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六书缘起》
作者：孙光祖
黄帝史仓颉，生而神灵，仰观俯察，始作书契。上古无笔墨，以竹沾漆，书于竹简，上隆下削，形如蝌蚪，今大禹《峋嵝》，及帝咨《翼辅治水碑》，古文之遗迹也。
秦焚先典而古文绝。秦书八体，首大篆，而无古文。而王莽居摄甄鄷定六书，一曰古文者，盖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，得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又，北平侯张苍献《春秋左氏传》，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，其铭即前代之古文，而古文乃复着也。秦自始皇至汉武以前，止有籀文耳。
周宣王太史籀，作篆十五篇，损益古文，或同或异。以其官，谓之史书；以其名，谓之籀文。李斯小篆兴，别之曰大篆。汉建武时，已亡六篇，今国学《石鼓》，籀文之仅存者。
上古以漆书，中古以石磨汁，后世始有墨。昔人以《石鼓》点画圆匀，异《禹碑》而近斯篆，疑后人所作，或石汁所书，不知宣王之去夏已远，故离乎蝌蚪之形；去秦已近，故微有玉箸之意。此运会使然，其笔非籀不能作，而亦非关石汁也。
三代遗文，多载于钟、鼎、彝、敦、鬲、甗、盉、卣、壶、觚、爵、斝、豆、匜、盘、盂之铭，及《岣嵝》、《石鼓》、《比干》、《季札》诸碑刻。夏、商、周初者，古文也。宣王以后者，籀文也。字画古雅，章法参差，印文仿此，致有意趣。鼎碑遗迹，及薛尚功《款识法帖》、《钟鼎篆韵》等书，亟当搜讨。
嘉靖间，我郡徐官论《季札碑》云："孔子之书，参用仓、史，故方圆不同；三代之文，仅见《大禹碑》、《石鼓文》及此刻耳，此外不多得也。"
平王东迁以后，文字乖形，秦始皇帝初并天下，丞相李斯，奏同文字，作《仓颉篇》七章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六章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学篇》七章，改省籀文，画皆如箸，以便笔札，名玉箸文，即小篆也。秦、汉官私印章，间用仓、史，大要以小篆为宗。
仓颉之作书也，所以明天地万物之理也。如 字，象形者随其形势，乃无悖于自然之理。
秦易古文为玉箸， ，举尖圆斜缺之字，悉从而方之，象形如此，会意、谐声可知矣。徐官《印史》云："古篆多圆圈、圆点，小篆崇尚整齐，破圆作方，渐失古制。或曰：仓、史古籀多遗缺，小篆多完备，取其便耳。"官谓：《仓颉篇》、《石鼓文》、《说文》及《通释》以下，如《六书统》、《六书考》、《六书略》、《复古编》、《续复古编》、《字原正讹》，本义、声音、文字通四声、五声诸韵，款识、钟鼎诸书，《峄山》、《碧落》诸碑刻，古文、大小篆，错杂载焉。仓、史遗文，亦不为少也。魏太常《六书精蕴》，及官《孝经古文集成》，皆按索诸书而得者，安敢有一字杜撰哉！太常云：仓、史不足，择小篆可者，以补其缺，此说得之矣。
自古至秦，止有篆书，秦兴役戍，狱讼务繁，篆苦难成，下杜人程元岑邈，损益大小篆，造隶书三干，始皇善之。以其方直简约，便于隶佐急疾之用，名曰隶书，又曰佐书。人情畏繁，日趋简易，仓、史之道，于兹废坠矣。邈隶罕有传者，曲阜孔庙，有前汉五汉二年刻石，与《隶续》所载建平《郫县碑》，后汉建武中元二年《何君阁道碑》，水平八年《路君阙碑》，及秦权、汉量上字，犹可见邈隶之意。至《淳化阁》中，刻邈"天清地宁"数语，乃王着之误。秦、汉若已有正书，则汉碑四百，何得只有分书也。
秦与西汉，篆书而外，止有邈隶。篆法婉曲圆密，隶体初兴，廓落劲崛，习者苦无楷模。东汉建初中，上谷王次仲，以隶方广少波势，因即隶而八分之，每字皆如八之分，则结构皆有楷法，而点画有俯仰之势矣。张怀瓘《书断》云："八分本谓之楷书，自钟、王变体，谓正书为隶书，因别有八分之?quot;。愚按：八分与隶，大同小异，所别者，隶书方劲无波，八分发笔舒展，而有波势耳。次仲作八分书于章帝时，或以为秦之羽士，与程邈同时，误认邈隶系次仲分书，因以魏、晋正书为秦之邈隶。其原因，不明隶书与八分之别，故众论纠纷。其实隶敛束，而分书发扬，其间固自有厚薄、华朴之殊，隶犹与篆近，而分渐远矣。明新安何震作《二十五举》，以续元人吾子行之《三十五举》。其第一举曰：八分书，秦羽士王次仲作，其体亦始于周；佐书，程邈作，谓之正隶，即今之楷书也。夫以佐书为正隶，他无所据，《阁帖》误之耳。若以八分始于周，则汉碑自建初而后始有分书，建初以前即西汉，且皆邈隶，何得周有分书也? 李斯工篆，鲜继之者。建初中，曹喜作悬针书，又作垂露书。悬针，题五经篇目者是也。愚按：垂露者，玉箸回锋之顿而凝者也；悬针者，玉箸出锋之圆而直者也。二者异乎玉箸之貌，正洋溢乎玉箸之机，八分章程之体，于兹而兆也。
正书，秦、汉所未有，其体始于魏，谓之章程书。魏、晋时，凡章奏、笺表、传写、记录、日用之字皆用之。钟之《宣示》、《戎路》，二王之《曹娥》、《洛神》是也。骨虽本乎篆，而形本乎隶，故魏、晋亦谓之隶书。 秦书八体，五曰篆印，秦以小篆同文，则官私印章，宜用玉箸，而别作摹印篆者，何也?盖玉箸圆而印章方，以圆字入方印，加以诸字团集，则其地必有疏密不匀者。邈隶形体方，与印为称，故以玉箸之文，合隶书之体，曲者以直，斜者以正，圆者以方，参差者以匀整。其文则篆而非隶，其体则隶而非篆，其点画则篆隶相融，浑穆端凝，一朝之创制也。
何震《二十五举》谓：白文当仿崔子玉书《张平子碑》。按张衡、崔瑗，皆建初时人，摹印篆始于秦，至西汉统三百年，乃子玉以摹印法为平子书碑，非摹印者当仿子玉书碑方扁之体也。愚谓篆而方扁，乃摹之不得已，书碑无乃子玉之作俑？ 徐官云："子玉作篆尚扁，有似隶耳，实非隶也。隶书结体微方，一一翻篆为之，既不移易位置，又不减省其画，……如司马温公、魏鹤山、熊与可诸公，以篆法寓诸隶体，最为近古。"愚谓：此即摹印篆，徐官误谓之隶耳。然其伤隶之误，而欲本篆以正之，顾蔼吉作《隶辨》，正与徐公同此苦心也。
《说文》序云：甄酆定六书，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夫摹印者，言其用；缪者，言其体制也。缪，绸缪也。何为乎缪之欲其匀而满之也？如 ，小篆也。摹印 ，则直而方之，非是，则上下弗匀，四肩弗满也。东汉满白文，务求匀于地，唐人复故为盘屈以周布之，此缪之过甚者也。唐如 之 、 之 、 之 、 之 、 之 之类，明人更作 之 、 之 、 之 、 之 ，甚而又甚矣。
汉之缪篆，即秦之摹印篆也。章法不协，则参用隶书，如"疢疾除，永康休，万寿宁"，秦小玺也。小篆宜 ( )，而玺作 、 ；汉"寿亭侯印"，小篆宜 、 ，而印文作 ；"宣威将军"，宜 ，而作 ；"和善国尉"，宜 、 。而作 ；"州武之印"、"周子荆印"，宜 、宜 ，而作 、 。若此之类，不能遍举，避难就易，非其正也。求其妥适，少参活法耳。又有"司隶校尉"四字，俱作隶书者。故学秦、汉者，详稽小篆，又当博考隶书。秦书八体，三曰刻符(鸟头、云脚)。李斯、赵高用题印玺。何震《二十五举》，误谓之回鸾书。
八体之中，七日殳书，其文．就小篆而钩环之。汉、唐间，以作名印，或谓武臣执殳，用识君命，过为盘曲，恐非诚敬之心也。蛟篆，不详其所作之始。商有钟铭："惟正月正春( )，吉( )日丁亥既望"至"万叶( )无疆，用之( )协相( )"五十二字，文极古雅。
柳叶书，晋卫瓘后。古兵符及羽士印用之。明人以作闲杂印。上方大篆，明以作印。本朝则半用清书字，必九画，取"干元用九"之意。文 、 ，就小篆盘迭，而形体如隶，故前人以为程邈饰李斯之法。又每字七迭者，明羽士之印用之。
秦焚先典而古文绝。秦书八体，首大篆，而无古文。而王莽居摄甄鄷定六书，一曰古文者，盖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，得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又，北平侯张苍献《春秋左氏传》，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，其铭即前代之古文，而古文乃复着也。秦自始皇至汉武以前，止有籀文耳。
周宣王太史籀，作篆十五篇，损益古文，或同或异。以其官，谓之史书；以其名，谓之籀文。李斯小篆兴，别之曰大篆。汉建武时，已亡六篇，今国学《石鼓》，籀文之仅存者。
上古以漆书，中古以石磨汁，后世始有墨。昔人以《石鼓》点画圆匀，异《禹碑》而近斯篆，疑后人所作，或石汁所书，不知宣王之去夏已远，故离乎蝌蚪之形；去秦已近，故微有玉箸之意。此运会使然，其笔非籀不能作，而亦非关石汁也。
三代遗文，多载于钟、鼎、彝、敦、鬲、甗、盉、卣、壶、觚、爵、斝、豆、匜、盘、盂之铭，及《岣嵝》、《石鼓》、《比干》、《季札》诸碑刻。夏、商、周初者，古文也。宣王以后者，籀文也。字画古雅，章法参差，印文仿此，致有意趣。鼎碑遗迹，及薛尚功《款识法帖》、《钟鼎篆韵》等书，亟当搜讨。
嘉靖间，我郡徐官论《季札碑》云："孔子之书，参用仓、史，故方圆不同；三代之文，仅见《大禹碑》、《石鼓文》及此刻耳，此外不多得也。"
平王东迁以后，文字乖形，秦始皇帝初并天下，丞相李斯，奏同文字，作《仓颉篇》七章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六章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学篇》七章，改省籀文，画皆如箸，以便笔札，名玉箸文，即小篆也。秦、汉官私印章，间用仓、史，大要以小篆为宗。
仓颉之作书也，所以明天地万物之理也。如 字，象形者随其形势，乃无悖于自然之理。
秦易古文为玉箸， ，举尖圆斜缺之字，悉从而方之，象形如此，会意、谐声可知矣。徐官《印史》云："古篆多圆圈、圆点，小篆崇尚整齐，破圆作方，渐失古制。或曰：仓、史古籀多遗缺，小篆多完备，取其便耳。"官谓：《仓颉篇》、《石鼓文》、《说文》及《通释》以下，如《六书统》、《六书考》、《六书略》、《复古编》、《续复古编》、《字原正讹》，本义、声音、文字通四声、五声诸韵，款识、钟鼎诸书，《峄山》、《碧落》诸碑刻，古文、大小篆，错杂载焉。仓、史遗文，亦不为少也。魏太常《六书精蕴》，及官《孝经古文集成》，皆按索诸书而得者，安敢有一字杜撰哉！太常云：仓、史不足，择小篆可者，以补其缺，此说得之矣。
自古至秦，止有篆书，秦兴役戍，狱讼务繁，篆苦难成，下杜人程元岑邈，损益大小篆，造隶书三干，始皇善之。以其方直简约，便于隶佐急疾之用，名曰隶书，又曰佐书。人情畏繁，日趋简易，仓、史之道，于兹废坠矣。邈隶罕有传者，曲阜孔庙，有前汉五汉二年刻石，与《隶续》所载建平《郫县碑》，后汉建武中元二年《何君阁道碑》，水平八年《路君阙碑》，及秦权、汉量上字，犹可见邈隶之意。至《淳化阁》中，刻邈"天清地宁"数语，乃王着之误。秦、汉若已有正书，则汉碑四百，何得只有分书也。
秦与西汉，篆书而外，止有邈隶。篆法婉曲圆密，隶体初兴，廓落劲崛，习者苦无楷模。东汉建初中，上谷王次仲，以隶方广少波势，因即隶而八分之，每字皆如八之分，则结构皆有楷法，而点画有俯仰之势矣。张怀瓘《书断》云："八分本谓之楷书，自钟、王变体，谓正书为隶书，因别有八分之?quot;。愚按：八分与隶，大同小异，所别者，隶书方劲无波，八分发笔舒展，而有波势耳。次仲作八分书于章帝时，或以为秦之羽士，与程邈同时，误认邈隶系次仲分书，因以魏、晋正书为秦之邈隶。其原因，不明隶书与八分之别，故众论纠纷。其实隶敛束，而分书发扬，其间固自有厚薄、华朴之殊，隶犹与篆近，而分渐远矣。明新安何震作《二十五举》，以续元人吾子行之《三十五举》。其第一举曰：八分书，秦羽士王次仲作，其体亦始于周；佐书，程邈作，谓之正隶，即今之楷书也。夫以佐书为正隶，他无所据，《阁帖》误之耳。若以八分始于周，则汉碑自建初而后始有分书，建初以前即西汉，且皆邈隶，何得周有分书也? 李斯工篆，鲜继之者。建初中，曹喜作悬针书，又作垂露书。悬针，题五经篇目者是也。愚按：垂露者，玉箸回锋之顿而凝者也；悬针者，玉箸出锋之圆而直者也。二者异乎玉箸之貌，正洋溢乎玉箸之机，八分章程之体，于兹而兆也。
正书，秦、汉所未有，其体始于魏，谓之章程书。魏、晋时，凡章奏、笺表、传写、记录、日用之字皆用之。钟之《宣示》、《戎路》，二王之《曹娥》、《洛神》是也。骨虽本乎篆，而形本乎隶，故魏、晋亦谓之隶书。 秦书八体，五曰篆印，秦以小篆同文，则官私印章，宜用玉箸，而别作摹印篆者，何也?盖玉箸圆而印章方，以圆字入方印，加以诸字团集，则其地必有疏密不匀者。邈隶形体方，与印为称，故以玉箸之文，合隶书之体，曲者以直，斜者以正，圆者以方，参差者以匀整。其文则篆而非隶，其体则隶而非篆，其点画则篆隶相融，浑穆端凝，一朝之创制也。
何震《二十五举》谓：白文当仿崔子玉书《张平子碑》。按张衡、崔瑗，皆建初时人，摹印篆始于秦，至西汉统三百年，乃子玉以摹印法为平子书碑，非摹印者当仿子玉书碑方扁之体也。愚谓篆而方扁，乃摹之不得已，书碑无乃子玉之作俑？ 徐官云："子玉作篆尚扁，有似隶耳，实非隶也。隶书结体微方，一一翻篆为之，既不移易位置，又不减省其画，……如司马温公、魏鹤山、熊与可诸公，以篆法寓诸隶体，最为近古。"愚谓：此即摹印篆，徐官误谓之隶耳。然其伤隶之误，而欲本篆以正之，顾蔼吉作《隶辨》，正与徐公同此苦心也。
《说文》序云：甄酆定六书，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夫摹印者，言其用；缪者，言其体制也。缪，绸缪也。何为乎缪之欲其匀而满之也？如 ，小篆也。摹印 ，则直而方之，非是，则上下弗匀，四肩弗满也。东汉满白文，务求匀于地，唐人复故为盘屈以周布之，此缪之过甚者也。唐如 之 、 之 、 之 、 之 、 之 之类，明人更作 之 、 之 、 之 、 之 ，甚而又甚矣。
汉之缪篆，即秦之摹印篆也。章法不协，则参用隶书，如"疢疾除，永康休，万寿宁"，秦小玺也。小篆宜 ( )，而玺作 、 ；汉"寿亭侯印"，小篆宜 、 ，而印文作 ；"宣威将军"，宜 ，而作 ；"和善国尉"，宜 、 。而作 ；"州武之印"、"周子荆印"，宜 、宜 ，而作 、 。若此之类，不能遍举，避难就易，非其正也。求其妥适，少参活法耳。又有"司隶校尉"四字，俱作隶书者。故学秦、汉者，详稽小篆，又当博考隶书。秦书八体，三曰刻符(鸟头、云脚)。李斯、赵高用题印玺。何震《二十五举》，误谓之回鸾书。
八体之中，七日殳书，其文．就小篆而钩环之。汉、唐间，以作名印，或谓武臣执殳，用识君命，过为盘曲，恐非诚敬之心也。蛟篆，不详其所作之始。商有钟铭："惟正月正春( )，吉( )日丁亥既望"至"万叶( )无疆，用之( )协相( )"五十二字，文极古雅。
柳叶书，晋卫瓘后。古兵符及羽士印用之。明人以作闲杂印。上方大篆，明以作印。本朝则半用清书字，必九画，取"干元用九"之意。文 、 ，就小篆盘迭，而形体如隶，故前人以为程邈饰李斯之法。又每字七迭者，明羽士之印用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