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二十·市籴考一
作者：马端临
○均输市易和买
《周官》：泉府掌以市之征市，敛布之不售，货之滞於民用者，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。买者各从其抵，都鄙从其主，国人郊人从其有司，然后予之。凡赊者，祭祀无过旬日，丧纪无过三月。凡民之货者，与其有司辨而授之，以国服为之息。（注见《钱币考》）。
水心叶氏曰：“熙宁大臣慕周公之理财，为市易之司，以夺商贾之赢，分天下以债，而取其什二之息，曰：‘此周公泉府之法也。’天下之为君子者，又从而争之曰：‘此非周公之法也，周公不为利也。’其人又从而解之曰：‘此真周公之法也。圣人之意、《六经》之书，而后世不足以知之。’以此嗤笑其辨者。
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终以大敝，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，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。夫泉府之法，敛市之不售，货之滞於民用者，以其贾买之，其余者祭祀、丧纪皆有数，而以国服为之息。若此者，真周公所为也。何者？当是时，天下号为齐民，未有特富者也。开阖、敛散、轻重之权一出於上，均之田而使之耕，筑之室而使之居，衣食之具，无不毕与。然而祭祀、丧纪犹有所不足，则取於常数之外。若是者，周公不与，则谁与之？将无以充其用而恤之也，则民一切仰上而其费无名，故赊而贷之，使以日数偿，而以其所服者为息。且其市之不售，货之滞於民用者，民不足於此，而上不敛之，则为不仁。然则二者之法，非周公谁为之？盖三代固行之矣。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，开阖、敛散、轻重之权不一出於上，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，不知其几千百年也，而遽夺之，可乎？夺之可也，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，可乎？呜呼！居今之世，周公固不行是法矣。夫学周公之法於数千岁之后，世异时殊，不可行而行之者，固不足以理财也。谓周公不为是法，而以圣贤之道不出於理财者，是足为深知周公乎？且使周公为之，固不以自利，虽百取而不害，而况其尽与之乎？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，苟欲以不言利为义，坐视小人为之，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！徒从其后频蹙而议之，厉色而争之耳。然则仁者固如是邪！”
愚论见《钱币考》。
汉武帝元封元年，置均输官。
桑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，物以故腾跃，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，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，分部主郡国，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，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。置平准於京师，都受天下委输。召工官治车诸器，皆仰给大农。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，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。如此，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，则反本，而万物不得腾跃。故抑天下之物，名曰“平准”。天子以为然而许之，一岁之中，诸均输五百万匹，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。是时，岁小旱，上令百官求雨。卜式言曰：“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，今弘羊令吏坐市列，贩物求利，烹弘羊，天乃雨。”
昭帝时，霍光辅政，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，使丞相、御史相与语人疾苦。
文学曰：“理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广教道之端，抑末利而开仁义，无示以利，然后教化可兴，而风俗可移也。今郡国有均输，与人争利，散敦厚之朴，成贪鄙之行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。夫末修则人侈，本修则人懿，懿则财用足，侈则饥寒生。愿罢均输以进本退末。”大夫曰：“匈奴背叛，数为寇暴，备之则劳中国，不备则侵盗不止。先帝哀边人之愁苦，为虏所俘，乃修鄣塞，饰烽燧，屯戍以备之。边用不足，故置均输，蕃货长财，以助边费。今议者欲罢之，是内空府库之财，外乏执备之用，罢之不便。夫国有沃野之饶，而不足於食者，器械不备也；有山海之货，而不足於财者，商工不备也。陇、蜀之丹砂毛羽，荆、扬之皮革骨象，江南之楠梓竹箭，燕、齐之鱼盐毡裘，兖、豫河之漆丝，养生奉终之具也，待商而通，待工而成。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，以通川谷；服牛驾马，以达陵陆；致远穷深，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。”文学曰：“有国有家者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失，蓄仁义以风之，励德行以化之，是以近者亲附，远者说德。王者行仁政，无敌於天下，恶用费哉！
夫导人以德，则人归厚；示人以利，则人俗薄。俗薄则背义而趋利，趋利则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。夫排困市井，防塞利门，而民犹为非，况上为之利乎？传曰：
‘诸侯好利则大夫鄙，大夫鄙则士贪，士贪则庶人盗。’是开利孔为人罪梯也。
夫古之赋税於人也，因其所工，不求其拙，农人纳其，工女效其织，今释其所有，责其所无，百姓贱卖货物，以便上求。者郡国或令作布絮，吏恣留难，与之为市。吏之所入，非独济、陶之缣，蜀、汉之布也，亦人之所为耳。行奸卖平，农人重苦，女工再税，未见输之均也。县官猥发，阖门擅市，则万人并收，并收则物腾跃，腾跃则商贾牟利。自市则吏容奸，豪而富商积货储物，以待其急。
轻贾奸吏，收贱以取贵，未见准之平也。盖古之均输，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，非以为利而贾物。”大夫曰：“往者郡国诸侯，各以其物贡输，往来烦难，物多苦恶，不偿其费。故郡置输官，以相给运，而便远方之贡，故曰‘均输’。开委府於京师，以笼货物，贱则买，贵则卖，是以县官不失实，商贾无所牟利，故命曰‘平准’。准平则民不失职，均输则人不劳，故平准、均输，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。古之立国家者，开本末之涂，通有无之用，故《易》曰：‘通其变，使人不倦。’故工不出则农用乏，商不出则宝货绝。农用乏则不殖，宝货绝则财用匮。故均输所以通委财而周缓急，是以先帝开均输以足人财。王者塞人财，禁关市，执准守时，以轻重御人，丰年则贮积以备乏绝，凶年岁俭则行币物，流有余而拯不足。往者财用不足，战士或不得禄，今山东被灾，赖均输之蓄，仓廪之积，战士以奉，饥人以振。故均输之蓄，非所以贾万人而专奉兵师之用，亦所以振困乏而备水旱也。古之贤圣，理家非一室，富国非一道，理家养生必於农，则舜不甄陶，而伊尹不为庖。故善为国者，以末易本，以虚易实。今山泽之材，均输之藏，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。”
先公曰：“今按桑大夫均输之法，大概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。然农民耕凿，则不过能输其所有，必商贾懋迁，乃能致其所无。今驱农民以效商贾，则必释其所有，责其所无，如贤良文学之说矣。太史公《平准书》云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’，此说疑未明。班孟坚采其语曰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，而相灌输’，此说涣然矣。盖作‘如异时’三字，是谓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。东莱吕氏尊迁抑固，是以取《书》而不用《志》语。然义理所在，当惟其明白者取之，是以《通鉴》取《志》语云。”
水心叶氏曰：“《平准书》直叙汉事，明载聚敛之罪，比诸书最简直。然观迁意，终以为安宁变故，质文不同，山海轻重，有国之利。按《书》‘懋迁有无化居’，周讥而不征，《春秋》通商惠工，皆以国家之力，扶持商贾，流通货币，故子产拒韩宣子，一环不与，今其词尚存也。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，至武帝乃有算船、告缗之令，盐铁、榷酤之入，极於平准，取天下百货居之。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，抑末厚本，非正论也。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，虽偏，尚有义，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，则何名为抑？恐此意迁亦未知也。” 王莽篡位，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。
莽有所兴造，必欲依古经文。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，收不售，与欲得，即《易》所谓“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”者也。莽乃下诏曰：“夫《周礼》有赊贷，《乐语》有五均（《乐语》，《乐元语》。河献王所传，道五均事。言天子取诸侯之书以立五均，则市无二贾，四民常均），传记各有斡焉。今开赊贷，张五均，设诸斡者，所以齐众庶，抑并兼也。”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，各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。东市称京，西市称畿，洛阳称中，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，皆置交易丞五人、钱府丞一人。 工商采金银铜连锡、登龟取贝者，皆自占司市钱府，顺时气而取之。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，嫔妇蚕桑织纺绩补缝，工匠医卜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（居处所在为区。谒舍，今客舍），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，除其本，计其利，十一分之，而以其一为贡。敢不自占，占不以实，尽没入所采取，而作县官一岁。诸司市尝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，为物上中下之贾，各自用为其市平，毋拘他所。众民卖买五布帛丝绵之物，周於民用而不售者，均官有以考检厥实，用其本贾取之，无令折钱。万物昂贵，过平一钱，则以平贾卖与民。其贾低贱减平者，听民自相与市，以防贵庾者（庾，积也。积物待贵）。
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，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，祭祀过旬日，丧纪毋过三月。民或乏绝，欲贷以治产业者，均受之，除其费，计所得受息，毋过岁什一。 按：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，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，皆所以便民也。所谓“国服为息”者，乃以官物赊贷与民，则取其息耳。今莽借五均、泉府之说，令民采山泽者、畜牧者、纺织者，以至医巫技艺，各自占所为，而计其息，十一分之一，以其一为贡，则是直攫取之耳，周公何尝有此法乎？噫！古人之立法，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；后人之立法，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。
东汉章帝时，尚书张林上言：“宜自交趾、益州上计吏往来，市珍宝，收采其利，武帝所谓均输也（谓租赋并雇运之直，官总取而官转输於京，曰均输）。”诏议之。尚书仆射朱晖曰：“按《王制》，天子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。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，非明主所宜行。”帝不从。其后用度益奢。
齐武帝永明中，天下米布帛贱，上欲立常平仓，市积为储。六年，诏出上库钱五千万，於京师市米，买丝绵绫绢布（详见《籴门》）。
唐德宗时，赵赞请置常平官，兼储布帛，於两都、江陵、成都、扬、汴、苏、洪置常平轻重本钱，上至百万缗，下至十万，积米、粟、布、帛、丝、麻，贵则下价而出之，贱则加估而收之，并榷商贾钱，以赡常平本钱。帝从之。属军用迫蹙，亦随而耗竭，不能备常平之数。
德宗时，宫中取物於市，以中官为宫市使，置“白望”数十百人，以蓝敝衣、绢帛，尺寸分裂酬其直。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，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。每中官出，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。谏官御史言其，而中官言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，帝以为然。顺宗即位乃罢之。
按：“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”之语，出於中官之口。此辈逢君之恶，岂能顾义理之是非，生民之休戚。然王莽之五均，介甫之易市，亦皆以为便百姓而行之，且举《周官》泉府之法以缘饰其事，然则名为效周公，而识见乃此阉之流耳！
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七年，诏：“应剑南东西、川峡路从前宫市及织锦绮、鹿胎、透背、六铢、欹正、龟壳等，宜令诸州自今只织买绫、罗、绸、绢、布、木绵等，余并罢之。”
宋朝如旧制，调绢、绸、布、丝、绵，以供军需，又就所产折科、和市。其纤丽之物，则东京有绫锦院（初，平蜀得锦工百人，始置院，所织有锦绮、鹿胎、花罗、绉、绫纟。咸平初，尝停织机百余，令织绢），西京、真定府、青益梓州亦有场院，主织锦绮、鹿胎、透背（潭州旧有绫锦务，淳化四年废），江宁府、润州有织罗务（江宁岁无定额，润州万匹。又婺州岁买万。润州务旧十二日为一匹，王子与制置江淮，匹减一日，岁终不如数，至被笞。景德三年，诏复旧），梓州有绫绮场（又溢州市买院亦织熟色绫，及彭锦汉蜀眉陵简遂资荣普州、怀安军皆织大小绢、欹正、花纱。大名府、贝沧德博棣杭越湖婺州和市小绫。 庐、寿州折科小绫。干德四年，蓬州请以租丝配民织绫，给其工直，诏不许。旧济州有机户十四，岁受直织绫，宝三年，诏廪给者送阙下，余罢之。湖州亦有织绫务，太平兴国中，从转运使熊延吉之请，停务，女工五十人悉纵之。至道元年，杭州置织务，岁市诸州丝给其用，后罢）。又毫州市绉纱，大名府织绉（庐、寿州亦折科白），青、齐、郓濮、淄、潍、沂、密、登、莱、衡、永、全州市平纟（庐寿濠泗和泰光州、高邮涟水军亦折科官纟）。又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、小绫各万匹，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。诸州折科、和市，皆无常数，唯内库所需，则有司下其数，充足而止。
淳化五年，又诏：“官中买物有元不出产处，毋得抑配扰民。”大中祥符三年，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言：“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，民罕有缗钱，常预假於豪民，出倍称之息，及期则输赋之外，先偿逋欠，以是工机之利愈薄。请令官司预给帛钱，俾及时输送，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。”从之，仍令优予其直。自是，诸路亦如之。或蚕事不登，则许以大小麦折纳，仍免其仓耗及头子钱。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本朝预买绸绢，谓之和买绢。按：《玉壶清话》与《渑水燕谈》二书，皆以为始於祥符初。因王旭知颍州，时大饥，出府钱十万缗，与民约曰：‘来年蚕熟，每贯输一缣。’谓之和买，自尔为例。而《渑水燕谈》又以为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，民以为便，今行天下，於岁首给之。然予按范蜀公《东斋记事》称是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，建言方春乏绝时，预给库钱贷之，至夏秋令输绢於官。预买绸绢，盖始如此。以三书考之，当以范说为是，盖范尝为是官耳。予读诗人袁陟世弼所为墓志，序其当仁宗时，为太平州当涂知县。 且言江南和市绸绢，豫给民钱，郡县或以私惠人，而不及农者，当涂尤甚，世弼所为条约，细民始均得之，乃知太宗之所以惠爱天下多矣。而其后以盐代钱，以为缣直。又其后也，盐亡而额存，然后知《左氏》所谓‘作法於凉’，其说不诬矣。”
国初，凡官所需物，多有司下诸州，从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，谓之“科率”。开宝三年，令天下诸州，凡丝、绵、绸、绢、麻、布、香药、毛翎、箭、皮革、筋角等，所在约支二年之用，不得广有科市，以致烦民。淳化五年，诏诸州科买物非风土所出，多课民转市於他处，及调役飞挽不均者，件析以闻，当议均减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和、预买始於太平兴国七年，然折钱未有定数，如转运使辄加重，诏旨禁绝之。熙宁理财，多折见钱，而诸郡犹有添起贯陌不等之，朝廷随即行遣。今之困民，莫甚於折帛，而预、和市尤为无名之敛。然建炎初行折帛，亦止二贯，户部每岁奏乞指挥，未为常率。四年为三贯省，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，四年为五贯二百省，五年七贯省，七年八贯省。至十七年，有旨稍损其价，两浙绸绢每匹七贯文，内和买六贯五百文，绵每两四百文，江东路绸绢每匹六贯文，则科折之重，至此极矣，不可不务宽之也。
皇中，诏曰：“三司岁下诸路科买，多出仓猝，故物价翔踊伤民。其度民所堪，先期告戒，若府库有备，勿复收市。”
嘉三年，枢密副使张屏请罢民科率及营造不急之物，其库务物之阙供者，在所以官分售之。於是置减省司於三司，命韩绛、陈升之等总其事。自是，多所裁损矣。
初，京师有杂买务、杂买场，以主禁中贸易。景中，尝诏须库物有缺，乃听市於杂买务。皇中，帝谓辅臣曰：“国朝惩唐宫市之，置务以京朝官、内侍参主之，以防侵扰，而近岁非所急物一切收市，扰人甚矣。”乃申景之令，使皆给实直。其后内东门市民物，或累岁不偿钱，有司请自今悉开杂买务，以见钱市之；内出金帛欲易钱者，旧付杂卖场，至是又悉请送左藏库计直易钱，诏皆可之。至嘉中，复诏金帛付杂卖场，以三司判官监视，平估以售，毋抑配小民。 英宗治平四年，三司言：“在京糯米有余蓄，请令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，市金帛上京，储之榷货务，备三路军需。”从之。 神宗熙宁三年，御史程颢言：“京东漕司王广渊，和买绸绢，增数抑配，率钱千课绢一匹，其后和买并税绢，匹皆输钱一千五百。”诏条析以闻。时王安石右广廉颢言不行。
祖宗时官市布帛，依时直以济用度，其有预给直，俾偕岁赋以输公上，谓之和、预买。然价轻而物重，民力浸困，其后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。
时右正言李常亦言：“广廉以陈汝羲所进羡余钱五十余万缗，随和买绢钱分配，於常税折科放买外，更取二十五万缗。请以颢言付有司行之。”不从。
七月，以京东预买绸绢并息钱五十万缗赐常平场司。 按：熙宁初，王介甫秉政，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。然青苗则春散秋敛，是以有赊贷之息；市易则买贱卖贵，是以有贸易之息。至於和买，则官以钱买民之绸绢而已，息钱恶从出？盖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廉辈，以千钱配民，课绢一匹，其后匹绢令输钱一千五百，是假和买绸绢之名，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，如明道所言，可见其刻又甚於青苗矣。
元丰四年，遣李元辅变运川陕西路司农物帛。中书言：“物帛至陕西，择省样不合者贸之，籴粮储於边，期以一年毕。”
五年，户部上其数，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四两，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。
均输、市易 熙宁二年，制置三司条例司言：“今天下财用无余，典领之官拘於法，内外不相知，盈虚不相补。诸路上供，岁有常数。丰年便道，可以多致而不能赢；年俭物贵，难以供亿而不敢不足。远方有倍蓰之输，中都有半价之鬻，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，以擅轻重敛散之权。今发运使实总六路之赋入，而其职以制置茶、盐、矾、酒税为事，军储国用，多所仰给，宜假以钱货，资其用度，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。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，皆得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。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，所当供办者，得以从便变易蓄买，以待上令。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，而制其有亡，以便转输，省劳费，去重敛，宽农民。庶几国用可足，民财不匮。”诏令本司俱条例以闻，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，赐内藏钱五百万缗、上供米三百万石。时议虑其为扰，多以为非。 向既董其事，乃请置官设属，帝曰：“兹事鼎新，脱有纷纭，须朝廷坚主之，使得自择其属。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，是教玉人雕琢也。”向於是辟刘忱、卫琪、孙、张穆之、陈倩为属，又请有司具六路岁所当上供之数、中都岁所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，凡当计置几何，皆预降付有司。从之。
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言：“均输立法之初，其说尚浅，徒言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。然而广置官属，多出缗钱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，以为虽不明言贩卖，然既已许之变易，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，未之闻也。夫商贾之事，曲折难行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，其卖也后期而取直，多方相济，委曲相通，倍称之息，由此而得。今官买是物，必先设官置吏，簿书廪禄，为费已厚；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，及其卖也，复如前，商贾之利，何缘而得？朝廷不知虑此，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，此钱一出，恐不可复。纵使其薄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，所损必多矣。”
谏官李常论均输不便。他日，帝语宰执曰：“朕问常何以名均输，常言买贱卖贵而已。朕谕以《禹贡》纳粟、纳秸，此即均输之意，岂买贱卖贵哉！”王安石曰：“常所言乃平准，非均输也。盖常亦不晓均输之名耳。”帝复以手诏褒谕薛向，然均输后讫不能成。
元丰二年，帝因论薛向建京师买盐钞法无成事，语侍臣曰：“新进之人轻议更法，其后见法不可行，犹遂非惮改。均输之法，如齐之管仲、汉之桑弘羊、唐之刘晏，其智仅能推行，况其下者乎？朝廷措置终始，所当重惜，虽少年所不快意，然於国计甚便，姑静以待之。”
熙宁五年，诏曰：“天下商旅物货至京，多为兼并之家所困，宜出内藏库钱帛，选官於京师置市易务。”先是，有魏继宗者，自称草泽，上言：“京师百货所居，市无常价，贵贱相倾。富能夺，贫能与，乃可以为天下。”於是中书奏：“在京师市易务监官二，提举官一，句当公事官一。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，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已所有，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，五人已上充一保。
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，许至务中投卖，句行人、牙人与客人平其价，据行人所要物数，先支官钱买之；如愿折博入官物者，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，许令均分赊请。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，若半年纳，即出息一分，一年纳，即出息二分，以上并不得抑勒。若非行人见要物，而实可以收蓄变转，亦委官司折博收买，随时估出卖，不得过取利息。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，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，即亦一就收买。”故降是诏。又以赞善大夫、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，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、京东市钱八十七万缗为市易本钱，其余合有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。
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，其一云“兼并之家较固取利，有害新法，令市易务觉察，三司按治，”御批削去此条。
七月，上谕王安石：“闻市易极苛细，人皆怨谤，如榷货鬻冰则民鬻雪者皆不售，市梳朴则梳朴贵，市脂麻则脂麻贵。”安石皆辩解之，以为鬻冰由园苑，梳朴为兼并者欲占，脂麻以不稔，自当贵耳。上又谓：“市易鬻果，太烦碎，罢之如何？安石曰：“立法当论有害於人与否，不当以烦碎废也。”
七年，诏权三司使曾布、翰林学士吕惠卿同究诘市易事。
先是，帝出手诏付布，谓市易司市物，颇害小民之业，众言喧哗。布乃引监市易务魏继宗之言，以为吕嘉问多取息以千赏，商旅所有者尽收，市肆所无者必索，率贱市贵鬻，广裒赢余，是挟官府为兼并也。王安石具奏，明其不然，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诘之。布即上行人所诉，并疏惠卿奸欺状，且言：“臣自立朝以来，每闻德音，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，今市易之为虐，固已凛凛乎架、除陌之事矣。嘉问奏：‘近差官往湖南贩茶，陕西贩盐，两浙贩纱，皆未敢计息。’臣以为如此政事，书之简牍，不独唐、虞、三代所无，历观秦、汉以来衰乱之世，恐未之有也。”五月，乃诏章、曾孝宽即军器监鞫布所究市易事，又令户房会财赋数，与布所陈异，而吕嘉问亦以杂买务多入月息钱不觉，皆从公坐有差。未几，布礻职，与嘉问皆出守郡，魏继宗仍夺秩勒停。初，市易之建，布实预之。后揣帝意有疑，遂急治嘉问，而惠卿与布有宿怨，故卒挤之，而市易如故。 九年，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，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，诏吕嘉问等推恩有差。自后凡二年一较。十年，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额，不足，以岁所收息益之；其贷内帑钱，岁偿以息二十万缗。
元丰二年，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，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，无抵当者，三人相保则给之，皆出息十分之二，过期不输息外，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。贪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货，不能偿积息，罚愈滋，囚系督责，徒存虚数，实不可得。於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，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，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；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，本息之外所罚钱悉蠲之，凡数十万缗；负本息者延其半年。
众议颇以为惬。
按：均输、市易、皆建议於熙宁之初，然均输卒不能行，市易虽行之而卒不见其利，何也？盖均输之说始於桑弘羊，均输之事备於刘晏。二子所为虽非知道者所许，然其才亦有过人者。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，潜制轻重之权，未尝广置官属，峻立刑法，为抑勒禁制之举，迨其磨以岁月，则国富而民不知，所以《史记》、《唐书》皆亟称之，以为后之言利者莫及。然则薛向之徒，岂遽足以希其万一？
宜其中道而废也。然所谓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，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、折变，以茶盐而入中粮草，即其事矣。苟时得能吏以斡运之，使其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，岂非理财之道？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，巧夺商贾之利而后为均输也。介甫志於兴利，苟慕前史均输之名，张官置吏，废财劳人，而卒无所成，误矣。至於市易，则假《周官》泉府之名，袭王莽五均之迹，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，其所为又远出桑、刘之下。今观其法制，大概有三：结保贷请，一也；契要金银为抵，二也；贸迁物货，三也。是三者，桑、刘未尝为之，然自可以富国，则其才岂后世所能及？然贷息、抵当、贸迁之事，使富家为之，假以岁月，岂不获倍蓰千万之利？今考之熙宁五年赐内藏库及京东路钱为市易本，共一百八十七万缗，至九年，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仅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。呜呼！以县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，且贸迁图利，且放偿取息，以国力经营之，以国法督课之，至使物价腾踊，商贾怨ゥ，而孳孳五年之，所得子本盖未尝相称也，然则是岂得为善言利乎！桑、刘有知，宁不笑人地下？又按：郑介夫熙宁六年进《流民图》，状言自市易法行，商旅顿不入都，竞由都城外径过河北、陕西，北客之过东南者亦然。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，如有商货入门，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，以此商税大亏。然则市易司息钱所获，盖不足以补商税之亏矣。
熙宁三年，王韶置秦凤市易司於古渭城。
六年，置两浙市易司於杭州，又置夔路市易司於黔州。十二月，置成都市易司。 八年，置广州市易司，又置郓州市易司。
熙宁六年，详定行户利害所言：“乞约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，以禄吏与免行户祗应。自今禁中买卖，并下杂卖场、杂买务，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，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，则取办焉。”皆从之。
郑侠奏议跋云：“京城诸行，以计利者上言云，官中每所需索，或非民用物，或虽民用物，或少缺，率皆数倍其价收买供官。今立法，每年计官中合用之物，令行人众出钱，官为预收买，准备急时之用，如岁终不用即出卖，不过收二分之息，特与免行。所贵於行人不至於急时枉用数倍之价，至於破坏锓本。
此法固善，若要深合民心，上等行人多出，中等助之，下等贫乏特与免，官中只取足用，无冀其余，则善矣。洎至立法，更不辨上、中、下之等，一例出钱，富者之幸，贫者之不幸，其不愿者固多，而愿者少矣。才立法，随有指挥：元不系行之人，不得在街市卖坏钱纳免行钱人争利，仰各自诣官投充，行人纳免行钱，方得在市卖易，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，告者有赏。此指挥行，凡十余日之，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之属，无敢不投行者。因献丞相书言及是，又黎东美之前得子细陈述，相次闻已有指挥，些少擎负贩卖者免投行，然已逾万缗之数。三月二十七日圣旨所先放，乃此免行钱也。”
元丰三年，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除之，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。
哲宗元元年，外内监督市易及功场净利钱，许以所入息并罚钱比计，若及官本者并释之。 绍兴四年，复置市易务，唯以钱交市，收息毋过二分，勿令贷请。
元符三年，市易务改名平准务。
哲宗绍圣元年，户部言两浙蚕丝薄收，今岁和买并税绸绢，请令四等下户输钱，易左帑等绸绢用之。
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，尚书省言预买钱多，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。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，同漕司来岁市绸绢，计纲赴京。 左司员外郎陈言：“预买之息，重於常平数倍，人皆以为苦，何谓愿请？
今复创增，虽名济乏，实聚敛之术。”
大观元年，以坊郭户预买，有家至千匹或四五百匹者，令诸路漕司详度以闻。
政和元年，臣僚言：“两浙因绍圣中王同老之请，和买并税绸绢匹有头子钱，又收市倒钱四十，例外约增数万缗，以分给典吏等，多者千余缗，少者五百缗。”於是诏罢市利钱。
政和六年，成都路官户预买许减其半，后河北诸路皆如之。既而臣僚言二浙官户猥多，请均和、预之数，乃照旧尝全利者如旧。
七年，诏：“和、预买绢本以利民，比或稍偿杂物，或徒给虚券，为民害多。
其令漕司会一路之数，分下州县经画，不以钱而以他物，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给者，以违制论。”
高宗建炎三年，车驾初至杭州，朱胜非为相。两浙运副王琮言：“本路上供、和买绸绢，岁为一百一十七万匹，每匹折纳钱两千，计三百五万缗省，以助国用。”诏许之。东南折帛钱自此始。
折帛、和买，非古也。国初二税输钱米而已，咸平三年，始令州军以税钱、物力科折帛绢，而於夏科输之，此夏税折帛之所从始也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内帑发下三司预市绸绢，时青、齐绢匹直八百，绸六百，官给钱率增二百，民甚便之，自后稍行之四方。宝元后改给盐七分、钱三分，崇宁三年，钞法既变，盐不复支，三分本钱亦无。
九月，御笔：“朕累下宽恤之诏，而迫於经费，未能悉如所怀。今闻江南和、预买绢，其尤甚，可下江、浙减四分之一，以宽民力，仍见钱，违之法。”
二年，户部请诸路上供丝帛并半折钱如两浙例，於是左相吕颐浩视师，右相秦桧奏从之。江、淮、闽、广、荆湖折帛钱自此始。时江、浙、湖北、夔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，江南、川、广、湖南、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，东川、湖南绫罗纟七万匹，四川、广西路布七十七万匹，成都府锦绮千八百余匹，皆有奇。
神武右军统制张俊置到产业，乞蠲免应干和买等事（绍兴四年），诏特依。
后省言：“国家兵革未息，用度至广，粒米寸帛，悉出民力。陛下哀悯元元，权俾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一等科敷，盖欲宽民力，均有无。今俊独得免，则当均在余户，是使为俊代输也，人心谓何？兼方今大将不止俊一人，使各援此例求免，何以拒之？望命有司检会官户科敷及和、预买等见行条法，札俊使知。”诏令以次官书行。后省又言：“从俊之请，则恩加於将帅而害及於编户，望收还前诏，乃所以安俊。”其命遂寝。越数年，俊乞免岁输和买绢（俊时为少傅、淮西宣抚使），三省拟本岁特赐俊绢五千匹，庶免起例。上以示俊，因谕之曰：“诸将皆无此，独汝欲开例，朕固不惜，但恐公议不可。汝自小官，朕拔擢至此，须当自饬，如作小官时，乃能长保富贵，为子孙之福。”俊惶悚力辞赐绢。俊喜殖产，其罢兵而归，岁收租米六十万斛。右司谏王晋言：“军兴以来，费用百出，州县科敷，有不能免，已诏官户并同编户，所以宽下民也。诸寺院之多产者，类请求贵臣改为坟院，冀免科敷，朝廷优礼大臣，特从所请。然官户既不免，坟院岂缘官户得免哉！况今前宰执员数不少，所在僧徒，侥幸干请，使庄产多者独免，则合科之物归之下户，非官户同编户之意也。”诏户部申严行下。 诏诸路宪臣州县已未支还和买本钱实数来上，初，魏工在考功，建言州县和、预买绢不给本钱，乞就折民应纳役钱，使官无受给之，民无请给之劳。
寻下转运、常平司议，冬十月，两浙转运司言：“本路岁用和买本钱七十三万余缗，无可那拨。”而常平司言：“此钱既充和买，则役人无以给之。”其议遂止。
按：折帛元出於和买。其始也，则官给钱以买之；其后也，则官不给钱而白取之；又其后也，则反令以每匹之价折纳见钱，而谓之折帛。倒置可笑如此，则官价之不给久矣，今乃甫诏诸路宪臣州县已未支和买本钱实数来上，岂其时上之人元未知邪？或官吏肆为欺蔽，复以和买名色妄有支破邪？魏工之说固为当理，然役钱者，应纳之物也；折帛者，横取之物也。官惟其乏钱，是以不免横取於民，若其可蠲，则自当明蠲横取之折帛钱，正不必以应纳之役钱比折也。
四年十一月，初令江、浙民户悉纳折帛钱。
六年，两浙转运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、平江府岁计宽剩钱二十二万八千缗有奇，依折帛钱条限起发。
十七年，诏减折帛钱，江南每匹为六千，两浙七千，和买六千五百；绵，江南每两三百，两浙四百，自来年始。
孝宗干道四年，宰执进呈度支郎官刘师尹奏：“江、浙四路折帛钱，绍兴初年立价折纳，至十一年顿增一倍。十二年九月赦书止令折十之一，十五年又诏两浙夏税绸绢匹减一贯，和预买减一贯二百，江东西减两贯。缘州县不尽遵依，暗有增添，乞裁减以宽民力。”上曰：“朕未尝妄用一毫，只为百姓，可从之。”冬十有二月甲辰，诏两浙、江东西路干道五年夏税、和买折帛钱，并权与减半输纳一年，如州县过取一文以上，许人户诣检、鼓院进状陈诉。”
淳熙十一年，臣僚言浙东和买绍兴路偏重，浙西临安府偏重。寻论两浙漕臣钱冲之、临安守臣张杓条奏。
又言：“和买科取，人皆规避，田愈多则折户愈不一。其始也，敷及上户而中户不与；其后也，上户巧为规避而中户不得免。干道二年，每物力户二十一千敷和买一匹，至淳熙七年，十五千敷一匹，数年后可知也。其皆由不以田亩均敷，其害至此，惟平江一郡和买皆亩均，故民之诡名少。望先自浙东西行以亩均敷之法，则民不偏受其害。” 汪义端言：“若和买用亩头均敷，则上户顿减而下户顿增。盖下五等人户元不预和买，但每丁有丁绢，有丁绵，有丁盐钱，今又以亩头均受上户和买，则是以一小民之身，些小薄瘠之产，而纳数项之税赋。合将逐县浮财物力，只照旧例均敷於四等以上为是。” 光宗绍熙元年，臣僚言：“广德军两县物力不多，而和、预买绢乃二万六千余匹，视他郡十倍其数，民何以堪？户部看详，绍兴三年已减一万一千一百余匹，后因守臣胡彦国於经界时妄复元数，民不胜困，於是江东运副林岍奏，增复之数姑减一半，漕司通融，代纳三分之一，余二分倚阁。今本部更与抱认一分，余一分令本军措置。”从之。
三年，臣僚言：“今日取民已重，未能蠲除，使之均平，民亦无怨。然有甚不均者，夏税和买之有折帛，官户则多纳本色；秋米之有加耗，官户则止纳正数，和籴非正赋，不得已而取之，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。夫有官君子，居位食禄，正宜率先乡里，以应公上之需，乃恃势自私如此，不均孰甚焉！望申严诸州县，应折变、加耗、科敷之类，官民户并一概输纳，违许内外台劾奏。”从之。
秘书郎孙逢吉言：“和买为民白著之赋，虽正月给散本钱之法尚载令甲，而人户钞旁亦有见钱请给之文，然上下皆知其为文具也。中兴之初，绢价暴增，匹至十贯，高宗念下户重困，乃令上户输绢，下户输钱，於是有折帛之名，匹折六贯或七贯。和议既定，物帛梢贱又令输绸者以八分折钱，输绢者以三分折钱，余输本色，遂为定制。朝廷以经费之故，未能裁损，州县又於此外苛取，民力安得不重困哉！”
侍御史林大中论江、浙四路和买之，略谓：“今日东南所入之数，较之祖宗时已不啻数倍，掌计之人倘循中制取之，一岁之入自足以给一岁之用。苟为国敛怨，所得少而所失多矣。”
时东南诸路岁起绸三十九万匹（浙东上供八万，淮衣、福衣八千。浙西上供九万二千，淮衣万六千。江东上供九万，淮、福衣二万七千。江西上供五万二千，淮、福衣万五千。湖北上供三百。皆有奇），绢二百六十六万匹（浙东上供四十三万六千，淮、福衣五万三千，天申大礼八千。浙西上供三十八万一千，淮、福衣十三万八千，天申大礼万匹。江东上供四十万六千，淮、福衣十三万九千，天申大礼八千。江西上供三十万四千，淮、福衣六万七千，天申大礼八千已上。皆有奇。淮东天申大礼五万九百五十，淮西大礼三千七百，湖南天申大礼四百，广东天申大礼四千六百，广西天申大礼六千五百），绫罗纟三万余匹（浙西绫八千七百，婺州罗二万，湖南平纟三千）。其淮、福衣及天申大礼与绫罗绸总五十二万匹有奇，皆起正色。其绸绢二百五十六万余匹，约折钱一千七百余缗，而绵不与焉。 叶应诏条奏言：“何谓和买之患也？自州县而后至於民，民犹怨州县而后又於朝廷，和买则正取之民而已。固以二税为常赋也，岂宜使经用有不足，於二税之内而复有所求哉？经用不足，则大正其名实可也。承平已前，和买之患尚少，民有以乏钱而须卖，官有以先期而便民。今也举昔日和买之数委之於民，使与夏税并输，民自家力钱之外，浮财营运，生生之具悉从折计。且若此者，上下皆明知其不义，独困於无策而莫之敢蠲耳！陛下断然出命以号天下，曰：‘自今并罢和买之为上供者所用绸绢，惟军衣未可裁损，其他宫禁、官吏时节支赐，格令之所应与者，一切不行可也。’和买既罢，取民之名正，义声畅於海内矣。”
又曰：“何谓折帛之患？支移、折变，昔者之事固多矣，而今莫甚於折帛。
折帛之始，以军兴，绢价大踊至十余千，而朝廷又方乏用，於是计臣始创为折帛，其说曰‘宽民而利公’。其后绢价即平，而民之所纳折帛钱乃三倍於本色，既有夏税折帛、又有和买折帛。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税，而和买以足之，今乃使二者均折，於事何名而取何义乎？其事无名，其取无义，平居自治其国且不可，而况欲大有为於天下乎！虽然，折帛之为钱多矣，所资此以待用者广矣，陛下必钩考其凡目，而后可以有所是正。若经、总制钱不减，和买、折帛不罢，舍目睫之近而游视於八荒，此方、召不能为将，良、平不能为谋者也。”
宁宗嘉泰二年，判建康府吴琚奏：“本府在城、上元、江宁两县，昨因兵火，遂将营运和买绵绢数，在外三县内句容除元额外，增绢二千一十九匹、绵二万一百六十两。继尝请减於朝，而时相无田土在句容（谓秦桧），独不与减。今欲与尽减续增之绵，永除下邑偏重之害，本府自行承认减数。”并可。 嘉定十一年夏五月，臣僚言：“鄱阳为邑，经界之初，税钱额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贯有奇，每税钱一百文，敷和买六尺四寸八分有畸，吏缘为奸，有增益积，至嘉定九年，遂及七尺五寸六分。又且见寸收尺，谓之‘合零就整’，去年复顿增三寸。以最小崇德一乡言之，嘉定九年，分额管五百贯文有奇，敷和买绢九百三十余匹，去年只管九百四十贯有奇，乃增至九百五十五匹，可知其他。乞明诏有司，痛为革绝。”从之。 市舶互市 宋初，承周制，与江南通市。干德二年，不许商旅涉江，於建阳、汉阳、蕲口置三榷署，通其交市。开宝三年，徙建安榷署於扬州。及江南平，榷署仍旧置，专掌茶货。
互市者，自汉初与南粤通关市，其后匈奴和亲，亦与通市。后汉与乌桓、北单于、鲜卑通交易。后魏之宅中夏，亦於南陲立互市。隋、唐之际，常交戎夷，通其贸易。开元定令，载其条目。后唐复通北戎互市。此外，高丽、回鹘、黑水诸国，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。
右宋《三朝国史·食货志》略言历代互市之概，今录於此。
开宝四年，置市舶司於广州，以知州兼使，通判兼判官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是时，市舶虽始置司，而不以为利。淳化二年，始立抽解二分，然利殊薄。元丰始委漕臣觉察拘拦，已而又置官望舶，而泉、杭、密州皆置司。崇宁置提举，九年之，收置一千万矣。政和四年，施述奏：‘市舶之设，元符以前虽有，而所收物货十二年至五百万。崇宁经画详备，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。’其后废置不常，今惟泉、广州提举官如故。”
北蕃在太祖时，虽听缘边市易，而未有官署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始令镇、易、雄、霸、沧州各置榷务，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，辇香药、犀象及茶与交市。后有范阳之师，乃罢不与通。
端拱元年，复诏许互市。二年，复禁之。 淳化二年，置榷如旧制，寻复罢。 景德初，通好北戎，乃复於雄霸州、安肃军置三榷场。 凡官鬻物如旧，而增绵、漆器、粳糯，所入有钱、银、布、羊、马、橐驼，岁获四十余万。东夷、西戎、南蛮溪洞，皆听与边人市易。 景德四年，夏州纳款，於保安军置榷场，以缯帛、罗绮易羊、马、牛、驼、玉、毡毯、甘草，以香药、瓷漆器、姜桂等物易蜜蜡、麝脐、毛褐、羚羊角、砂、柴胡、苁蓉、红花、翎毛，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。
仁宗时，诏杭、明、广三州置市舶司，海舶至者，视所载十算其一而市其三。
海舶岁入象犀、珠玉、香药之类，皇中，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。陕西榷场二，天圣中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，许之。及元昊反，即诏陕西、河东绝其互市，废保安军榷场。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。久之，元昊请臣，数遣使求复互市。庆历六年，从其请，复为置场於保安、镇戎二军，岁售马二千匹、羊万口。
继言驱羊马至，无放牧之地，为徙保安军场於顺宁寨。既而番商卒无至者，朝廷亦不诘。
英宗治平四年，河东经略司言夏人丐通和市。初，夏人攻庆州大顺城，诏罢岁赐，禁边民毋得私贸易。至是，上章谢罪，复许之。
神宗熙宁八年，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、犀、珠直二十万缗，於榷场贸易，至明年终偿其直，从之。
九年，诏立与化外人私相贸易罪赏法，河北漕司请也。
河北四榷场，自治平四年，其物货专掌於三司之催辖司，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之。至是，以私贩者众，故有是命。 哲宗元元年，杭、明、广三州市舶，是年收钱、粮、银、香、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、匹、斤、两、段、条、个、颗、脐、只、粒，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、匹、斤、两、段、条、个、颗、脐、只、粒。 五年，刑部言贾人由海道往外蕃，请令以贾物名数并所诣之地，报所在州召保，得参带兵器或违禁及可造兵器物，官给以文凭。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住高丽、新罗、登州境者，罪以徒，住北界者加等。
宣和七年，以度僧牒给舶司为折博本，广南、福建、两浙五百至三百各有差。
高宗绍兴二年，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。上谕大臣，令卖马可也，进奉可勿许。
臣僚言：“邕、钦、廉三州与交趾海道相连，亡赖之徒掠卖人口贩入其国，贸易金香以小平钱为约。”诏监司、守ヘ巡捕觉察。
四年，诏川陕即永康军、威茂州置博易场，移广西买马司於邕管，岁捐金帛，倍酬其直。然言语不通，一听译者高下其手，吏因缘为奸，非守ヘ廉明则幸滋甚。凡蛮人将以春二月市马，必先遣数十骑至寨，谓之“小队”，如先失其心，则马不至矣。言者谓当厚其缯采，待以恩礼。
十二年，盱眙军建榷场，置官监，准平搭息不得过三分，兑卖入官别搭息；与北官博易，应造军器之物及犬马等并禁。其淮西、京西、陕西榷场如之。於是，沿淮上下，东自扬、楚，西际光、寿，禁止私渡，凡南客贩到草末茶，止许本场折博，不得令南北客相见，北使所过有博易者，许接送伴使应副。
十九年，罢国信所博易。
二十四年，诏四川茶马复置黎州在城，及雅州碉门、灵门两寨博易场（详见《茶考》）。
二十九年，诏存盱眙军榷场外，余并罢。
建炎元年六月，诏：“市舶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，取悦权近。自今有以笃褥香指环、玛瑙、猫儿眼睛之类博买前来，及有亏蕃商者，皆重其罪，今提举按察。惟宣赐臣僚象笏、犀带，取材舶司，每令拣选堪用者起发。”凡舶舟之来，最大者为独樯舶，能载一千婆兰，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也。次曰牛头舶，比独樯得三之一。次三木舶，次料河舶，递得三之一也。
绍兴十七年十一月，诏三路舶司，蕃商贩到龙脑、沈香、丁香、白豆蔻四色，并抽解一分，余数依旧法。先是，十四年抽解四分，蕃商诉其太重故也。
上因问御史台检法张阐：“舶岁入几何？”阐奏：“抽解与和买，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。”上云：“即此即三路所入，皆常赋之外，未知户部如何收附，如何支使。”令辅臣取实数以闻。 隆兴二年，臣僚言：“熙宁初，创立市舶以通货物。旧法抽解有定数，而取之不苛，纳税宽其期，而使之待价，怀远之意实寓焉。迩来抽解名色既多，兼迫其输纳，使之货滞而价减，所得无几，恐商旅不行，乞下市舶司约束。”从之。既而市舶司条具利害，谓：“抽解旧法十五取一，其后十取其一。又后，择其良者，如犀、牙十分抽二，又博买四分；真珠十分抽一，又博买六分。舶户惧抽买数多，所贩止是粗色杂物。照得象牙、珠犀比他货至重，乞十分抽一之外，更不博买。且三路舶船，各有司存，旧法召保给据起发，回日各於发舶处抽解，近缘两浙舶司申请随便住舶变卖，遂坏成法，乞下三路照旧法施行。兼商贾由海道兴贩，其或有盗贼、风波、逃亡者，回期难以程限，乞令召物力户充保，自给公凭日为始，若在五月内回舶，与优饶抽税；如满一年内，不在饶税之限；满一年之上，许从本司根究，责罚施行；若有透漏，元保物力户同坐。”从之。
见任官将钱寄附纲首客旅过蕃买物者有罚，舶至，抽解和买入官外，违法抑买，许蕃商越诉，计赃坐罪。 国家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，然金银铜铁，海舶飞运，所失良多，而铜钱之泄尤甚，民用日以枵。法禁虽严，奸巧愈密，商人贪利而暮夜贸迁，黠吏受赇而纵释莫问，其卒不可禁矣。
六年，诏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船，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补助以上者补官有差，监官推赏。其后监官等止将海商入蕃兴贩，便作招诱计数，该赏者多而发到香货下色者皆充数纽估，乃诏舶司相度措置，毋容侥幸。
《周官》：泉府掌以市之征市，敛布之不售，货之滞於民用者，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。买者各从其抵，都鄙从其主，国人郊人从其有司，然后予之。凡赊者，祭祀无过旬日，丧纪无过三月。凡民之货者，与其有司辨而授之，以国服为之息。（注见《钱币考》）。
水心叶氏曰：“熙宁大臣慕周公之理财，为市易之司，以夺商贾之赢，分天下以债，而取其什二之息，曰：‘此周公泉府之法也。’天下之为君子者，又从而争之曰：‘此非周公之法也，周公不为利也。’其人又从而解之曰：‘此真周公之法也。圣人之意、《六经》之书，而后世不足以知之。’以此嗤笑其辨者。
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终以大敝，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，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。夫泉府之法，敛市之不售，货之滞於民用者，以其贾买之，其余者祭祀、丧纪皆有数，而以国服为之息。若此者，真周公所为也。何者？当是时，天下号为齐民，未有特富者也。开阖、敛散、轻重之权一出於上，均之田而使之耕，筑之室而使之居，衣食之具，无不毕与。然而祭祀、丧纪犹有所不足，则取於常数之外。若是者，周公不与，则谁与之？将无以充其用而恤之也，则民一切仰上而其费无名，故赊而贷之，使以日数偿，而以其所服者为息。且其市之不售，货之滞於民用者，民不足於此，而上不敛之，则为不仁。然则二者之法，非周公谁为之？盖三代固行之矣。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，开阖、敛散、轻重之权不一出於上，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，不知其几千百年也，而遽夺之，可乎？夺之可也，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，可乎？呜呼！居今之世，周公固不行是法矣。夫学周公之法於数千岁之后，世异时殊，不可行而行之者，固不足以理财也。谓周公不为是法，而以圣贤之道不出於理财者，是足为深知周公乎？且使周公为之，固不以自利，虽百取而不害，而况其尽与之乎？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，苟欲以不言利为义，坐视小人为之，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！徒从其后频蹙而议之，厉色而争之耳。然则仁者固如是邪！”
愚论见《钱币考》。
汉武帝元封元年，置均输官。
桑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，物以故腾跃，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，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，分部主郡国，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，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。置平准於京师，都受天下委输。召工官治车诸器，皆仰给大农。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，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。如此，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，则反本，而万物不得腾跃。故抑天下之物，名曰“平准”。天子以为然而许之，一岁之中，诸均输五百万匹，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。是时，岁小旱，上令百官求雨。卜式言曰：“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，今弘羊令吏坐市列，贩物求利，烹弘羊，天乃雨。”
昭帝时，霍光辅政，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，使丞相、御史相与语人疾苦。
文学曰：“理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广教道之端，抑末利而开仁义，无示以利，然后教化可兴，而风俗可移也。今郡国有均输，与人争利，散敦厚之朴，成贪鄙之行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。夫末修则人侈，本修则人懿，懿则财用足，侈则饥寒生。愿罢均输以进本退末。”大夫曰：“匈奴背叛，数为寇暴，备之则劳中国，不备则侵盗不止。先帝哀边人之愁苦，为虏所俘，乃修鄣塞，饰烽燧，屯戍以备之。边用不足，故置均输，蕃货长财，以助边费。今议者欲罢之，是内空府库之财，外乏执备之用，罢之不便。夫国有沃野之饶，而不足於食者，器械不备也；有山海之货，而不足於财者，商工不备也。陇、蜀之丹砂毛羽，荆、扬之皮革骨象，江南之楠梓竹箭，燕、齐之鱼盐毡裘，兖、豫河之漆丝，养生奉终之具也，待商而通，待工而成。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，以通川谷；服牛驾马，以达陵陆；致远穷深，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。”文学曰：“有国有家者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失，蓄仁义以风之，励德行以化之，是以近者亲附，远者说德。王者行仁政，无敌於天下，恶用费哉！
夫导人以德，则人归厚；示人以利，则人俗薄。俗薄则背义而趋利，趋利则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。夫排困市井，防塞利门，而民犹为非，况上为之利乎？传曰：
‘诸侯好利则大夫鄙，大夫鄙则士贪，士贪则庶人盗。’是开利孔为人罪梯也。
夫古之赋税於人也，因其所工，不求其拙，农人纳其，工女效其织，今释其所有，责其所无，百姓贱卖货物，以便上求。者郡国或令作布絮，吏恣留难，与之为市。吏之所入，非独济、陶之缣，蜀、汉之布也，亦人之所为耳。行奸卖平，农人重苦，女工再税，未见输之均也。县官猥发，阖门擅市，则万人并收，并收则物腾跃，腾跃则商贾牟利。自市则吏容奸，豪而富商积货储物，以待其急。
轻贾奸吏，收贱以取贵，未见准之平也。盖古之均输，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，非以为利而贾物。”大夫曰：“往者郡国诸侯，各以其物贡输，往来烦难，物多苦恶，不偿其费。故郡置输官，以相给运，而便远方之贡，故曰‘均输’。开委府於京师，以笼货物，贱则买，贵则卖，是以县官不失实，商贾无所牟利，故命曰‘平准’。准平则民不失职，均输则人不劳，故平准、均输，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。古之立国家者，开本末之涂，通有无之用，故《易》曰：‘通其变，使人不倦。’故工不出则农用乏，商不出则宝货绝。农用乏则不殖，宝货绝则财用匮。故均输所以通委财而周缓急，是以先帝开均输以足人财。王者塞人财，禁关市，执准守时，以轻重御人，丰年则贮积以备乏绝，凶年岁俭则行币物，流有余而拯不足。往者财用不足，战士或不得禄，今山东被灾，赖均输之蓄，仓廪之积，战士以奉，饥人以振。故均输之蓄，非所以贾万人而专奉兵师之用，亦所以振困乏而备水旱也。古之贤圣，理家非一室，富国非一道，理家养生必於农，则舜不甄陶，而伊尹不为庖。故善为国者，以末易本，以虚易实。今山泽之材，均输之藏，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。”
先公曰：“今按桑大夫均输之法，大概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。然农民耕凿，则不过能输其所有，必商贾懋迁，乃能致其所无。今驱农民以效商贾，则必释其所有，责其所无，如贤良文学之说矣。太史公《平准书》云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’，此说疑未明。班孟坚采其语曰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，而相灌输’，此说涣然矣。盖作‘如异时’三字，是谓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。东莱吕氏尊迁抑固，是以取《书》而不用《志》语。然义理所在，当惟其明白者取之，是以《通鉴》取《志》语云。”
水心叶氏曰：“《平准书》直叙汉事，明载聚敛之罪，比诸书最简直。然观迁意，终以为安宁变故，质文不同，山海轻重，有国之利。按《书》‘懋迁有无化居’，周讥而不征，《春秋》通商惠工，皆以国家之力，扶持商贾，流通货币，故子产拒韩宣子，一环不与，今其词尚存也。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，至武帝乃有算船、告缗之令，盐铁、榷酤之入，极於平准，取天下百货居之。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，抑末厚本，非正论也。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，虽偏，尚有义，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，则何名为抑？恐此意迁亦未知也。” 王莽篡位，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。
莽有所兴造，必欲依古经文。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，收不售，与欲得，即《易》所谓“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”者也。莽乃下诏曰：“夫《周礼》有赊贷，《乐语》有五均（《乐语》，《乐元语》。河献王所传，道五均事。言天子取诸侯之书以立五均，则市无二贾，四民常均），传记各有斡焉。今开赊贷，张五均，设诸斡者，所以齐众庶，抑并兼也。”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，各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。东市称京，西市称畿，洛阳称中，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，皆置交易丞五人、钱府丞一人。 工商采金银铜连锡、登龟取贝者，皆自占司市钱府，顺时气而取之。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，嫔妇蚕桑织纺绩补缝，工匠医卜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（居处所在为区。谒舍，今客舍），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，除其本，计其利，十一分之，而以其一为贡。敢不自占，占不以实，尽没入所采取，而作县官一岁。诸司市尝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，为物上中下之贾，各自用为其市平，毋拘他所。众民卖买五布帛丝绵之物，周於民用而不售者，均官有以考检厥实，用其本贾取之，无令折钱。万物昂贵，过平一钱，则以平贾卖与民。其贾低贱减平者，听民自相与市，以防贵庾者（庾，积也。积物待贵）。
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，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，祭祀过旬日，丧纪毋过三月。民或乏绝，欲贷以治产业者，均受之，除其费，计所得受息，毋过岁什一。 按：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，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，皆所以便民也。所谓“国服为息”者，乃以官物赊贷与民，则取其息耳。今莽借五均、泉府之说，令民采山泽者、畜牧者、纺织者，以至医巫技艺，各自占所为，而计其息，十一分之一，以其一为贡，则是直攫取之耳，周公何尝有此法乎？噫！古人之立法，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；后人之立法，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。
东汉章帝时，尚书张林上言：“宜自交趾、益州上计吏往来，市珍宝，收采其利，武帝所谓均输也（谓租赋并雇运之直，官总取而官转输於京，曰均输）。”诏议之。尚书仆射朱晖曰：“按《王制》，天子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。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，非明主所宜行。”帝不从。其后用度益奢。
齐武帝永明中，天下米布帛贱，上欲立常平仓，市积为储。六年，诏出上库钱五千万，於京师市米，买丝绵绫绢布（详见《籴门》）。
唐德宗时，赵赞请置常平官，兼储布帛，於两都、江陵、成都、扬、汴、苏、洪置常平轻重本钱，上至百万缗，下至十万，积米、粟、布、帛、丝、麻，贵则下价而出之，贱则加估而收之，并榷商贾钱，以赡常平本钱。帝从之。属军用迫蹙，亦随而耗竭，不能备常平之数。
德宗时，宫中取物於市，以中官为宫市使，置“白望”数十百人，以蓝敝衣、绢帛，尺寸分裂酬其直。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，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。每中官出，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。谏官御史言其，而中官言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，帝以为然。顺宗即位乃罢之。
按：“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”之语，出於中官之口。此辈逢君之恶，岂能顾义理之是非，生民之休戚。然王莽之五均，介甫之易市，亦皆以为便百姓而行之，且举《周官》泉府之法以缘饰其事，然则名为效周公，而识见乃此阉之流耳！
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七年，诏：“应剑南东西、川峡路从前宫市及织锦绮、鹿胎、透背、六铢、欹正、龟壳等，宜令诸州自今只织买绫、罗、绸、绢、布、木绵等，余并罢之。”
宋朝如旧制，调绢、绸、布、丝、绵，以供军需，又就所产折科、和市。其纤丽之物，则东京有绫锦院（初，平蜀得锦工百人，始置院，所织有锦绮、鹿胎、花罗、绉、绫纟。咸平初，尝停织机百余，令织绢），西京、真定府、青益梓州亦有场院，主织锦绮、鹿胎、透背（潭州旧有绫锦务，淳化四年废），江宁府、润州有织罗务（江宁岁无定额，润州万匹。又婺州岁买万。润州务旧十二日为一匹，王子与制置江淮，匹减一日，岁终不如数，至被笞。景德三年，诏复旧），梓州有绫绮场（又溢州市买院亦织熟色绫，及彭锦汉蜀眉陵简遂资荣普州、怀安军皆织大小绢、欹正、花纱。大名府、贝沧德博棣杭越湖婺州和市小绫。 庐、寿州折科小绫。干德四年，蓬州请以租丝配民织绫，给其工直，诏不许。旧济州有机户十四，岁受直织绫，宝三年，诏廪给者送阙下，余罢之。湖州亦有织绫务，太平兴国中，从转运使熊延吉之请，停务，女工五十人悉纵之。至道元年，杭州置织务，岁市诸州丝给其用，后罢）。又毫州市绉纱，大名府织绉（庐、寿州亦折科白），青、齐、郓濮、淄、潍、沂、密、登、莱、衡、永、全州市平纟（庐寿濠泗和泰光州、高邮涟水军亦折科官纟）。又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、小绫各万匹，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。诸州折科、和市，皆无常数，唯内库所需，则有司下其数，充足而止。
淳化五年，又诏：“官中买物有元不出产处，毋得抑配扰民。”大中祥符三年，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言：“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，民罕有缗钱，常预假於豪民，出倍称之息，及期则输赋之外，先偿逋欠，以是工机之利愈薄。请令官司预给帛钱，俾及时输送，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。”从之，仍令优予其直。自是，诸路亦如之。或蚕事不登，则许以大小麦折纳，仍免其仓耗及头子钱。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本朝预买绸绢，谓之和买绢。按：《玉壶清话》与《渑水燕谈》二书，皆以为始於祥符初。因王旭知颍州，时大饥，出府钱十万缗，与民约曰：‘来年蚕熟，每贯输一缣。’谓之和买，自尔为例。而《渑水燕谈》又以为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，民以为便，今行天下，於岁首给之。然予按范蜀公《东斋记事》称是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，建言方春乏绝时，预给库钱贷之，至夏秋令输绢於官。预买绸绢，盖始如此。以三书考之，当以范说为是，盖范尝为是官耳。予读诗人袁陟世弼所为墓志，序其当仁宗时，为太平州当涂知县。 且言江南和市绸绢，豫给民钱，郡县或以私惠人，而不及农者，当涂尤甚，世弼所为条约，细民始均得之，乃知太宗之所以惠爱天下多矣。而其后以盐代钱，以为缣直。又其后也，盐亡而额存，然后知《左氏》所谓‘作法於凉’，其说不诬矣。”
国初，凡官所需物，多有司下诸州，从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，谓之“科率”。开宝三年，令天下诸州，凡丝、绵、绸、绢、麻、布、香药、毛翎、箭、皮革、筋角等，所在约支二年之用，不得广有科市，以致烦民。淳化五年，诏诸州科买物非风土所出，多课民转市於他处，及调役飞挽不均者，件析以闻，当议均减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和、预买始於太平兴国七年，然折钱未有定数，如转运使辄加重，诏旨禁绝之。熙宁理财，多折见钱，而诸郡犹有添起贯陌不等之，朝廷随即行遣。今之困民，莫甚於折帛，而预、和市尤为无名之敛。然建炎初行折帛，亦止二贯，户部每岁奏乞指挥，未为常率。四年为三贯省，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，四年为五贯二百省，五年七贯省，七年八贯省。至十七年，有旨稍损其价，两浙绸绢每匹七贯文，内和买六贯五百文，绵每两四百文，江东路绸绢每匹六贯文，则科折之重，至此极矣，不可不务宽之也。
皇中，诏曰：“三司岁下诸路科买，多出仓猝，故物价翔踊伤民。其度民所堪，先期告戒，若府库有备，勿复收市。”
嘉三年，枢密副使张屏请罢民科率及营造不急之物，其库务物之阙供者，在所以官分售之。於是置减省司於三司，命韩绛、陈升之等总其事。自是，多所裁损矣。
初，京师有杂买务、杂买场，以主禁中贸易。景中，尝诏须库物有缺，乃听市於杂买务。皇中，帝谓辅臣曰：“国朝惩唐宫市之，置务以京朝官、内侍参主之，以防侵扰，而近岁非所急物一切收市，扰人甚矣。”乃申景之令，使皆给实直。其后内东门市民物，或累岁不偿钱，有司请自今悉开杂买务，以见钱市之；内出金帛欲易钱者，旧付杂卖场，至是又悉请送左藏库计直易钱，诏皆可之。至嘉中，复诏金帛付杂卖场，以三司判官监视，平估以售，毋抑配小民。 英宗治平四年，三司言：“在京糯米有余蓄，请令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，市金帛上京，储之榷货务，备三路军需。”从之。 神宗熙宁三年，御史程颢言：“京东漕司王广渊，和买绸绢，增数抑配，率钱千课绢一匹，其后和买并税绢，匹皆输钱一千五百。”诏条析以闻。时王安石右广廉颢言不行。
祖宗时官市布帛，依时直以济用度，其有预给直，俾偕岁赋以输公上，谓之和、预买。然价轻而物重，民力浸困，其后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。
时右正言李常亦言：“广廉以陈汝羲所进羡余钱五十余万缗，随和买绢钱分配，於常税折科放买外，更取二十五万缗。请以颢言付有司行之。”不从。
七月，以京东预买绸绢并息钱五十万缗赐常平场司。 按：熙宁初，王介甫秉政，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。然青苗则春散秋敛，是以有赊贷之息；市易则买贱卖贵，是以有贸易之息。至於和买，则官以钱买民之绸绢而已，息钱恶从出？盖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廉辈，以千钱配民，课绢一匹，其后匹绢令输钱一千五百，是假和买绸绢之名，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，如明道所言，可见其刻又甚於青苗矣。
元丰四年，遣李元辅变运川陕西路司农物帛。中书言：“物帛至陕西，择省样不合者贸之，籴粮储於边，期以一年毕。”
五年，户部上其数，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四两，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。
均输、市易 熙宁二年，制置三司条例司言：“今天下财用无余，典领之官拘於法，内外不相知，盈虚不相补。诸路上供，岁有常数。丰年便道，可以多致而不能赢；年俭物贵，难以供亿而不敢不足。远方有倍蓰之输，中都有半价之鬻，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，以擅轻重敛散之权。今发运使实总六路之赋入，而其职以制置茶、盐、矾、酒税为事，军储国用，多所仰给，宜假以钱货，资其用度，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。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，皆得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。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，所当供办者，得以从便变易蓄买，以待上令。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，而制其有亡，以便转输，省劳费，去重敛，宽农民。庶几国用可足，民财不匮。”诏令本司俱条例以闻，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，赐内藏钱五百万缗、上供米三百万石。时议虑其为扰，多以为非。 向既董其事，乃请置官设属，帝曰：“兹事鼎新，脱有纷纭，须朝廷坚主之，使得自择其属。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，是教玉人雕琢也。”向於是辟刘忱、卫琪、孙、张穆之、陈倩为属，又请有司具六路岁所当上供之数、中都岁所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，凡当计置几何，皆预降付有司。从之。
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言：“均输立法之初，其说尚浅，徒言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。然而广置官属，多出缗钱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，以为虽不明言贩卖，然既已许之变易，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，未之闻也。夫商贾之事，曲折难行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，其卖也后期而取直，多方相济，委曲相通，倍称之息，由此而得。今官买是物，必先设官置吏，簿书廪禄，为费已厚；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，及其卖也，复如前，商贾之利，何缘而得？朝廷不知虑此，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，此钱一出，恐不可复。纵使其薄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，所损必多矣。”
谏官李常论均输不便。他日，帝语宰执曰：“朕问常何以名均输，常言买贱卖贵而已。朕谕以《禹贡》纳粟、纳秸，此即均输之意，岂买贱卖贵哉！”王安石曰：“常所言乃平准，非均输也。盖常亦不晓均输之名耳。”帝复以手诏褒谕薛向，然均输后讫不能成。
元丰二年，帝因论薛向建京师买盐钞法无成事，语侍臣曰：“新进之人轻议更法，其后见法不可行，犹遂非惮改。均输之法，如齐之管仲、汉之桑弘羊、唐之刘晏，其智仅能推行，况其下者乎？朝廷措置终始，所当重惜，虽少年所不快意，然於国计甚便，姑静以待之。”
熙宁五年，诏曰：“天下商旅物货至京，多为兼并之家所困，宜出内藏库钱帛，选官於京师置市易务。”先是，有魏继宗者，自称草泽，上言：“京师百货所居，市无常价，贵贱相倾。富能夺，贫能与，乃可以为天下。”於是中书奏：“在京师市易务监官二，提举官一，句当公事官一。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，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已所有，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，五人已上充一保。
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，许至务中投卖，句行人、牙人与客人平其价，据行人所要物数，先支官钱买之；如愿折博入官物者，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，许令均分赊请。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，若半年纳，即出息一分，一年纳，即出息二分，以上并不得抑勒。若非行人见要物，而实可以收蓄变转，亦委官司折博收买，随时估出卖，不得过取利息。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，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，即亦一就收买。”故降是诏。又以赞善大夫、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，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、京东市钱八十七万缗为市易本钱，其余合有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。
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，其一云“兼并之家较固取利，有害新法，令市易务觉察，三司按治，”御批削去此条。
七月，上谕王安石：“闻市易极苛细，人皆怨谤，如榷货鬻冰则民鬻雪者皆不售，市梳朴则梳朴贵，市脂麻则脂麻贵。”安石皆辩解之，以为鬻冰由园苑，梳朴为兼并者欲占，脂麻以不稔，自当贵耳。上又谓：“市易鬻果，太烦碎，罢之如何？安石曰：“立法当论有害於人与否，不当以烦碎废也。”
七年，诏权三司使曾布、翰林学士吕惠卿同究诘市易事。
先是，帝出手诏付布，谓市易司市物，颇害小民之业，众言喧哗。布乃引监市易务魏继宗之言，以为吕嘉问多取息以千赏，商旅所有者尽收，市肆所无者必索，率贱市贵鬻，广裒赢余，是挟官府为兼并也。王安石具奏，明其不然，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诘之。布即上行人所诉，并疏惠卿奸欺状，且言：“臣自立朝以来，每闻德音，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，今市易之为虐，固已凛凛乎架、除陌之事矣。嘉问奏：‘近差官往湖南贩茶，陕西贩盐，两浙贩纱，皆未敢计息。’臣以为如此政事，书之简牍，不独唐、虞、三代所无，历观秦、汉以来衰乱之世，恐未之有也。”五月，乃诏章、曾孝宽即军器监鞫布所究市易事，又令户房会财赋数，与布所陈异，而吕嘉问亦以杂买务多入月息钱不觉，皆从公坐有差。未几，布礻职，与嘉问皆出守郡，魏继宗仍夺秩勒停。初，市易之建，布实预之。后揣帝意有疑，遂急治嘉问，而惠卿与布有宿怨，故卒挤之，而市易如故。 九年，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，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，诏吕嘉问等推恩有差。自后凡二年一较。十年，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额，不足，以岁所收息益之；其贷内帑钱，岁偿以息二十万缗。
元丰二年，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，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，无抵当者，三人相保则给之，皆出息十分之二，过期不输息外，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。贪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货，不能偿积息，罚愈滋，囚系督责，徒存虚数，实不可得。於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，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，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；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，本息之外所罚钱悉蠲之，凡数十万缗；负本息者延其半年。
众议颇以为惬。
按：均输、市易、皆建议於熙宁之初，然均输卒不能行，市易虽行之而卒不见其利，何也？盖均输之说始於桑弘羊，均输之事备於刘晏。二子所为虽非知道者所许，然其才亦有过人者。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，潜制轻重之权，未尝广置官属，峻立刑法，为抑勒禁制之举，迨其磨以岁月，则国富而民不知，所以《史记》、《唐书》皆亟称之，以为后之言利者莫及。然则薛向之徒，岂遽足以希其万一？
宜其中道而废也。然所谓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，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、折变，以茶盐而入中粮草，即其事矣。苟时得能吏以斡运之，使其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，岂非理财之道？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，巧夺商贾之利而后为均输也。介甫志於兴利，苟慕前史均输之名，张官置吏，废财劳人，而卒无所成，误矣。至於市易，则假《周官》泉府之名，袭王莽五均之迹，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，其所为又远出桑、刘之下。今观其法制，大概有三：结保贷请，一也；契要金银为抵，二也；贸迁物货，三也。是三者，桑、刘未尝为之，然自可以富国，则其才岂后世所能及？然贷息、抵当、贸迁之事，使富家为之，假以岁月，岂不获倍蓰千万之利？今考之熙宁五年赐内藏库及京东路钱为市易本，共一百八十七万缗，至九年，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仅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。呜呼！以县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，且贸迁图利，且放偿取息，以国力经营之，以国法督课之，至使物价腾踊，商贾怨ゥ，而孳孳五年之，所得子本盖未尝相称也，然则是岂得为善言利乎！桑、刘有知，宁不笑人地下？又按：郑介夫熙宁六年进《流民图》，状言自市易法行，商旅顿不入都，竞由都城外径过河北、陕西，北客之过东南者亦然。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，如有商货入门，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，以此商税大亏。然则市易司息钱所获，盖不足以补商税之亏矣。
熙宁三年，王韶置秦凤市易司於古渭城。
六年，置两浙市易司於杭州，又置夔路市易司於黔州。十二月，置成都市易司。 八年，置广州市易司，又置郓州市易司。
熙宁六年，详定行户利害所言：“乞约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，以禄吏与免行户祗应。自今禁中买卖，并下杂卖场、杂买务，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，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，则取办焉。”皆从之。
郑侠奏议跋云：“京城诸行，以计利者上言云，官中每所需索，或非民用物，或虽民用物，或少缺，率皆数倍其价收买供官。今立法，每年计官中合用之物，令行人众出钱，官为预收买，准备急时之用，如岁终不用即出卖，不过收二分之息，特与免行。所贵於行人不至於急时枉用数倍之价，至於破坏锓本。
此法固善，若要深合民心，上等行人多出，中等助之，下等贫乏特与免，官中只取足用，无冀其余，则善矣。洎至立法，更不辨上、中、下之等，一例出钱，富者之幸，贫者之不幸，其不愿者固多，而愿者少矣。才立法，随有指挥：元不系行之人，不得在街市卖坏钱纳免行钱人争利，仰各自诣官投充，行人纳免行钱，方得在市卖易，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，告者有赏。此指挥行，凡十余日之，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之属，无敢不投行者。因献丞相书言及是，又黎东美之前得子细陈述，相次闻已有指挥，些少擎负贩卖者免投行，然已逾万缗之数。三月二十七日圣旨所先放，乃此免行钱也。”
元丰三年，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除之，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。
哲宗元元年，外内监督市易及功场净利钱，许以所入息并罚钱比计，若及官本者并释之。 绍兴四年，复置市易务，唯以钱交市，收息毋过二分，勿令贷请。
元符三年，市易务改名平准务。
哲宗绍圣元年，户部言两浙蚕丝薄收，今岁和买并税绸绢，请令四等下户输钱，易左帑等绸绢用之。
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，尚书省言预买钱多，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。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，同漕司来岁市绸绢，计纲赴京。 左司员外郎陈言：“预买之息，重於常平数倍，人皆以为苦，何谓愿请？
今复创增，虽名济乏，实聚敛之术。”
大观元年，以坊郭户预买，有家至千匹或四五百匹者，令诸路漕司详度以闻。
政和元年，臣僚言：“两浙因绍圣中王同老之请，和买并税绸绢匹有头子钱，又收市倒钱四十，例外约增数万缗，以分给典吏等，多者千余缗，少者五百缗。”於是诏罢市利钱。
政和六年，成都路官户预买许减其半，后河北诸路皆如之。既而臣僚言二浙官户猥多，请均和、预之数，乃照旧尝全利者如旧。
七年，诏：“和、预买绢本以利民，比或稍偿杂物，或徒给虚券，为民害多。
其令漕司会一路之数，分下州县经画，不以钱而以他物，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给者，以违制论。”
高宗建炎三年，车驾初至杭州，朱胜非为相。两浙运副王琮言：“本路上供、和买绸绢，岁为一百一十七万匹，每匹折纳钱两千，计三百五万缗省，以助国用。”诏许之。东南折帛钱自此始。
折帛、和买，非古也。国初二税输钱米而已，咸平三年，始令州军以税钱、物力科折帛绢，而於夏科输之，此夏税折帛之所从始也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内帑发下三司预市绸绢，时青、齐绢匹直八百，绸六百，官给钱率增二百，民甚便之，自后稍行之四方。宝元后改给盐七分、钱三分，崇宁三年，钞法既变，盐不复支，三分本钱亦无。
九月，御笔：“朕累下宽恤之诏，而迫於经费，未能悉如所怀。今闻江南和、预买绢，其尤甚，可下江、浙减四分之一，以宽民力，仍见钱，违之法。”
二年，户部请诸路上供丝帛并半折钱如两浙例，於是左相吕颐浩视师，右相秦桧奏从之。江、淮、闽、广、荆湖折帛钱自此始。时江、浙、湖北、夔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，江南、川、广、湖南、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，东川、湖南绫罗纟七万匹，四川、广西路布七十七万匹，成都府锦绮千八百余匹，皆有奇。
神武右军统制张俊置到产业，乞蠲免应干和买等事（绍兴四年），诏特依。
后省言：“国家兵革未息，用度至广，粒米寸帛，悉出民力。陛下哀悯元元，权俾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一等科敷，盖欲宽民力，均有无。今俊独得免，则当均在余户，是使为俊代输也，人心谓何？兼方今大将不止俊一人，使各援此例求免，何以拒之？望命有司检会官户科敷及和、预买等见行条法，札俊使知。”诏令以次官书行。后省又言：“从俊之请，则恩加於将帅而害及於编户，望收还前诏，乃所以安俊。”其命遂寝。越数年，俊乞免岁输和买绢（俊时为少傅、淮西宣抚使），三省拟本岁特赐俊绢五千匹，庶免起例。上以示俊，因谕之曰：“诸将皆无此，独汝欲开例，朕固不惜，但恐公议不可。汝自小官，朕拔擢至此，须当自饬，如作小官时，乃能长保富贵，为子孙之福。”俊惶悚力辞赐绢。俊喜殖产，其罢兵而归，岁收租米六十万斛。右司谏王晋言：“军兴以来，费用百出，州县科敷，有不能免，已诏官户并同编户，所以宽下民也。诸寺院之多产者，类请求贵臣改为坟院，冀免科敷，朝廷优礼大臣，特从所请。然官户既不免，坟院岂缘官户得免哉！况今前宰执员数不少，所在僧徒，侥幸干请，使庄产多者独免，则合科之物归之下户，非官户同编户之意也。”诏户部申严行下。 诏诸路宪臣州县已未支还和买本钱实数来上，初，魏工在考功，建言州县和、预买绢不给本钱，乞就折民应纳役钱，使官无受给之，民无请给之劳。
寻下转运、常平司议，冬十月，两浙转运司言：“本路岁用和买本钱七十三万余缗，无可那拨。”而常平司言：“此钱既充和买，则役人无以给之。”其议遂止。
按：折帛元出於和买。其始也，则官给钱以买之；其后也，则官不给钱而白取之；又其后也，则反令以每匹之价折纳见钱，而谓之折帛。倒置可笑如此，则官价之不给久矣，今乃甫诏诸路宪臣州县已未支和买本钱实数来上，岂其时上之人元未知邪？或官吏肆为欺蔽，复以和买名色妄有支破邪？魏工之说固为当理，然役钱者，应纳之物也；折帛者，横取之物也。官惟其乏钱，是以不免横取於民，若其可蠲，则自当明蠲横取之折帛钱，正不必以应纳之役钱比折也。
四年十一月，初令江、浙民户悉纳折帛钱。
六年，两浙转运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、平江府岁计宽剩钱二十二万八千缗有奇，依折帛钱条限起发。
十七年，诏减折帛钱，江南每匹为六千，两浙七千，和买六千五百；绵，江南每两三百，两浙四百，自来年始。
孝宗干道四年，宰执进呈度支郎官刘师尹奏：“江、浙四路折帛钱，绍兴初年立价折纳，至十一年顿增一倍。十二年九月赦书止令折十之一，十五年又诏两浙夏税绸绢匹减一贯，和预买减一贯二百，江东西减两贯。缘州县不尽遵依，暗有增添，乞裁减以宽民力。”上曰：“朕未尝妄用一毫，只为百姓，可从之。”冬十有二月甲辰，诏两浙、江东西路干道五年夏税、和买折帛钱，并权与减半输纳一年，如州县过取一文以上，许人户诣检、鼓院进状陈诉。”
淳熙十一年，臣僚言浙东和买绍兴路偏重，浙西临安府偏重。寻论两浙漕臣钱冲之、临安守臣张杓条奏。
又言：“和买科取，人皆规避，田愈多则折户愈不一。其始也，敷及上户而中户不与；其后也，上户巧为规避而中户不得免。干道二年，每物力户二十一千敷和买一匹，至淳熙七年，十五千敷一匹，数年后可知也。其皆由不以田亩均敷，其害至此，惟平江一郡和买皆亩均，故民之诡名少。望先自浙东西行以亩均敷之法，则民不偏受其害。” 汪义端言：“若和买用亩头均敷，则上户顿减而下户顿增。盖下五等人户元不预和买，但每丁有丁绢，有丁绵，有丁盐钱，今又以亩头均受上户和买，则是以一小民之身，些小薄瘠之产，而纳数项之税赋。合将逐县浮财物力，只照旧例均敷於四等以上为是。” 光宗绍熙元年，臣僚言：“广德军两县物力不多，而和、预买绢乃二万六千余匹，视他郡十倍其数，民何以堪？户部看详，绍兴三年已减一万一千一百余匹，后因守臣胡彦国於经界时妄复元数，民不胜困，於是江东运副林岍奏，增复之数姑减一半，漕司通融，代纳三分之一，余二分倚阁。今本部更与抱认一分，余一分令本军措置。”从之。
三年，臣僚言：“今日取民已重，未能蠲除，使之均平，民亦无怨。然有甚不均者，夏税和买之有折帛，官户则多纳本色；秋米之有加耗，官户则止纳正数，和籴非正赋，不得已而取之，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。夫有官君子，居位食禄，正宜率先乡里，以应公上之需，乃恃势自私如此，不均孰甚焉！望申严诸州县，应折变、加耗、科敷之类，官民户并一概输纳，违许内外台劾奏。”从之。
秘书郎孙逢吉言：“和买为民白著之赋，虽正月给散本钱之法尚载令甲，而人户钞旁亦有见钱请给之文，然上下皆知其为文具也。中兴之初，绢价暴增，匹至十贯，高宗念下户重困，乃令上户输绢，下户输钱，於是有折帛之名，匹折六贯或七贯。和议既定，物帛梢贱又令输绸者以八分折钱，输绢者以三分折钱，余输本色，遂为定制。朝廷以经费之故，未能裁损，州县又於此外苛取，民力安得不重困哉！”
侍御史林大中论江、浙四路和买之，略谓：“今日东南所入之数，较之祖宗时已不啻数倍，掌计之人倘循中制取之，一岁之入自足以给一岁之用。苟为国敛怨，所得少而所失多矣。”
时东南诸路岁起绸三十九万匹（浙东上供八万，淮衣、福衣八千。浙西上供九万二千，淮衣万六千。江东上供九万，淮、福衣二万七千。江西上供五万二千，淮、福衣万五千。湖北上供三百。皆有奇），绢二百六十六万匹（浙东上供四十三万六千，淮、福衣五万三千，天申大礼八千。浙西上供三十八万一千，淮、福衣十三万八千，天申大礼万匹。江东上供四十万六千，淮、福衣十三万九千，天申大礼八千。江西上供三十万四千，淮、福衣六万七千，天申大礼八千已上。皆有奇。淮东天申大礼五万九百五十，淮西大礼三千七百，湖南天申大礼四百，广东天申大礼四千六百，广西天申大礼六千五百），绫罗纟三万余匹（浙西绫八千七百，婺州罗二万，湖南平纟三千）。其淮、福衣及天申大礼与绫罗绸总五十二万匹有奇，皆起正色。其绸绢二百五十六万余匹，约折钱一千七百余缗，而绵不与焉。 叶应诏条奏言：“何谓和买之患也？自州县而后至於民，民犹怨州县而后又於朝廷，和买则正取之民而已。固以二税为常赋也，岂宜使经用有不足，於二税之内而复有所求哉？经用不足，则大正其名实可也。承平已前，和买之患尚少，民有以乏钱而须卖，官有以先期而便民。今也举昔日和买之数委之於民，使与夏税并输，民自家力钱之外，浮财营运，生生之具悉从折计。且若此者，上下皆明知其不义，独困於无策而莫之敢蠲耳！陛下断然出命以号天下，曰：‘自今并罢和买之为上供者所用绸绢，惟军衣未可裁损，其他宫禁、官吏时节支赐，格令之所应与者，一切不行可也。’和买既罢，取民之名正，义声畅於海内矣。”
又曰：“何谓折帛之患？支移、折变，昔者之事固多矣，而今莫甚於折帛。
折帛之始，以军兴，绢价大踊至十余千，而朝廷又方乏用，於是计臣始创为折帛，其说曰‘宽民而利公’。其后绢价即平，而民之所纳折帛钱乃三倍於本色，既有夏税折帛、又有和买折帛。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税，而和买以足之，今乃使二者均折，於事何名而取何义乎？其事无名，其取无义，平居自治其国且不可，而况欲大有为於天下乎！虽然，折帛之为钱多矣，所资此以待用者广矣，陛下必钩考其凡目，而后可以有所是正。若经、总制钱不减，和买、折帛不罢，舍目睫之近而游视於八荒，此方、召不能为将，良、平不能为谋者也。”
宁宗嘉泰二年，判建康府吴琚奏：“本府在城、上元、江宁两县，昨因兵火，遂将营运和买绵绢数，在外三县内句容除元额外，增绢二千一十九匹、绵二万一百六十两。继尝请减於朝，而时相无田土在句容（谓秦桧），独不与减。今欲与尽减续增之绵，永除下邑偏重之害，本府自行承认减数。”并可。 嘉定十一年夏五月，臣僚言：“鄱阳为邑，经界之初，税钱额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贯有奇，每税钱一百文，敷和买六尺四寸八分有畸，吏缘为奸，有增益积，至嘉定九年，遂及七尺五寸六分。又且见寸收尺，谓之‘合零就整’，去年复顿增三寸。以最小崇德一乡言之，嘉定九年，分额管五百贯文有奇，敷和买绢九百三十余匹，去年只管九百四十贯有奇，乃增至九百五十五匹，可知其他。乞明诏有司，痛为革绝。”从之。 市舶互市 宋初，承周制，与江南通市。干德二年，不许商旅涉江，於建阳、汉阳、蕲口置三榷署，通其交市。开宝三年，徙建安榷署於扬州。及江南平，榷署仍旧置，专掌茶货。
互市者，自汉初与南粤通关市，其后匈奴和亲，亦与通市。后汉与乌桓、北单于、鲜卑通交易。后魏之宅中夏，亦於南陲立互市。隋、唐之际，常交戎夷，通其贸易。开元定令，载其条目。后唐复通北戎互市。此外，高丽、回鹘、黑水诸国，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。
右宋《三朝国史·食货志》略言历代互市之概，今录於此。
开宝四年，置市舶司於广州，以知州兼使，通判兼判官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是时，市舶虽始置司，而不以为利。淳化二年，始立抽解二分，然利殊薄。元丰始委漕臣觉察拘拦，已而又置官望舶，而泉、杭、密州皆置司。崇宁置提举，九年之，收置一千万矣。政和四年，施述奏：‘市舶之设，元符以前虽有，而所收物货十二年至五百万。崇宁经画详备，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。’其后废置不常，今惟泉、广州提举官如故。”
北蕃在太祖时，虽听缘边市易，而未有官署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始令镇、易、雄、霸、沧州各置榷务，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，辇香药、犀象及茶与交市。后有范阳之师，乃罢不与通。
端拱元年，复诏许互市。二年，复禁之。 淳化二年，置榷如旧制，寻复罢。 景德初，通好北戎，乃复於雄霸州、安肃军置三榷场。 凡官鬻物如旧，而增绵、漆器、粳糯，所入有钱、银、布、羊、马、橐驼，岁获四十余万。东夷、西戎、南蛮溪洞，皆听与边人市易。 景德四年，夏州纳款，於保安军置榷场，以缯帛、罗绮易羊、马、牛、驼、玉、毡毯、甘草，以香药、瓷漆器、姜桂等物易蜜蜡、麝脐、毛褐、羚羊角、砂、柴胡、苁蓉、红花、翎毛，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。
仁宗时，诏杭、明、广三州置市舶司，海舶至者，视所载十算其一而市其三。
海舶岁入象犀、珠玉、香药之类，皇中，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。陕西榷场二，天圣中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，许之。及元昊反，即诏陕西、河东绝其互市，废保安军榷场。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。久之，元昊请臣，数遣使求复互市。庆历六年，从其请，复为置场於保安、镇戎二军，岁售马二千匹、羊万口。
继言驱羊马至，无放牧之地，为徙保安军场於顺宁寨。既而番商卒无至者，朝廷亦不诘。
英宗治平四年，河东经略司言夏人丐通和市。初，夏人攻庆州大顺城，诏罢岁赐，禁边民毋得私贸易。至是，上章谢罪，复许之。
神宗熙宁八年，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、犀、珠直二十万缗，於榷场贸易，至明年终偿其直，从之。
九年，诏立与化外人私相贸易罪赏法，河北漕司请也。
河北四榷场，自治平四年，其物货专掌於三司之催辖司，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之。至是，以私贩者众，故有是命。 哲宗元元年，杭、明、广三州市舶，是年收钱、粮、银、香、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、匹、斤、两、段、条、个、颗、脐、只、粒，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、匹、斤、两、段、条、个、颗、脐、只、粒。 五年，刑部言贾人由海道往外蕃，请令以贾物名数并所诣之地，报所在州召保，得参带兵器或违禁及可造兵器物，官给以文凭。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住高丽、新罗、登州境者，罪以徒，住北界者加等。
宣和七年，以度僧牒给舶司为折博本，广南、福建、两浙五百至三百各有差。
高宗绍兴二年，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。上谕大臣，令卖马可也，进奉可勿许。
臣僚言：“邕、钦、廉三州与交趾海道相连，亡赖之徒掠卖人口贩入其国，贸易金香以小平钱为约。”诏监司、守ヘ巡捕觉察。
四年，诏川陕即永康军、威茂州置博易场，移广西买马司於邕管，岁捐金帛，倍酬其直。然言语不通，一听译者高下其手，吏因缘为奸，非守ヘ廉明则幸滋甚。凡蛮人将以春二月市马，必先遣数十骑至寨，谓之“小队”，如先失其心，则马不至矣。言者谓当厚其缯采，待以恩礼。
十二年，盱眙军建榷场，置官监，准平搭息不得过三分，兑卖入官别搭息；与北官博易，应造军器之物及犬马等并禁。其淮西、京西、陕西榷场如之。於是，沿淮上下，东自扬、楚，西际光、寿，禁止私渡，凡南客贩到草末茶，止许本场折博，不得令南北客相见，北使所过有博易者，许接送伴使应副。
十九年，罢国信所博易。
二十四年，诏四川茶马复置黎州在城，及雅州碉门、灵门两寨博易场（详见《茶考》）。
二十九年，诏存盱眙军榷场外，余并罢。
建炎元年六月，诏：“市舶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，取悦权近。自今有以笃褥香指环、玛瑙、猫儿眼睛之类博买前来，及有亏蕃商者，皆重其罪，今提举按察。惟宣赐臣僚象笏、犀带，取材舶司，每令拣选堪用者起发。”凡舶舟之来，最大者为独樯舶，能载一千婆兰，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也。次曰牛头舶，比独樯得三之一。次三木舶，次料河舶，递得三之一也。
绍兴十七年十一月，诏三路舶司，蕃商贩到龙脑、沈香、丁香、白豆蔻四色，并抽解一分，余数依旧法。先是，十四年抽解四分，蕃商诉其太重故也。
上因问御史台检法张阐：“舶岁入几何？”阐奏：“抽解与和买，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。”上云：“即此即三路所入，皆常赋之外，未知户部如何收附，如何支使。”令辅臣取实数以闻。 隆兴二年，臣僚言：“熙宁初，创立市舶以通货物。旧法抽解有定数，而取之不苛，纳税宽其期，而使之待价，怀远之意实寓焉。迩来抽解名色既多，兼迫其输纳，使之货滞而价减，所得无几，恐商旅不行，乞下市舶司约束。”从之。既而市舶司条具利害，谓：“抽解旧法十五取一，其后十取其一。又后，择其良者，如犀、牙十分抽二，又博买四分；真珠十分抽一，又博买六分。舶户惧抽买数多，所贩止是粗色杂物。照得象牙、珠犀比他货至重，乞十分抽一之外，更不博买。且三路舶船，各有司存，旧法召保给据起发，回日各於发舶处抽解，近缘两浙舶司申请随便住舶变卖，遂坏成法，乞下三路照旧法施行。兼商贾由海道兴贩，其或有盗贼、风波、逃亡者，回期难以程限，乞令召物力户充保，自给公凭日为始，若在五月内回舶，与优饶抽税；如满一年内，不在饶税之限；满一年之上，许从本司根究，责罚施行；若有透漏，元保物力户同坐。”从之。
见任官将钱寄附纲首客旅过蕃买物者有罚，舶至，抽解和买入官外，违法抑买，许蕃商越诉，计赃坐罪。 国家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，然金银铜铁，海舶飞运，所失良多，而铜钱之泄尤甚，民用日以枵。法禁虽严，奸巧愈密，商人贪利而暮夜贸迁，黠吏受赇而纵释莫问，其卒不可禁矣。
六年，诏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船，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补助以上者补官有差，监官推赏。其后监官等止将海商入蕃兴贩，便作招诱计数，该赏者多而发到香货下色者皆充数纽估，乃诏舶司相度措置，毋容侥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