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十六·征榷考三
作者：马端临
○盐铁（矾）
仁宗时，诏天下茶盐酒税取一岁中数为额，后虽羡益勿增，无得抑配人户苛阻商旅。 天圣八年，上书者言：“县官禁盐，得利微而为害博，两池积盐为阜，其上生木合抱，数莫可校。请听通商，平估以售，可宽百姓之力。”乃诏罢三京、二十八军州榷法，听商贾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，受盐两池。自是，商贾流行，然税课之入官者颇耗。自元昊反，聚兵西边，用度不足，因诏入中他货，予券偿以池盐。由是羽毛，筋角、胶漆、钱炭、瓦木之属，一切以盐易之。猾商贪贾乘时赇吏为奸，至入椽木二，估千钱，给钱一大席，为盐二百二十斤。虚费池盐，不可胜计，盐直益贱，贩者不行，公私无利。朝廷知其弊，乃诏复京师榷法，凡商人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，皆计直输亏官钱。内地州军民盐，悉收市入官，官为置场，增价而出之。复禁永兴、同、华、耀、河中、陕、虢、解、晋、绛、庆成十一州军商盐，官自辇运，以衙前主之。又禁商盐私入蜀，置折博务於永兴、凤翔，听人入钱若蜀货，易盐趋蜀中以售。自禁榷之后，量民资厚薄，役令免车转致诸郡，道路縻费，役人竭产不能偿，往往亡匿，关内骚然。所得盐利，不足以佐县官之急。并边诱人入中刍粟，皆为虚估，腾踊至数倍，岁费京师钱币，不可胜数，帑藏愈虚。太常博士范祥乃请旧禁盐地一切通商，盐入蜀者亦恣不问；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，第令入实钱，以盐偿之。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、南、西盐，第优其估；东、南盐又听入钱永兴、凤翔、河中，岁课入钱（凡通商州军，在京西者为南盐，在陕西者为西盐，若筑盐池则为东盐）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，受以要券，即池验券，按数而出，尽弛兵民辇运之役。诏从之。数年，滑商贪贾无所侥幸，关内民安其业。其后三司言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，请得公私并贸，而余则禁止官鬻，皆从之。两池岁役畦户以解、河中、陕、虢、庆成民为之，官司旁沿侵剥为苦，乃诏三岁一代。尝积逋盐课至三百三十七万余席，诏蠲其半。中以积盐多，特罢种盐一岁，或二岁、三岁，以宽其力。其后减畦户半，又稍佣夫代之，五州之民得安田里，无追逮侵剥之扰。
沈氏《笔谈》曰：“陕西颗盐，旧法官自搬运，置务拘卖。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，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，至解池请盐二百斤，任其私卖，得钱以实塞下，省数十郡搬运之劳。异日，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，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，至是悉免。行之既久，盐价时有低昂，又於京师置都盐院，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，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，则敛而不发，以长盐价；过四十，则大发库盐，以压商利，使盐价有常，而钞法有定数。行之数年，至今以为利。”
青、白盐出乌、白池，西羌擅以为利。自李继迁叛，乃禁毋入塞，未几罢。 庆历中，元昊纳款，请岁入十万石售於县官，谏官孙甫等言：“辇运疲劳。又并边户尝言青盐价贱而味甘，故食解盐者少，虽刑不能禁。今若许之，则并边蕃汉尽食羌人所贩青盐，不能禁止，解盐利削，陕西财用屈矣。”乃不许其请。
庆历元年冬，以淄、潍、青、齐、沂、密、徐、淮扬八州军仍岁凶灾，乃诏弛禁，听人贸易，官收其算，而罢密、登岁课，第令户输租钱。其后郓、兖皆以壤地相接，请罢食池盐，得通海盐，收算如淄、潍等州，许之。自是，诸州官不贮盐，而岁应授百姓蚕盐皆罢给，然百姓输蚕盐钱如故。至和中，始诏百姓输钱以十分为率，听减三分云。
河北沧、滨二州盐，自开宝以来，听人贸易，官收其算，岁为额钱十五万缗。
上封者请禁榷以收其利，余靖为谏官，言：“前岁军兴以来，河北拣点义勇及诸色科率，数年未得休息。臣尝痛燕蓟之地陷虏且百年，而民无南顾之思者，戎狄之法大率简易，盐、麴俱贱，科役不烦故也。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，故许通盐商，止令收税。若一旦榷绝，价必腾踊，民苟怀怨，悔将何及。伏缘河朔土多盐卤，小民税地不生五，惟刮硷煎之以纳二税，今若禁止，便须逃亡。盐价若高，犯者必众，近民怨望，非国之福。”其议遂寝。后王拱辰为三司使，复建议榷二州盐，下其议。鱼周询等以为不可，请重算商人，可得缗钱七十余万。上曰：“使人顿食贵盐，非朕之意。”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，张方平见上，问曰：“河北再榷盐，何也？”上曰：“始议立法，非再榷也。”方平曰：“周世宗榷河北盐，犯辄处死。世宗北伐，父老遮道泣诉，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，今两税盐钱是也。岂非再榷乎？且今未榷也，而契丹常盗贩不已，若榷之则盐贵，虏盐益售，是为我敛怨而使虏获福也。虏盐滋多，非用兵不能禁，边隙一开，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？”上大悟，立以手诏罢之。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，为佛会七日以报上恩，且刻诏书北京。后父老过其下辄流涕。 按：授人以盐而征其钱，谓之蚕盐，行之京东诸路；免盐之榷而均诸税，谓之两税盐钱，行之河北，皆五代法也。及其弊也，盐不给而征钱如故，税已纳而禁榷再行。盖误以二者为经常之赋而不知其源出於盐也。河北之榷，方平言之，仁皇听之，惠及一道矣；独蚕盐钱之输，未有能如方平者力言之，至和中仅免其十之三。惜哉！ 东南盐利，视天下为最厚。盐之入官，淮南、福建斤为钱四，两浙杭、秀为钱六，温、台、明亦为钱四，广南为钱五。其出，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，利有至十倍者。先是，天禧初，募人入缗钱、粟帛京师及淮、浙、江南、荆湖州军易盐，干兴元年，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。会通、泰鬻盐岁损，所在贮积无几，因罢入粟帛，第令入钱，久之，积盐复多。明道二年，参知政事王随建言：“淮南盐初甚善。自通、泰、楚运至真州，自真州运至江、浙、荆湖，纲吏舟卒侵盗贩鬻，从而杂以砂土。涉道愈远，杂恶殆不可食，吏卒坐鞭笞，配徙相继而莫能止。比岁运河浅涸，漕挽不行，远州村民，顿乏盐食，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，至无屋以贮，则露积苫覆，岁以损耗。又亭户输盐，应得本钱或无以给，故亭户贫困，往往起为盗贼，其害如此。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，使商人入钱京师，又置折博务於扬州，使输钱及粟帛，计直予盐。盐一石约售钱二千，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以资国用，一利也；江、湖远近皆食白盐，二利也；岁罢漕运縻费，风水覆溺，舟人不陷刑辟。三利也；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，四利也；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，五利也。赡国济民，无出於此。”时范仲淹安抚江、淮，亦以疏通盐利为言，即诏翰林侍读宋绶、枢密直学士张若谷、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、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。皆以为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，侵蠹县官，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，使皆有二三年之盐；复天禧元年制，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、浙、江南、荆湖州军易盐；在通、泰、楚、海、真、扬、涟水、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，余州厅县镇，毋至乡村；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，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，以偿亭户。诏皆施行。
景二年，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，遂罢，而入钱京师如故。
康定元年，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，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，而河北复出三税法，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。然东西盐利特厚，商旅不愿受金帛，皆愿得盐。 江、湖漕盐既杂恶，又官估高，故百姓利食私盐，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，用工省而得利厚，无赖之徒盗贩者众，捕之急则起为盗贼。江、淮虽衣冠士人，狃於厚利，或以贩盐为事。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，而建之汀州与虔接，虔盐既不善，汀故不产盐，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。每岁秋冬，田事既毕，往往数十百为群，持甲兵旗鼓，往来虔、汀、漳、梅、循、惠、广八州之地。所至污人妇女，掠人帛，与巡捕吏卒斗格，至杀伤吏卒，则起为盗，依阻险要，捕不能得，或赦其罪招之。岁月浸淫滋多，而虔州官粜盐岁才及百万斤，朝廷以为患。职方员外郎黄炳请增近岁所增官估，斤为钱四十，以虔州十县五等户夏秋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，随夏税钱入偿官。从之。然岁才增粜六十余万斤。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乃令民首纳私藏带兵械，以给巡捕吏兵，而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、徒不及五人、不以兵甲自随者，止输算勿捕。淮南既团新纲漕盐，挺增为十二纲，纲二十五艘，锁伏至州乃发。输官有余，则以畀漕舟吏卒，官复以半贾取之，繇是减侵盗之敝，盐遂差善。又损粜价，岁课视旧增至三百万余斤，乃罢扶等所率籴盐钱。
嘉间，两浙转运使沈立、李肃之奏：“本路盐课缗钱岁七十九万，嘉三年才及五十三万，而一岁之内，私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，其弊在於官盐估高，私贩不止，而官课益亏。请榷官估，罢盐纲，令铺户衙前自趋山场取盐，如此则盐善而估平，人不肯冒禁私售，官课必溢。”诏从之。
皇以来，屡下诏书，命亭户给官本皆以实钱，其售额外盐者，给粟帛必良，逋岁课久者悉蠲之，所以存恤之甚厚，而有司罕能承上意焉。蜀煮井为盐者，井源或发或微，而责课如故，任事者多务增课以为功，贻患后人。朝廷切於除民害，尤以远人为意，有司上言，辄为蠲减，前后不可悉数。 鬻硷为盐，大抵硷土或厚或薄，薄则利微，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。至和初，韩琦请户满三岁，地力尽，得自言，摘他户代之。明年，又诏铛户输岁以分数为率，蠲复有差，遇水灾，又听得他户代役，百姓便之。矾初亦官置务煮之，天圣已后，听民自煮，官置场售之，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。两蜀旧亦榷矾，天圣诏弛其禁。初，晋、慈矾募人入金帛茶丝易之。其后，河东转运使薛颜请一切入缗钱，以助边籴。久之矾积益多，复听入金帛、刍粟。刍粟虚估高，商人利於入中。
麟州斗粟直钱百，估增至三百六十，矾之出官为钱二万一千五百，才易粟六石，以麟州粟实直较之，为钱六千，而矾一驮已费本钱六千。县官徒有榷矾之名，其实无利。嘉六年，乃罢入刍粟。复令入缗钱。矾以百四斤为一驮，入钱京师榷货务者，为钱十万七千；入钱麟、府州者，又减三千，自是，商贾不得专其利矣。 神宗熙宁七年，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出，多虚钞而盐益轻，以钞折兑粮草，有虚抬边籴之患，请用西蜀交子法，使其数与钱相当，可济缓急。诏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，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，又令秦凤、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。
八年，中书又言：“买钞本钱有限，而出钞过多，则钞贱而籴贵，故出钞不可无限。然入中商人或欲变易见钱，而官不为买，即为兼并所抑，则钞价贱。而边境有急，钞未免多出，故当置场，以市价平之。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，以当用钞数立额。永兴军遣官买钞，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，又用市易务赊请法，募人赊钞变易，即民钞多而滞，则送解池毁之。”诏从其请。然有司给钞溢额，犹视其故。
旧制，河南北曹、濮以西，秦、凤以东，皆食解盐。自仁宗时，解盐通商，官不复榷。熙宁中，市易司始榷开封、曹濮等州。八年，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，於是开封府界阳武、酸枣、封邱、考城、东明、白马、中牟、陈留、长垣、胙城、韦城，曹濮澶怀济单解州、河中府等州县，皆官自卖。未几，复用商人议，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颖隰州、西京、信阳军通商，畿县及澶、曹、濮、怀、卫、济、单、解、同、华、陕、河中府、南京、河阳，令提举解盐司运盐卖之。
自禁榷之后，盐价既增，民不肯买，乃课民买官盐，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，重赏构捕私盐，民骚怨。盐钞旧法，每席六缗，至是二缗有余，商不入粟，边储失备，乃议所以更之。皮公弼、沈括等言官卖当罢。於是河阳、同华解州、河中、陕府、陈留、雍邱、襄邑、中牟、管城、尉氏、鄢陵、扶沟、太康、咸平、新郑听通商，其入不及官卖者，官复自卖；澶濮济单曹怀州、南京，阳武、酸枣、封邱、考城、东明、白马、长垣、胙城、韦城九县，官卖如故。又诏商盐入京，悉卖之市易务，每席无减千；民盐皆买之市易务，私与商人为市，许告，没其盐。 又诏京师置七场，买东、南盐钞，市易务计为钱五十九万三千余缗，三司阙钱，请颇还其钞，令卖之於西，买者其三给钱，其七准缘边价给新引，庶得民旧钞，而新引易於变易。诏用其议。 哲宗元元年，户部及陕西制置解盐司议：“延、庆、渭、原、环、镇戎、保安、德顺等八州军皆禁榷，官自鬻，以万五千五百席为额，听商旅入纳於八州军折博务，算给交引，一如范祥旧法。其出卖到盐钱，以给转运司籴买。”从之。
徽宗崇宁元年，解州贾考南北团池修治畦眼，拍磨布种，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余斤，州具以闻。初，解梁之东有大盐泽，绵亘百余里，岁得亿万计。
自元符元年，霖潦池坏，至是，乃议修复。四年，池成，凡开二千四百余畦，百官皆贺。其役内侍王仲千实董之，仲千以额课敷溢为功。然议者或谓解池灌水盈尺，暴以烈日，鼓以南风，须臾成盐，其利则博，苟欲溢额，不俟风日之便，厚灌以水，积水而成，味苦不口。
沈氏《笔谈》曰：“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，久雨，四山之水悉注其中，未尝溢；大旱，未尝涸。卤色正赤，在版泉之下，俚俗谓之‘蚩尤血’。唯中有一泉，乃是甘泉，得此水然后可以聚人。其北有尧梢水，一谓之巫咸河。大卤之水，不得甘泉和之，不能成盐。唯巫咸水人，则盐不复结，故人谓之“无咸河”，为盐泽之患，筑大堤以防之，甚於备寇盗。原其理，盖巫咸乃浊水，入卤中则淤淀卤脉，盐遂不成，非有他异也。”又曰：“盐之品至多，前史所载，夷狄自有十余种，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。今公私通行者四种：末盐、颗盐、井盐、崖盐是也。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，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，自余盈虚不常，大约岁入二千余万缗。唯末盐岁自抄三百万缗，供河北边籴，其他皆给本处给费而已。缘边籴买仰给於度支者，河北则海、末盐，河东、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。运盐之法，凡行百里，陆运斤四钱，船运斤一钱，以此为率。
祖宗以来，行盐钞以实西边。其法：积盐於解池，积钱於在京榷货务，积钞於陕西沿边诸郡，商贾以物解至边入中，请钞以归。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，惟患无回货，故极利於得钞，径请盐於解池。旧制，通行解盐池甚宽。或请钱於京师，每钞六千二百，登时给与，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。以此，所由州县，贸易炽盛，至为良法。崇宁，蔡京始变盐法，俾商人先输钱请钞，赴产盐郡授盐，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，以进羡要宠，钞法遂废，商贾不通，边储失备。东南盐禁加密，犯法被罪者众，民食盐杂以灰土，解池天产美利，乃与粪壤俱积矣。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不通，辄复变易，名对带法，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。循环者，已积卖钞，未授盐，复更钞；已更钞，盐未给，复贴输钱，凡三输，始获一直之货。民无赀更钞，已输钱悉干没，数十万券一夕废弃，朝为豪商，夕侪流丐，有赴水投纟而死者。时有魏伯刍者，本三省大胥也，蔡京委信之，专主榷货务。政和六年，盐课通及四千万缗，官吏皆进秩。七年，又以课羡第赏。其后，伯刍年除岁迁。官通议大夫、徽猷阁待制，既而党附王黼，京恶而黜之。伯刍非有心计，但与交引户关通，凡商旅算请，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，务入纳数多，以昧人主而张虚最。初，政和再更盐法，伯刍方为蔡京所倚信，建言：“朝廷所以开阖利柄，驰走商贾，不烦号令，亿万之钱，辐辏而至，御府须索，百司支费，岁用之外沛然有余，则榷盐之入可谓厚矣。顷年盐法未有一定之制，随时变革以便公私，防闲未定，奸弊百出。自政和立法之后，顿绝弊源，公私兼利。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，则已诧其太多，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。以岁计之，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余万贯者，处州是也；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，泰州是也。新法於今才二年，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，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，实未足为今日道也。伏乞以通收四千万贯之数宣付史馆，以示富国裕民之政。”小人得时骋志，无所顾惮，遂至於此。於时御府用度日广，课入欲丰，申岁较季比之令，在职而暂取告，其月日皆毋得计折，害法者不以官荫，并处极坐，微至於盐袋鲞盐，莫不有禁，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，上下程督加厉。七年，乃降御笔：“昨改盐法，立赏至重，抑配者众，计口敷及婴孩，广数下逮驰畜，使良民受弊，比屋愁叹。悉从初令，以利百姓。三省其申严近制，改奉新钞。”盖帝意未尝不欲审法定令，宽济斯民。有司不能将明帝恩，故比较已罢而复用，钞札既免而复行，盐囊增饶而复止，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，既又复为三十三千矣，民力因以扰匮，盗贼滋焉。 南盐 熙宁五年，卢秉提点两浙刑狱，仍专提举盐事。令盐场约得盐之多寡而定其分数，自六分至十分；三灶至十为一甲，而煮盐地什五其民，以相讥察；及募酒坊户愿占课额，取盐於官卖之，月以钱输官，毋得越所酤地；又严捕盗贩，刑禁苛酷。蹇周辅措置福建盐，以建、剑、汀、邵武官卖盐价苦高，漳、泉、福、兴化煮盐价贱、故多盗贩卖於贵处，请减建、剑、汀、邵武盐价，募上户为铺户，官给券，定月所卖，从官场买之，如是则民易得盐，盗贩不能规厚利。周辅又措置江西盐法，言汀州运路险远，淮盐至者不能多，请罢运淮盐，通搬广盐一千万斤於江西虔州、南安军，复均淮盐六百一十六万斤於洪、吉、筠、袁、抚、临江、建昌、兴国军，以补旧额。大率峻剥民，民被其害。哲宗即位，御史言周辅议江西盐法掊刻诞谩，乃削职贬官。
河北盐 旧不榷。熙宁八年，三司使章言河北、陕西并为边防，今陕西榷盐而河北独不榷，此祖宗一时误恩，请遣使诣海阳及煮小盐州县（小盐，伪盐也），与两路转运司度利害施行。而文彦博论其不便，诏如旧。元丰三年，京东转运李察言，南京、济、濮、曹、澶行解盐，余十有二州行海盐，请用今税法置买盐场，尽灶户所煮盐，官自卖之，禁私为市。岁收钱二十七万三千余缗。而息几半之。
乃诏以京东法榷之河北，自大名府、澶、恩、信、安、雄、霸、瀛、莫、冀等州，尽榷卖以增其利。哲宗即位，监察御史王岩叟言其不便，遂罢河北榷法。绍圣中复之。
河东盐 熙宁八年，三司使章言：“东西永利两监，盐岁课旧额二十五万余缗。自许商人入中粮草，增饶给钱支盐，商人得钞千钱，售价半之，县官阴有所亡，坐贾获利不赀。又私盐不禁，岁课日减，今才十万四千余缗，若计粮草虚估，官才得实钱五万余缗，视旧亏十之八。请如解盐例，募商人入钱请买，或官自鬻，重私贩之禁，岁课且大增，并边市粮草，一用见钱。”乃诏官自运盐，鬻於本路。知太原府韩绛言其不便，请通商，乃令商人输钱於边，给券，於东西监请盐，以除加饶折籴之弊。仍令商人自占所卖地，即官盐已运至场务者，令商人买之，加运费。
蜀盐 熙宁中，患井盐不可禁，欲尽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，修起居注沈括以为不可，遂寝。九年，刘佐入蜀经度茶事，乃岁运解盐十万席，未几，罢之。
崇宁二年，川峡利、洋、兴、剑、蓬、闻、巴、绵、汉、兴元府等州，并通行东北盐。四年，梓、遂、夔、绵、汉、大宁监等盐仍旧鬻於蜀，惟禁侵解池盐。
蚕盐 熙宁五年，京西漕臣陈知俭言蚕盐畸零，非民所愿，乃罢之，第令输钱。七年，复诏开封府界蚕盐折以粮者，三等户以下许代以钱，愿输本色者听。
元初，有司言罢所蚕盐，而令虚纳盐钱，於义未安，乃诏旧经蚕盐处仍旧散敛。有司复奏府界、京西、京东等路用蚕盐三万二千五十席，预出盐引，募人算请於解盐司以给用。六年，徐州、淮阳军仍旧散敛，京东及晋、绛、隰、磁州皆罢。元符三年，重定散蚕盐给纳之限，开封府界、京东西、河北澶州皆罢。初，东南岁支蚕盐，即不欲盐，计其数输价钱六分，如京东、西之制。政和三年，虑州县抑民，诏罢两浙、淮南支，其江、湖四路下盐事、常平司共相度闻奏。后遂诏淮、浙支蚕盐去处，依市卖客盐价例支给价钱，散依旧，来数输纳物帛，其丁口盐钱亦依上件指挥散纳。中兴后，亦不复散盐，而差损民所纳之直。
东莱吕氏曰：“《洪范》，初一曰五行，一曰水，水曰润下，润下作咸，此盐之根原。五行之气无所不在。水周流於天地，润下之性无所不在。其味作咸，凝而为盐，亦无所不在。种类品目甚多，世所共知者有三，如出於海，出於井，出於地。三者盐之尤多，世共知之。如青州出於东井，幽蓟东海、岭南南海皆出於海，剑南西川出於井，如河东盐出於池，如解池，盐之尤著者，大略三种。三种之外，所出亦多。如河北有卤地，此出於地者；如永康军盐出於崖，此出於山者。又有出於石，出於木，品类不一。大抵盐生民之日用，不可一日缺者，所以天地之，无处不有。自《禹贡》青州贡盐、，此海盐之见於经。三代之时，盐虽入贡，与民共之，未尝有禁法。自管仲相桓公，当时始兴盐，以夺民利。
自此后，盐禁方开。虽汉兴除山泽之禁，到武帝时，孔仅、桑弘羊祖管仲之法，盐始禁榷。至昭帝之世，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，请罢盐铁，又桑弘羊反覆论难，所以盐榷不能废。元帝虽暂罢之，卒以用度不足复建。自此之后，虽盐法有宽有急，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，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开，一开不可复塞。於是论其作俑出於管仲，计近功浅效，夺民利以开盐禁，自此天下之盐皆入禁榷。论禁榷之利，惟是海盐与解池之盐，最资国用。南方之盐皆出於海，北方之盐皆出於池。 如蜀中井盐，自赡一方之用，於大农之国计不与焉。前代盐法兴衰皆不出於所论，今且论本朝盐本末。本朝就海论之，惟是淮盐最资国用。方其国初，钞盐未行，是时，建安军置盐仓，乃令真州发运。在真州，是时，李沆为发运使，运米转入其仓，空船回，皆载盐，散於江、浙、湖、广。诸路各得盐，资船运而民力宽，此南方之盐，其利广而盐榷最资国用（至道二年十一月，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：
“淮南十八州军，其九禁盐，余不禁。商人由海上贩盐，官倍数而取之，至禁盐地，则上下其价。民利商盐之贱，故贩者益众，至有持兵器往来为盗者。且行法宜一，今请悉禁，官遣吏主之。”诏知制诰张秉与盐铁使陈恕等会议，恕言其不可，允恭再三为请，乃从之。是岁，收利巨万）。解池之盐，朝廷专置使以领之，北方之盐尽出於解池（大中祥符九年，陕西转运副使张象中言：“安邑、解县贮盐三千二百七十六，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，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，切虑遗利，望行条约。”帝曰：“地财之阜，此亦至矣。
若过求增羡，虑有时而阙，不可许也。”）当时，南方之盐全在海，北方全在解池。然而南方之盐，管得其人则其害少，惟北方解池之盐，有契丹、西夏之盐尝相参杂，夺解池之利，所以本朝议论最详，大抵解池之盐，味不及西夏，西夏优而解池劣；价直，西北之盐又贱。所以沿边多盗贩二国盐以夺解池，所以国家常措置关防，西夏常护视入中国界。大抵南方所出是海盐，自汉以来，海盐、井盐用煎熬之制，皆烹炼然后成，两处之盐，必资人力。如解池之盐，大抵姑耕种，疏为畦垅，决水灌其，必俟南风起，此盐遂熟，风一夜起，水一夜结成盐。所以北方皆坐食盐，如南风不起，则课利遂失。夫海盐、井盐全资於人，解地之盐全资於天而人不与。至徽宗时，如两浙之盐多有变更。自蔡京秉政，费转搬仓之法，使商贾入纳於官，自此为钞盐法，请钞於京师，商贾运於四方。有长引、短引，限以时日，各所之地，远近以为差。蔡京专利罔民，所以盐法数十日一变。盐法既变，则钞盐亦不可用，商贾既纳钱之后，钞皆不用，所以商贾折阅甚多，此海盐之一变也。解盐之变，缘徽庙初，雨水不常，围堑不密，守者护视不固，为外水参杂。雨水不常，外水イ满流入，解池不复成盐，此所以数年大失课利。后大兴徭役，尽车出外水，渐可再复，此是解盐之一变也。若论禁榷之利，天下之盐固皆禁榷，惟是河北之盐自安、史乱河北一路，缘藩镇据有河北盐，后本朝因而以盐定税，所以河北一路盐无禁榷（《唐志》：“自兵兴，河北盐羁縻而已。至皇甫奏置榷盐使，如江淮榷法，犯禁者岁多。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，穆宗命河北罢榷盐。”《国朝会要》：“开宝三年四月，诏河北诸州，盐法并许通行，量收税钱，每斤过税一文、住卖二文，隐而不税，悉没官，以其半给捕人定赏。”）仁宗时，议者要禁榷，仁宗不肯。神宗时，荆公、章亦欲禁榷，神宗亦不许。自后章为相，方始行禁榷，犯刑禁者甚多，盗贼滋起。河北所以不可禁榷，兼河北之盐又与其他不同。如井盐，官司只才一井，故井盐可榷。如解池之盐，亳封守，亦可禁榷。海盐亦待煎起炉闭炉，非一旦所成，官司及时禁察，亦可禁榷。惟河北盐是卤地，其地甚广，非如井、池可以为墙园篱堑封守；又才煎便成，非如海盐必待煎煮，可以禁察，所以最易得犯禁。自章禁榷河北，一到靖康之末，盗贼愈多。河北风俗悍，盐又易成，小人图利，所以不体朝廷之法，遂轻来相犯。盐大略如此。然推大纲论之，盐固是三代以前与民共之，若就后世不得已，彼善於此论之，取诸山泽不犹胜取之於民！盖所谓兴贩煎盐皆非地著之人，因而取之，必宽民力。本之民力，然而取之欲宽，不尽其利，则盐可以公行，若迫而取之，必有官刑。此见小者必至於失大，而盐法之弊所以不可施行也与！”
自熙宁初，始变矾法。岁课所入，元年为钱三万六千四百缗有畸，并增者五岁，乃取熙宁六年中数，定以一十八万三千一百缗有畸为新额。至元丰六年，课增至三十二万七千九百缗，而无为军矾听民自鬻，官置场售之，岁课一百五十万斤，用本钱万八千缗，自治平至元，数无增损。初，熙宁，东南九路官自卖矾，发运司总领焉。元初通商，绍圣复熙宁之制。大观元年，定河北、河东矾额各二十四万缗，淮南九万缗，复罢官卖，听客贩。政和初，以亏损额数，於是复官卖，罢客贩如旧制。 高宗建炎初，淮、浙亭户，官给本钱。诸州置仓，令商人买钞算请，五十斤为一石，六石为一袋，输钞钱十八千。又诏运司勿得将盐本钱支给他用。
绍兴元年，诏临安府、秀州亭户合给二税，依皇专法计纳盐货。以亭户皆煎盐为生，未尝垦田故也。二年，诏淮、浙盐每商人每袋贴纳通货钱三千，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，十日不自陈，如私盐律。十一月，诏淮、浙盐场所出盐以十分为率，四分支今降指挥以后交钞，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后交钞，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后文钞。先是，吕颐浩以对带法不可用，令商人贴纳钱，至是，复以分数如对带法，於是始加严察矣。三月，诏盐场官煎卖盐比租额增者推赏。四年，诏淮、浙盐每袋增贴纳钱三贯文，并计纲赴行在，寻命广盐亦如之。九月，以入纳迟细，减所添钱。然自建炎三年改钞法，绍兴三年九月又改，十一月又改，今年正月又改，及令所改，凡五变，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，乃命以资次前后从上并支焉。
六年，赵鼎奏久不变法，建康日纳盐钱甚盛。上曰：“法既可信，自然悠久。”
孝宗干道六年，户部侍郎叶衡奏：“今日财赋之源，煮海之利居其半，然年来课入不增，商贾不行者，皆私贩之害也。且以淮东、二浙盐货出入之数言之，论盐额则淮东之数多於两浙五之一，以去岁卖盐所得钱数论之，淮东多於二浙三之二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，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，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。乞委官分路措置。”
淳熙十三年，臣僚言总辖权制亭、灶，刻剥本钱，纵亭户私煎盗卖，诏淮、浙场见差总辖并罢。
《朝野杂记》曰：“淮、浙盐额最多者，泰州岁产盐一百六十一万石，嘉兴八十一万石，通州七十八万石，庆元三十九万石。淮、浙盐一场十灶，每灶昼夜煎盐六盘，一盘三百斤，遇雨则停。淳熙末，议者谓总辖、甲头权制亭、灶，兜请本钱，恣行刻剥，惧其赴，纵令私煎，且如一日雨，乃妄作三日申，若一季之十日雨，则一场私盐三十六万斤矣。而又有所谓镬子盐，亭户小火，一灶之下，无虑二十家，家皆有镬，一家通夜必煎两镬，得盐六十斤，十灶二百家，以一季计之，则镬子盐又百余万斤矣。一场之数已如此，诸路可知。十三年九月己未，遂罢总辖，令亭户自请本钱焉。
宁宗庆元元年二月诏循环盐钞住罢，将增剩钞名改作五支文钞给算，与日前已投在仓通理资次支请。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：“循环、增剩两等文钞，据客人称循环钞多有弊。盖自宣和客人先买一钞，更重买一钞，其先钞号为旧钞，而重买谓之新钞。旧钞可以搀支，重买复为旧钞，如此循环，实商贾之利也。乞截日住罢，只用一色增剩钞支请。”於是富商巨贾有顿为贫民者矣。嘉泰四年十二月，诏支客盐并以旧钞七分、新钞三分，以旧钞理资次。
开禧以后，节次有缴纳旧钞换新钞，指挥不一。唐干元初，第五琦为盐铁使，变盐法，刘晏代之，当时举天下盐利才四十万缗。至大历末，增至六百万缗，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。宋朝元，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，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。绍兴末年以来，泰州海宁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，为钱六七百万缗，则是一州之数，过唐举天下之数矣。
右《中兴四朝食货志》言，绍兴一州盐利过唐时举天下之数，其说固然矣。
然考之唐史，则至德盐每斗十钱而已，至第五琦变盐法而十倍其榷，然不过每斗为钱一百一十。而建炎初商人贾钞，计盐六石为一袋，至输钱十八千，继而每袋又增贴纳钱三千，则其时盐价比之第五琦所榷已是三倍有余，而至德之价则又悬绝矣。盖盐直比唐则愈贵，缗钱比唐则愈轻，所以其数之多如此，要亦未可全归之征利之苛也。 闽、广之盐，自祖宗以来漕司官般官卖，以给司存。建炎，淮、浙之商不通，而闽、广之钞法行。未几，淮、浙之商既通，而闽、广之钞法遂罢。然旧法，闽之上四州曰建、剑、汀、邵，行官卖盐法；闽之下四州曰福、泉、漳、化，行产盐法（随税纳盐也）。官卖之法既革，产盐之法亦弊，钞法一行，弊若可革，而民俗又有不便。故当时转运、提举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项指挥，下四州且令从旧。 及钞法既罢，岁令漕司认钞钱二十万缗纳行在所榷茶务，自后或减或增，卒为二十二万缗（绍兴三年，诏榷免五万贯。五年，依旧认二十万。十二年，诏添十万，计三十万。二十七年，特减八万，为二十二万）。 上四州用钞法，以私贩多钞额，随即停钞法，仍系官卖。
下四州随产纳盐，而州县苛取，每产一文以上至二十文，皆纳盐五斤，而胥吏交纳钱数又倍之。嘉定，臣僚奏乞行下，将产二十文以下合纳盐五斤者并行蠲免，从之。 二广之盐皆属於漕司，量诸州岁用而给之盐。然广东之俗富，犹可通商，广西之地广漠而瘁，食盐有限，商贾难行。况自东广而出，乘大水而无滩碛，其势甚易；自西广而出，水小多滩碛，其势甚难。是广西之盐不得与广东比伦也。建炎末鬻钞，未几复止，然官般、客钞亦屡有更革，东、西两漕屡有分合。绍兴八年，诏广西盐岁以十分为率，二分令钦、廉、雷、高、化州官卖，余八分行钞法。又诏广东盐九分钞法，一分产盐州县出卖。广南土旷民贫，赋入不给，故漕司鬻盐，以其息什四为州用，可以粗给，而民无加赋，若客钞既行，州县必致缺乏。
孝宗干道四年，罢盐钞，令广西漕司自认钞钱二十万。其后再行钞法，而州县率以钞抑售於民，其害甚於官般，乃诏官卖如故。
蜀盐有隆州之仙井、邛州之蒲江、荣州之公井、大宁富顺之井监、西和州之盐官、长宁州之氵育井，皆大井也。若隆、荣等十七州，则皆卓筒、小井而已。
自祖宗以来，皆民自煮之。成都、童川、利路自元丰，岁输课利钱银绢，总为八十万缗，比军兴所输，已增数倍矣。然井有耗淡而盐不成者，官司虑减课额，不肯相验封闭。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德音，令逐路漕臣躬亲按视。绍兴二年九月，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，仿大观法置合同场，收引税钱，大抵与茶法相类，而严密过之。每斤输引钱二十有五，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，所过税钱七分，住税一钱有半，每引别输提勘钱六十，其后又增贴纳等钱。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，岁产盐约六千余万斤，引法初行，每百斤为一担，又增十斤勿算以优之，其后递增至四百余万缗。二十九年十二月，诏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。先是，州之盐官井岁产盐七十余万斤，半为官吏柴茆之费，半鬻於西和、成、凤州，岁得钱七万缗，为西和州铸钱本。盐多地狭，每斤为直四百，民甚苦之，故有是命。
初，赵开之立榷法也，令商人入钱请引，井户但如额煮盐，赴官输土产税而已。其后咸脉有盈缩，月额有登耗，官以虚钞赴之，而收其算，引法由是大坏。
井户既为商人所要，因增其斤重与之，每担有增及百六十斤者。又逃废绝没之井，许人增额承认，小民利於得井，每界递增，盐课加多而不可售，公私皆病。绍熙，杨辅为总计，遣官核去虚额，栈闭废井，申严合同场法。
仁宗时，诏天下茶盐酒税取一岁中数为额，后虽羡益勿增，无得抑配人户苛阻商旅。 天圣八年，上书者言：“县官禁盐，得利微而为害博，两池积盐为阜，其上生木合抱，数莫可校。请听通商，平估以售，可宽百姓之力。”乃诏罢三京、二十八军州榷法，听商贾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，受盐两池。自是，商贾流行，然税课之入官者颇耗。自元昊反，聚兵西边，用度不足，因诏入中他货，予券偿以池盐。由是羽毛，筋角、胶漆、钱炭、瓦木之属，一切以盐易之。猾商贪贾乘时赇吏为奸，至入椽木二，估千钱，给钱一大席，为盐二百二十斤。虚费池盐，不可胜计，盐直益贱，贩者不行，公私无利。朝廷知其弊，乃诏复京师榷法，凡商人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，皆计直输亏官钱。内地州军民盐，悉收市入官，官为置场，增价而出之。复禁永兴、同、华、耀、河中、陕、虢、解、晋、绛、庆成十一州军商盐，官自辇运，以衙前主之。又禁商盐私入蜀，置折博务於永兴、凤翔，听人入钱若蜀货，易盐趋蜀中以售。自禁榷之后，量民资厚薄，役令免车转致诸郡，道路縻费，役人竭产不能偿，往往亡匿，关内骚然。所得盐利，不足以佐县官之急。并边诱人入中刍粟，皆为虚估，腾踊至数倍，岁费京师钱币，不可胜数，帑藏愈虚。太常博士范祥乃请旧禁盐地一切通商，盐入蜀者亦恣不问；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，第令入实钱，以盐偿之。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、南、西盐，第优其估；东、南盐又听入钱永兴、凤翔、河中，岁课入钱（凡通商州军，在京西者为南盐，在陕西者为西盐，若筑盐池则为东盐）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，受以要券，即池验券，按数而出，尽弛兵民辇运之役。诏从之。数年，滑商贪贾无所侥幸，关内民安其业。其后三司言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，请得公私并贸，而余则禁止官鬻，皆从之。两池岁役畦户以解、河中、陕、虢、庆成民为之，官司旁沿侵剥为苦，乃诏三岁一代。尝积逋盐课至三百三十七万余席，诏蠲其半。中以积盐多，特罢种盐一岁，或二岁、三岁，以宽其力。其后减畦户半，又稍佣夫代之，五州之民得安田里，无追逮侵剥之扰。
沈氏《笔谈》曰：“陕西颗盐，旧法官自搬运，置务拘卖。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，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，至解池请盐二百斤，任其私卖，得钱以实塞下，省数十郡搬运之劳。异日，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，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，至是悉免。行之既久，盐价时有低昂，又於京师置都盐院，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，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，则敛而不发，以长盐价；过四十，则大发库盐，以压商利，使盐价有常，而钞法有定数。行之数年，至今以为利。”
青、白盐出乌、白池，西羌擅以为利。自李继迁叛，乃禁毋入塞，未几罢。 庆历中，元昊纳款，请岁入十万石售於县官，谏官孙甫等言：“辇运疲劳。又并边户尝言青盐价贱而味甘，故食解盐者少，虽刑不能禁。今若许之，则并边蕃汉尽食羌人所贩青盐，不能禁止，解盐利削，陕西财用屈矣。”乃不许其请。
庆历元年冬，以淄、潍、青、齐、沂、密、徐、淮扬八州军仍岁凶灾，乃诏弛禁，听人贸易，官收其算，而罢密、登岁课，第令户输租钱。其后郓、兖皆以壤地相接，请罢食池盐，得通海盐，收算如淄、潍等州，许之。自是，诸州官不贮盐，而岁应授百姓蚕盐皆罢给，然百姓输蚕盐钱如故。至和中，始诏百姓输钱以十分为率，听减三分云。
河北沧、滨二州盐，自开宝以来，听人贸易，官收其算，岁为额钱十五万缗。
上封者请禁榷以收其利，余靖为谏官，言：“前岁军兴以来，河北拣点义勇及诸色科率，数年未得休息。臣尝痛燕蓟之地陷虏且百年，而民无南顾之思者，戎狄之法大率简易，盐、麴俱贱，科役不烦故也。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，故许通盐商，止令收税。若一旦榷绝，价必腾踊，民苟怀怨，悔将何及。伏缘河朔土多盐卤，小民税地不生五，惟刮硷煎之以纳二税，今若禁止，便须逃亡。盐价若高，犯者必众，近民怨望，非国之福。”其议遂寝。后王拱辰为三司使，复建议榷二州盐，下其议。鱼周询等以为不可，请重算商人，可得缗钱七十余万。上曰：“使人顿食贵盐，非朕之意。”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，张方平见上，问曰：“河北再榷盐，何也？”上曰：“始议立法，非再榷也。”方平曰：“周世宗榷河北盐，犯辄处死。世宗北伐，父老遮道泣诉，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，今两税盐钱是也。岂非再榷乎？且今未榷也，而契丹常盗贩不已，若榷之则盐贵，虏盐益售，是为我敛怨而使虏获福也。虏盐滋多，非用兵不能禁，边隙一开，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？”上大悟，立以手诏罢之。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，为佛会七日以报上恩，且刻诏书北京。后父老过其下辄流涕。 按：授人以盐而征其钱，谓之蚕盐，行之京东诸路；免盐之榷而均诸税，谓之两税盐钱，行之河北，皆五代法也。及其弊也，盐不给而征钱如故，税已纳而禁榷再行。盖误以二者为经常之赋而不知其源出於盐也。河北之榷，方平言之，仁皇听之，惠及一道矣；独蚕盐钱之输，未有能如方平者力言之，至和中仅免其十之三。惜哉！ 东南盐利，视天下为最厚。盐之入官，淮南、福建斤为钱四，两浙杭、秀为钱六，温、台、明亦为钱四，广南为钱五。其出，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，利有至十倍者。先是，天禧初，募人入缗钱、粟帛京师及淮、浙、江南、荆湖州军易盐，干兴元年，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。会通、泰鬻盐岁损，所在贮积无几，因罢入粟帛，第令入钱，久之，积盐复多。明道二年，参知政事王随建言：“淮南盐初甚善。自通、泰、楚运至真州，自真州运至江、浙、荆湖，纲吏舟卒侵盗贩鬻，从而杂以砂土。涉道愈远，杂恶殆不可食，吏卒坐鞭笞，配徙相继而莫能止。比岁运河浅涸，漕挽不行，远州村民，顿乏盐食，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，至无屋以贮，则露积苫覆，岁以损耗。又亭户输盐，应得本钱或无以给，故亭户贫困，往往起为盗贼，其害如此。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，使商人入钱京师，又置折博务於扬州，使输钱及粟帛，计直予盐。盐一石约售钱二千，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以资国用，一利也；江、湖远近皆食白盐，二利也；岁罢漕运縻费，风水覆溺，舟人不陷刑辟。三利也；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，四利也；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，五利也。赡国济民，无出於此。”时范仲淹安抚江、淮，亦以疏通盐利为言，即诏翰林侍读宋绶、枢密直学士张若谷、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、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。皆以为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，侵蠹县官，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，使皆有二三年之盐；复天禧元年制，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、浙、江南、荆湖州军易盐；在通、泰、楚、海、真、扬、涟水、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，余州厅县镇，毋至乡村；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，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，以偿亭户。诏皆施行。
景二年，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，遂罢，而入钱京师如故。
康定元年，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，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，而河北复出三税法，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。然东西盐利特厚，商旅不愿受金帛，皆愿得盐。 江、湖漕盐既杂恶，又官估高，故百姓利食私盐，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，用工省而得利厚，无赖之徒盗贩者众，捕之急则起为盗贼。江、淮虽衣冠士人，狃於厚利，或以贩盐为事。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，而建之汀州与虔接，虔盐既不善，汀故不产盐，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。每岁秋冬，田事既毕，往往数十百为群，持甲兵旗鼓，往来虔、汀、漳、梅、循、惠、广八州之地。所至污人妇女，掠人帛，与巡捕吏卒斗格，至杀伤吏卒，则起为盗，依阻险要，捕不能得，或赦其罪招之。岁月浸淫滋多，而虔州官粜盐岁才及百万斤，朝廷以为患。职方员外郎黄炳请增近岁所增官估，斤为钱四十，以虔州十县五等户夏秋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，随夏税钱入偿官。从之。然岁才增粜六十余万斤。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乃令民首纳私藏带兵械，以给巡捕吏兵，而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、徒不及五人、不以兵甲自随者，止输算勿捕。淮南既团新纲漕盐，挺增为十二纲，纲二十五艘，锁伏至州乃发。输官有余，则以畀漕舟吏卒，官复以半贾取之，繇是减侵盗之敝，盐遂差善。又损粜价，岁课视旧增至三百万余斤，乃罢扶等所率籴盐钱。
嘉间，两浙转运使沈立、李肃之奏：“本路盐课缗钱岁七十九万，嘉三年才及五十三万，而一岁之内，私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，其弊在於官盐估高，私贩不止，而官课益亏。请榷官估，罢盐纲，令铺户衙前自趋山场取盐，如此则盐善而估平，人不肯冒禁私售，官课必溢。”诏从之。
皇以来，屡下诏书，命亭户给官本皆以实钱，其售额外盐者，给粟帛必良，逋岁课久者悉蠲之，所以存恤之甚厚，而有司罕能承上意焉。蜀煮井为盐者，井源或发或微，而责课如故，任事者多务增课以为功，贻患后人。朝廷切於除民害，尤以远人为意，有司上言，辄为蠲减，前后不可悉数。 鬻硷为盐，大抵硷土或厚或薄，薄则利微，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。至和初，韩琦请户满三岁，地力尽，得自言，摘他户代之。明年，又诏铛户输岁以分数为率，蠲复有差，遇水灾，又听得他户代役，百姓便之。矾初亦官置务煮之，天圣已后，听民自煮，官置场售之，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。两蜀旧亦榷矾，天圣诏弛其禁。初，晋、慈矾募人入金帛茶丝易之。其后，河东转运使薛颜请一切入缗钱，以助边籴。久之矾积益多，复听入金帛、刍粟。刍粟虚估高，商人利於入中。
麟州斗粟直钱百，估增至三百六十，矾之出官为钱二万一千五百，才易粟六石，以麟州粟实直较之，为钱六千，而矾一驮已费本钱六千。县官徒有榷矾之名，其实无利。嘉六年，乃罢入刍粟。复令入缗钱。矾以百四斤为一驮，入钱京师榷货务者，为钱十万七千；入钱麟、府州者，又减三千，自是，商贾不得专其利矣。 神宗熙宁七年，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出，多虚钞而盐益轻，以钞折兑粮草，有虚抬边籴之患，请用西蜀交子法，使其数与钱相当，可济缓急。诏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，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，又令秦凤、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。
八年，中书又言：“买钞本钱有限，而出钞过多，则钞贱而籴贵，故出钞不可无限。然入中商人或欲变易见钱，而官不为买，即为兼并所抑，则钞价贱。而边境有急，钞未免多出，故当置场，以市价平之。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，以当用钞数立额。永兴军遣官买钞，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，又用市易务赊请法，募人赊钞变易，即民钞多而滞，则送解池毁之。”诏从其请。然有司给钞溢额，犹视其故。
旧制，河南北曹、濮以西，秦、凤以东，皆食解盐。自仁宗时，解盐通商，官不复榷。熙宁中，市易司始榷开封、曹濮等州。八年，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，於是开封府界阳武、酸枣、封邱、考城、东明、白马、中牟、陈留、长垣、胙城、韦城，曹濮澶怀济单解州、河中府等州县，皆官自卖。未几，复用商人议，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颖隰州、西京、信阳军通商，畿县及澶、曹、濮、怀、卫、济、单、解、同、华、陕、河中府、南京、河阳，令提举解盐司运盐卖之。
自禁榷之后，盐价既增，民不肯买，乃课民买官盐，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，重赏构捕私盐，民骚怨。盐钞旧法，每席六缗，至是二缗有余，商不入粟，边储失备，乃议所以更之。皮公弼、沈括等言官卖当罢。於是河阳、同华解州、河中、陕府、陈留、雍邱、襄邑、中牟、管城、尉氏、鄢陵、扶沟、太康、咸平、新郑听通商，其入不及官卖者，官复自卖；澶濮济单曹怀州、南京，阳武、酸枣、封邱、考城、东明、白马、长垣、胙城、韦城九县，官卖如故。又诏商盐入京，悉卖之市易务，每席无减千；民盐皆买之市易务，私与商人为市，许告，没其盐。 又诏京师置七场，买东、南盐钞，市易务计为钱五十九万三千余缗，三司阙钱，请颇还其钞，令卖之於西，买者其三给钱，其七准缘边价给新引，庶得民旧钞，而新引易於变易。诏用其议。 哲宗元元年，户部及陕西制置解盐司议：“延、庆、渭、原、环、镇戎、保安、德顺等八州军皆禁榷，官自鬻，以万五千五百席为额，听商旅入纳於八州军折博务，算给交引，一如范祥旧法。其出卖到盐钱，以给转运司籴买。”从之。
徽宗崇宁元年，解州贾考南北团池修治畦眼，拍磨布种，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余斤，州具以闻。初，解梁之东有大盐泽，绵亘百余里，岁得亿万计。
自元符元年，霖潦池坏，至是，乃议修复。四年，池成，凡开二千四百余畦，百官皆贺。其役内侍王仲千实董之，仲千以额课敷溢为功。然议者或谓解池灌水盈尺，暴以烈日，鼓以南风，须臾成盐，其利则博，苟欲溢额，不俟风日之便，厚灌以水，积水而成，味苦不口。
沈氏《笔谈》曰：“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，久雨，四山之水悉注其中，未尝溢；大旱，未尝涸。卤色正赤，在版泉之下，俚俗谓之‘蚩尤血’。唯中有一泉，乃是甘泉，得此水然后可以聚人。其北有尧梢水，一谓之巫咸河。大卤之水，不得甘泉和之，不能成盐。唯巫咸水人，则盐不复结，故人谓之“无咸河”，为盐泽之患，筑大堤以防之，甚於备寇盗。原其理，盖巫咸乃浊水，入卤中则淤淀卤脉，盐遂不成，非有他异也。”又曰：“盐之品至多，前史所载，夷狄自有十余种，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。今公私通行者四种：末盐、颗盐、井盐、崖盐是也。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，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，自余盈虚不常，大约岁入二千余万缗。唯末盐岁自抄三百万缗，供河北边籴，其他皆给本处给费而已。缘边籴买仰给於度支者，河北则海、末盐，河东、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。运盐之法，凡行百里，陆运斤四钱，船运斤一钱，以此为率。
祖宗以来，行盐钞以实西边。其法：积盐於解池，积钱於在京榷货务，积钞於陕西沿边诸郡，商贾以物解至边入中，请钞以归。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，惟患无回货，故极利於得钞，径请盐於解池。旧制，通行解盐池甚宽。或请钱於京师，每钞六千二百，登时给与，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。以此，所由州县，贸易炽盛，至为良法。崇宁，蔡京始变盐法，俾商人先输钱请钞，赴产盐郡授盐，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，以进羡要宠，钞法遂废，商贾不通，边储失备。东南盐禁加密，犯法被罪者众，民食盐杂以灰土，解池天产美利，乃与粪壤俱积矣。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不通，辄复变易，名对带法，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。循环者，已积卖钞，未授盐，复更钞；已更钞，盐未给，复贴输钱，凡三输，始获一直之货。民无赀更钞，已输钱悉干没，数十万券一夕废弃，朝为豪商，夕侪流丐，有赴水投纟而死者。时有魏伯刍者，本三省大胥也，蔡京委信之，专主榷货务。政和六年，盐课通及四千万缗，官吏皆进秩。七年，又以课羡第赏。其后，伯刍年除岁迁。官通议大夫、徽猷阁待制，既而党附王黼，京恶而黜之。伯刍非有心计，但与交引户关通，凡商旅算请，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，务入纳数多，以昧人主而张虚最。初，政和再更盐法，伯刍方为蔡京所倚信，建言：“朝廷所以开阖利柄，驰走商贾，不烦号令，亿万之钱，辐辏而至，御府须索，百司支费，岁用之外沛然有余，则榷盐之入可谓厚矣。顷年盐法未有一定之制，随时变革以便公私，防闲未定，奸弊百出。自政和立法之后，顿绝弊源，公私兼利。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，则已诧其太多，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。以岁计之，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余万贯者，处州是也；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，泰州是也。新法於今才二年，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，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，实未足为今日道也。伏乞以通收四千万贯之数宣付史馆，以示富国裕民之政。”小人得时骋志，无所顾惮，遂至於此。於时御府用度日广，课入欲丰，申岁较季比之令，在职而暂取告，其月日皆毋得计折，害法者不以官荫，并处极坐，微至於盐袋鲞盐，莫不有禁，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，上下程督加厉。七年，乃降御笔：“昨改盐法，立赏至重，抑配者众，计口敷及婴孩，广数下逮驰畜，使良民受弊，比屋愁叹。悉从初令，以利百姓。三省其申严近制，改奉新钞。”盖帝意未尝不欲审法定令，宽济斯民。有司不能将明帝恩，故比较已罢而复用，钞札既免而复行，盐囊增饶而复止，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，既又复为三十三千矣，民力因以扰匮，盗贼滋焉。 南盐 熙宁五年，卢秉提点两浙刑狱，仍专提举盐事。令盐场约得盐之多寡而定其分数，自六分至十分；三灶至十为一甲，而煮盐地什五其民，以相讥察；及募酒坊户愿占课额，取盐於官卖之，月以钱输官，毋得越所酤地；又严捕盗贩，刑禁苛酷。蹇周辅措置福建盐，以建、剑、汀、邵武官卖盐价苦高，漳、泉、福、兴化煮盐价贱、故多盗贩卖於贵处，请减建、剑、汀、邵武盐价，募上户为铺户，官给券，定月所卖，从官场买之，如是则民易得盐，盗贩不能规厚利。周辅又措置江西盐法，言汀州运路险远，淮盐至者不能多，请罢运淮盐，通搬广盐一千万斤於江西虔州、南安军，复均淮盐六百一十六万斤於洪、吉、筠、袁、抚、临江、建昌、兴国军，以补旧额。大率峻剥民，民被其害。哲宗即位，御史言周辅议江西盐法掊刻诞谩，乃削职贬官。
河北盐 旧不榷。熙宁八年，三司使章言河北、陕西并为边防，今陕西榷盐而河北独不榷，此祖宗一时误恩，请遣使诣海阳及煮小盐州县（小盐，伪盐也），与两路转运司度利害施行。而文彦博论其不便，诏如旧。元丰三年，京东转运李察言，南京、济、濮、曹、澶行解盐，余十有二州行海盐，请用今税法置买盐场，尽灶户所煮盐，官自卖之，禁私为市。岁收钱二十七万三千余缗。而息几半之。
乃诏以京东法榷之河北，自大名府、澶、恩、信、安、雄、霸、瀛、莫、冀等州，尽榷卖以增其利。哲宗即位，监察御史王岩叟言其不便，遂罢河北榷法。绍圣中复之。
河东盐 熙宁八年，三司使章言：“东西永利两监，盐岁课旧额二十五万余缗。自许商人入中粮草，增饶给钱支盐，商人得钞千钱，售价半之，县官阴有所亡，坐贾获利不赀。又私盐不禁，岁课日减，今才十万四千余缗，若计粮草虚估，官才得实钱五万余缗，视旧亏十之八。请如解盐例，募商人入钱请买，或官自鬻，重私贩之禁，岁课且大增，并边市粮草，一用见钱。”乃诏官自运盐，鬻於本路。知太原府韩绛言其不便，请通商，乃令商人输钱於边，给券，於东西监请盐，以除加饶折籴之弊。仍令商人自占所卖地，即官盐已运至场务者，令商人买之，加运费。
蜀盐 熙宁中，患井盐不可禁，欲尽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，修起居注沈括以为不可，遂寝。九年，刘佐入蜀经度茶事，乃岁运解盐十万席，未几，罢之。
崇宁二年，川峡利、洋、兴、剑、蓬、闻、巴、绵、汉、兴元府等州，并通行东北盐。四年，梓、遂、夔、绵、汉、大宁监等盐仍旧鬻於蜀，惟禁侵解池盐。
蚕盐 熙宁五年，京西漕臣陈知俭言蚕盐畸零，非民所愿，乃罢之，第令输钱。七年，复诏开封府界蚕盐折以粮者，三等户以下许代以钱，愿输本色者听。
元初，有司言罢所蚕盐，而令虚纳盐钱，於义未安，乃诏旧经蚕盐处仍旧散敛。有司复奏府界、京西、京东等路用蚕盐三万二千五十席，预出盐引，募人算请於解盐司以给用。六年，徐州、淮阳军仍旧散敛，京东及晋、绛、隰、磁州皆罢。元符三年，重定散蚕盐给纳之限，开封府界、京东西、河北澶州皆罢。初，东南岁支蚕盐，即不欲盐，计其数输价钱六分，如京东、西之制。政和三年，虑州县抑民，诏罢两浙、淮南支，其江、湖四路下盐事、常平司共相度闻奏。后遂诏淮、浙支蚕盐去处，依市卖客盐价例支给价钱，散依旧，来数输纳物帛，其丁口盐钱亦依上件指挥散纳。中兴后，亦不复散盐，而差损民所纳之直。
东莱吕氏曰：“《洪范》，初一曰五行，一曰水，水曰润下，润下作咸，此盐之根原。五行之气无所不在。水周流於天地，润下之性无所不在。其味作咸，凝而为盐，亦无所不在。种类品目甚多，世所共知者有三，如出於海，出於井，出於地。三者盐之尤多，世共知之。如青州出於东井，幽蓟东海、岭南南海皆出於海，剑南西川出於井，如河东盐出於池，如解池，盐之尤著者，大略三种。三种之外，所出亦多。如河北有卤地，此出於地者；如永康军盐出於崖，此出於山者。又有出於石，出於木，品类不一。大抵盐生民之日用，不可一日缺者，所以天地之，无处不有。自《禹贡》青州贡盐、，此海盐之见於经。三代之时，盐虽入贡，与民共之，未尝有禁法。自管仲相桓公，当时始兴盐，以夺民利。
自此后，盐禁方开。虽汉兴除山泽之禁，到武帝时，孔仅、桑弘羊祖管仲之法，盐始禁榷。至昭帝之世，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，请罢盐铁，又桑弘羊反覆论难，所以盐榷不能废。元帝虽暂罢之，卒以用度不足复建。自此之后，虽盐法有宽有急，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，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开，一开不可复塞。於是论其作俑出於管仲，计近功浅效，夺民利以开盐禁，自此天下之盐皆入禁榷。论禁榷之利，惟是海盐与解池之盐，最资国用。南方之盐皆出於海，北方之盐皆出於池。 如蜀中井盐，自赡一方之用，於大农之国计不与焉。前代盐法兴衰皆不出於所论，今且论本朝盐本末。本朝就海论之，惟是淮盐最资国用。方其国初，钞盐未行，是时，建安军置盐仓，乃令真州发运。在真州，是时，李沆为发运使，运米转入其仓，空船回，皆载盐，散於江、浙、湖、广。诸路各得盐，资船运而民力宽，此南方之盐，其利广而盐榷最资国用（至道二年十一月，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：
“淮南十八州军，其九禁盐，余不禁。商人由海上贩盐，官倍数而取之，至禁盐地，则上下其价。民利商盐之贱，故贩者益众，至有持兵器往来为盗者。且行法宜一，今请悉禁，官遣吏主之。”诏知制诰张秉与盐铁使陈恕等会议，恕言其不可，允恭再三为请，乃从之。是岁，收利巨万）。解池之盐，朝廷专置使以领之，北方之盐尽出於解池（大中祥符九年，陕西转运副使张象中言：“安邑、解县贮盐三千二百七十六，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，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，切虑遗利，望行条约。”帝曰：“地财之阜，此亦至矣。
若过求增羡，虑有时而阙，不可许也。”）当时，南方之盐全在海，北方全在解池。然而南方之盐，管得其人则其害少，惟北方解池之盐，有契丹、西夏之盐尝相参杂，夺解池之利，所以本朝议论最详，大抵解池之盐，味不及西夏，西夏优而解池劣；价直，西北之盐又贱。所以沿边多盗贩二国盐以夺解池，所以国家常措置关防，西夏常护视入中国界。大抵南方所出是海盐，自汉以来，海盐、井盐用煎熬之制，皆烹炼然后成，两处之盐，必资人力。如解池之盐，大抵姑耕种，疏为畦垅，决水灌其，必俟南风起，此盐遂熟，风一夜起，水一夜结成盐。所以北方皆坐食盐，如南风不起，则课利遂失。夫海盐、井盐全资於人，解地之盐全资於天而人不与。至徽宗时，如两浙之盐多有变更。自蔡京秉政，费转搬仓之法，使商贾入纳於官，自此为钞盐法，请钞於京师，商贾运於四方。有长引、短引，限以时日，各所之地，远近以为差。蔡京专利罔民，所以盐法数十日一变。盐法既变，则钞盐亦不可用，商贾既纳钱之后，钞皆不用，所以商贾折阅甚多，此海盐之一变也。解盐之变，缘徽庙初，雨水不常，围堑不密，守者护视不固，为外水参杂。雨水不常，外水イ满流入，解池不复成盐，此所以数年大失课利。后大兴徭役，尽车出外水，渐可再复，此是解盐之一变也。若论禁榷之利，天下之盐固皆禁榷，惟是河北之盐自安、史乱河北一路，缘藩镇据有河北盐，后本朝因而以盐定税，所以河北一路盐无禁榷（《唐志》：“自兵兴，河北盐羁縻而已。至皇甫奏置榷盐使，如江淮榷法，犯禁者岁多。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，穆宗命河北罢榷盐。”《国朝会要》：“开宝三年四月，诏河北诸州，盐法并许通行，量收税钱，每斤过税一文、住卖二文，隐而不税，悉没官，以其半给捕人定赏。”）仁宗时，议者要禁榷，仁宗不肯。神宗时，荆公、章亦欲禁榷，神宗亦不许。自后章为相，方始行禁榷，犯刑禁者甚多，盗贼滋起。河北所以不可禁榷，兼河北之盐又与其他不同。如井盐，官司只才一井，故井盐可榷。如解池之盐，亳封守，亦可禁榷。海盐亦待煎起炉闭炉，非一旦所成，官司及时禁察，亦可禁榷。惟河北盐是卤地，其地甚广，非如井、池可以为墙园篱堑封守；又才煎便成，非如海盐必待煎煮，可以禁察，所以最易得犯禁。自章禁榷河北，一到靖康之末，盗贼愈多。河北风俗悍，盐又易成，小人图利，所以不体朝廷之法，遂轻来相犯。盐大略如此。然推大纲论之，盐固是三代以前与民共之，若就后世不得已，彼善於此论之，取诸山泽不犹胜取之於民！盖所谓兴贩煎盐皆非地著之人，因而取之，必宽民力。本之民力，然而取之欲宽，不尽其利，则盐可以公行，若迫而取之，必有官刑。此见小者必至於失大，而盐法之弊所以不可施行也与！”
自熙宁初，始变矾法。岁课所入，元年为钱三万六千四百缗有畸，并增者五岁，乃取熙宁六年中数，定以一十八万三千一百缗有畸为新额。至元丰六年，课增至三十二万七千九百缗，而无为军矾听民自鬻，官置场售之，岁课一百五十万斤，用本钱万八千缗，自治平至元，数无增损。初，熙宁，东南九路官自卖矾，发运司总领焉。元初通商，绍圣复熙宁之制。大观元年，定河北、河东矾额各二十四万缗，淮南九万缗，复罢官卖，听客贩。政和初，以亏损额数，於是复官卖，罢客贩如旧制。 高宗建炎初，淮、浙亭户，官给本钱。诸州置仓，令商人买钞算请，五十斤为一石，六石为一袋，输钞钱十八千。又诏运司勿得将盐本钱支给他用。
绍兴元年，诏临安府、秀州亭户合给二税，依皇专法计纳盐货。以亭户皆煎盐为生，未尝垦田故也。二年，诏淮、浙盐每商人每袋贴纳通货钱三千，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，十日不自陈，如私盐律。十一月，诏淮、浙盐场所出盐以十分为率，四分支今降指挥以后交钞，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后交钞，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后文钞。先是，吕颐浩以对带法不可用，令商人贴纳钱，至是，复以分数如对带法，於是始加严察矣。三月，诏盐场官煎卖盐比租额增者推赏。四年，诏淮、浙盐每袋增贴纳钱三贯文，并计纲赴行在，寻命广盐亦如之。九月，以入纳迟细，减所添钱。然自建炎三年改钞法，绍兴三年九月又改，十一月又改，今年正月又改，及令所改，凡五变，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，乃命以资次前后从上并支焉。
六年，赵鼎奏久不变法，建康日纳盐钱甚盛。上曰：“法既可信，自然悠久。”
孝宗干道六年，户部侍郎叶衡奏：“今日财赋之源，煮海之利居其半，然年来课入不增，商贾不行者，皆私贩之害也。且以淮东、二浙盐货出入之数言之，论盐额则淮东之数多於两浙五之一，以去岁卖盐所得钱数论之，淮东多於二浙三之二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，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，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。乞委官分路措置。”
淳熙十三年，臣僚言总辖权制亭、灶，刻剥本钱，纵亭户私煎盗卖，诏淮、浙场见差总辖并罢。
《朝野杂记》曰：“淮、浙盐额最多者，泰州岁产盐一百六十一万石，嘉兴八十一万石，通州七十八万石，庆元三十九万石。淮、浙盐一场十灶，每灶昼夜煎盐六盘，一盘三百斤，遇雨则停。淳熙末，议者谓总辖、甲头权制亭、灶，兜请本钱，恣行刻剥，惧其赴，纵令私煎，且如一日雨，乃妄作三日申，若一季之十日雨，则一场私盐三十六万斤矣。而又有所谓镬子盐，亭户小火，一灶之下，无虑二十家，家皆有镬，一家通夜必煎两镬，得盐六十斤，十灶二百家，以一季计之，则镬子盐又百余万斤矣。一场之数已如此，诸路可知。十三年九月己未，遂罢总辖，令亭户自请本钱焉。
宁宗庆元元年二月诏循环盐钞住罢，将增剩钞名改作五支文钞给算，与日前已投在仓通理资次支请。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：“循环、增剩两等文钞，据客人称循环钞多有弊。盖自宣和客人先买一钞，更重买一钞，其先钞号为旧钞，而重买谓之新钞。旧钞可以搀支，重买复为旧钞，如此循环，实商贾之利也。乞截日住罢，只用一色增剩钞支请。”於是富商巨贾有顿为贫民者矣。嘉泰四年十二月，诏支客盐并以旧钞七分、新钞三分，以旧钞理资次。
开禧以后，节次有缴纳旧钞换新钞，指挥不一。唐干元初，第五琦为盐铁使，变盐法，刘晏代之，当时举天下盐利才四十万缗。至大历末，增至六百万缗，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。宋朝元，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，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。绍兴末年以来，泰州海宁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，为钱六七百万缗，则是一州之数，过唐举天下之数矣。
右《中兴四朝食货志》言，绍兴一州盐利过唐时举天下之数，其说固然矣。
然考之唐史，则至德盐每斗十钱而已，至第五琦变盐法而十倍其榷，然不过每斗为钱一百一十。而建炎初商人贾钞，计盐六石为一袋，至输钱十八千，继而每袋又增贴纳钱三千，则其时盐价比之第五琦所榷已是三倍有余，而至德之价则又悬绝矣。盖盐直比唐则愈贵，缗钱比唐则愈轻，所以其数之多如此，要亦未可全归之征利之苛也。 闽、广之盐，自祖宗以来漕司官般官卖，以给司存。建炎，淮、浙之商不通，而闽、广之钞法行。未几，淮、浙之商既通，而闽、广之钞法遂罢。然旧法，闽之上四州曰建、剑、汀、邵，行官卖盐法；闽之下四州曰福、泉、漳、化，行产盐法（随税纳盐也）。官卖之法既革，产盐之法亦弊，钞法一行，弊若可革，而民俗又有不便。故当时转运、提举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项指挥，下四州且令从旧。 及钞法既罢，岁令漕司认钞钱二十万缗纳行在所榷茶务，自后或减或增，卒为二十二万缗（绍兴三年，诏榷免五万贯。五年，依旧认二十万。十二年，诏添十万，计三十万。二十七年，特减八万，为二十二万）。 上四州用钞法，以私贩多钞额，随即停钞法，仍系官卖。
下四州随产纳盐，而州县苛取，每产一文以上至二十文，皆纳盐五斤，而胥吏交纳钱数又倍之。嘉定，臣僚奏乞行下，将产二十文以下合纳盐五斤者并行蠲免，从之。 二广之盐皆属於漕司，量诸州岁用而给之盐。然广东之俗富，犹可通商，广西之地广漠而瘁，食盐有限，商贾难行。况自东广而出，乘大水而无滩碛，其势甚易；自西广而出，水小多滩碛，其势甚难。是广西之盐不得与广东比伦也。建炎末鬻钞，未几复止，然官般、客钞亦屡有更革，东、西两漕屡有分合。绍兴八年，诏广西盐岁以十分为率，二分令钦、廉、雷、高、化州官卖，余八分行钞法。又诏广东盐九分钞法，一分产盐州县出卖。广南土旷民贫，赋入不给，故漕司鬻盐，以其息什四为州用，可以粗给，而民无加赋，若客钞既行，州县必致缺乏。
孝宗干道四年，罢盐钞，令广西漕司自认钞钱二十万。其后再行钞法，而州县率以钞抑售於民，其害甚於官般，乃诏官卖如故。
蜀盐有隆州之仙井、邛州之蒲江、荣州之公井、大宁富顺之井监、西和州之盐官、长宁州之氵育井，皆大井也。若隆、荣等十七州，则皆卓筒、小井而已。
自祖宗以来，皆民自煮之。成都、童川、利路自元丰，岁输课利钱银绢，总为八十万缗，比军兴所输，已增数倍矣。然井有耗淡而盐不成者，官司虑减课额，不肯相验封闭。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德音，令逐路漕臣躬亲按视。绍兴二年九月，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，仿大观法置合同场，收引税钱，大抵与茶法相类，而严密过之。每斤输引钱二十有五，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，所过税钱七分，住税一钱有半，每引别输提勘钱六十，其后又增贴纳等钱。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，岁产盐约六千余万斤，引法初行，每百斤为一担，又增十斤勿算以优之，其后递增至四百余万缗。二十九年十二月，诏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。先是，州之盐官井岁产盐七十余万斤，半为官吏柴茆之费，半鬻於西和、成、凤州，岁得钱七万缗，为西和州铸钱本。盐多地狭，每斤为直四百，民甚苦之，故有是命。
初，赵开之立榷法也，令商人入钱请引，井户但如额煮盐，赴官输土产税而已。其后咸脉有盈缩，月额有登耗，官以虚钞赴之，而收其算，引法由是大坏。
井户既为商人所要，因增其斤重与之，每担有增及百六十斤者。又逃废绝没之井，许人增额承认，小民利於得井，每界递增，盐课加多而不可售，公私皆病。绍熙，杨辅为总计，遣官核去虚额，栈闭废井，申严合同场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