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十四·征榷考一
作者：马端临
○征商关市
《周官·司市》：国凶荒札丧，则市无征而作布（有灾害，物贵，市不税，为民困乏也。金铜无凶年，因物贵，大铸泉以饶民）。 廛人：掌敛市纟次布、总布、质布、罚布、廛布，而入於泉府（布，泉也。
郑司农云：“纟次布，列肆之税布。”杜子春云：“总当为亻，谓无肆立持者之税也。”元谓：“总读如租之。布，谓守斗斛铨衡者之税也。质布者，质人之所罚，犯质剂者之泉也。罚布者，犯市令者之泉也。廛布者，货贿诸物邸舍之税。”）凡屠者敛其皮角筋骨，入於玉府（以当税给，作器物也）。
凡珍异之有滞者，敛而入於膳府。 孟子曰：“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则天下之商皆悦，而愿藏於其市矣。关讥而不征，则天下之旅皆悦，而愿出於其涂矣。”《集注》：“廛，市宅也。张子曰：‘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，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。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，少则不必廛也。’”讥，察也，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。
又曰：“古之为市者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，必求龙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，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之，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”《集注》：“治之，谓治其争讼。龙断，冈垄之断而高也。左右望者，欲得此而又取彼也。罔，谓罔罗而取之也。从而征之，谓人恶其专利，故就征其税，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。”
按：如孟子之说，可以见古今关市征敛之本意。盖恶其逐末专利而有以抑之，初非利其货也。
汉高祖接秦之，诸侯并起，民失作业而大饥馑，凡米一石五千。乃约法省禁，量吏禄，度官用，以赋於民。而山川、园池、市肆租税之入，自天子至於封君汤沐邑，皆各自为私奉养，不领於天下经费（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，不入国朝之库仓也经常也。经，常也）。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 石林叶氏曰：“高祖禁贾人得衣锦、绣、绮、、、、，操兵，乘、骑马，其后又禁得为吏与名田。凡民一算，商贾独倍，其贱之至矣。凡贾皆有籍，谪以戍边者七科：吏有罪一，亡命二，赘婿三，而贾人四，故有市籍五，父母有市籍六，大父母有市籍七。虽非先王之政，然敦本抑末，亦后世所不能行也。”孝惠、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弛商贾之律，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。 文帝时，晁错说上曰：“商贾大者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，亡农夫之苦，有千百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，以利相倾。千里游敖，冠盖相望，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也。
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”
按：汉初铸钱，轻於周、秦，一时不轨逐末之民，蓄积余赢，以稽市物，不勤南亩，而务聚货。於是立法，崇农而抑商，入粟者补官，而市井子弟至不得为吏，可谓有所劝惩矣。然利之所在，人趋之如流水，《货殖传》中所载，大抵皆豪商钜贾，未闻有以力田致富者。至孝武时，东郭咸阳以大鬻盐，孔仅以大冶领大司农，桑弘羊以贾人子为御史大夫，而前法尽废矣。 武帝元光六年，初算商车（始税商贾车船，令出算）。
先公曰：“武帝承文、景富庶之后，即位甫一纪耳，征利已至於此。然则府库之积，其可恃哉！兴利之臣不知为谁。时郑当时为大司农，以他日荐桑弘羊、咸阳、孔仅观之，益可疑也。政使非其建白，亦任奉行之责矣。汉人多言汲、郑，其实当时非黯比也。黯奋不顾身，以折功利之冲，当时乃荐掊刻之人，以济武帝之欲，乌得并称哉！”
元狩四年，初算缗钱。 公卿请令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，率缗钱二干而一算（此谓雠缗钱者也，随其用所施，施於利重者，其算益多）。诸作有租及铸（以手力所作而卖之），率缗钱四千一算（手作者得利差轻，故算亦轻）。已上皆算缗钱之法。
非吏比者、三老、北边骑士，轻车以一算（凡民不为吏，不为三老、骑士，苟有轻车，皆出一算）；商贾轺车二算（商贾则重其赋也）。已上算车之法（元光只算商车，至是，民庶皆不免）。 船五丈已上一算（商贾之船）。匿而能告者，以半畀之（所谓告缗也）。贾人无得籍名田，以便农，犯者没入。
按：算缗钱之法，其初亦只为商贾居货者设，至其后，告缗遍天下，则凡不为商贾而有蓄积者皆被害矣，故择其关於商贾者登载於此，而余则见《杂征榷门》。
太初四年，徙弘农都尉治武关，税出入者，以给关吏卒食。
王莽篡位，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，令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、登龟取贝者，皆自占司市钱府，顺时气而取之。诸取众物、鸟兽、鱼鳖、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，嫔妇桑蚕、织、纺绩、补缝，工匠医卜及他方技、商贩、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（居处所在为区。谒舍，今客店），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，除其本，计其利，十一分之，而以其一为贡。敢不自占，占不以实，尽没入所采取。 按：莽之法，既榷商贾之货而取其十一，又效商贾之为而官自买卖。今录其关於征商者於此，而余则见《市籴考》。 晋自过江，至於梁、陈，凡货卖奴婢、马牛、田宅，有文券，率钱一万输佑四百入官，卖者三百，买者一百；无文券者，随物所堪，亦百分收四，名为散佑。
历宋、齐、梁、陈如此，以为常。以人竞商贩，不为田业，故使均输，欲为惩励。虽以此为辞，其实利在侵削。
宋孝武大明八年，诏：“东境去岁不稔，宜广商货，远近贩鬻米粟者，可停道中杂税。”自东晋至陈，西有石头津，东有方山津，各置津主一人，贼曹一人，直水五人，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。荻炭鱼薪之类过津，并十分税一以入官。淮水北有大市百余，小市十余所，大市备置官司，税敛既重，时甚苦之。
后魏明帝孝昌二年，税市入者，人一钱，其店舍又为五等，收税有差。
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，开府邓长赞成之，后主大悦。 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，军国之用不在此焉。税僧尼令曰：“僧尼坐受供养，游食四方，损害不少，虽有薄敛，何足为也！”
后周闵帝初，除市门税。及宣帝即位，复兴入市之税，每人一钱。
隋文帝受禅，除入市之税。
唐武后长安二年，凤阁舍人崔融上议曰：“臣伏见有司税关市事条，不限工商，但是行人尽税者。臣谨按：《周礼》九赋，其七曰关市之赋。窃惟市纵繁杂，关通末游，欲令此徒止抑，所以咸增赋税。夫关市之税者，唯敛出入之商贾，不税往来之行人。何四海之广，九州之杂，关必据险路，市必凭要津。若乃富商大贾，豪宗恶少，轻死重气，结党连群，喑鸣则弯弓，睚眦则挺剑。小有失意，且犹如此，一旦变法，定是相惊。非唯流迸齐人，亦自扰乱殊俗。求利虽切，为害方深。而有司上言，不识大体，徒欲益帑藏，助军国，殊不知军国益扰，帑藏愈空。且如天下诸津，舟行所聚，洪舸巨舰，千轴万艘，交货往还，昧旦永日。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，则检覆检覆，检覆则迟留。此津才过，彼铺复止，非唯国家税钱，更遭主司僦赂。何则？关为诘暴之所，市为聚人之地，税市则人散，税关则暴兴，暴兴则起异图，人散则怀不轨。况浇风久扇，变法为难，徒欲禁末游、规小利，岂知失元默、乱大伦乎？古人有言：‘王者藏於天下，诸侯藏於百姓，农夫藏於庾，商贾藏於箧。’惟陛下详之。必若师兴有费，国储多窘，即请倍算商客，加敛平人。如此则国保富强，人免忧惧，天下幸甚。”
德宗时，赵赞请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，每缗税二十，竹木茶漆税十之一，以赡常平本钱。帝纳其策。属军用迫蹙，亦随而耗竭，不能备常平之积。
文宗太和七年，御史台奏：“太和三年赦文，天下除两税外，不得妄有科配，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，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。臣伏以方今天下无事，圣政日跻，务去烦苛，与民休息。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纟束场，税法至重，害人颇深，博访诸道，委知自太和三年准赦文两税外停废等事，旬月之内，或以督察不严，或以长吏更改，依前置，重困齐人。伏望今后自太和三年准赦文所停两税外，科配杂榷等率复置者，仰敕到后十日内，具置事申闻奏，仍申报台司。每有出使郎官、御史、令严加察访，苟有此色，本判官重加惩责，长吏奏听进止。”旨依。 开成二年十二月，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：“泗口税场，应是经过衣冠商客，金银、羊马、斛斗、见钱、茶盐、绫绢等，一物已上并税。今商量其杂税物请停绝。”敕旨：“淮、泗通津，向来京国自有率税，颇闻怨ゥ。今依元赏所奏，并停其所置官司，所由悉罢。所有泗口税额，准徐泗观察使今年前后两度奏状，内竖共得钱一万八千五十五贯文。内十驿一万一千三百贯文，委户部每年以实钱逐近支付，泗、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钱赐充本军用，其他未赡，委在才臣，共息怨咨，以泰行旅。”
后周显德五年，敕诸道州府，应有商贾兴贩牛畜者，不计黄牛、水牛，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；如是货卖处，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三十，不得别有邀难。
按：鬻卖而有税，理也。经过而有税，非理也。观此，则其来已久，而牛畜之外，余物俱有过税，商旅安得愿出其涂乎？
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，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，非有货币当算者，无得发箧搜索。又诏榜商税则例於务门，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此薄税敛初指挥也。恭惟我艺祖开基之岁，首定商税则例，自后累朝守为家法，凡州县小可商税，不敢专擅创取，动辄奏禀三司取旨行下。
谨按景德四年，三司盐铁商税按奏：‘据滨州监税李忠恕状，准条，银每两税钱四十文，其专栏等称银元来不纳税钱事。省司检会景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令。
将银出京城门往诸路州军者，并须於在京税务纳钱，每两四十文，不降指挥，只是条贯。自京出门，其滨州税务元不收税，合依久例，不得创收。’天禧四年，福建转运司奏：‘尚书屯田员外郎方仲荀奏，乞收福建枋木税每估一贯税一百文。
本司勘会《祥符编敕》，每木十条抽一条讫，任贩货卖，不收商税。’天圣七年，福建运司奏：‘福州商税有当增收钱者八，当减钱者五，当不收钱者十，当创收钱者十二。’有旨，创收、增收并不行，余依奏。以此见当时州郡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创收，动须奏禀，而漕臣、省司亦不敢辄从所请，横改条法。至淳化三年，令诸州县有税，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收到课利最多钱数，立为祖额，比校科罚。 盖商税额比较自此始。及王安石更改旧制，增减税额，所申省司不取旨矣。熙宁三年九月，中书札子：‘详定编敕所参详，自来场务课利增亏，并自本州保明三司，立定新额，始牒转运司令本处趁办，往复经动年岁，虚有留滞，莫若令本州自此立定祖额比较。’有旨从之，而本州比较自此始，商税轻重皆出官吏之意，有增而无减矣。政和间，漕臣刘既济申明於则例外增收一分税钱，而一分增收税钱窠名自此起。至今以五分充州用，五分充转运司上供，谓之五分增收钱。绍兴二年，令诸路转运司量度州县收税紧慢，增添税额三分或五分，而三五分增收税钱窠名自此始。至今以十分为率，三分本州，七分隶经总制司，谓之七分增税钱，而商税之重极於今日。”
李重进平，以宣徽北院使李处新知扬州，枢密直学士杜к监州税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以朝臣监州税始於此，盖收方镇利权之渐，然是时初未以此置官也。据《太宗实录》，上谓赵普等曰：‘王仁赡纵吏为奸，诸州场院皆隐没官钱。朕初即位，悉罢去，分命使臣掌其事，利入遂数倍。’以此见诸州监当分差使臣自太宗始。雍熙三年始著於令，监当使臣、京朝官并三年替，仍委知州、通判提举之，遂为定员。”
关市之税，凡布帛、什器、香药、宝货、羊彘，民间典卖庄田、店宅、马牛、驴骡、橐，及商人贩茶盐，皆算，有敢藏匿物货，为官司所捕获，没其三分之一，以其半畀捕者。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。有官须者十取其一，谓之抽税。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，擅其征利，其后诸国割据，掊聚财货以自赡，故征算尤繁。
宋朝每克复疆土，必下诏蠲省。凡州县皆置务，关镇或有焉，大则专置官监临（景德二年，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，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），小则令、佐兼领，诸州仍令都监、监押同掌之。行者赍货，谓之过税，每千钱算二十；居者市鬻，谓之住税，每千钱算三十。大约如此，然无定制，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。 开宝六年，诏岭南商贾赍生药者勿算。
先是，伪蜀时，部民凡嫁娶，皆籍其帏帐妆奁之数估价抽税，是年，诏除之。
太宗淳化二年，诏曰：“关市之租，其来旧矣。用度所出，未遑削除，征算之条，当从宽简。宜令诸路转运使以部内州军市征所算之名品，共参酌裁减，以利细民。”又诏：“除商旅货币外，其贩夫、贩妇细碎交易，并不得收其算。常税各物，令有司件析揭榜，颁行天下。”
至道元年，诏两浙诸州纸扇、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。
二年，诏民间所织缣帛非出鬻於市者勿得收算。 真宗景德三年，除杭、越等十三州军税鹅鸭年额钱。
大中祥符五年，诏京东西、河北、陕西、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津者勿税。 大中祥符六年，诏免诸路州军农器收税。
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：
四十万贯以上：
东京 成都（二十一务）
兴元（三务）
二十万贯以上：
蜀（九务）
彭（八务）
永康（五务）
梓（二务） 遂（二务）
十万贯以上：
开封（二十三务） 寿（八务）
杭（十二务）
眉（二务） 绵（二务） 汉（二务）
嘉（八务）
邛（十九务）
简（四务） 果（一务） 戎（三务）
泸（六务） 合（一务）
怀安（三务）
利（三务） 阆（一务）
剑（七务）
三泉县（二务）
夔（二务）
五万贯以上：
西京（二十六务）
北京（十四务） 徐（七务）
郓（十二务） 邳（三务）
颍（十一务）沧（二十二务）
博（十四务）
棣（十一务） 秦（六务）
德（十三务）
京兆（十二务）
楚（八务）
真（五务） 庐（六务） 成（五务）
扬（七务）
蕲（八务）
无为（八务）
资（一务） 高邮（八务）苏（五务） 普（一务）
昌（三十八务）
洋（八务）
兴（二务）
大宁监（一务）
达（一务）
施（五务）
涪（六务）
五万贯以下：
南京（九务）
青（十务） 齐（十务）
沂（五务） 兖（九务） 淮阳（二务） 济（六务） 单（五务）
濮（八务）
襄（八务）
邓（七务）
许（十务）
蔡（十六务）
陈（六务） 滑（一务） 澶（十务） 瀛（七务） 滨（六务）
思（六务）
凤（四务）
永静军（九务）
真定（十五务）
河中（十一务）
陕（六务） 并（九务）
延（十六务）
凤翔（十五务） 亳（十一务）
舒（十九务）
宿（九务） 光（七务）
黄（九务） 湖（十务）
婺（八务）
秀（七务） 信（八务）
洪（十一务）
吉（七务） 潭（七务） 荣（一务）
雅（十一务） 广安（三务）
富顺监（一务）
巴（五务）
蓬（一务）
安（二务） 福（十二务） 黔（七务） 忠（二务）
万（六务） 渝（三务）
三万贯以下： 密（六务） 登（四务）
莱（四务）
潍（三务）
曹（四务）
淄（十一务）
郢（二务）
唐（五务）
孟（七务）
汝（十务）
郑（九务） 冀（七务）
雄（一务）
相（七务）
邢（七务） 定（十七务）
怀（八务）
卫（八务）
（九务）
深（五务）
磁（十一务） 赵（六务） 保（一务） 永宁（一务） 华（八务） 通利（三务）
同（十一务）
耀（九务） （四务）
解（五务）
庆（十一务） 商（四务） 宁（六务） 环（六务）
泽（五务） 陇（八务） 渭（十八务） 阶（二务） 德顺（一务）
干（八务） 通远（一务）
潞（六务） 晋（六务）
绛（六务）
汾（五务） 海（四务）
泰（七务）
泗（七务） 滁（四务）
和（六务）
濠（四务）
涟水（二务）
越（九务） 润（六务）
明（五务）
常（五务）
温（六务 ）台（八务）
处（七务）
衢（八务）
睦（六务）
江宁（五务）
宣（九务）
歙（六务）
江（六务）
池（十一务）
饶（六务） 太平（八务） 南康（七务） 虔（六务） 广德（二务）
袁（九务）
兴国（二务）
临江（五务）
衡（一务） 江陵（十四务）鄂（八务）
安（五务）
岳（十一务）
黎（一务） 汉阳（三务）
荆门（二务）
文（六务） 龙（二务）
集（七务）
璧（一务）
南剑（十一务）
开（一务）
建（七务） 泉（九务）
汀（八务）
漳（十务）
广（十四务）
昌化（三务） 潮（五务） 一万贯以下：
随（三务） 金（十七务）
均（三务）
信阳（二务）
莫（三务） 霸（三务）
干宁（一务）
信安（一务）
（五务） 虢（四务） 坊（四务）
岷（三务）
原（六务）
仪（四务） 府（二务）
代（十九务）
隰（九务）
忻（一务）
石（六务）
辽（五务）
威胜（五务）
平定（四务）
南安（三务）
建昌（二务）
通（二务） 桂阳（二务）
鼎（四务） 澧（四务）
陵井监（四务） 峡（五务）
梁山（一务） 邵武（三务） 康（十六务）
南雄（六务）
英（八务） 五千贯以下：
广济（一务）
房（一务） 保安（一务）
安肃（一务）
丹（四务） 广信（一务）
顺安（二务）
保安（三十务）
镇戎（六务） 熙（一务）
庆成（二务） （一务） 宪（一务）
岚（三务）
慈（二务）
宁化（一务） 火山（一务）
岢岚（一务） 保德（一务）
抚（二务） 大通监（二务）
江阴（三务）
筠（三务） 永（三务）
郴（一务）
邵（三务） 全（二务）
归（一务）
辰（一务）
沅（四务）
复（二务）
茂（一务）
南平（三务）
兴化（八务） 循（四务） 韶（三务）
连（四务）
贺（二十一务）
封（三务）
端（一务） 新（一务）
南恩（一务）
惠（四务）
梅（二务）
春（九务） 桂（十四务）
容（五务） 邕（一务） 象（七务）
融（一务）
昭（十二务）梧（一务）
藤（一务） 龚（一务）
浔（三务）
贵（十一务） 柳（九务） 宜（五务）
宾（四务）
横（三务）
化（五务）
高（六务） 雷（二务） 白（一务）
钦（一务） 郁林（一务） 万安（一务）
珠崖（一务）
廉（五务） 琼（一务） 蒙（一务）
窦（二务） 南仪（一务）
按：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，虽夔、戎间小垒，其数亦倍蓰於内地之壮郡。然《会要》言四蜀所纳皆铁钱，十才及铜钱之一，则数目虽多，而所取亦未为甚重。
而熙宁十年以后再定之额，他郡皆增於前，而四蜀独减於旧，岂亦以元额偏重之故欤？
仁宗时，诏场务岁课倍增者，乃增使臣一员监临。又诏取一岁中数为额，后虽羡益勿增，仍毋得抑配人户、苛留商贾，求羡余以希赏（详见《酒税门》）。
天圣中，有请算钱以助给费者，仁宗曰：“货泉之利，欲流天下而通有无，何可算也。”不许。又诏有司裁定岁课或不登而州县责衙前备偿者，立命罢之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诏：“三路支移，或民以租赋赍货至边贸易以转官者毋税。石炭自怀至京不征。流民复业者，所过免算。”
四年，诏三司：“凡民承买酒麴、坊场，率千钱输税五十，储之以禄吏。”
七年，诏减国门税数十种，钱不满三十者蠲之。其先，外城二十门皆责以课息，近止令随其闲要分等，以检捕获失之数为赏罚。既而以岁旱，复有是命。
八年，手诏问中书，贾贩之物法不税者，其市利钱当输否？时有司创税贾物之入京者，谓之市利钱，以禄吏。帝疑焉，故问之。 《郑侠奏议》跋后云：“建言者以诸门及本务税钱额亏折，皆是官员饶税过多，而吏人受财，公共偷瞒，不知乃为市易拘拦商旅入务官买，以致商旅不行，税乃大亏也。遂立条约，专拦皆有食钱，官员不得饶税。专拦取钱依仓法，官员妄饶税，并停替，仍会问诸处，每商旅纳官税一百文，即专拦所得市利钱几何。
诸处申，约官税一百，专拦等合得事例钱十文。官中遂以为定例，每纳税钱一百文，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，以给专拦等食钱。已而市易司作，於申收事例钱项，即声说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，此明为所收事例钱不及十文亦收十文，及法行，乃谓所收之税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钱十文。只如苎麻一斤收钱五文，山豆根一斤收钱五文，问客人别要事例钱一十文。本门为不便申省，及市易司并不施行，致客人为事例钱故，屡与专拦相拖拽，云：‘我官钱十文纳了，你问我要甚事例钱？’必须取条贯分明详谕，方肯纳钱而去。不三五日间，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状，准三月二十七日圣旨，市利钱三百文以下税钱者，皆无市利钱矣。看详，有司当立法时，取专拦所得事例钱以供专拦逐月食钱，不曰事例钱，而以市利名之者，盖取《孟子》所谓‘有贱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’之意以为名，是贱之也，又从而多取之以益官，岂不缪哉！宜乎圣上闻之，自三百以下税钱，并不收市利也。” 哲宗元元年，从户部之请，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奇，以为新额，自明年始。
八年，商人载米入京粜者，力胜税权蠲。 兵部尚书苏轼上言：“臣闻太贱则伤农，太贵则伤末。是以法不税五，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，以起太贱之价；灾伤之地舟车辐凑，以压太贵之直。自先王以来，未之有改也。而近岁法令始有五力胜税钱，使商贾不行，农末皆病，废百王不刊之令典，而行自古所无之法，百世之下，书之青史，曰：‘收五力胜税钱，自皇宋某年始也。’臣切为圣世病之。臣顷在黄州，亲见累岁熟，农夫连车载米入市，不了盐酪之费，所蓄之家日夜祷祠，愿逢饥荒。又在浙西，累岁亲见水灾，中民之家有钱无，被服珠金，饿死於市。此皆官收五力胜税钱，致商贾不行之咎也。臣闻以物与人，物尽而止；以法活人，法行无穷。今陛下每遇灾伤，捐金帛，散仓廪，自元以来，盖所费数千万贯石，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。只如去年浙中水灾，陛下使江西、湖北雇船运米，以救苏、湖之民，盖百余万石，又计籴本、水脚，官费不赀，而客船被差雇者，皆失业破产，无所告诉。与其官司费耗为害如此，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力胜税钱一条，只行《天圣附令》免税指挥，则丰凶相济，农末皆利，纵有水旱，无大饥荒。虽目下稍失课利，而灾伤之地，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如近岁之多也。今《元编敕》，虽云灾伤地分，虽有例亦免，而所从来，必自丰熟地分，所过不免收税，则商贾亦自不行。议者或欲立法，如一路灾伤，则邻路免税，一州灾伤，则邻州亦然。虽以今之法小为疏通，而隔一州一路之外，丰凶不能相救，未为良法，须是尽削近岁法，专用《天圣附令》指挥，乃为通济。臣窃谓若行臣言，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。何也？五无税，商贾必大通流，不载见钱，必有回货。见钱、回货，自皆有税，所得未必减於力胜，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，易为赈救，官司省费，其利不可胜计。今肆赦甚近，若得於赦书带下，光益圣德，收结民心，实无穷之利。取进止。”
徽宗大观元年，凡典买牛畜、舟车之类，未印契者，更期以百日，免倍税。
建中靖国初有此令，至是蠲之。
二年，诏在京诸门，凡民衣屦、菽、鸡鱼、果蔬、炭柴、磁瓦器之类，并蠲其税，岁终计所蠲，令大观库给偿。
重和元年，以臣僚言，凡民有遗嘱并嫁女承书，令输钱给印文凭；其丝绵缣帛即其乡聚市鬻者，亦令先历近地场务请税。寻皆罢之。八月，臣僚又言，税物由便道者，请令批引致务参验并税之。诏户部下诸路漕司计画以行。
宣和二年，宫观、寺院、臣僚之家为商贩者，令关津搜阅，如元丰法输税，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。
初，《元符令》，品官供家服用之物免税。至建中靖国初，马、牛、驼、骡、驴已不入服用之例，而比年臣僚营私谋利者众，宫观、寺院多有免税专降之旨，皆以船艘贾贩，州县无孰何之者，故有是诏。
三年，两浙、淮西等路，税例外增一分者勿取。其先，漕臣被旨起应奉物，乃增税以更费。至是，御笔罢之。
钦宗靖康元年，诏：“都城物价未平，凡税物，权更蠲税一年。” 高宗建炎元年，诏：“京城久闭，道路方通，有贩货上京者，与免税。”又诏应残破州县合用竹木砖瓦并免收税。又诏北来归正人、两淮复业人，在路不得收税。又诏於平江昆山县江湾浦量收海船税，应官司回易诸军收买物色，依条收税。盖宁於海道取给军需，而不以病民也。又虑税网太密，诏减并一百三十四处，减罢者九处，免过税者五处。至於牛、米、柴、面，民间日用所需，并与罢税。
孝宗隆兴之初，招集流民，凡两淮之商旅、归正人之兴贩，并与免税。州县续置税场不曾申明去处，并罢之。又诏乡落墟市贸易皆从民便，不许人买扑收税，减罢州县税务甚多。
光宗复罢楚州、雅州管下镇务，减临安府富阳余杭税额。
宁宗时，减罢州县税务亦不一。
关市之征日以蠲免，中兴列圣仁民之心何如哉！其间贪吏并缘，苛取百出（绍兴二十一年六月，臣僚言诸州额外征取，止资公库，无名妄用，乞令监司检察），私立税场，算及缗钱、斗米、菜茹、束薪之属（干道四年，诏诸州县不得私置税场，邀阻客旅。嘉定五年四月，臣僚言广中无名场税在在有之，若循之氵利头、梅之梅溪，皆深村山路，略通民旅，私立关津，缗钱、斗米、菜茹、束薪，并令输税）。或擅用稽察、措置（干道九年二月，诏诸县税场於正官外擅置稽察、措置等官，许民户越诉），添置专拦收检（绍兴十年九月，敕：“诸路税务置专拦外，类皆过数招收，并有监官、亲随之类，通同接取，可令禁止。”淳熙五年四月，臣僚言池州雁汊等处，栏头妻子直入船内搜检，谓之女栏头），与吾民相刃相靡，不啻雠敌。虚市有税，空舟有税（干道六年闰月，臣僚言：“重征莫甚於沿江。凡溯流而上，至於荆峡，虚舟往来，谓之‘力胜’；舟中无重货，谓之‘虚喝’；宜征百金，元抛千金之数，谓之‘花数’，骚扰不一，乞严禁止。”从之），以食米为酒米，以衣服为布帛，皆有税（绍兴三十二年八月，都省言专拦骚扰，甚者指食米为酒米，指衣服为布帛）。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，目以兴贩（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，敕：“访闻场务利於所入，以至士夫、举子道路之费，搜箧倒囊，一切拦税，可以禁止。”）。甚者，贫民博易琐细於村落，指为漏税，辄加以罪（嘉定八年二月，臣僚言：“滨江之民，担负鱼鲜於村落博卖，未尝经涉城市，亦诬其漏税而加之罪。或遇溪贩运火柴，每束亦收五六文钱。乞严行觉察。”从之）。空身行旅，亦白取金，百方纡路避之，则拦截叫呼（嘉定五年四月，臣僚言广中场）。或有货物，则抽分给偿，断罪倍输，倒囊而归矣（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）。闻者咨嗟，则指曰：“是大小法场也（绍兴二十二年，臣僚言蕲之蕲阳、江之湖口、池州之雁汊税务，号为大小法场）。”是以中兴以来，申明越津拦税之禁（上曰：“昨见河朔有步担负米，尤为所害。其专拦有在十里外私自收税者，况舟船之利多於步担，其扰可知。”绍兴三十二年三月，臣僚言州县多遣人於三二十里外拘栏税物，以发关引为名，乞禁止。干道四年九月，诏不得离县五里外拦掠村民。绍兴四年三月，嘉定八年二月，皆有禁），其场务税赏不许引用（倘於租额外有剩数，听其累赏，是道天下重征），其告漏税不实者坐之（庆元六年五月诏）。其有合税者，照自来则例，不得欺诈骚扰，如例外多收投子钱，许民越诉（绍熙元年十一月）。其赴务投税者，不得截留收买（庆元五年四月诏）。列圣之禁戢吏奸也如此，是宜商贾之利通而民生之用足，虽中兴再造，民力已竭，而不至於甚困者，皆此之由也。
《周官·司市》：国凶荒札丧，则市无征而作布（有灾害，物贵，市不税，为民困乏也。金铜无凶年，因物贵，大铸泉以饶民）。 廛人：掌敛市纟次布、总布、质布、罚布、廛布，而入於泉府（布，泉也。
郑司农云：“纟次布，列肆之税布。”杜子春云：“总当为亻，谓无肆立持者之税也。”元谓：“总读如租之。布，谓守斗斛铨衡者之税也。质布者，质人之所罚，犯质剂者之泉也。罚布者，犯市令者之泉也。廛布者，货贿诸物邸舍之税。”）凡屠者敛其皮角筋骨，入於玉府（以当税给，作器物也）。
凡珍异之有滞者，敛而入於膳府。 孟子曰：“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则天下之商皆悦，而愿藏於其市矣。关讥而不征，则天下之旅皆悦，而愿出於其涂矣。”《集注》：“廛，市宅也。张子曰：‘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，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。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，少则不必廛也。’”讥，察也，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。
又曰：“古之为市者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，必求龙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，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之，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”《集注》：“治之，谓治其争讼。龙断，冈垄之断而高也。左右望者，欲得此而又取彼也。罔，谓罔罗而取之也。从而征之，谓人恶其专利，故就征其税，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。”
按：如孟子之说，可以见古今关市征敛之本意。盖恶其逐末专利而有以抑之，初非利其货也。
汉高祖接秦之，诸侯并起，民失作业而大饥馑，凡米一石五千。乃约法省禁，量吏禄，度官用，以赋於民。而山川、园池、市肆租税之入，自天子至於封君汤沐邑，皆各自为私奉养，不领於天下经费（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，不入国朝之库仓也经常也。经，常也）。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 石林叶氏曰：“高祖禁贾人得衣锦、绣、绮、、、、，操兵，乘、骑马，其后又禁得为吏与名田。凡民一算，商贾独倍，其贱之至矣。凡贾皆有籍，谪以戍边者七科：吏有罪一，亡命二，赘婿三，而贾人四，故有市籍五，父母有市籍六，大父母有市籍七。虽非先王之政，然敦本抑末，亦后世所不能行也。”孝惠、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弛商贾之律，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。 文帝时，晁错说上曰：“商贾大者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，亡农夫之苦，有千百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，以利相倾。千里游敖，冠盖相望，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也。
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”
按：汉初铸钱，轻於周、秦，一时不轨逐末之民，蓄积余赢，以稽市物，不勤南亩，而务聚货。於是立法，崇农而抑商，入粟者补官，而市井子弟至不得为吏，可谓有所劝惩矣。然利之所在，人趋之如流水，《货殖传》中所载，大抵皆豪商钜贾，未闻有以力田致富者。至孝武时，东郭咸阳以大鬻盐，孔仅以大冶领大司农，桑弘羊以贾人子为御史大夫，而前法尽废矣。 武帝元光六年，初算商车（始税商贾车船，令出算）。
先公曰：“武帝承文、景富庶之后，即位甫一纪耳，征利已至於此。然则府库之积，其可恃哉！兴利之臣不知为谁。时郑当时为大司农，以他日荐桑弘羊、咸阳、孔仅观之，益可疑也。政使非其建白，亦任奉行之责矣。汉人多言汲、郑，其实当时非黯比也。黯奋不顾身，以折功利之冲，当时乃荐掊刻之人，以济武帝之欲，乌得并称哉！”
元狩四年，初算缗钱。 公卿请令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，率缗钱二干而一算（此谓雠缗钱者也，随其用所施，施於利重者，其算益多）。诸作有租及铸（以手力所作而卖之），率缗钱四千一算（手作者得利差轻，故算亦轻）。已上皆算缗钱之法。
非吏比者、三老、北边骑士，轻车以一算（凡民不为吏，不为三老、骑士，苟有轻车，皆出一算）；商贾轺车二算（商贾则重其赋也）。已上算车之法（元光只算商车，至是，民庶皆不免）。 船五丈已上一算（商贾之船）。匿而能告者，以半畀之（所谓告缗也）。贾人无得籍名田，以便农，犯者没入。
按：算缗钱之法，其初亦只为商贾居货者设，至其后，告缗遍天下，则凡不为商贾而有蓄积者皆被害矣，故择其关於商贾者登载於此，而余则见《杂征榷门》。
太初四年，徙弘农都尉治武关，税出入者，以给关吏卒食。
王莽篡位，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，令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、登龟取贝者，皆自占司市钱府，顺时气而取之。诸取众物、鸟兽、鱼鳖、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，嫔妇桑蚕、织、纺绩、补缝，工匠医卜及他方技、商贩、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（居处所在为区。谒舍，今客店），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，除其本，计其利，十一分之，而以其一为贡。敢不自占，占不以实，尽没入所采取。 按：莽之法，既榷商贾之货而取其十一，又效商贾之为而官自买卖。今录其关於征商者於此，而余则见《市籴考》。 晋自过江，至於梁、陈，凡货卖奴婢、马牛、田宅，有文券，率钱一万输佑四百入官，卖者三百，买者一百；无文券者，随物所堪，亦百分收四，名为散佑。
历宋、齐、梁、陈如此，以为常。以人竞商贩，不为田业，故使均输，欲为惩励。虽以此为辞，其实利在侵削。
宋孝武大明八年，诏：“东境去岁不稔，宜广商货，远近贩鬻米粟者，可停道中杂税。”自东晋至陈，西有石头津，东有方山津，各置津主一人，贼曹一人，直水五人，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。荻炭鱼薪之类过津，并十分税一以入官。淮水北有大市百余，小市十余所，大市备置官司，税敛既重，时甚苦之。
后魏明帝孝昌二年，税市入者，人一钱，其店舍又为五等，收税有差。
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，开府邓长赞成之，后主大悦。 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，军国之用不在此焉。税僧尼令曰：“僧尼坐受供养，游食四方，损害不少，虽有薄敛，何足为也！”
后周闵帝初，除市门税。及宣帝即位，复兴入市之税，每人一钱。
隋文帝受禅，除入市之税。
唐武后长安二年，凤阁舍人崔融上议曰：“臣伏见有司税关市事条，不限工商，但是行人尽税者。臣谨按：《周礼》九赋，其七曰关市之赋。窃惟市纵繁杂，关通末游，欲令此徒止抑，所以咸增赋税。夫关市之税者，唯敛出入之商贾，不税往来之行人。何四海之广，九州之杂，关必据险路，市必凭要津。若乃富商大贾，豪宗恶少，轻死重气，结党连群，喑鸣则弯弓，睚眦则挺剑。小有失意，且犹如此，一旦变法，定是相惊。非唯流迸齐人，亦自扰乱殊俗。求利虽切，为害方深。而有司上言，不识大体，徒欲益帑藏，助军国，殊不知军国益扰，帑藏愈空。且如天下诸津，舟行所聚，洪舸巨舰，千轴万艘，交货往还，昧旦永日。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，则检覆检覆，检覆则迟留。此津才过，彼铺复止，非唯国家税钱，更遭主司僦赂。何则？关为诘暴之所，市为聚人之地，税市则人散，税关则暴兴，暴兴则起异图，人散则怀不轨。况浇风久扇，变法为难，徒欲禁末游、规小利，岂知失元默、乱大伦乎？古人有言：‘王者藏於天下，诸侯藏於百姓，农夫藏於庾，商贾藏於箧。’惟陛下详之。必若师兴有费，国储多窘，即请倍算商客，加敛平人。如此则国保富强，人免忧惧，天下幸甚。”
德宗时，赵赞请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，每缗税二十，竹木茶漆税十之一，以赡常平本钱。帝纳其策。属军用迫蹙，亦随而耗竭，不能备常平之积。
文宗太和七年，御史台奏：“太和三年赦文，天下除两税外，不得妄有科配，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，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。臣伏以方今天下无事，圣政日跻，务去烦苛，与民休息。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纟束场，税法至重，害人颇深，博访诸道，委知自太和三年准赦文两税外停废等事，旬月之内，或以督察不严，或以长吏更改，依前置，重困齐人。伏望今后自太和三年准赦文所停两税外，科配杂榷等率复置者，仰敕到后十日内，具置事申闻奏，仍申报台司。每有出使郎官、御史、令严加察访，苟有此色，本判官重加惩责，长吏奏听进止。”旨依。 开成二年十二月，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：“泗口税场，应是经过衣冠商客，金银、羊马、斛斗、见钱、茶盐、绫绢等，一物已上并税。今商量其杂税物请停绝。”敕旨：“淮、泗通津，向来京国自有率税，颇闻怨ゥ。今依元赏所奏，并停其所置官司，所由悉罢。所有泗口税额，准徐泗观察使今年前后两度奏状，内竖共得钱一万八千五十五贯文。内十驿一万一千三百贯文，委户部每年以实钱逐近支付，泗、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钱赐充本军用，其他未赡，委在才臣，共息怨咨，以泰行旅。”
后周显德五年，敕诸道州府，应有商贾兴贩牛畜者，不计黄牛、水牛，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；如是货卖处，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三十，不得别有邀难。
按：鬻卖而有税，理也。经过而有税，非理也。观此，则其来已久，而牛畜之外，余物俱有过税，商旅安得愿出其涂乎？
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，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，非有货币当算者，无得发箧搜索。又诏榜商税则例於务门，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此薄税敛初指挥也。恭惟我艺祖开基之岁，首定商税则例，自后累朝守为家法，凡州县小可商税，不敢专擅创取，动辄奏禀三司取旨行下。
谨按景德四年，三司盐铁商税按奏：‘据滨州监税李忠恕状，准条，银每两税钱四十文，其专栏等称银元来不纳税钱事。省司检会景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令。
将银出京城门往诸路州军者，并须於在京税务纳钱，每两四十文，不降指挥，只是条贯。自京出门，其滨州税务元不收税，合依久例，不得创收。’天禧四年，福建转运司奏：‘尚书屯田员外郎方仲荀奏，乞收福建枋木税每估一贯税一百文。
本司勘会《祥符编敕》，每木十条抽一条讫，任贩货卖，不收商税。’天圣七年，福建运司奏：‘福州商税有当增收钱者八，当减钱者五，当不收钱者十，当创收钱者十二。’有旨，创收、增收并不行，余依奏。以此见当时州郡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创收，动须奏禀，而漕臣、省司亦不敢辄从所请，横改条法。至淳化三年，令诸州县有税，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收到课利最多钱数，立为祖额，比校科罚。 盖商税额比较自此始。及王安石更改旧制，增减税额，所申省司不取旨矣。熙宁三年九月，中书札子：‘详定编敕所参详，自来场务课利增亏，并自本州保明三司，立定新额，始牒转运司令本处趁办，往复经动年岁，虚有留滞，莫若令本州自此立定祖额比较。’有旨从之，而本州比较自此始，商税轻重皆出官吏之意，有增而无减矣。政和间，漕臣刘既济申明於则例外增收一分税钱，而一分增收税钱窠名自此起。至今以五分充州用，五分充转运司上供，谓之五分增收钱。绍兴二年，令诸路转运司量度州县收税紧慢，增添税额三分或五分，而三五分增收税钱窠名自此始。至今以十分为率，三分本州，七分隶经总制司，谓之七分增税钱，而商税之重极於今日。”
李重进平，以宣徽北院使李处新知扬州，枢密直学士杜к监州税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以朝臣监州税始於此，盖收方镇利权之渐，然是时初未以此置官也。据《太宗实录》，上谓赵普等曰：‘王仁赡纵吏为奸，诸州场院皆隐没官钱。朕初即位，悉罢去，分命使臣掌其事，利入遂数倍。’以此见诸州监当分差使臣自太宗始。雍熙三年始著於令，监当使臣、京朝官并三年替，仍委知州、通判提举之，遂为定员。”
关市之税，凡布帛、什器、香药、宝货、羊彘，民间典卖庄田、店宅、马牛、驴骡、橐，及商人贩茶盐，皆算，有敢藏匿物货，为官司所捕获，没其三分之一，以其半畀捕者。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。有官须者十取其一，谓之抽税。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，擅其征利，其后诸国割据，掊聚财货以自赡，故征算尤繁。
宋朝每克复疆土，必下诏蠲省。凡州县皆置务，关镇或有焉，大则专置官监临（景德二年，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，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），小则令、佐兼领，诸州仍令都监、监押同掌之。行者赍货，谓之过税，每千钱算二十；居者市鬻，谓之住税，每千钱算三十。大约如此，然无定制，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。 开宝六年，诏岭南商贾赍生药者勿算。
先是，伪蜀时，部民凡嫁娶，皆籍其帏帐妆奁之数估价抽税，是年，诏除之。
太宗淳化二年，诏曰：“关市之租，其来旧矣。用度所出，未遑削除，征算之条，当从宽简。宜令诸路转运使以部内州军市征所算之名品，共参酌裁减，以利细民。”又诏：“除商旅货币外，其贩夫、贩妇细碎交易，并不得收其算。常税各物，令有司件析揭榜，颁行天下。”
至道元年，诏两浙诸州纸扇、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。
二年，诏民间所织缣帛非出鬻於市者勿得收算。 真宗景德三年，除杭、越等十三州军税鹅鸭年额钱。
大中祥符五年，诏京东西、河北、陕西、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津者勿税。 大中祥符六年，诏免诸路州军农器收税。
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：
四十万贯以上：
东京 成都（二十一务）
兴元（三务）
二十万贯以上：
蜀（九务）
彭（八务）
永康（五务）
梓（二务） 遂（二务）
十万贯以上：
开封（二十三务） 寿（八务）
杭（十二务）
眉（二务） 绵（二务） 汉（二务）
嘉（八务）
邛（十九务）
简（四务） 果（一务） 戎（三务）
泸（六务） 合（一务）
怀安（三务）
利（三务） 阆（一务）
剑（七务）
三泉县（二务）
夔（二务）
五万贯以上：
西京（二十六务）
北京（十四务） 徐（七务）
郓（十二务） 邳（三务）
颍（十一务）沧（二十二务）
博（十四务）
棣（十一务） 秦（六务）
德（十三务）
京兆（十二务）
楚（八务）
真（五务） 庐（六务） 成（五务）
扬（七务）
蕲（八务）
无为（八务）
资（一务） 高邮（八务）苏（五务） 普（一务）
昌（三十八务）
洋（八务）
兴（二务）
大宁监（一务）
达（一务）
施（五务）
涪（六务）
五万贯以下：
南京（九务）
青（十务） 齐（十务）
沂（五务） 兖（九务） 淮阳（二务） 济（六务） 单（五务）
濮（八务）
襄（八务）
邓（七务）
许（十务）
蔡（十六务）
陈（六务） 滑（一务） 澶（十务） 瀛（七务） 滨（六务）
思（六务）
凤（四务）
永静军（九务）
真定（十五务）
河中（十一务）
陕（六务） 并（九务）
延（十六务）
凤翔（十五务） 亳（十一务）
舒（十九务）
宿（九务） 光（七务）
黄（九务） 湖（十务）
婺（八务）
秀（七务） 信（八务）
洪（十一务）
吉（七务） 潭（七务） 荣（一务）
雅（十一务） 广安（三务）
富顺监（一务）
巴（五务）
蓬（一务）
安（二务） 福（十二务） 黔（七务） 忠（二务）
万（六务） 渝（三务）
三万贯以下： 密（六务） 登（四务）
莱（四务）
潍（三务）
曹（四务）
淄（十一务）
郢（二务）
唐（五务）
孟（七务）
汝（十务）
郑（九务） 冀（七务）
雄（一务）
相（七务）
邢（七务） 定（十七务）
怀（八务）
卫（八务）
（九务）
深（五务）
磁（十一务） 赵（六务） 保（一务） 永宁（一务） 华（八务） 通利（三务）
同（十一务）
耀（九务） （四务）
解（五务）
庆（十一务） 商（四务） 宁（六务） 环（六务）
泽（五务） 陇（八务） 渭（十八务） 阶（二务） 德顺（一务）
干（八务） 通远（一务）
潞（六务） 晋（六务）
绛（六务）
汾（五务） 海（四务）
泰（七务）
泗（七务） 滁（四务）
和（六务）
濠（四务）
涟水（二务）
越（九务） 润（六务）
明（五务）
常（五务）
温（六务 ）台（八务）
处（七务）
衢（八务）
睦（六务）
江宁（五务）
宣（九务）
歙（六务）
江（六务）
池（十一务）
饶（六务） 太平（八务） 南康（七务） 虔（六务） 广德（二务）
袁（九务）
兴国（二务）
临江（五务）
衡（一务） 江陵（十四务）鄂（八务）
安（五务）
岳（十一务）
黎（一务） 汉阳（三务）
荆门（二务）
文（六务） 龙（二务）
集（七务）
璧（一务）
南剑（十一务）
开（一务）
建（七务） 泉（九务）
汀（八务）
漳（十务）
广（十四务）
昌化（三务） 潮（五务） 一万贯以下：
随（三务） 金（十七务）
均（三务）
信阳（二务）
莫（三务） 霸（三务）
干宁（一务）
信安（一务）
（五务） 虢（四务） 坊（四务）
岷（三务）
原（六务）
仪（四务） 府（二务）
代（十九务）
隰（九务）
忻（一务）
石（六务）
辽（五务）
威胜（五务）
平定（四务）
南安（三务）
建昌（二务）
通（二务） 桂阳（二务）
鼎（四务） 澧（四务）
陵井监（四务） 峡（五务）
梁山（一务） 邵武（三务） 康（十六务）
南雄（六务）
英（八务） 五千贯以下：
广济（一务）
房（一务） 保安（一务）
安肃（一务）
丹（四务） 广信（一务）
顺安（二务）
保安（三十务）
镇戎（六务） 熙（一务）
庆成（二务） （一务） 宪（一务）
岚（三务）
慈（二务）
宁化（一务） 火山（一务）
岢岚（一务） 保德（一务）
抚（二务） 大通监（二务）
江阴（三务）
筠（三务） 永（三务）
郴（一务）
邵（三务） 全（二务）
归（一务）
辰（一务）
沅（四务）
复（二务）
茂（一务）
南平（三务）
兴化（八务） 循（四务） 韶（三务）
连（四务）
贺（二十一务）
封（三务）
端（一务） 新（一务）
南恩（一务）
惠（四务）
梅（二务）
春（九务） 桂（十四务）
容（五务） 邕（一务） 象（七务）
融（一务）
昭（十二务）梧（一务）
藤（一务） 龚（一务）
浔（三务）
贵（十一务） 柳（九务） 宜（五务）
宾（四务）
横（三务）
化（五务）
高（六务） 雷（二务） 白（一务）
钦（一务） 郁林（一务） 万安（一务）
珠崖（一务）
廉（五务） 琼（一务） 蒙（一务）
窦（二务） 南仪（一务）
按：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，虽夔、戎间小垒，其数亦倍蓰於内地之壮郡。然《会要》言四蜀所纳皆铁钱，十才及铜钱之一，则数目虽多，而所取亦未为甚重。
而熙宁十年以后再定之额，他郡皆增於前，而四蜀独减於旧，岂亦以元额偏重之故欤？
仁宗时，诏场务岁课倍增者，乃增使臣一员监临。又诏取一岁中数为额，后虽羡益勿增，仍毋得抑配人户、苛留商贾，求羡余以希赏（详见《酒税门》）。
天圣中，有请算钱以助给费者，仁宗曰：“货泉之利，欲流天下而通有无，何可算也。”不许。又诏有司裁定岁课或不登而州县责衙前备偿者，立命罢之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诏：“三路支移，或民以租赋赍货至边贸易以转官者毋税。石炭自怀至京不征。流民复业者，所过免算。”
四年，诏三司：“凡民承买酒麴、坊场，率千钱输税五十，储之以禄吏。”
七年，诏减国门税数十种，钱不满三十者蠲之。其先，外城二十门皆责以课息，近止令随其闲要分等，以检捕获失之数为赏罚。既而以岁旱，复有是命。
八年，手诏问中书，贾贩之物法不税者，其市利钱当输否？时有司创税贾物之入京者，谓之市利钱，以禄吏。帝疑焉，故问之。 《郑侠奏议》跋后云：“建言者以诸门及本务税钱额亏折，皆是官员饶税过多，而吏人受财，公共偷瞒，不知乃为市易拘拦商旅入务官买，以致商旅不行，税乃大亏也。遂立条约，专拦皆有食钱，官员不得饶税。专拦取钱依仓法，官员妄饶税，并停替，仍会问诸处，每商旅纳官税一百文，即专拦所得市利钱几何。
诸处申，约官税一百，专拦等合得事例钱十文。官中遂以为定例，每纳税钱一百文，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，以给专拦等食钱。已而市易司作，於申收事例钱项，即声说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，此明为所收事例钱不及十文亦收十文，及法行，乃谓所收之税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钱十文。只如苎麻一斤收钱五文，山豆根一斤收钱五文，问客人别要事例钱一十文。本门为不便申省，及市易司并不施行，致客人为事例钱故，屡与专拦相拖拽，云：‘我官钱十文纳了，你问我要甚事例钱？’必须取条贯分明详谕，方肯纳钱而去。不三五日间，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状，准三月二十七日圣旨，市利钱三百文以下税钱者，皆无市利钱矣。看详，有司当立法时，取专拦所得事例钱以供专拦逐月食钱，不曰事例钱，而以市利名之者，盖取《孟子》所谓‘有贱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’之意以为名，是贱之也，又从而多取之以益官，岂不缪哉！宜乎圣上闻之，自三百以下税钱，并不收市利也。” 哲宗元元年，从户部之请，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奇，以为新额，自明年始。
八年，商人载米入京粜者，力胜税权蠲。 兵部尚书苏轼上言：“臣闻太贱则伤农，太贵则伤末。是以法不税五，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，以起太贱之价；灾伤之地舟车辐凑，以压太贵之直。自先王以来，未之有改也。而近岁法令始有五力胜税钱，使商贾不行，农末皆病，废百王不刊之令典，而行自古所无之法，百世之下，书之青史，曰：‘收五力胜税钱，自皇宋某年始也。’臣切为圣世病之。臣顷在黄州，亲见累岁熟，农夫连车载米入市，不了盐酪之费，所蓄之家日夜祷祠，愿逢饥荒。又在浙西，累岁亲见水灾，中民之家有钱无，被服珠金，饿死於市。此皆官收五力胜税钱，致商贾不行之咎也。臣闻以物与人，物尽而止；以法活人，法行无穷。今陛下每遇灾伤，捐金帛，散仓廪，自元以来，盖所费数千万贯石，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。只如去年浙中水灾，陛下使江西、湖北雇船运米，以救苏、湖之民，盖百余万石，又计籴本、水脚，官费不赀，而客船被差雇者，皆失业破产，无所告诉。与其官司费耗为害如此，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力胜税钱一条，只行《天圣附令》免税指挥，则丰凶相济，农末皆利，纵有水旱，无大饥荒。虽目下稍失课利，而灾伤之地，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如近岁之多也。今《元编敕》，虽云灾伤地分，虽有例亦免，而所从来，必自丰熟地分，所过不免收税，则商贾亦自不行。议者或欲立法，如一路灾伤，则邻路免税，一州灾伤，则邻州亦然。虽以今之法小为疏通，而隔一州一路之外，丰凶不能相救，未为良法，须是尽削近岁法，专用《天圣附令》指挥，乃为通济。臣窃谓若行臣言，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。何也？五无税，商贾必大通流，不载见钱，必有回货。见钱、回货，自皆有税，所得未必减於力胜，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，易为赈救，官司省费，其利不可胜计。今肆赦甚近，若得於赦书带下，光益圣德，收结民心，实无穷之利。取进止。”
徽宗大观元年，凡典买牛畜、舟车之类，未印契者，更期以百日，免倍税。
建中靖国初有此令，至是蠲之。
二年，诏在京诸门，凡民衣屦、菽、鸡鱼、果蔬、炭柴、磁瓦器之类，并蠲其税，岁终计所蠲，令大观库给偿。
重和元年，以臣僚言，凡民有遗嘱并嫁女承书，令输钱给印文凭；其丝绵缣帛即其乡聚市鬻者，亦令先历近地场务请税。寻皆罢之。八月，臣僚又言，税物由便道者，请令批引致务参验并税之。诏户部下诸路漕司计画以行。
宣和二年，宫观、寺院、臣僚之家为商贩者，令关津搜阅，如元丰法输税，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。
初，《元符令》，品官供家服用之物免税。至建中靖国初，马、牛、驼、骡、驴已不入服用之例，而比年臣僚营私谋利者众，宫观、寺院多有免税专降之旨，皆以船艘贾贩，州县无孰何之者，故有是诏。
三年，两浙、淮西等路，税例外增一分者勿取。其先，漕臣被旨起应奉物，乃增税以更费。至是，御笔罢之。
钦宗靖康元年，诏：“都城物价未平，凡税物，权更蠲税一年。” 高宗建炎元年，诏：“京城久闭，道路方通，有贩货上京者，与免税。”又诏应残破州县合用竹木砖瓦并免收税。又诏北来归正人、两淮复业人，在路不得收税。又诏於平江昆山县江湾浦量收海船税，应官司回易诸军收买物色，依条收税。盖宁於海道取给军需，而不以病民也。又虑税网太密，诏减并一百三十四处，减罢者九处，免过税者五处。至於牛、米、柴、面，民间日用所需，并与罢税。
孝宗隆兴之初，招集流民，凡两淮之商旅、归正人之兴贩，并与免税。州县续置税场不曾申明去处，并罢之。又诏乡落墟市贸易皆从民便，不许人买扑收税，减罢州县税务甚多。
光宗复罢楚州、雅州管下镇务，减临安府富阳余杭税额。
宁宗时，减罢州县税务亦不一。
关市之征日以蠲免，中兴列圣仁民之心何如哉！其间贪吏并缘，苛取百出（绍兴二十一年六月，臣僚言诸州额外征取，止资公库，无名妄用，乞令监司检察），私立税场，算及缗钱、斗米、菜茹、束薪之属（干道四年，诏诸州县不得私置税场，邀阻客旅。嘉定五年四月，臣僚言广中无名场税在在有之，若循之氵利头、梅之梅溪，皆深村山路，略通民旅，私立关津，缗钱、斗米、菜茹、束薪，并令输税）。或擅用稽察、措置（干道九年二月，诏诸县税场於正官外擅置稽察、措置等官，许民户越诉），添置专拦收检（绍兴十年九月，敕：“诸路税务置专拦外，类皆过数招收，并有监官、亲随之类，通同接取，可令禁止。”淳熙五年四月，臣僚言池州雁汊等处，栏头妻子直入船内搜检，谓之女栏头），与吾民相刃相靡，不啻雠敌。虚市有税，空舟有税（干道六年闰月，臣僚言：“重征莫甚於沿江。凡溯流而上，至於荆峡，虚舟往来，谓之‘力胜’；舟中无重货，谓之‘虚喝’；宜征百金，元抛千金之数，谓之‘花数’，骚扰不一，乞严禁止。”从之），以食米为酒米，以衣服为布帛，皆有税（绍兴三十二年八月，都省言专拦骚扰，甚者指食米为酒米，指衣服为布帛）。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，目以兴贩（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，敕：“访闻场务利於所入，以至士夫、举子道路之费，搜箧倒囊，一切拦税，可以禁止。”）。甚者，贫民博易琐细於村落，指为漏税，辄加以罪（嘉定八年二月，臣僚言：“滨江之民，担负鱼鲜於村落博卖，未尝经涉城市，亦诬其漏税而加之罪。或遇溪贩运火柴，每束亦收五六文钱。乞严行觉察。”从之）。空身行旅，亦白取金，百方纡路避之，则拦截叫呼（嘉定五年四月，臣僚言广中场）。或有货物，则抽分给偿，断罪倍输，倒囊而归矣（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）。闻者咨嗟，则指曰：“是大小法场也（绍兴二十二年，臣僚言蕲之蕲阳、江之湖口、池州之雁汊税务，号为大小法场）。”是以中兴以来，申明越津拦税之禁（上曰：“昨见河朔有步担负米，尤为所害。其专拦有在十里外私自收税者，况舟船之利多於步担，其扰可知。”绍兴三十二年三月，臣僚言州县多遣人於三二十里外拘栏税物，以发关引为名，乞禁止。干道四年九月，诏不得离县五里外拦掠村民。绍兴四年三月，嘉定八年二月，皆有禁），其场务税赏不许引用（倘於租额外有剩数，听其累赏，是道天下重征），其告漏税不实者坐之（庆元六年五月诏）。其有合税者，照自来则例，不得欺诈骚扰，如例外多收投子钱，许民越诉（绍熙元年十一月）。其赴务投税者，不得截留收买（庆元五年四月诏）。列圣之禁戢吏奸也如此，是宜商贾之利通而民生之用足，虽中兴再造，民力已竭，而不至於甚困者，皆此之由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