，立十六年而被废，谓之废帝。其次曰高贵乡公，立七年为司马文王所弑。其次曰常道乡公，立七年为晋所篡。魏遂以灭亡。此三人者，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，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祸，一被废，一被弑，一被篡，丧身亡国，为万世所悲者也。彼汉魏五君者，其享国盛衰长短，虽自有历数，系于天命，不系于追尊所生与不追尊也。然就以祸福推之，追尊者未必不享福，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祸也。”
晋问 或谓：“为人后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，考于六经与古今典礼，固无之矣。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，果无之乎？”曰：“有而不足法也。盖自汉以来，由藩侯入继大统，其为人后合礼而得正之君，皆无之也。惟五代晋出帝尝以其所生父为皇伯矣，此何足道也！彼出帝者立不以正，非为后继统之君也。盖其不当立而立，必绝其所生则得立，不绝则不得立，故不得已而绝之也。出帝父曰敬儒，高祖之兄也。敬儒早卒，高祖怜出帝孤而养以为己子，而高祖自有子五人。高祖疾病，以其子重睿托于大臣。及高祖崩，晋大臣背约，欲得长君，故舍重睿而立出帝。其义不当立，惟欺天下以为高祖真子，故得立，则其势岂敢复顾其所生父也哉？其以为皇伯者，不得已也。盖立不以正之君，又不得已而至此，其可为后世法哉？呜呼！五代之际，礼乐崩坏，三纲五常之道绝，先王之制度文章于是扫地矣，盖篡逆贼乱之始也。而晋氏尤甚，自高祖与契丹为父子，出帝以耶律德光则为祖，以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，是其可以人理责乎？是其可以为世法乎？出帝既立，不旋踵而契丹灭晋，迁其族于北荒，幽之黄龙府，举族饿死，永为夷狄之鬼。其灭亡祸败，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。议者谓汉哀、桓乱世不足为法可矣，若晋出帝者，果可为法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