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三十八·选举考十一
作者：马端临
○举官
后唐庄宗同光二年，自唐末丧乱，绅之家，或以告敕鬻於族姻，遂乱昭穆，至有舅叔拜甥侄者。选人伪滥者众，郭崇韬欲革其弊，请令铨司精加考核。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，注官者才数十人，涂毁告身者十之九。选人或号泣道路，或馁死逆旅。
明宗天成二年，制：“选人或因远地干戈、私门事故，遂至过格。今后如过格十年外，不在赴集之限。又据长定格，选人中有隐忧者殿五选。伏以人伦之贵，孝道为先，既有负於尊亲，定不公於州县，有伤风化，须峻条章。今后诸色官员内，有隐忧冒荣者，勘责不虚，终身不齿，其入仕告敕，并付所司焚毁。” 三年，敕：“北京及河北诸道摄官内，有庄宗御署及朕署，便与据正官资叙；其伪朝授官，勘验不虚，亦同告身例处分。兴元以西，曾授伪蜀爵命敕，到后一周年为限，各於本罢任处投状分析，申奏点勘，出限不叙理。”
中书奏：“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，并不优劣等第与官资。其业文者，任征引古今；不业文者，但据事理判断可否，不当罪在有司。吏部南曹关：‘今年及第进士内，《三礼》刘莹等五人，所试判语皆同。’勘状称：‘晚逼试期，偶拾得判草写净，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。’”敕：“贡院擢科，考详所业；南曹试判，激劝效官。刘莹等既不攻文，只合直书其事，岂得相传藁草，侮渎公场？
及至定期覆试，果闻自惧私归，宜令所司落下放罪，许再赴举。”其年十月，敕： “访闻每年及第举人牒试、吏部关试，判题虽有，判语全无，只见各书‘未详’，仍或正身不至。如斯乖谬，须议去除。此后关送举人，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试。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，曾亲笔砚，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，辨明治道；如是委无文章，许直书其事，不得只书‘未详’。如开试时，正身不到，又无请假文书，牒贡院，申奏停落。”
按：唐以试判入仕，五季因之，然以此三条观之，其为文具可知也。有如流外铨，必胥吏之徒，非以文学进身者，则所对不责其引征古今，但据事理判断，诚是也。至於及第进士，而乃一词莫措，传写定本，雷同欺诳，至烦国家立法，明开曾亲笔砚、委无文章两途以处之，则乌取其为进士乎？况正身多不至，则所谓试者，不过上下相与为欺耳，可无试也。
长兴二年，敕：“举选之众，例是艰辛，曾因兵火之余，多无敕甲，不有详延之路，永为遐弃之人。其失坠告身者，先取本人状，当授官之日，何人判铨？
与何人同官？上任、罢任与何人交代？仍勘历任处州县，如实，则别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。”
周世宗显德元年，初令翰林学士、两省官举令录。除官之日，署举者姓名，若贪秽败官，连坐。 宋朝之制，凡入仕有贡举、奏荫、摄署、流外、从军五等。吏部铨唯注拟州县官。旧幕职皆使府辟召，国朝但吏曹拟授。京诸司六品以下官皆无选，中书特授。周朝每藩郡有阙，或遣朝官权知。太祖始削外权，牧伯之阙，止令文臣权莅。
其后，内外皆非本官之职，但以差遣为资历。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，使臣则三班院主之，少卿、监以上、刺史、副率内职，中书、枢密院主之。
太祖皇帝建隆三年，诏：“常参官并翰林学士内有尝佐藩郡及历州县官者，各保举堪充幕职、今录一人，不必以亲为避，但条析具实以闻，当於除授制书辨其举主，它日有所犯不如举状，连坐之。”
知制诰高锡奏：“请许人讦告滥举，所告不实者罪之，得实者白身授以官，有官者优擢，非仕宦者赏缗钱。”从之。
四年，诏：“自前藩镇多奏初官人为掌书记，颇越资序。自今历两任有文学者，方得奏举。”又诏陶等於见任前任幕职、州县官中举堪为藩郡通判者一人，如谬举，量事连坐。又诏：“自今诸州吏民不得即诣京师举留即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等使，刺史、知州、通判、幕职、州县等官。若实以治行尤异著名，吏民固欲借留，或请立碑颂德者，许即於本处陈述，以俟上报。”真宗咸平时，复诏禁之。
干德二年，诏翰林学士等四十二人，各举才堪通判者各一人。又诏吏部南曹，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。上虑铨衡止凭资历，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。
开宝四年，诏：“自今诸州不得以摄官视事，其阙员处，即时以闻，当委有司除注。”十一月，又诏：“近以诸道摄官，悉令罢去，及虑若更民政，欲著吏能，雷同遐弃，良可惜也。宜委有司按其历任，经三摄无旷败，即以名闻。任伪署者不在此限。”
五年，先时，令诸州印发春季选人文解，自千里至五千里外，分定日限为五等，各发离本处，及京百司文解，并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，余季准此。若州府违限及解状内少欠事件，不依程式，本判官、录事参军、本曹官罚置殿选。诸州员阙，并仰申阙解除，以木夹重封题号，逐季入递，合格日四时奏，年满，俟敕下准格取本司文解赴集。流外铨据状申奏，以四时取解参选。至是，国家取荆、益、交、广，辟土既广，吏员多阙，是以岁常放选。选人南曹投状，判成送铨，铨司依次注授。其后，选部阙官，即特诏免解，非时赴集，谓之“放选，”习以为常，取解季集之制，有名而无实矣。
太宗太平兴国元年，先是，选人试判三道，考为三等：二道全通，一道稍次而文翰俱优，为上；一道全通，二道稍次而文稍堪，为中；三道全次而文翰纰缪，为下。判上者，职事官加一阶，州县官超一资；判中，依资；判下，入同类，惟黄衣人降一资。至是，诏增为四等：以三道全次，文翰无取者，惟中下；依旧格判下之制，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纰缪者，为下，殿一选。 六年，令诸路转运使下所属州府，令长吏择见任判司薄尉之清廉明者，具以名闻。当驿召引对，授以知县之任。
八年，诏：“自今应临轩所选官吏，并送中书门下，考其履历，审取进止。”时上选用庶僚，不专委有司，皆引对，观其敷纳，有可采者，悉与超擢；复虑因缘矫饰，徼幸冒进，乃有是诏。
雍熙二年，令翰林学士、两省、御史台、尚书省官，各於京官、幕职、州县中举可升朝者一人。
四年，诏曰：“进贤推士，当务至公；行爵出禄，固无虚授。苟毕得其材实，亦何吝於宠章。近者诸处奏荐，多涉亲党，既非得举，徒启幸门。将塞津，宜行告谕：自今诸路转运使及州郡长吏，并不得擅举人充部内官，其有阙员，即时具奏。” 端拱三年，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。是日，诏曰：
“国家详求事之吏，外分主计之司，虽曰转输，得兼按察，总览郡国，职任尤重，物情舒惨，靡不由之。尚虑徼功，固当责实，交相绳检，於理攸宜。自今转运使凡厘革庶务，平反狱讼，漕运金，成绩居最，及有建置之事，果利於民者，令诸州岁终件析以闻，非殊异者不得条奏。”诏：“三司、三馆职事官已升擢者，不在论荐；其有怀材外任，未为朝廷所知者，方得奏举。”
四年，令内外官所保举人有变节逾滥者，举主自首，原其罪。
上励精求治，听政之暇，因索两省、两制清望官名籍，问朝士有德望者，悉令诸官。仍令自今中外官所举之人，并须析其爵里及历仕殿最以闻，不得有隐。
所举责实无验者，罪之；如得状者，有赏典。
真宗咸平二年，秘书郎陈彭年请复举官自代之制，诏秘书直学士冯拯、陈尧叟参详之。拯等上言：“窃详往制，常参官及节度、观察、防御使，刺史、少尹，畿、赤令，并七品以上清望官，授讫三日内，於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。其表付中书门下，每官阙，则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。今缘官品制度，沿革不同，伏请令两省、御史台官、尚书省六品以上，诸司四品以上，授讫，具表让一人自代，於阁门投下，方得入谢。在外者，授讫三日内，具表附驿以闻。”诏可。
景德元年，诏：“内外群官所保举人，亦有中道变迁，但或不令言上，必恐负累滋多。宜令比类并许陈首，当惩责其人，特免连坐。”
四年，又令：“举官所举差遣，本人在所举任内犯赃，即用连坐之制；其改他任犯赃，元举主更不连坐。” 大中祥符二年，诏：“幕职、州县官初任者，或未熟吏道，群官勿得荐举。” 三年四月，诏：“自今每年终，翰林学士以下常参官，并同举外任京朝官、三班使臣、幕职、州县官各一人，明言治行堪何任使，或自已谙委，或众共推称。
至时，令ト门、御史台计会催促，如年终无举官状，即具奏闻，当行责罚。如十二月内差出，亦须举官后方得入辞。诸司使副、承制、崇班曾任西北边、川、广钤辖亲民者，亦同此例。诸路转运使副、提点刑狱官、知州、通判，结罪奏举部内官属，不限名数，明言在任劳绩；如无人可举及显有逾滥者，亦须指述，不得顾避。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，如有违限，委都进奏院具名以闻，当依不申考帐例科罪。三司使副即结罪举奏在京掌事京朝官、使臣，仍令中书置籍，先列被举人名衔，次列历任功过及举主姓名、荐举度数，一本留中书，一本常以五月一日进内。次年籍内，仍计向来功过及荐举度数，使臣即枢密院置籍。两省、尚书省、御史台官，凡出使迥，并须采访所至及经历邻近郡官治迹善恶以闻。转运使副、提点刑狱官、知州、通判到阙，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，如邻近及经由州县访闻群官善恶，亦须同奏，先於ト门投进后，方得入见。或朝廷要人任使，及有不治州县难了公事，并於上件籍内选择过犯数少，举任及课绩数多，并资历相当者差委，仍於宣敕内尽列举主姓名。或能一任集，即特与迁转；苟不集事，本犯虽不去官，亦移闲慢僻远处。内外群臣并举及三人事者，仰中书、枢密院具名取旨，当议甄奖；如并举三人不集事，坐罪不至去官，亦仰奏裁，当行责降；或得失相参，亦与折当。”
天禧三年，吏部铨言：“本司令录稍多，员阙甚少，请权借审官院京朝官知县阙注拟一任。”诏审官院以五千户以下县借之。
仁宗天圣六年，诏：“审刑院举常参官在京刑法司者为详议官；大理寺详断、刑部详覆、法直官，皆举幕职、州县晓法令者为之。自请试律者须五考，有举者乃听试律三道、疏二道，又断中小狱案二道，通者为中格。” 时举官擢人，不常其制。国子监阙讲官，尝诏诸路转运使举经义通明者；或欲不次用人，又尝诏近臣举常参官历通判无赃罪而才任繁剧者，已之亲及执政近属得举；欲官诸边要，亦尝诏节度使至ト门使、知州军、铃辖、诸司使，举殿直以上材勇使边任者，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阁待制举奏之；边有警，又或诏诸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升朝官举所部官才任将帅者；三路知州、通判、县令，皆诏近臣举廉吏选任之，拘资格。至於文行之士，钱之才，刑名之学，各因时所求而荐焉。而守选者更郊赦减与赴调。后立法：所举未迁而罪赃暴露者，免劾。
自天圣后，进者颇多，物议患其冗，始戒近臣，非受诏辄举官。又下诏风厉，以为荐举阿私。其任用已至部使者，得复荐。失举而已擢用，听自言不实，弗为负。 又诏磨勘迁京官者，增四考为六考，增举者四人为五人，犯私罪又加一考。
举者虽多，无本道使者亦为不应格。议者以身、言、书、判为无益，乃罢之，而试判者亦名文具，因循无所去取。
御史王端以为：“法用举者两人，得为令；为令无过谴，迁职事官、知县；又无过谴，遂得改京官。乃是用举者两人，保其三任也。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，偶幸无过，辄信而遣之，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。因仍弗革，其弊将深。”乃定令：被荐为令，任内复有举者始得迁，否则如常选，无辄升补。时增设禁限，常参官已授外任，得奏举。京官见任知州、通判，升朝官兵马都监、诸司副使以上，及在京员外郎尝任知州、通判，诸司副使尝任兵马都监者，乃听举。明年，流内铨复裁内外臣僚岁贡数，文臣待制至侍御史，武臣自观察使至诸司副使，举吏各有等数，得辄过；而被举者须有本部监司、长吏、按察官，乃得磨勘。睦州团练推官柳三变到官未逾月，而知州吕蔚荐之。侍御史知杂郭劝言：“蔚未睹善状而荐之，盖私之也”。乃限到官一考，方得荐。又诏：“选人六考改官而尝犯私罪者，加一考。知杂御史、观察使以上，岁举京官不得过二人，其尝参官得复举。”自是举官之数省矣。又命监司以所部州多少、剧易之差为举令数，非本部无辄举。其后又增举主至三员。盖官冗之弊浸极，故保荐之法，大抵初略而后详也。
仁宗朝，尤以选人迁京官为重，虽有司引对法当与，帝亦省察其当否乃可之。
苏轼《策别》曰：“国家取人，有制策，有进士，有明经，有诸科，有任子，有府史杂流。凡此者，虽众无害也。其终身进退之决，在乎召见改官之日，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。今之议不过曰：‘多其资考，而责之以举官之数，且彼有勉强而已。资考既足，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，则将执文墨以取必於我，虽千百为辈，莫敢不尽与。’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过，是以为一定之制，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，甚可惜也。方今之便，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於吏部吏部，以其资考之远近、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，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，参之以其材器之优劣而定其等，岁终而奏之，以诏天子废置；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、罪免者几人，而增其数，以所奏之等补之，及数而止。使其予夺亦杂出於贤不肖之间，而无有一定之制，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，将自奋厉磨淬，以求闻於时，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，将不劳而自去。然而议者必曰：‘法不一定，而以才之优劣为差，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。’臣以为不然。夫法者，本以存其大纲，而其出入变化，固将付之於人。昔者，唐有天下，举进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门，唐之制，惟有司之信也。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，而习知其为人，至一日之试，则固已不取也。唐之得人，於斯为盛。今以名闻於吏部者，每岁不过数十百人，使一二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，虽有失者，盖已寡矣。如必曰：‘任法而不任人，天下之人必不可信。’则夫一定之制，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。”又曰：“夫天下之吏，不可以人人而知也，故使长吏举之；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，故使长吏任之，他日有败事，则以连坐，其过恶重者其法均。且夫人之难知，自尧舜病之矣。今日为善，而明日为恶，犹不可保，况於十数年之后，其幼者已壮，其壮者已老，而犹执其一时之言，使同被其罪，不已过乎？天下之人，仕而未得志也，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；惟其既已改官而无忧，是故荡然无所不至。方其在州县之中，长吏亲见其廉谨勤之节，则其势不可以不举，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！故曰‘今之法，责人以其所不能’者，谓此也。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，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，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。此三者其属无几耳，其贪，其廉，其宽猛，其能与不能，不可谓不知也。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，是可复以为牧人欤？夫为长而属之不知，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。今其属官有罪，而其长不即以闻，他日有以告者，则其长不过为失察，而去官者又以不坐。夫失察，天下之微罪也。职司察其属郡，郡县各察其属，此非人之所不能，而罚之甚轻，亦可怪也。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，何也？夫吏之贪者，其始必诈廉以求举。举者皆王公贵人，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，以身任之。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，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。连坐者常六七人，甚者至十余人，此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耳。为法之弊，至於如此，亦可变矣！如臣之策，以职司、守令之罪罪举官，以举官之罪罪职司、守令。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，纵又加之举官，亦无如之何，终不能逆知终身之廉者而后举，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。苟以其罪罪职司、守令，彼其势诚有於督察之。臣知贪利小人无容足之地，又何必於举官焉难之。” 石林叶氏曰：“祖宗时，监司、郡守荐部吏，初无定员，有其人则荐之，故人皆谨重不肯轻举，改官人每岁殆无几。自庆历后，始以属邑多寡制数。于是各务充元额，不复更考材实，改官人每岁遂至数倍。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，固不得不谨其初。治平中，贾直孺为中司，尝以为言，朝廷终莫能处，盖人情沿习既久，虽使复旧，亦不可为也。”
英宗时，御史中丞贾黯又言：“今京朝官至卿、监凡二千八百余员，可谓多矣。而吏部奏举磨勘选人未引见者，至二百五十余人。臣不敢远引前代，且以先朝事较之：方天圣中，法尚简，选人以四考改官，而诸路使者荐部吏，数未有限，而在京台阁及常参官尝任知州、通判者，虽非部吏皆得荐。时磨勘改官者，岁才数十人。后资考颇增，而知州荐吏，视属邑多少裁定其数，又常参官不许荐士，其条约比天圣渐繁，而改官者固已众矣。然磨勘应格者，犹不越旬日即引对，未有待次者也。皇中，始限监司奏举之数，其法益密，而磨勘待次者已不减六七十人。皇及今才十年耳，而猥多至於三倍。向也法疏而其数省，今也法密而其数增，此何故哉？正在荐吏者岁限定员，务充数而已。如一郡之守岁许荐五人，而岁终不满其数，则人人以为遗已。当举者避谤畏讥，欲止不敢，此荐者所以多，而真才实廉未免於无能也。谓宜明诏天下，使有人则荐，不必满所限之数。”天子纳其言，下诏申敕焉。
明年，诏：“中外臣僚岁得举京官者，视元数以三分率之，减一分；举职官有举者三人，任满选如法。”所以分减举者数，省京官也。是岁，判吏部流内铨蔡抗言：“奏举京官人尚多，度二年引对乃可毕，计每岁所举，无虑千九百员，被举者既多，则磨勘者愈众。且今天下员多阙少，率三人而待一阙，若不稍改，后将除吏愈艰。臣愚以为可罢知杂御史、观察使以上岁得举官法。”从之。自是，举官之数弥省矣。
治平三年，命宰执举馆职各五人。先是，上谓中书曰：“水潦为灾，言事者云咎在不能进贤，何也？”欧阳修曰：“今年进贤路狭，往时入馆有三路，今塞其二矣。进士高科，一路也；大臣荐举，一路也；因差遣例除，一路也。往年，进士五人以上皆得试，第一人及第，有不十年即至辅相者；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，而第二人以下不复试，是高科路塞矣。往时，大臣荐举即召试，今只令上簿，候缺人乃试，是荐举路塞矣。惟有因差遣例除者，半是年劳老病之人，此臣所谓荐举路狭也。”上纳之，故有是命。韩琦、曾公亮、赵概等举蔡延庆以下凡二十人，皆令召试。宰臣以人多难之，上曰：“既委公等举之，苟贤，岂患多也？先召试蔡延庆等十人，余须后时。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国朝以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为三馆，皆寓崇文院，其实无别舍，但各以库藏书列於廊庑间尔。直馆、直院谓之‘馆职’，以他官兼者谓之‘贴职’。凡状元、制科一任还，即试诗赋各一而入，否则用大臣荐而试，谓之‘入馆’。官制行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，建秘阁於中，自监、少至正字，列为职事官，罢直阁、直院为名，而书库仍在，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，皆不试而除，盖特以为恩数而已。”
治平四年，陈汝羲试学士院，中等，除集贤校理。御史吴中言：“比择十人先试馆职，而汝羲亦预，渐至冗滥，兼诗赋非所以经国治民。请用两制荐举，仍罢试诗赋，代之以策。”诏两制详议。其年，试胡宗愈辈，仍用诗赋。熙宁元年，罢试诗赋，而更以策、论。二年，王介等五人，始以策、论试於学士院，皆除馆职。后比年有试者，苏税、陈睦、李清臣、刘挚、王钦臣等，皆以试除。四年，太常丞许将以所业献，召试，为集贤校理。五年，吕公弼荐王安礼材堪大用，召对称旨，欲峻用之，其兄安石辞，乃以为崇文院校书。曾布常举邓润甫可备经筵馆职，诏取润应制科进卷视之，擢为集贤校理。
旧制，凡设试以待命士，而入之铨注者，自荫补、铨试之外，有进士律义、武臣呈试材武及刑法等官，而铨试所受为特广。荫补初赴选，皆试律暨诗；已任而无劳绩、举荐及无免试恩，皆试判。熙宁更制以后，概试律义、断案议，后又增试经义。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，是铨试之凡也。
按：是时进士、选人之守选者，亦皆试而后放，然特详於荫补云。
四年，诏曰：“故事，二府初入，举所知者三人，将以观大臣之能。比年多因请谒干誉，荐者不公。其令中书、枢密院，举人皆明言才业所长，堪任何事，以副朕为官择人之意。”
熙宁二年，陈升之拜相，循例为侯叔献、程颢皆与堂除，又升一任。帝曰：
“荐士不考才实，以辅臣故例得进秩升任，此何为也？”於是罢两府初入举官之制。
熙宁二年，御史乞罢堂选知州，曾公亮执不可。帝曰：“精择判审官人付之，何为不可？”王安石曰：“中书所总已多，通判亦有该堂选者，徒留滞，不能精择，归之有司，宜也。” 按：课试儒生，有司之事也，今以礼部考校为未当，而必俟乎亲策。进退百官，宰相之事也，今以中书选择为留滞，而一付之审官，轻重失伦矣。况司牧之任，千里休戚所系，非他官比，而庙堂一不之问，则所谓“中书所总已多”者，其事岂有重於进贤退不肖者乎？ 三年，置审官西院。旧制：文臣京朝官，审官院主之；武臣内殿崇班至诸司使，枢密院主之；供奉以下，三班院主之。至是，诏曰：“枢辅之任重矣，不当亲有司之事。其以审官为东院，别置西院，专领阁门祗候以上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。”又诏：“川陕、福建、广南七路之官罢任，迎送劳苦，其令转运使立格就注，免其赴选。著为令。”后增湖南为八路。
帝以旧举官往往缘求请得之，多且滥，欲革去奏举，而概以公法，仍诏内外举官法皆罢，令吏部、审官院参议选格。
四年，诏堂选、堂占悉罢。吏部始立定选官格，其法各随所任职事，以入任功状立格，以待拟注。
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言：“大抵名器爵禄，人所奔趋，必使积劳而后迁，以明持久而难得，则人各安其分，不敢躁求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、侍从，跬步可图，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，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，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，耻不若人，何所不至？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！选人之改京官，常须十年以上，氵存更险阻，计析毫厘，其间一事聱牙，常至终身沦弃。
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，犹恐未称，章服随至，使积劳久次而得者，何以厌服哉？夫常调之人，非守则令，员多阙少，久已患之，不可复调多门，以待巧者。
若巧者侵夺已甚，则拙者迫怵无聊，利害相形，不得不察。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巧进之士益多，惟陛下重之，惜之，哀之，救之。如近日三司献言，使天下郡选一人，催驱三司文字，许之先次指射，以酬其劳。则数年之后，审官、吏部又有三百余人得先占阙，常调待次，不其愈难？此外勾当发运均输，按行农田水利，已振监司之体，各怀进用之心，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，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，相胜以力，相高以言，而名实乱矣。惟陛下以简易为法，以清净为心，使奸无所缘，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厚风俗者，此之谓也。”
按：罢诸司之荐举，付铨选於吏部，此熙宁所定之法，盖所以示至公而绝幸门也。今东坡公所言乃如此，岂此法特所以待守常安分之人，而阿谀时指，附会新法，如所谓六七少年、使者四十余辈，则初不在此限乎？ 哲宗元时，司谏苏辙言：“祖宗旧法，凡任子年及二十五，方许出官，自余进士、诸科，初命及已任而应守选者，非逢恩不得放选。先朝患官吏不习律令，欲诱之读法，乃减任子出官年数，除去守选之法，概令试法，通者随得注官。自是天下争诵律令，於事不为无补。然人人习法，则试无不中，故荫补者例减五年，而选人无复选限。吏部员多阙少，闻今已用元四年夏秋阙，官冗至此亦极矣！
宜追复祖宗守选旧法，而选满之日，兼行先朝试法之科，此亦今日之便也。” 荫补入学，肄业一年，不犯上三等罚，方许就铨试。（详见《学校门》） 御史上官均言：“定差不便有七：诸路赴选，中试乃差，八路随意即射，不均一也；诸路吏选，有待试，有需次，率及七年，方成一任，略计八路就注，若及七年，已更三任矣，不均二也；八路虽坐愆停罢，随许射注，而吏选无愆犯人，既须试法，候及一年方有注拟，此不均之弊三也；选人俸给，替则随罢，又待次大率四年，方再得禄，况八路待次，又许权摄，禄无虚日，不均四也；八路土人得特奏名者，免试就注家便，年高力惫，不复望进，往往营私废职，其弊五也；仕八路久，知识既多，土人就射本路，不无亲故请嘱，其弊六也；八路监司，地远而专，便使荡灭功过名次，人亦不敢争校，故有力者多得优便，而孤寒滞，其弊七也。定差本意，止因省迓送雇费，然事极弊生，八路阙常有余，吏部阙常不足。今立法互季迭用，而运司定差犹占其半，是半均半不均也。如闻迓送雇直，岁计不堪多，用坊场、河渡钱已可给用，请并八路定差，尽归吏部，殊为均便。”
左仆射司马光言：“臣窃惟为政之要，莫若得人。百官称职，则万务咸治。 然人之才性，各有所能，或优於德而啬於材，或长於此而短於彼，虽皋、夔、稷、契，止能各守一官，况於中人，安可求备？是故孔门以四科论士，汉室以数路得人。若指瑕掩善，则朝无可用之人；苟随器授任，则世无可弃之士。臣误蒙甄擢，备位宰相，谨选百官，乃其职业，而智识浅短，见闻褊狭。知人之难，圣贤所重，寰宇至广，俊彦如林，或以恬退滞淹，或以孤寒遗逸，被褐怀玉，岂能周知？若专引知识，则嫌於挟私，难服众心；若止循资序，则官非其人，何以致治？莫若使在位达官，人举所知，然后克叶至公，野无遗贤矣。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：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（有官无官人皆可举），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（举有官人），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（举文武有官人），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（举知州以上资序），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（有官无官人皆可举），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（同上），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（同上），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（举有官人），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（举有官人），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（同上）。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、谏议，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，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，每岁须得於十科中举三人（非谓每科举三人，各随所知，於十科内一岁共举三人），具状云：‘臣切见某人有何行能（并须指陈实事，不得徒饰虚辞。位在上者得举下，下不得举上），臣今保举堪充某科，如蒙朝廷擢用后，不如所举（谓举行义纯固而违犯名教之类），及犯入已赃，臣甘伏朝典不辞。’候奏状到日，付中书省置簿抄录举主及所举官姓名，别置合举官臣僚簿，岁终不举及人数不足，按劾施行。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，须令差官体量、相度、检点、磨勘、刷、催促、推勘、定夺，则委执政亲检逐簿，各随所举之科选差，令试管勾上件事务。若能办集，即别置簿记其劳绩，遇本科职任有阙（谓若经筵或学官有阙，即用行义纯固、经术精通等科；台谏有阙，即用节操方正科之类），则委执政亲检逐簿，选名实相称，或举主多，有劳绩之人补充，仍於本人除官敕告前，尽开坐举主姓名於后。或不如所举，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；犯正入已赃，举主减三等科罪。若因受贿徇私而举之，罪名重者，自从重法。期在必行，不可宽宥，虽见为执政官，朝廷所不可辍者，亦须降官示罚。所贵人人重谨，所举得人。”
光又言：“朝廷执政只八九人，若非交旧，无以知其行能。不惟涉徇私之嫌，兼所取至狭，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。若采访毁誉，则爱誉憎毁，情伪万端。与其听游谈之言，曷若使之结罪保举。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，其中一科‘公正聪明可备监司’，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，但有不如所举者，严加谴责，无所宽宥，则今后自然谨择，不敢妄举矣。”诏皆从之。
诏：“大臣奏举馆职，并如制召试除授。其朝廷特除，不用此令。”
先是，右正言刘安世言：“祖宗之待馆职也，储之英杰之地，以饬其名节，观以古今之书，而开益其聪明，稍优其禀，不责以吏事，所以滋长德器，养成其名卿贤相也。自近岁以来，其选浸轻。或缘世赏，或以军功，或酬聚敛之能，或徇权贵之荐，未尝较试，遂获贴职。多开幸门，恐非祖宗德意。望明诏执政，详求文学行谊，审其果可长育，然后召试，非试毋得辄命，庶名器重而贤能进。”至是乃降诏命，而言未尽行，安世复奏：“祖宗时，入馆鲜不由试，惟其望实素著，治状显白，或累持使节，或移镇大藩，欲示优恩，方令贴职。今既过听臣言，追复旧制，又有所谓‘朝廷特除不在此限’，则是不问人材高下、资历深浅，但非奏举，皆可直除。名为更张，弊源尚在。愿仿故事，资序及转运使，方可以特命除授，庶塞侥幸，重馆职之选。” 熙宁四年，殿中侍御史吕陶言：“郡守提封千里，生聚万众，所系休戚，而不察能否，一以资格用之，凡再为半刺，有荐者三人，则得之矣。不公不明，十郡而居三四，是天下之民半失其养。请令内外从臣，岁举可为守臣者各三人，略资序而采公言，庶其可以择才庇民也。”诏：“内外待制、大中大夫以上，岁举再历通判资序、堪任知州者一人，籍於吏部。遇三路及一州而四县者，其守臣有阙，先差本资序人，次案籍以及所荐者。”八月，殿中侍御史韩川言：“近委大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，而荐所不及，虽课入优等，皆未预选，此倚荐以为信也。
然大中大夫以上，率在京师，唯驰骛请求、因缘宛转者，常多得之。迹远地寒，虽历郡久，治状著，课入上考，偶以无荐，则反在通判下，不许入三路及四县州。 且州以县之多少而分简剧，亦为未尽。盖繁简在事不在县，固有县多事不繁，亦有县少事不简者。愿参以考绩之实，著为通令，仍不以县之多少而为简剧。”诏吏部立法以闻。已而岁举积多，吏部无阙以授。四年，遂罢大中大夫以上岁举法，唯奉诏乃举焉。
绍圣元年，吏部侍郎彭汝砺乞：“稍责吏部甄别能否，凡京朝官才能事效苟有可录，尚书暨郎官铨择而以名闻，三省分三年考察之，高则引对，次即试用，下者还之本选。若资历、举荐应入高，而才行不副，许奏而降其等。凡皆略许出法而加升绌，岁各毋过三人。”
徽宗政和六年，臣僚言知县、县令凡百七十余阙，无愿注者。命吏部措置。
已而吏部取在选应入者，随其资序，自上而下，不以愿否，径有差注，如硬差法，遂有贯户福建而强注四川者。明年，上知其远难赴，特许便乡差注，路虽远，毋过三十驿；已注者听改注。
重和元年，臣僚言：“八路定差，岁久弊多，尝究其原，在付非其人，而又举职不专也。且四选之在吏部，尚书、侍郎专总其事，而八路则委之转运。既以军储、吏禄、供馈、支移为已责，而差注视为末务，乃付之主管文字官。其人又以稽考簿书、检勘行移为先，而不复究心差注，乃付之士案，率吏胥拟定，而佥厅特视成书判而已，几何而不废法哉！比年以来，贿赂公行，随其厚薄为注阙之高下。甚者曰：‘某阙供给厚，遗我一季之得，则可差矣；某地圭租优，归我一科之资，则以汝往矣。’苟贱不廉之士，亦增赇以市，而取偿於至官之后。间有刚正而无赂者，则定差之牍，脱漏言词，隐落节目，暨其上部，必致退，待其参会重上，已半岁所矣。士大夫以身在八路，势须畏忌，若必投诉，是诉所莅监司也，以是阙多而不调者众。宜督察典领之官，岁终取吏部退难有无、多寡为之课而赏罚之，可以公拟注而绝吏赇。”从之，仍立为法。
升改、荐任之法，选人用以进资改秩，京朝官用以升任，旧悉有制。自熙宁后，又从而损益之，故举皆限员，又岁又分举，制益详矣。
先时，选人应改官，必对便殿。旧制，五日一引，不过二人，其后待次者多，至有逾二年乃得引。帝悯其留滞，至元丰四年，乃诏每甲引四人以便之。
熙宁四年，定十六路提点刑狱岁举京官、县令额：京东西、河东、淮南路，京官七人，职官三人，县令五人，成都府、梓州、江南东西路，京官五人，职官三人，县令四人；福建、利州、荆湖南北、广南东西路，京官四人，职官三人，县令二人；夔州路，京官三人，职官二人，县令二人。 六年，诏察访官举京官、职官、县令者，河东、两浙十二人，余路十人，升陟不限数。 选人任中都官者，旧未有荐举法。至是，诏其属有选人六员者，岁得举三员。
又定提举市易司岁举京官五员。 元元年，岁举升陟始立额，如举改官及职、令之数。复通判举法。诏岁举京官、县令各一员，仍间迭而举。用孙觉言，吏部选人改官，岁以百人为额。
绍圣元年，右司谏朱勃言：“选人初受任，虽有能者，法未得举为京官；而有挟权善请求者，职官、县令举员既足，又并改官举员求之。”诏历任通及三考，而资序已入幕职、令录，方许举之改官。又言：“选人改官岁限百人，而元变法，三人为甲，月引三见。积累至今，待次者亡虑二百八十余人，以数而计，历二年三季始得毕见。请酌元丰令增损之。”诏依元丰五日而引一甲，甲以三人，岁毋过一百四十人，俟待次不及百人，别奏定。 大观四年，裁减国学长贰岁举改官而立之数，大司成十五员，祭酒、司业各八员。
政和三年，尚书省修立改官格：“承直郎至登仕郎六考，将仕郎七考，有改官举主而职司居其一，即与磨勘；如因坐公私愆犯，各随轻重加考及举官有差。”从之。
七年，臣僚言：“官冗吏员增多，本因入流日众。熙宁郊礼，文武奏补总六百一十一员；元丰六年，选人磨勘改京朝官总一百三十有五员。近考之吏部，政和六年，郊恩奏补约一千四百六十有奇，选人改官约三百七十有奇。其来既广，吏员益众，欲节其来，惟严守磨勘旧法，不可苟循妄予而已。且今之磨勘，有局务减考第者，有用远减举官者，有用酬赏比类者，有因大人特举者，有因事到阙而不用满任者，有约法违碍许先次而改者，凡皆弃法用例。法不能束，而例日益繁，苟不裁之，将又倍蓰於今而未可计也。请诏三省若吏部：旧有正法，自当如故，余皆得用例。”诏：“惟川、广水土恶弱之地，许减举如制，余悉用元丰法从事，其崇宁四年之制勿行。”
高宗建炎初，诏即驻跸所置吏部。时四选散亡，名籍莫考，始下诸道州、府、军、监，条具属吏寓官之爵里、年甲、出身、历任、功过、举主、到罢月日，编而籍之。
诏：“京畿、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士夫在部注授，虽铨未中而年及者，皆听注官。”二年，诏：“京官赴行在者，令吏部审量，非政和以后进书颂及直赴殿试之人，乃听参选。在部知州军、通判、签判及京朝官知县、监当，旧以三年为任者，令权以二年为任，兵休仍旧。”以赴调者萃东南，选法留滞故也。
四年，言者论：“近世铨衡之官，守法不立。自京、黼用事，有诣堂及吏部阙者，判一‘取’字，虽已注人，亦夺予之，甚至部有佳阙，密献以自效。为寒远患，逾二十年。望明戒吏部长贰，自今堂中或取部阙，并须执守，得供报。”从之。
绍兴元年，诏馆职选人到任及一年，通理四考，并自陈改官。
选人改官，旧无定数。绍兴以后，多不过九十人、少或至五十人（绍兴二十年，八十八人；二十五年，六十八人；三十年，七十四人；三十一年，五十人），捕盗及职事官皆不在数。三十二年，遂至一百十三人。孝宗患之，隆兴元年四月，诏以百员为额。干道三年七月，又通四川为百二十员。七年十月，有司请不限员，奏可，时虞丞相当国也。淳熙初，上以官冗，稍严升改之令，於是六年引见改官不及七十员，而捕盗在焉。周洪道为吏部尚书，七年二月，因请以七十员为额。是年四月，又增八十员，职事官并引见改官六十五人，四川换给一十五人，特旨改官不与。十三年三月，又诏职事官改官在八十员岁额之外。自是岁改京官者仅百员，今遂为永制。奏举京官，祖宗时无定数，有其人则举之。太平兴国后，诸州通判亦得举京官。熙宁中，取以为提举常官员数。元中，尝暂复之。至绍圣又罢。淳熙六年九月，上以岁举京官数滥，命给舍、台谏议之。王仲行、傅希吕时兼给事中，乃请六曹、寺、监（户部右曹郎官同）岁减举员三之一，诸路监司减四之一，礼部、国子监长贰减三之二，前执政岁减二员，诸州无县者岁止一员。
岁终不除运副，而判官补发者不理为职司。奏可。庆元元年十一月，复诏判官补发副状，理为职司。又诏职司状不得用二纸，用姚察院愈奏也。在京选人，旧无外路监司荐举。渡江后，诏以六部长贰作职司。干道七年九月，罢之。惟馆学官通理四考，不用举主改官，盖累圣优贤之意。 二年，吕颐浩言：“近世堂除，多侵部注，士人失职。宜仿祖宗故事，外自监司、郡守及旧格堂除通判，内自察官、省郎已上、馆职、书局编修官外，余阙并寺监丞、法寺官、六院等，武臣自准备将领、正副将已上，其部将、巡尉、指使以下，并归部注。”从之。
三年，右仆射朱胜非等上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》一百八十八卷。自渡江后，文籍散佚，会广东转运司以所录元丰、元吏部法来上，乃以省记旧法及续降指挥，详定而成此书。
五年，诏：自今注拟，并选择非老疾及不曾犯赃与不缘民事被罪之人。时建议者云：“州县亲民，莫如县令。今率限以资格，虽贪懦之人，一或应格，则大官大职得以自择。请诏监司、郡守条上剧邑，遴选清平廉察之人，如前日预十科之目者为之。”
二十二年，右谏议大夫林大鼐上言曰：“中兴之初，恩或非泛，人得侥幸，有以从军而改秩者，有以捕盗而改秩者，有以登对而改秩者。今则朝廷无事，谨惜名器，改秩无他，惟有荐举一路，而贪躁者速化，廉静者陆沉。臣欲取考第员数增减以便之，增一任者减一员，十考者用四，十二考者用三，十五考者用二。
如减举法行，须实历县令，不得仍请岳祠。其或负犯殿选，自如常坐。士有应此格者，行无玷阙，年亦蹉跎，无非孤寒老练安义分之人。望付有司条上，以弭奔竞。”议者以进士登科、门荫子弟，才沾一命，不复参部，多于堂除，有紊铨法。
诏禁之。 二十九年，敕令所删定官闻人滋请：“凡在官者历任及十考已上，无公私过犯，虽举削不及格，许降等升改。或疑其太滥，则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人数，立为限隔，举状、年劳，参酌并用。”於是天子以其议下近臣，而中书舍人洪遵、给事中王希亮等上议曰：“自一命已上仕於州县之间，虽有真贤实廉，势不能自达於上，故为之立荐举之法。必使之历任六考，所以迟其岁月而责其赴功，必使之举官五员，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。若举之而非其人，有才而不见举，是则监司、郡守之罪，而非法之不善也。今如议臣所请，则有力者惟图见次，无才者苟冀终更，率不过出官十余年，可以坐待京秩，此不可一也。今欲酌每岁改官之员，减其分数，以待无举削者，则当被举之人，必有失职淹滞之叹，此不可二也。
京官易得，驯至郎位，任子之恩，愈不可减，非所以救末流之弊，此不可三也。夫祖宗之法，非有大害未易轻议，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，此不可四也。臣以为如故便。”滋议遂寝。
三十一年，诏：“初官有出身三考，无出身四考，方听受监司、郡守京削之荐。”
三十二年，吏部侍郎凌景夏言：“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，其掌於七司，著在令甲，则所守者法也。今升降於胥吏之手，有所谓例焉。长贰有迁改，郎曹有替移，来者不可以复知，去者不能以尽告。索例而不获，虽有强明健敏之才，不复致议；引例而不当，虽有至公尽理之事，不复可伸。货贿公行，奸弊滋甚。尝睹汉之公府则有辞讼比，以类相从，使不良吏不得生因缘；尚书则有决事比，以省请谳之弊。比之为言，犹今之例。臣谓今吏部七司亦宜许置例册，凡换给之期限，战功之定处，去失之保任，书填之审实，奏荐之限隔，酬赏之用否，凡经申请，或白堂，或取旨者，每一事已，命郎官以次拟定，而长贰书之於册，永以为例。每半岁则上於尚书省，仍关御史台而详焉。如是，则巧吏无所施，而铨叙平允矣。”
先是，刘珙为吏部员外郎，有才智善，摘检奸弊。一日，命中庭张幕设案，置令式其中，使选集者得出入纟番阅，与吏辩，吏愕眙不能对。时议翕然称之。
孝宗隆兴元年，诏：“选人历十二考已上，无赃私罪，与减举主一员。” 用闻人滋之言也。旧举主须员足，乃以其牍上，若举主物故或罢免则不计。
故有得荐牍十余而不克磨勘者。淳熙中，始有逐旋放散之令，人皆便之。
干道二年，令科举前一岁，量留司户、薄、尉、职官、教官窠阙，以待黄甲进士。又诏：“见任在京监当、六部架阁等，如系京朝官以上，须实历知县一任，始听关升。通判资序初改秩者，如之。”是时多以堂除理实历，越次关升，故有斯诏。
先是，有出身人许注教官，理为作县。是岁，诏：“自今有出身，曾任县令，初改官，许注教官，余并先注知县。”自是改秩者，无不制邑矣。
淳熙元年，参知政事龚茂良言：“官人之道，在朝廷则当量人才，在铨部则宜守成法。夫法本无弊，而例实败之。法者，公天下而为之者也；例者，因人而立，以坏天下之公者也。昔者之患，在於用例破法；比年之患，在於因例立法，故谓吏部者，‘例部’也。今《七司法》，自晏敦复裁定，不无疏略，然已十得八九，有司守之以从事，可以无弊。而循情废法，相师成风，盖周例破法其害小，因例立法其害大。法常靳，例常宽，今至於法令繁多，官曹冗滥，盖繇此也。望诏有司裒集参附法及干道续降申明，重行考定，非大有抵捂者弗去，凡涉宽纵者悉刊正之。庶几国家成法，简易明白，赇谢之奸绝，冒滥之门塞矣。”於是诏从修焉。既而吏部尚书蔡以改官、奏荐、磨勘、差注等条法，分门编类，冠以“吏部条法总类”为名。十一月，参知政事龚茂良进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》三百卷，诏颁行焉。
三年，吏部言：“六十不得入选，今文臣武臣皆有隐减年甲之弊。”诏禁之。
时州郡上阙状稽违，多畀人私摄，乃诏下诸道转运司，州委通判，县委县丞，监司委属官，以时申发，稽违隐漏者罪之。 光宗绍熙二年，吏部侍郎罗点言：“铨量之法，得以察其人物，其功过而进退之，而有司奉行，浸成文具。群趋而进，一揖而退，是非贤否，一不暇问；甚者循习旧例，才注差遣，更不铨量。伏请自今令长贰从容接谈，稍问以事，除癃疾已有定法，如绝不通晓及有过尤者，别与注拟。”从之。
宁宗庆元中，制：“初改官人必作令，谓之‘须入’。中兴以来，数申严其令。今除殿试上三名、南省元外，并令作邑。”自后虽宰相子、甲科人，无不宰邑者矣。
后唐庄宗同光二年，自唐末丧乱，绅之家，或以告敕鬻於族姻，遂乱昭穆，至有舅叔拜甥侄者。选人伪滥者众，郭崇韬欲革其弊，请令铨司精加考核。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，注官者才数十人，涂毁告身者十之九。选人或号泣道路，或馁死逆旅。
明宗天成二年，制：“选人或因远地干戈、私门事故，遂至过格。今后如过格十年外，不在赴集之限。又据长定格，选人中有隐忧者殿五选。伏以人伦之贵，孝道为先，既有负於尊亲，定不公於州县，有伤风化，须峻条章。今后诸色官员内，有隐忧冒荣者，勘责不虚，终身不齿，其入仕告敕，并付所司焚毁。” 三年，敕：“北京及河北诸道摄官内，有庄宗御署及朕署，便与据正官资叙；其伪朝授官，勘验不虚，亦同告身例处分。兴元以西，曾授伪蜀爵命敕，到后一周年为限，各於本罢任处投状分析，申奏点勘，出限不叙理。”
中书奏：“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，并不优劣等第与官资。其业文者，任征引古今；不业文者，但据事理判断可否，不当罪在有司。吏部南曹关：‘今年及第进士内，《三礼》刘莹等五人，所试判语皆同。’勘状称：‘晚逼试期，偶拾得判草写净，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。’”敕：“贡院擢科，考详所业；南曹试判，激劝效官。刘莹等既不攻文，只合直书其事，岂得相传藁草，侮渎公场？
及至定期覆试，果闻自惧私归，宜令所司落下放罪，许再赴举。”其年十月，敕： “访闻每年及第举人牒试、吏部关试，判题虽有，判语全无，只见各书‘未详’，仍或正身不至。如斯乖谬，须议去除。此后关送举人，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试。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，曾亲笔砚，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，辨明治道；如是委无文章，许直书其事，不得只书‘未详’。如开试时，正身不到，又无请假文书，牒贡院，申奏停落。”
按：唐以试判入仕，五季因之，然以此三条观之，其为文具可知也。有如流外铨，必胥吏之徒，非以文学进身者，则所对不责其引征古今，但据事理判断，诚是也。至於及第进士，而乃一词莫措，传写定本，雷同欺诳，至烦国家立法，明开曾亲笔砚、委无文章两途以处之，则乌取其为进士乎？况正身多不至，则所谓试者，不过上下相与为欺耳，可无试也。
长兴二年，敕：“举选之众，例是艰辛，曾因兵火之余，多无敕甲，不有详延之路，永为遐弃之人。其失坠告身者，先取本人状，当授官之日，何人判铨？
与何人同官？上任、罢任与何人交代？仍勘历任处州县，如实，则别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。”
周世宗显德元年，初令翰林学士、两省官举令录。除官之日，署举者姓名，若贪秽败官，连坐。 宋朝之制，凡入仕有贡举、奏荫、摄署、流外、从军五等。吏部铨唯注拟州县官。旧幕职皆使府辟召，国朝但吏曹拟授。京诸司六品以下官皆无选，中书特授。周朝每藩郡有阙，或遣朝官权知。太祖始削外权，牧伯之阙，止令文臣权莅。
其后，内外皆非本官之职，但以差遣为资历。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，使臣则三班院主之，少卿、监以上、刺史、副率内职，中书、枢密院主之。
太祖皇帝建隆三年，诏：“常参官并翰林学士内有尝佐藩郡及历州县官者，各保举堪充幕职、今录一人，不必以亲为避，但条析具实以闻，当於除授制书辨其举主，它日有所犯不如举状，连坐之。”
知制诰高锡奏：“请许人讦告滥举，所告不实者罪之，得实者白身授以官，有官者优擢，非仕宦者赏缗钱。”从之。
四年，诏：“自前藩镇多奏初官人为掌书记，颇越资序。自今历两任有文学者，方得奏举。”又诏陶等於见任前任幕职、州县官中举堪为藩郡通判者一人，如谬举，量事连坐。又诏：“自今诸州吏民不得即诣京师举留即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等使，刺史、知州、通判、幕职、州县等官。若实以治行尤异著名，吏民固欲借留，或请立碑颂德者，许即於本处陈述，以俟上报。”真宗咸平时，复诏禁之。
干德二年，诏翰林学士等四十二人，各举才堪通判者各一人。又诏吏部南曹，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。上虑铨衡止凭资历，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。
开宝四年，诏：“自今诸州不得以摄官视事，其阙员处，即时以闻，当委有司除注。”十一月，又诏：“近以诸道摄官，悉令罢去，及虑若更民政，欲著吏能，雷同遐弃，良可惜也。宜委有司按其历任，经三摄无旷败，即以名闻。任伪署者不在此限。”
五年，先时，令诸州印发春季选人文解，自千里至五千里外，分定日限为五等，各发离本处，及京百司文解，并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，余季准此。若州府违限及解状内少欠事件，不依程式，本判官、录事参军、本曹官罚置殿选。诸州员阙，并仰申阙解除，以木夹重封题号，逐季入递，合格日四时奏，年满，俟敕下准格取本司文解赴集。流外铨据状申奏，以四时取解参选。至是，国家取荆、益、交、广，辟土既广，吏员多阙，是以岁常放选。选人南曹投状，判成送铨，铨司依次注授。其后，选部阙官，即特诏免解，非时赴集，谓之“放选，”习以为常，取解季集之制，有名而无实矣。
太宗太平兴国元年，先是，选人试判三道，考为三等：二道全通，一道稍次而文翰俱优，为上；一道全通，二道稍次而文稍堪，为中；三道全次而文翰纰缪，为下。判上者，职事官加一阶，州县官超一资；判中，依资；判下，入同类，惟黄衣人降一资。至是，诏增为四等：以三道全次，文翰无取者，惟中下；依旧格判下之制，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纰缪者，为下，殿一选。 六年，令诸路转运使下所属州府，令长吏择见任判司薄尉之清廉明者，具以名闻。当驿召引对，授以知县之任。
八年，诏：“自今应临轩所选官吏，并送中书门下，考其履历，审取进止。”时上选用庶僚，不专委有司，皆引对，观其敷纳，有可采者，悉与超擢；复虑因缘矫饰，徼幸冒进，乃有是诏。
雍熙二年，令翰林学士、两省、御史台、尚书省官，各於京官、幕职、州县中举可升朝者一人。
四年，诏曰：“进贤推士，当务至公；行爵出禄，固无虚授。苟毕得其材实，亦何吝於宠章。近者诸处奏荐，多涉亲党，既非得举，徒启幸门。将塞津，宜行告谕：自今诸路转运使及州郡长吏，并不得擅举人充部内官，其有阙员，即时具奏。” 端拱三年，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。是日，诏曰：
“国家详求事之吏，外分主计之司，虽曰转输，得兼按察，总览郡国，职任尤重，物情舒惨，靡不由之。尚虑徼功，固当责实，交相绳检，於理攸宜。自今转运使凡厘革庶务，平反狱讼，漕运金，成绩居最，及有建置之事，果利於民者，令诸州岁终件析以闻，非殊异者不得条奏。”诏：“三司、三馆职事官已升擢者，不在论荐；其有怀材外任，未为朝廷所知者，方得奏举。”
四年，令内外官所保举人有变节逾滥者，举主自首，原其罪。
上励精求治，听政之暇，因索两省、两制清望官名籍，问朝士有德望者，悉令诸官。仍令自今中外官所举之人，并须析其爵里及历仕殿最以闻，不得有隐。
所举责实无验者，罪之；如得状者，有赏典。
真宗咸平二年，秘书郎陈彭年请复举官自代之制，诏秘书直学士冯拯、陈尧叟参详之。拯等上言：“窃详往制，常参官及节度、观察、防御使，刺史、少尹，畿、赤令，并七品以上清望官，授讫三日内，於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。其表付中书门下，每官阙，则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。今缘官品制度，沿革不同，伏请令两省、御史台官、尚书省六品以上，诸司四品以上，授讫，具表让一人自代，於阁门投下，方得入谢。在外者，授讫三日内，具表附驿以闻。”诏可。
景德元年，诏：“内外群官所保举人，亦有中道变迁，但或不令言上，必恐负累滋多。宜令比类并许陈首，当惩责其人，特免连坐。”
四年，又令：“举官所举差遣，本人在所举任内犯赃，即用连坐之制；其改他任犯赃，元举主更不连坐。” 大中祥符二年，诏：“幕职、州县官初任者，或未熟吏道，群官勿得荐举。” 三年四月，诏：“自今每年终，翰林学士以下常参官，并同举外任京朝官、三班使臣、幕职、州县官各一人，明言治行堪何任使，或自已谙委，或众共推称。
至时，令ト门、御史台计会催促，如年终无举官状，即具奏闻，当行责罚。如十二月内差出，亦须举官后方得入辞。诸司使副、承制、崇班曾任西北边、川、广钤辖亲民者，亦同此例。诸路转运使副、提点刑狱官、知州、通判，结罪奏举部内官属，不限名数，明言在任劳绩；如无人可举及显有逾滥者，亦须指述，不得顾避。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，如有违限，委都进奏院具名以闻，当依不申考帐例科罪。三司使副即结罪举奏在京掌事京朝官、使臣，仍令中书置籍，先列被举人名衔，次列历任功过及举主姓名、荐举度数，一本留中书，一本常以五月一日进内。次年籍内，仍计向来功过及荐举度数，使臣即枢密院置籍。两省、尚书省、御史台官，凡出使迥，并须采访所至及经历邻近郡官治迹善恶以闻。转运使副、提点刑狱官、知州、通判到阙，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，如邻近及经由州县访闻群官善恶，亦须同奏，先於ト门投进后，方得入见。或朝廷要人任使，及有不治州县难了公事，并於上件籍内选择过犯数少，举任及课绩数多，并资历相当者差委，仍於宣敕内尽列举主姓名。或能一任集，即特与迁转；苟不集事，本犯虽不去官，亦移闲慢僻远处。内外群臣并举及三人事者，仰中书、枢密院具名取旨，当议甄奖；如并举三人不集事，坐罪不至去官，亦仰奏裁，当行责降；或得失相参，亦与折当。”
天禧三年，吏部铨言：“本司令录稍多，员阙甚少，请权借审官院京朝官知县阙注拟一任。”诏审官院以五千户以下县借之。
仁宗天圣六年，诏：“审刑院举常参官在京刑法司者为详议官；大理寺详断、刑部详覆、法直官，皆举幕职、州县晓法令者为之。自请试律者须五考，有举者乃听试律三道、疏二道，又断中小狱案二道，通者为中格。” 时举官擢人，不常其制。国子监阙讲官，尝诏诸路转运使举经义通明者；或欲不次用人，又尝诏近臣举常参官历通判无赃罪而才任繁剧者，已之亲及执政近属得举；欲官诸边要，亦尝诏节度使至ト门使、知州军、铃辖、诸司使，举殿直以上材勇使边任者，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阁待制举奏之；边有警，又或诏诸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升朝官举所部官才任将帅者；三路知州、通判、县令，皆诏近臣举廉吏选任之，拘资格。至於文行之士，钱之才，刑名之学，各因时所求而荐焉。而守选者更郊赦减与赴调。后立法：所举未迁而罪赃暴露者，免劾。
自天圣后，进者颇多，物议患其冗，始戒近臣，非受诏辄举官。又下诏风厉，以为荐举阿私。其任用已至部使者，得复荐。失举而已擢用，听自言不实，弗为负。 又诏磨勘迁京官者，增四考为六考，增举者四人为五人，犯私罪又加一考。
举者虽多，无本道使者亦为不应格。议者以身、言、书、判为无益，乃罢之，而试判者亦名文具，因循无所去取。
御史王端以为：“法用举者两人，得为令；为令无过谴，迁职事官、知县；又无过谴，遂得改京官。乃是用举者两人，保其三任也。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，偶幸无过，辄信而遣之，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。因仍弗革，其弊将深。”乃定令：被荐为令，任内复有举者始得迁，否则如常选，无辄升补。时增设禁限，常参官已授外任，得奏举。京官见任知州、通判，升朝官兵马都监、诸司副使以上，及在京员外郎尝任知州、通判，诸司副使尝任兵马都监者，乃听举。明年，流内铨复裁内外臣僚岁贡数，文臣待制至侍御史，武臣自观察使至诸司副使，举吏各有等数，得辄过；而被举者须有本部监司、长吏、按察官，乃得磨勘。睦州团练推官柳三变到官未逾月，而知州吕蔚荐之。侍御史知杂郭劝言：“蔚未睹善状而荐之，盖私之也”。乃限到官一考，方得荐。又诏：“选人六考改官而尝犯私罪者，加一考。知杂御史、观察使以上，岁举京官不得过二人，其尝参官得复举。”自是举官之数省矣。又命监司以所部州多少、剧易之差为举令数，非本部无辄举。其后又增举主至三员。盖官冗之弊浸极，故保荐之法，大抵初略而后详也。
仁宗朝，尤以选人迁京官为重，虽有司引对法当与，帝亦省察其当否乃可之。
苏轼《策别》曰：“国家取人，有制策，有进士，有明经，有诸科，有任子，有府史杂流。凡此者，虽众无害也。其终身进退之决，在乎召见改官之日，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。今之议不过曰：‘多其资考，而责之以举官之数，且彼有勉强而已。资考既足，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，则将执文墨以取必於我，虽千百为辈，莫敢不尽与。’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过，是以为一定之制，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，甚可惜也。方今之便，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於吏部吏部，以其资考之远近、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，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，参之以其材器之优劣而定其等，岁终而奏之，以诏天子废置；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、罪免者几人，而增其数，以所奏之等补之，及数而止。使其予夺亦杂出於贤不肖之间，而无有一定之制，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，将自奋厉磨淬，以求闻於时，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，将不劳而自去。然而议者必曰：‘法不一定，而以才之优劣为差，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。’臣以为不然。夫法者，本以存其大纲，而其出入变化，固将付之於人。昔者，唐有天下，举进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门，唐之制，惟有司之信也。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，而习知其为人，至一日之试，则固已不取也。唐之得人，於斯为盛。今以名闻於吏部者，每岁不过数十百人，使一二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，虽有失者，盖已寡矣。如必曰：‘任法而不任人，天下之人必不可信。’则夫一定之制，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。”又曰：“夫天下之吏，不可以人人而知也，故使长吏举之；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，故使长吏任之，他日有败事，则以连坐，其过恶重者其法均。且夫人之难知，自尧舜病之矣。今日为善，而明日为恶，犹不可保，况於十数年之后，其幼者已壮，其壮者已老，而犹执其一时之言，使同被其罪，不已过乎？天下之人，仕而未得志也，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；惟其既已改官而无忧，是故荡然无所不至。方其在州县之中，长吏亲见其廉谨勤之节，则其势不可以不举，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！故曰‘今之法，责人以其所不能’者，谓此也。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，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，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。此三者其属无几耳，其贪，其廉，其宽猛，其能与不能，不可谓不知也。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，是可复以为牧人欤？夫为长而属之不知，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。今其属官有罪，而其长不即以闻，他日有以告者，则其长不过为失察，而去官者又以不坐。夫失察，天下之微罪也。职司察其属郡，郡县各察其属，此非人之所不能，而罚之甚轻，亦可怪也。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，何也？夫吏之贪者，其始必诈廉以求举。举者皆王公贵人，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，以身任之。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，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。连坐者常六七人，甚者至十余人，此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耳。为法之弊，至於如此，亦可变矣！如臣之策，以职司、守令之罪罪举官，以举官之罪罪职司、守令。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，纵又加之举官，亦无如之何，终不能逆知终身之廉者而后举，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。苟以其罪罪职司、守令，彼其势诚有於督察之。臣知贪利小人无容足之地，又何必於举官焉难之。” 石林叶氏曰：“祖宗时，监司、郡守荐部吏，初无定员，有其人则荐之，故人皆谨重不肯轻举，改官人每岁殆无几。自庆历后，始以属邑多寡制数。于是各务充元额，不复更考材实，改官人每岁遂至数倍。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，固不得不谨其初。治平中，贾直孺为中司，尝以为言，朝廷终莫能处，盖人情沿习既久，虽使复旧，亦不可为也。”
英宗时，御史中丞贾黯又言：“今京朝官至卿、监凡二千八百余员，可谓多矣。而吏部奏举磨勘选人未引见者，至二百五十余人。臣不敢远引前代，且以先朝事较之：方天圣中，法尚简，选人以四考改官，而诸路使者荐部吏，数未有限，而在京台阁及常参官尝任知州、通判者，虽非部吏皆得荐。时磨勘改官者，岁才数十人。后资考颇增，而知州荐吏，视属邑多少裁定其数，又常参官不许荐士，其条约比天圣渐繁，而改官者固已众矣。然磨勘应格者，犹不越旬日即引对，未有待次者也。皇中，始限监司奏举之数，其法益密，而磨勘待次者已不减六七十人。皇及今才十年耳，而猥多至於三倍。向也法疏而其数省，今也法密而其数增，此何故哉？正在荐吏者岁限定员，务充数而已。如一郡之守岁许荐五人，而岁终不满其数，则人人以为遗已。当举者避谤畏讥，欲止不敢，此荐者所以多，而真才实廉未免於无能也。谓宜明诏天下，使有人则荐，不必满所限之数。”天子纳其言，下诏申敕焉。
明年，诏：“中外臣僚岁得举京官者，视元数以三分率之，减一分；举职官有举者三人，任满选如法。”所以分减举者数，省京官也。是岁，判吏部流内铨蔡抗言：“奏举京官人尚多，度二年引对乃可毕，计每岁所举，无虑千九百员，被举者既多，则磨勘者愈众。且今天下员多阙少，率三人而待一阙，若不稍改，后将除吏愈艰。臣愚以为可罢知杂御史、观察使以上岁得举官法。”从之。自是，举官之数弥省矣。
治平三年，命宰执举馆职各五人。先是，上谓中书曰：“水潦为灾，言事者云咎在不能进贤，何也？”欧阳修曰：“今年进贤路狭，往时入馆有三路，今塞其二矣。进士高科，一路也；大臣荐举，一路也；因差遣例除，一路也。往年，进士五人以上皆得试，第一人及第，有不十年即至辅相者；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，而第二人以下不复试，是高科路塞矣。往时，大臣荐举即召试，今只令上簿，候缺人乃试，是荐举路塞矣。惟有因差遣例除者，半是年劳老病之人，此臣所谓荐举路狭也。”上纳之，故有是命。韩琦、曾公亮、赵概等举蔡延庆以下凡二十人，皆令召试。宰臣以人多难之，上曰：“既委公等举之，苟贤，岂患多也？先召试蔡延庆等十人，余须后时。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国朝以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为三馆，皆寓崇文院，其实无别舍，但各以库藏书列於廊庑间尔。直馆、直院谓之‘馆职’，以他官兼者谓之‘贴职’。凡状元、制科一任还，即试诗赋各一而入，否则用大臣荐而试，谓之‘入馆’。官制行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，建秘阁於中，自监、少至正字，列为职事官，罢直阁、直院为名，而书库仍在，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，皆不试而除，盖特以为恩数而已。”
治平四年，陈汝羲试学士院，中等，除集贤校理。御史吴中言：“比择十人先试馆职，而汝羲亦预，渐至冗滥，兼诗赋非所以经国治民。请用两制荐举，仍罢试诗赋，代之以策。”诏两制详议。其年，试胡宗愈辈，仍用诗赋。熙宁元年，罢试诗赋，而更以策、论。二年，王介等五人，始以策、论试於学士院，皆除馆职。后比年有试者，苏税、陈睦、李清臣、刘挚、王钦臣等，皆以试除。四年，太常丞许将以所业献，召试，为集贤校理。五年，吕公弼荐王安礼材堪大用，召对称旨，欲峻用之，其兄安石辞，乃以为崇文院校书。曾布常举邓润甫可备经筵馆职，诏取润应制科进卷视之，擢为集贤校理。
旧制，凡设试以待命士，而入之铨注者，自荫补、铨试之外，有进士律义、武臣呈试材武及刑法等官，而铨试所受为特广。荫补初赴选，皆试律暨诗；已任而无劳绩、举荐及无免试恩，皆试判。熙宁更制以后，概试律义、断案议，后又增试经义。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，是铨试之凡也。
按：是时进士、选人之守选者，亦皆试而后放，然特详於荫补云。
四年，诏曰：“故事，二府初入，举所知者三人，将以观大臣之能。比年多因请谒干誉，荐者不公。其令中书、枢密院，举人皆明言才业所长，堪任何事，以副朕为官择人之意。”
熙宁二年，陈升之拜相，循例为侯叔献、程颢皆与堂除，又升一任。帝曰：
“荐士不考才实，以辅臣故例得进秩升任，此何为也？”於是罢两府初入举官之制。
熙宁二年，御史乞罢堂选知州，曾公亮执不可。帝曰：“精择判审官人付之，何为不可？”王安石曰：“中书所总已多，通判亦有该堂选者，徒留滞，不能精择，归之有司，宜也。” 按：课试儒生，有司之事也，今以礼部考校为未当，而必俟乎亲策。进退百官，宰相之事也，今以中书选择为留滞，而一付之审官，轻重失伦矣。况司牧之任，千里休戚所系，非他官比，而庙堂一不之问，则所谓“中书所总已多”者，其事岂有重於进贤退不肖者乎？ 三年，置审官西院。旧制：文臣京朝官，审官院主之；武臣内殿崇班至诸司使，枢密院主之；供奉以下，三班院主之。至是，诏曰：“枢辅之任重矣，不当亲有司之事。其以审官为东院，别置西院，专领阁门祗候以上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。”又诏：“川陕、福建、广南七路之官罢任，迎送劳苦，其令转运使立格就注，免其赴选。著为令。”后增湖南为八路。
帝以旧举官往往缘求请得之，多且滥，欲革去奏举，而概以公法，仍诏内外举官法皆罢，令吏部、审官院参议选格。
四年，诏堂选、堂占悉罢。吏部始立定选官格，其法各随所任职事，以入任功状立格，以待拟注。
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言：“大抵名器爵禄，人所奔趋，必使积劳而后迁，以明持久而难得，则人各安其分，不敢躁求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、侍从，跬步可图，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，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，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，耻不若人，何所不至？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！选人之改京官，常须十年以上，氵存更险阻，计析毫厘，其间一事聱牙，常至终身沦弃。
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，犹恐未称，章服随至，使积劳久次而得者，何以厌服哉？夫常调之人，非守则令，员多阙少，久已患之，不可复调多门，以待巧者。
若巧者侵夺已甚，则拙者迫怵无聊，利害相形，不得不察。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巧进之士益多，惟陛下重之，惜之，哀之，救之。如近日三司献言，使天下郡选一人，催驱三司文字，许之先次指射，以酬其劳。则数年之后，审官、吏部又有三百余人得先占阙，常调待次，不其愈难？此外勾当发运均输，按行农田水利，已振监司之体，各怀进用之心，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，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，相胜以力，相高以言，而名实乱矣。惟陛下以简易为法，以清净为心，使奸无所缘，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厚风俗者，此之谓也。”
按：罢诸司之荐举，付铨选於吏部，此熙宁所定之法，盖所以示至公而绝幸门也。今东坡公所言乃如此，岂此法特所以待守常安分之人，而阿谀时指，附会新法，如所谓六七少年、使者四十余辈，则初不在此限乎？ 哲宗元时，司谏苏辙言：“祖宗旧法，凡任子年及二十五，方许出官，自余进士、诸科，初命及已任而应守选者，非逢恩不得放选。先朝患官吏不习律令，欲诱之读法，乃减任子出官年数，除去守选之法，概令试法，通者随得注官。自是天下争诵律令，於事不为无补。然人人习法，则试无不中，故荫补者例减五年，而选人无复选限。吏部员多阙少，闻今已用元四年夏秋阙，官冗至此亦极矣！
宜追复祖宗守选旧法，而选满之日，兼行先朝试法之科，此亦今日之便也。” 荫补入学，肄业一年，不犯上三等罚，方许就铨试。（详见《学校门》） 御史上官均言：“定差不便有七：诸路赴选，中试乃差，八路随意即射，不均一也；诸路吏选，有待试，有需次，率及七年，方成一任，略计八路就注，若及七年，已更三任矣，不均二也；八路虽坐愆停罢，随许射注，而吏选无愆犯人，既须试法，候及一年方有注拟，此不均之弊三也；选人俸给，替则随罢，又待次大率四年，方再得禄，况八路待次，又许权摄，禄无虚日，不均四也；八路土人得特奏名者，免试就注家便，年高力惫，不复望进，往往营私废职，其弊五也；仕八路久，知识既多，土人就射本路，不无亲故请嘱，其弊六也；八路监司，地远而专，便使荡灭功过名次，人亦不敢争校，故有力者多得优便，而孤寒滞，其弊七也。定差本意，止因省迓送雇费，然事极弊生，八路阙常有余，吏部阙常不足。今立法互季迭用，而运司定差犹占其半，是半均半不均也。如闻迓送雇直，岁计不堪多，用坊场、河渡钱已可给用，请并八路定差，尽归吏部，殊为均便。”
左仆射司马光言：“臣窃惟为政之要，莫若得人。百官称职，则万务咸治。 然人之才性，各有所能，或优於德而啬於材，或长於此而短於彼，虽皋、夔、稷、契，止能各守一官，况於中人，安可求备？是故孔门以四科论士，汉室以数路得人。若指瑕掩善，则朝无可用之人；苟随器授任，则世无可弃之士。臣误蒙甄擢，备位宰相，谨选百官，乃其职业，而智识浅短，见闻褊狭。知人之难，圣贤所重，寰宇至广，俊彦如林，或以恬退滞淹，或以孤寒遗逸，被褐怀玉，岂能周知？若专引知识，则嫌於挟私，难服众心；若止循资序，则官非其人，何以致治？莫若使在位达官，人举所知，然后克叶至公，野无遗贤矣。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：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（有官无官人皆可举），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（举有官人），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（举文武有官人），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（举知州以上资序），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（有官无官人皆可举），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（同上），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（同上），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（举有官人），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（举有官人），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（同上）。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、谏议，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，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，每岁须得於十科中举三人（非谓每科举三人，各随所知，於十科内一岁共举三人），具状云：‘臣切见某人有何行能（并须指陈实事，不得徒饰虚辞。位在上者得举下，下不得举上），臣今保举堪充某科，如蒙朝廷擢用后，不如所举（谓举行义纯固而违犯名教之类），及犯入已赃，臣甘伏朝典不辞。’候奏状到日，付中书省置簿抄录举主及所举官姓名，别置合举官臣僚簿，岁终不举及人数不足，按劾施行。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，须令差官体量、相度、检点、磨勘、刷、催促、推勘、定夺，则委执政亲检逐簿，各随所举之科选差，令试管勾上件事务。若能办集，即别置簿记其劳绩，遇本科职任有阙（谓若经筵或学官有阙，即用行义纯固、经术精通等科；台谏有阙，即用节操方正科之类），则委执政亲检逐簿，选名实相称，或举主多，有劳绩之人补充，仍於本人除官敕告前，尽开坐举主姓名於后。或不如所举，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；犯正入已赃，举主减三等科罪。若因受贿徇私而举之，罪名重者，自从重法。期在必行，不可宽宥，虽见为执政官，朝廷所不可辍者，亦须降官示罚。所贵人人重谨，所举得人。”
光又言：“朝廷执政只八九人，若非交旧，无以知其行能。不惟涉徇私之嫌，兼所取至狭，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。若采访毁誉，则爱誉憎毁，情伪万端。与其听游谈之言，曷若使之结罪保举。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，其中一科‘公正聪明可备监司’，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，但有不如所举者，严加谴责，无所宽宥，则今后自然谨择，不敢妄举矣。”诏皆从之。
诏：“大臣奏举馆职，并如制召试除授。其朝廷特除，不用此令。”
先是，右正言刘安世言：“祖宗之待馆职也，储之英杰之地，以饬其名节，观以古今之书，而开益其聪明，稍优其禀，不责以吏事，所以滋长德器，养成其名卿贤相也。自近岁以来，其选浸轻。或缘世赏，或以军功，或酬聚敛之能，或徇权贵之荐，未尝较试，遂获贴职。多开幸门，恐非祖宗德意。望明诏执政，详求文学行谊，审其果可长育，然后召试，非试毋得辄命，庶名器重而贤能进。”至是乃降诏命，而言未尽行，安世复奏：“祖宗时，入馆鲜不由试，惟其望实素著，治状显白，或累持使节，或移镇大藩，欲示优恩，方令贴职。今既过听臣言，追复旧制，又有所谓‘朝廷特除不在此限’，则是不问人材高下、资历深浅，但非奏举，皆可直除。名为更张，弊源尚在。愿仿故事，资序及转运使，方可以特命除授，庶塞侥幸，重馆职之选。” 熙宁四年，殿中侍御史吕陶言：“郡守提封千里，生聚万众，所系休戚，而不察能否，一以资格用之，凡再为半刺，有荐者三人，则得之矣。不公不明，十郡而居三四，是天下之民半失其养。请令内外从臣，岁举可为守臣者各三人，略资序而采公言，庶其可以择才庇民也。”诏：“内外待制、大中大夫以上，岁举再历通判资序、堪任知州者一人，籍於吏部。遇三路及一州而四县者，其守臣有阙，先差本资序人，次案籍以及所荐者。”八月，殿中侍御史韩川言：“近委大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，而荐所不及，虽课入优等，皆未预选，此倚荐以为信也。
然大中大夫以上，率在京师，唯驰骛请求、因缘宛转者，常多得之。迹远地寒，虽历郡久，治状著，课入上考，偶以无荐，则反在通判下，不许入三路及四县州。 且州以县之多少而分简剧，亦为未尽。盖繁简在事不在县，固有县多事不繁，亦有县少事不简者。愿参以考绩之实，著为通令，仍不以县之多少而为简剧。”诏吏部立法以闻。已而岁举积多，吏部无阙以授。四年，遂罢大中大夫以上岁举法，唯奉诏乃举焉。
绍圣元年，吏部侍郎彭汝砺乞：“稍责吏部甄别能否，凡京朝官才能事效苟有可录，尚书暨郎官铨择而以名闻，三省分三年考察之，高则引对，次即试用，下者还之本选。若资历、举荐应入高，而才行不副，许奏而降其等。凡皆略许出法而加升绌，岁各毋过三人。”
徽宗政和六年，臣僚言知县、县令凡百七十余阙，无愿注者。命吏部措置。
已而吏部取在选应入者，随其资序，自上而下，不以愿否，径有差注，如硬差法，遂有贯户福建而强注四川者。明年，上知其远难赴，特许便乡差注，路虽远，毋过三十驿；已注者听改注。
重和元年，臣僚言：“八路定差，岁久弊多，尝究其原，在付非其人，而又举职不专也。且四选之在吏部，尚书、侍郎专总其事，而八路则委之转运。既以军储、吏禄、供馈、支移为已责，而差注视为末务，乃付之主管文字官。其人又以稽考簿书、检勘行移为先，而不复究心差注，乃付之士案，率吏胥拟定，而佥厅特视成书判而已，几何而不废法哉！比年以来，贿赂公行，随其厚薄为注阙之高下。甚者曰：‘某阙供给厚，遗我一季之得，则可差矣；某地圭租优，归我一科之资，则以汝往矣。’苟贱不廉之士，亦增赇以市，而取偿於至官之后。间有刚正而无赂者，则定差之牍，脱漏言词，隐落节目，暨其上部，必致退，待其参会重上，已半岁所矣。士大夫以身在八路，势须畏忌，若必投诉，是诉所莅监司也，以是阙多而不调者众。宜督察典领之官，岁终取吏部退难有无、多寡为之课而赏罚之，可以公拟注而绝吏赇。”从之，仍立为法。
升改、荐任之法，选人用以进资改秩，京朝官用以升任，旧悉有制。自熙宁后，又从而损益之，故举皆限员，又岁又分举，制益详矣。
先时，选人应改官，必对便殿。旧制，五日一引，不过二人，其后待次者多，至有逾二年乃得引。帝悯其留滞，至元丰四年，乃诏每甲引四人以便之。
熙宁四年，定十六路提点刑狱岁举京官、县令额：京东西、河东、淮南路，京官七人，职官三人，县令五人，成都府、梓州、江南东西路，京官五人，职官三人，县令四人；福建、利州、荆湖南北、广南东西路，京官四人，职官三人，县令二人；夔州路，京官三人，职官二人，县令二人。 六年，诏察访官举京官、职官、县令者，河东、两浙十二人，余路十人，升陟不限数。 选人任中都官者，旧未有荐举法。至是，诏其属有选人六员者，岁得举三员。
又定提举市易司岁举京官五员。 元元年，岁举升陟始立额，如举改官及职、令之数。复通判举法。诏岁举京官、县令各一员，仍间迭而举。用孙觉言，吏部选人改官，岁以百人为额。
绍圣元年，右司谏朱勃言：“选人初受任，虽有能者，法未得举为京官；而有挟权善请求者，职官、县令举员既足，又并改官举员求之。”诏历任通及三考，而资序已入幕职、令录，方许举之改官。又言：“选人改官岁限百人，而元变法，三人为甲，月引三见。积累至今，待次者亡虑二百八十余人，以数而计，历二年三季始得毕见。请酌元丰令增损之。”诏依元丰五日而引一甲，甲以三人，岁毋过一百四十人，俟待次不及百人，别奏定。 大观四年，裁减国学长贰岁举改官而立之数，大司成十五员，祭酒、司业各八员。
政和三年，尚书省修立改官格：“承直郎至登仕郎六考，将仕郎七考，有改官举主而职司居其一，即与磨勘；如因坐公私愆犯，各随轻重加考及举官有差。”从之。
七年，臣僚言：“官冗吏员增多，本因入流日众。熙宁郊礼，文武奏补总六百一十一员；元丰六年，选人磨勘改京朝官总一百三十有五员。近考之吏部，政和六年，郊恩奏补约一千四百六十有奇，选人改官约三百七十有奇。其来既广，吏员益众，欲节其来，惟严守磨勘旧法，不可苟循妄予而已。且今之磨勘，有局务减考第者，有用远减举官者，有用酬赏比类者，有因大人特举者，有因事到阙而不用满任者，有约法违碍许先次而改者，凡皆弃法用例。法不能束，而例日益繁，苟不裁之，将又倍蓰於今而未可计也。请诏三省若吏部：旧有正法，自当如故，余皆得用例。”诏：“惟川、广水土恶弱之地，许减举如制，余悉用元丰法从事，其崇宁四年之制勿行。”
高宗建炎初，诏即驻跸所置吏部。时四选散亡，名籍莫考，始下诸道州、府、军、监，条具属吏寓官之爵里、年甲、出身、历任、功过、举主、到罢月日，编而籍之。
诏：“京畿、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士夫在部注授，虽铨未中而年及者，皆听注官。”二年，诏：“京官赴行在者，令吏部审量，非政和以后进书颂及直赴殿试之人，乃听参选。在部知州军、通判、签判及京朝官知县、监当，旧以三年为任者，令权以二年为任，兵休仍旧。”以赴调者萃东南，选法留滞故也。
四年，言者论：“近世铨衡之官，守法不立。自京、黼用事，有诣堂及吏部阙者，判一‘取’字，虽已注人，亦夺予之，甚至部有佳阙，密献以自效。为寒远患，逾二十年。望明戒吏部长贰，自今堂中或取部阙，并须执守，得供报。”从之。
绍兴元年，诏馆职选人到任及一年，通理四考，并自陈改官。
选人改官，旧无定数。绍兴以后，多不过九十人、少或至五十人（绍兴二十年，八十八人；二十五年，六十八人；三十年，七十四人；三十一年，五十人），捕盗及职事官皆不在数。三十二年，遂至一百十三人。孝宗患之，隆兴元年四月，诏以百员为额。干道三年七月，又通四川为百二十员。七年十月，有司请不限员，奏可，时虞丞相当国也。淳熙初，上以官冗，稍严升改之令，於是六年引见改官不及七十员，而捕盗在焉。周洪道为吏部尚书，七年二月，因请以七十员为额。是年四月，又增八十员，职事官并引见改官六十五人，四川换给一十五人，特旨改官不与。十三年三月，又诏职事官改官在八十员岁额之外。自是岁改京官者仅百员，今遂为永制。奏举京官，祖宗时无定数，有其人则举之。太平兴国后，诸州通判亦得举京官。熙宁中，取以为提举常官员数。元中，尝暂复之。至绍圣又罢。淳熙六年九月，上以岁举京官数滥，命给舍、台谏议之。王仲行、傅希吕时兼给事中，乃请六曹、寺、监（户部右曹郎官同）岁减举员三之一，诸路监司减四之一，礼部、国子监长贰减三之二，前执政岁减二员，诸州无县者岁止一员。
岁终不除运副，而判官补发者不理为职司。奏可。庆元元年十一月，复诏判官补发副状，理为职司。又诏职司状不得用二纸，用姚察院愈奏也。在京选人，旧无外路监司荐举。渡江后，诏以六部长贰作职司。干道七年九月，罢之。惟馆学官通理四考，不用举主改官，盖累圣优贤之意。 二年，吕颐浩言：“近世堂除，多侵部注，士人失职。宜仿祖宗故事，外自监司、郡守及旧格堂除通判，内自察官、省郎已上、馆职、书局编修官外，余阙并寺监丞、法寺官、六院等，武臣自准备将领、正副将已上，其部将、巡尉、指使以下，并归部注。”从之。
三年，右仆射朱胜非等上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》一百八十八卷。自渡江后，文籍散佚，会广东转运司以所录元丰、元吏部法来上，乃以省记旧法及续降指挥，详定而成此书。
五年，诏：自今注拟，并选择非老疾及不曾犯赃与不缘民事被罪之人。时建议者云：“州县亲民，莫如县令。今率限以资格，虽贪懦之人，一或应格，则大官大职得以自择。请诏监司、郡守条上剧邑，遴选清平廉察之人，如前日预十科之目者为之。”
二十二年，右谏议大夫林大鼐上言曰：“中兴之初，恩或非泛，人得侥幸，有以从军而改秩者，有以捕盗而改秩者，有以登对而改秩者。今则朝廷无事，谨惜名器，改秩无他，惟有荐举一路，而贪躁者速化，廉静者陆沉。臣欲取考第员数增减以便之，增一任者减一员，十考者用四，十二考者用三，十五考者用二。
如减举法行，须实历县令，不得仍请岳祠。其或负犯殿选，自如常坐。士有应此格者，行无玷阙，年亦蹉跎，无非孤寒老练安义分之人。望付有司条上，以弭奔竞。”议者以进士登科、门荫子弟，才沾一命，不复参部，多于堂除，有紊铨法。
诏禁之。 二十九年，敕令所删定官闻人滋请：“凡在官者历任及十考已上，无公私过犯，虽举削不及格，许降等升改。或疑其太滥，则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人数，立为限隔，举状、年劳，参酌并用。”於是天子以其议下近臣，而中书舍人洪遵、给事中王希亮等上议曰：“自一命已上仕於州县之间，虽有真贤实廉，势不能自达於上，故为之立荐举之法。必使之历任六考，所以迟其岁月而责其赴功，必使之举官五员，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。若举之而非其人，有才而不见举，是则监司、郡守之罪，而非法之不善也。今如议臣所请，则有力者惟图见次，无才者苟冀终更，率不过出官十余年，可以坐待京秩，此不可一也。今欲酌每岁改官之员，减其分数，以待无举削者，则当被举之人，必有失职淹滞之叹，此不可二也。
京官易得，驯至郎位，任子之恩，愈不可减，非所以救末流之弊，此不可三也。夫祖宗之法，非有大害未易轻议，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，此不可四也。臣以为如故便。”滋议遂寝。
三十一年，诏：“初官有出身三考，无出身四考，方听受监司、郡守京削之荐。”
三十二年，吏部侍郎凌景夏言：“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，其掌於七司，著在令甲，则所守者法也。今升降於胥吏之手，有所谓例焉。长贰有迁改，郎曹有替移，来者不可以复知，去者不能以尽告。索例而不获，虽有强明健敏之才，不复致议；引例而不当，虽有至公尽理之事，不复可伸。货贿公行，奸弊滋甚。尝睹汉之公府则有辞讼比，以类相从，使不良吏不得生因缘；尚书则有决事比，以省请谳之弊。比之为言，犹今之例。臣谓今吏部七司亦宜许置例册，凡换给之期限，战功之定处，去失之保任，书填之审实，奏荐之限隔，酬赏之用否，凡经申请，或白堂，或取旨者，每一事已，命郎官以次拟定，而长贰书之於册，永以为例。每半岁则上於尚书省，仍关御史台而详焉。如是，则巧吏无所施，而铨叙平允矣。”
先是，刘珙为吏部员外郎，有才智善，摘检奸弊。一日，命中庭张幕设案，置令式其中，使选集者得出入纟番阅，与吏辩，吏愕眙不能对。时议翕然称之。
孝宗隆兴元年，诏：“选人历十二考已上，无赃私罪，与减举主一员。” 用闻人滋之言也。旧举主须员足，乃以其牍上，若举主物故或罢免则不计。
故有得荐牍十余而不克磨勘者。淳熙中，始有逐旋放散之令，人皆便之。
干道二年，令科举前一岁，量留司户、薄、尉、职官、教官窠阙，以待黄甲进士。又诏：“见任在京监当、六部架阁等，如系京朝官以上，须实历知县一任，始听关升。通判资序初改秩者，如之。”是时多以堂除理实历，越次关升，故有斯诏。
先是，有出身人许注教官，理为作县。是岁，诏：“自今有出身，曾任县令，初改官，许注教官，余并先注知县。”自是改秩者，无不制邑矣。
淳熙元年，参知政事龚茂良言：“官人之道，在朝廷则当量人才，在铨部则宜守成法。夫法本无弊，而例实败之。法者，公天下而为之者也；例者，因人而立，以坏天下之公者也。昔者之患，在於用例破法；比年之患，在於因例立法，故谓吏部者，‘例部’也。今《七司法》，自晏敦复裁定，不无疏略，然已十得八九，有司守之以从事，可以无弊。而循情废法，相师成风，盖周例破法其害小，因例立法其害大。法常靳，例常宽，今至於法令繁多，官曹冗滥，盖繇此也。望诏有司裒集参附法及干道续降申明，重行考定，非大有抵捂者弗去，凡涉宽纵者悉刊正之。庶几国家成法，简易明白，赇谢之奸绝，冒滥之门塞矣。”於是诏从修焉。既而吏部尚书蔡以改官、奏荐、磨勘、差注等条法，分门编类，冠以“吏部条法总类”为名。十一月，参知政事龚茂良进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》三百卷，诏颁行焉。
三年，吏部言：“六十不得入选，今文臣武臣皆有隐减年甲之弊。”诏禁之。
时州郡上阙状稽违，多畀人私摄，乃诏下诸道转运司，州委通判，县委县丞，监司委属官，以时申发，稽违隐漏者罪之。 光宗绍熙二年，吏部侍郎罗点言：“铨量之法，得以察其人物，其功过而进退之，而有司奉行，浸成文具。群趋而进，一揖而退，是非贤否，一不暇问；甚者循习旧例，才注差遣，更不铨量。伏请自今令长贰从容接谈，稍问以事，除癃疾已有定法，如绝不通晓及有过尤者，别与注拟。”从之。
宁宗庆元中，制：“初改官人必作令，谓之‘须入’。中兴以来，数申严其令。今除殿试上三名、南省元外，并令作邑。”自后虽宰相子、甲科人，无不宰邑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