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六十九·郊社考二
作者：马端临
○郊
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，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，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，载弧、，十有二旒，日月之章，祀帝於郊，配以后稷，天子之礼也（大路，殷之祭天车。弧，旌所以张幅也，其衣曰。天子之画日月）。
赵伯循曰：“郊者，所以事上帝也。鲁曷为之？周公故也。不於日至，避王室也。卜用夏正，於农耕之始也。”
《郊特牲》疏曰：“鲁之郊祭，师说不同，崔氏、皇氏用王肃之说，以鲁冬至郊天，至建寅之月，又郊以祈。故《左传》云‘启蛰而郊’，又云‘郊祀后稷，以祈农事’，是二郊也。若依郑康成之说，则异於此也。鲁唯一郊，不与天子郊天同月，转卜三正，故《梁传》云：‘鲁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；若不从，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；若不从，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；若不从，则止。’故《圣证论》马昭引《梁传》以答王肃之难。是鲁一郊则止。或用建子之月，则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是也；或用建寅之月，则《春秋左传》云‘郊祀后稷，以祈农事’是也。若杜预，不信《礼记》，不取《公羊》、《梁》，鲁唯有建寅郊天及龙见而雩。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《明堂位》曰：‘鲁君孟春祀帝於郊，配以后稷；季夏六月，以礼祀於太庙。’郑氏以孟春为建子之月，季夏为建己之月，盖用周正，非也。
《郊特牲》曰：‘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。’又曰：‘郊之用辛也，周之始郊，日以至。’郑氏谓证《易说》，以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，为建寅之月；迎长日，为建卯之月，昼夜分，分而日长，以日至为鲁礼，亦非也。且冬至之日，祭天於地上之圜丘，此周之正礼，不可得而易者也，孟春建寅之郊，盖祈之祭尔。鲁虽得郊，不得同於天子，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，三卜不从，至建寅之月而止，乃不郊。书於《春秋》者甚明，则鲁郊殆周祈之郊而已。故左氏以谓启蛰而郊，安得孟春为建子乎？孟春为建寅，则所谓季夏六月者，建未之月也。《郊特牲》以郊为迎长日之至，而谓郊之用辛，周之始郊日以至，正以别鲁礼，而郑氏反之，强以建卯为日至。甚矣，先儒之好诬也！《杂记》曰：孟献子曰：
“正月日至，可以有事於上帝；七月日至，可以有事於祖。”七月而，献子为之也，盖谓鲁不得郊日至，故仲孙蔑欲取建未夏至而，以配周郊祖，所以记其失，何与六月之乎？凡周之政事，大抵皆用夏正，盖天时有不可乱，故《周官》每以正岁别之。《易说》言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为建寅，亦无据，郑氏取以为证，徒以成其说尔。郑氏本不晓郊、之辨，故以冬至之祭为大，以祈为正郊，此其言所以纷纷，虽《诗》之《雍》与《长发》，亦岂得其正也？
鲁人将有事於上帝，必先有事於宫（先有事於宫，告后稷也。鲁以周公之故，得郊祀上帝，与周同告。告者，将以配天先仁也。宫，郊之学也）。 《春秋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，四卜郊不从，乃免牲，犹三望（三望，分野之星，国中山川，皆因郊祀望而祭之。鲁废郊天，而修其小祀，故曰“犹”。“犹”者，可止之辞）。
左氏曰：“牛卜日曰牲（既得吉日，则牛改名曰牲），牲成而卜郊，上怠慢也。望，郊之细也；不郊，亦无望可也。”
公羊子曰：“三卜，礼也；四卜，非礼也。三卜何以礼，四卜何以非礼？求吉之道三。曷为或言‘免牲’，或言‘免牛’？免牲，礼也；免牛，非礼也。免牛何以非礼？伤者曰牛（养牲不谨，致有灾伤，天不飨用，不得复为天牲，故以本牛易之）。三望者何？望祭也。然则曷祭？祭泰山、河、海（赵伯循曰：“公、云四卜非礼，四月不时；左氏，公、皆云讥犹三望。卜郊不从而免牲，是知不郊，故不云不郊。”）。”
宣公三年春，王正月，郊。牛之口伤，改卜牛；牛死，乃不郊，犹三望。 公羊子曰：“曷为不复卜？养牲养二，卜帝牲不吉，则扳稷牲而卜之。帝牲在於涤三月（涤，宫名，养帝牲三牢之处也。谓之涤者，取其荡涤洁清。三牢各主一月，取三月一时，足以充其天牲），於稷者唯具是视（视其身体具，无灾害而已，不特养於涤宫，所以降稷尊帝）。”
成公七年春，王正月，鼷鼠食郊牛角，改卜牛；鼷鼠又食其角，乃免牛。夏五月，不郊，犹三望。 十年夏四月，五卜郊不从，乃不郊（梁云：“五卜，强卜也。”）。
十七年九月辛丑，用郊。
公羊子曰：“九月非所用郊也，郊用正月上辛。”
襄公七年夏四月，三卜郊不从，乃免牲。
左氏：孟献子曰：“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。夫郊，祀后稷以祈农事也，是故启蛰而郊，郊而后耕。今既耕而卜郊，宜其不从也（《纂例》曰：“三卜，礼也；四月，不时也。”）。”
十一年夏四月，四卜郊不从，乃不郊。
定公十五年春，王正月，鼷鼠食郊牛，牛死，改卜牛。夏五月辛亥，郊（五月，不时也。赵氏曰：“子卑年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。上元二年，因避兵旅於会稽，时有水旱、疫疠之苦，至明年而牛灾，有小鼠能噬牛，才伤其皮肤，乃无有不死者。”）。
哀公元年，鼷鼠食郊牛角，改卜牛。夏四月辛己，郊。
梁子曰：“此该郊之变而道之也，於变之中又有言焉。鼷鼠食郊牛角，改卜牛，志不敬也。郊牛日展斛角而知伤，展道尽矣。郊自正月至於三月，郊之时也。夏四月郊，不时；五月郊，不时也。夏之始可以承春，以秋之末承春之始，益不可矣。九月用郊，用者，不宜用也（在成十七年）。郊三卜，礼也；四卜，非礼也（僖三十一年，襄十一年皆四卜）；五卜，强也（成十年，五卜）。卜免牲者，吉则免之，不吉则否。牛伤，不言伤之者，伤自牛作也，故其辞缓（宣三年，郊牛之口伤。以牛自伤，故加“之”言缓辞）。全曰牲，伤曰牛，未牲曰牛，其牛一也，其所以为牛者异（已卜日成牲而伤之曰牛；未卜日，未成牲之牛）。
有变而不郊，故卜免牛也。巳牛矣，其尚卜免之，何也？《礼》，与其亡也，宁有。尝置之上帝矣，故卜而后免之，不敢专也（尝置之涤宫，名之为上帝牲矣，故不敢擅放也）。卜之不吉，则如之何？不免，安置之？系而待，六月上甲始庀牲，然后左右之（庀，具也。待具后牲，然后左右前牛，在我用之，不复须卜，己有新牲故也。《周礼》：司门掌授管键，以启闭国门，祭祀之牛牲系焉。然则未左右时，监门者养之）。子之所言者，牲之变也，而曰我一该郊之变而道之，何也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，十月上甲始系牲，十一月、十二月牲虽有变，不道也（牲有变则改卜牛，以不妨郊事，故不言其变。疏曰：“上言‘子’者，弟子问梁子辞；而曰‘我’者，是弟子述梁子自我之意。”）；待正月，然后言牲之变，此乃所以该郊（至郊时然后言其变，所必重其妨郊也）。子不志三月卜郊，何也（三月谓十二月、正月、二月也）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，郊之时也（有变乃志，常事不书）。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；如不从，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；如不从，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；如不从，则不郊矣（意欲郊而卜不吉，故曰“不从”。郊必用上辛者，取其新洁莫先也，四月则不时矣）。”
孔子曰：“我观周道，幽、厉伤之，吾舍鲁何矣？鲁之郊、非礼也，周公其衰矣！杞之郊也，禹也；宋之郊也，契也，是天子之事守也（先祖法度，子孙所当守）。”
横渠张氏曰：“杞、宋之郊，则为其二王之后也。鲁用天子之礼乐，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，即以二王之后待鲁，然而非周公本意也。以成王尊德乐道之心则善矣，伯禽不当受，故曰‘鲁之郊非礼也’。‘周公其衰’者，谓周公必不飨其祀。”
三山林氏曰：“《春秋》郊、望之旨，《三传》诸儒之说无得之者，无他，知求小礼而昧於大礼故也。《经》书郊者九，皆为有故而书，非因卜不吉而废郊，则因牲死伤而废郊，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，虽牛之死伤而必郊者。因卜不吉而废郊，则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，成十年夏四月，襄公七年夏四月、十一年夏四月是也。因牲死伤而废郊者，则若宣三年正月，成七年正月是也。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，则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。有牛虽死伤而必郊者，则若定十五年正月，哀元年春正月是也。先儒之说，不过罪其屡卜与其养牲不谨尔。不知圣人书郊，乃恶其非礼之大者，至屡卜之渎、养牲之慢，非《春秋》所责也。学者欲究圣人之旨，先当断鲁郊之当否，未暇及其琐琐也。夫子伤周之衰，礼乐自诸侯出，其言鲁之郊、，则有‘周公其衰’之叹。岂有天子郊天，诸侯亦郊；天子望祀山川，诸侯亦望；天子祖之所出，诸侯亦！使诸侯亦可行，则圣人不以礼乐自诸侯出为伤。自夫子没，汉儒不知道者，但见《春秋》书鲁祭祀多天子之礼，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，所以诸儒不以鲁郊为非，舍其非礼之大者，求其不合礼之小者。鲁人既僭窃礼乐，罪莫重焉，就使无四卜、五卜渎礼之过，则可以郊乎，否乎？又使养牲必谨，不至死伤，则亦可郊乎，否乎？鲁人郊、望无时可也，何区区者之足论？然周郊以冬至，而鲁用之於启蛰；天子四望，而鲁三之。
名为后时降杀，但窃郊、望之名，已有罪矣。譬如商贾冠师儒之冠，庶人服卿相之服，望其容饰，已知其非分越制也。予谓《春秋》所书之旨，正以有故而不郊者为幸，无故而郊者为大罪也。季氏旅於泰山，夫子曰：‘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！’泰山有知，必不享季氏之祭，矧上帝而可谄乎？宜乎至於三卜、四卜、五卜不从，鼷鼠屡食其牛，可见天心之不享也。鲁人曾不知得罪於天，虽屡卜不从而犹三望，虽牛死而改卜牛，甚者至於用郊，可知僭拟之心不能自已，下破王制，上拂天心，其罪为大也。圣人发愤作《春秋》，书其因变故而不郊者仅如此，其余非卜不从，牛死伤而肆意於僭者，又不知其几也。深味圣师之旨，曰‘犹三望’，曰‘乃免牲’，其深矣乎！其微矣乎！学者思之。”
蒋氏曰：“鲁不得用天子礼乐，是成王过赐，而伯禽受之非也。夫以伯禽受之为非，而成王之时，礼典未坏，不应有是过赐之事。识者又从而为之说曰： ‘赐非成王，是周之末王赐之也。昔者，鲁惠公使宰请郊庙之礼於天子，天子使史角往止之。使成王之世而鲁己郊，则惠公奚请？惠公之请，殆由平王以下也。’是说然矣。自今言之，圣人观周道而伤幽、厉，论郊，而衰周公，则重祭赐鲁，岂盛时贤君事？其出於衰世天子、诸侯无疑也。故圣人耻鲁之事，而因及杞、宋之郊。杞之郊也，存禹后也；宋之郊也，存商后也，是宜以禹、契而配天。周祀未绝，鲁以周公配天，於周公能无愧於后稷、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乎？是周公之所弗居，故曰‘祝嘏莫敢易其常告，是谓大假。’假亦大也。祭之始也，祝以主人之辞而告神；祭之终也，嘏以神之辞而致福於主。今以诸侯僭天子之祭事，不因其常告，则忠孝报反之义、名称位号之别，将有所紊乱变更而失其宜矣。”
按：先儒论鲁郊祀之非，如林少颖谓《三传》所讥，舍其非礼之大者，求其不合礼之小者，其论正矣；然遂以为非出於成王之命，特汉儒见《春秋》所书，鲁祭祀多僭天子之礼，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，至蒋氏遂直以为出於惠公之请，则愚未敢以为然。盖春秋之际，虽诸侯不无上僭，然苟非如楚及吴、越之流，介处蛮貊，自放於礼义之外者，则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。虽以五伯盛时，晋侯之请隧，楚子之问鼎，如襄王及王孙满尚能引正义以责之，不闻晋、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。僭郊之事，大於请隧问鼎矣，惠公当平王之时，王室虽弱，其陵夷不至於后来之甚，鲁又素为秉周礼之国，夫子尝称其一变可以至道，孰谓惠公於是时而敢以僭郊为请？王使史角止之而不从，鲁由此而僭郊，则惠公之暴横无君，过於晋文、楚庄矣，决不然也。横渠以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，故以二王之后待鲁，而命以礼乐，特伯禽不当受，此说得之。《明堂位》：“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，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，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，载弧、，十有二旒，日月之章，祀帝於郊，配以后稷，天子之礼也。’《祭统》： “昔者，周公旦有勋劳於天下，成王、康王追念周公勋劳，而欲尊鲁，故锡以重祭。外祭则郊社是也，内祭则大尝是也。”夫所谓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者，如乐用宫悬，舞用八佾，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庙，谓之尊周公可也；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，者其祖之所自出，而以其祖配之，则非诸侯之所当僭。
且郊、所祀，元未尝及周公，则何名为报周公之勋劳而尊之乎？以其祖宗之勋劳，而许其子孙僭天子之礼乐以祭之已非矣；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，而本非有勋劳之臣乎？先儒议此，但谓周公有知，决不歆非礼僭窃之祀，而不知僭郊僭，则其所祀本不及周公，不知成王何名而赐之，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？《礼运》：
孔子曰：“鲁之郊、，非礼也，周公其衰矣！杞之郊也，禹也；宋之郊也，契也，是天子之事守也。”横渠因此遂以为成王念周公之勋劳，不敢臣之，故以二王之后待鲁。往往当时事情，亦是如此。愚尝因是而考论之，礼制之陵夷，非一朝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盖周之封杞、宋也，以其为二王之后，俾之修其礼物，作宾於王家，以奉禹、契之祀；而禹、契，天子之祖也，不可以诸侯之太祖祀之，故许其用天子之礼。然特许其用天子之礼祀禹、契之庙，未必许其郊天也。夷王以下，君弱臣强，上陵下僭，杞、宋因其用天子之礼乐於禹、契之庙，而禹、契则配天之祖也，遂并僭行郊祀上帝之礼焉，此夫子所以有‘天子事守’之叹也。至於鲁，则周公本非配天之祖，而稷、喾之祀元未尝废，无藉於鲁之郊、也。
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礼乐於周公之庙，而并效杞、宋之尤，则不类甚矣。其后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，岂无所自而然哉！《明堂位》首言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；又云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，牲用白牡牺象（云云），即此二言观之，可见当时止许用郊、之礼乐以祀周公，未尝许其遂行郊、之祀。后来乃至於喾郊稷，祀天配祖，一一用天子之制，所谓“穿窬不戢，遂至斩关；作俑不止，遂至用人”，亦始谋之未善有以肇之也。《左传》：宋公享晋侯於楚邱，请以《桑林》（注：《桑林》，殷天子之乐名），荀辞。荀偃、士モ曰：“诸使鲁、宋，於是观礼。鲁有乐，宾祭用之，宋以《桑林》享君，不亦可乎？”乃知鲁、宋不特僭天子之礼乐以祀郊、，虽燕享宾客亦用之矣。 秦始皇既并天下，以昔文公出猎，获黑龙，此其水德之瑞，用十月为岁首，色尚黑，音尚大吕（大吕，阴律之始）。东游海上，礼祀八神（具《杂祠篇》），二代尊雍四上帝，春以脯酒为岁祠祷，因泮冻，秋涸冻，冬赛祠，五月尝驹，及四中之月月祠。驹四匹（每用驹四匹，而春秋异色），木寓龙一驷（寓，寄也，寄生龙形於木也。驷亦四龙），木寓车马一驷，各如其帝色。黄犊与羔各四，、币各有数，皆生瘗，无俎豆之具。三年一郊，常以十月上宿郊见（秦以十月为岁首故。上宿，上斋戒也），通权火（张晏曰：“权火，烽火也，状若井桔槔。其法类称，欲合光明远照，通於祀所。汉祀五於雍，五十里一烽火。”师古曰：“凡祭祀通举火者，或以天子不亲至祠所而望拜，或以众祠各处，欲其一时荐享，宜知早晏，故以火为之节度也。”），拜於咸阳之旁，而衣尚白，其用如常（时经焚书坑儒后，更无典礼，祠享用木寓龙、木寓马。不知何凭，如此乖谬）。 初，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始列为诸侯，居西垂（汉陇西郡西县，今在泰州上封县西南九十里）。自以为主少之神，作西，祠白帝，其牲用骝驹、黄牛、羊各一云。其后十六年，秦文公东猎、渭之，卜居之而吉。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，其口止於衍（属冯翊。山阪曰衍），史敦曰：“此上帝之征，君其祠之。”於是作，用三牲郊祭白帝焉。其未作也，而雍旁故有吴阳武，雍东有好，皆废无祠。或曰：“自古以雍州积高，神明之奥，故立郊上帝，诸神祠皆聚云。盖黄帝时常用事，虽晚周亦郊焉。”其语不经见，绅者不道。
作后七十八年，秦德公既立，卜居雍，后子孙饮马於河，遂都雍。雍之诸祠自此兴，用三百牢於（《索隐》曰：“‘百’当为‘白’，秦君西祀少，牲尚白牢。秦，诸侯也，虽奢侈僭祭，郊本特牲，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，盖字误也。”）。德公立二年卒，其后六年，秦宣公作密於渭南，祭青帝。其后，秦灵公作吴阳上，祭黄帝（徐广曰：“凡去作密二百五十年。”）；作下，祭炎帝（《索隐》曰：“吴阳，地名，盖在岳之南。又上云‘雍旁有故吴阳武’，今盖因武又作上、下，以祀黄帝、炎帝。”）。栎阳雨金，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，故作畦栎阳，而祀白帝（晋灼曰：“《汉注》：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，形如种韭畦。”《索隐》曰：“《汉旧仪》云：‘祭人先於陇西西县人先山，山上皆有土人，山下有，如种韭畦，畦中各有一土封，故云畦。”）。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。
汉高祖二年，东击项籍而还入关，问：“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？”对曰：
“四帝，有白、青、黄、赤帝之祠。”高祖曰：“吾闻天有五帝，而今有四，何也？”莫知其说。於是高祖曰：“吾知之矣，乃待我而具五也。”乃立黑帝祠，命曰“北”。有司进祠，上不亲往。诏曰：“吾甚重祠而敬祭。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，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。” 文帝十三年，制曰：“朕赖宗庙之灵、社稷之福，方内艾安，民人靡疾，者比年登。朕之不德，何以飨此？皆上帝诸神之赐也。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，其增诸神祠。”有司议增雍五路车各一乘，驾、被具（驾车、被马之饰皆具）；西、畦寓车各一乘，寓马四匹，驾、被具。
十四年，诏曰：“朕获执牺牲、币以事上帝、宗庙，十四年於兹，历日弥长，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，朕甚自愧。其广增诸祀坛场币。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，望祀不祈其福，右贤左戚，先民后己，至明之极也。今吾闻祠官祝，皆归福於朕躬，不为百姓，朕甚愧之。夫以朕之不德，而专享独美其福，百姓不与焉，是重吾不德也。其令祠官致敬，无有所祈。”
十五年，黄龙见成纪，诏曰：“有异物之神见於成纪，毋害於民，岁以有年。 朕几郊祀上帝诸神（几读曰冀），礼官议，毋讳以朕劳。”（无讳以朕为劳，自言不以为劳也。）有司皆曰：“古者，天子夏亲郊，祀上帝於郊，故曰郊。”於是夏四月，帝始幸雍、郊见五祠，衣皆尚赤。又采新垣平之说，立渭阳五帝庙（见《五帝门》）。
十六年夏四月，上郊祀五帝於渭阳祠，所用及仪亦如雍五。
武帝元光二年，行幸雍，郊见五。后常三岁一郊。 后，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，曰：“天神贵者泰一，泰一佐者五帝。古者，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，日一太牢七日（每日以一太牢，凡七日祭也），为坛开八通之鬼道。”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，常奉祠如忌方。其后，人上书言：“古者，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：天一，地一，泰一。”天子许之，令太祝领祠之於忌泰一坛上，如其方。
元狩元年，郊雍，获一角兽，若キ然（キ，鹿属也，形似獐，牛尾，一角）。
有司曰：“陛下肃郊祀，上帝报享，赐一角兽，盖麟云。”於是以荐五，加一牛以燎。
或言：“五帝，泰一之佐，宜立泰一，而上亲郊之。”上疑未定。齐人公孙卿言黄帝采首山铜，铸鼎於荆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龙下迎帝上仙事。於是天子曰：
“嗟乎！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。”拜卿为郎，使东候神於太室。上遂郊雍，至陇西，登崆峒，幸甘泉，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，祠坛放亳忌太一坛，三陔。五帝坛环居其下，各如其方，黄帝西南，除八通鬼道。泰一所用，如雍一物，而加醴、枣脯之属，杀一牛以为俎豆牢具，而五帝独有俎豆、醴进。
其下四方地，为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。已祠，胙余皆燎之。其牛色白，白鹿居其中，彘在鹿中，鹿中水而酒之。祭日以牛，祭月以羊、彘、特。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，五帝各如其色，日赤，月白。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，勿爽（勿音忽，未明之时也），天子始郊拜泰一。朝朝日，夕夕月，则揖；而见泰一如雍郊礼。其赞飨曰：“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，朔而又朔，终而复始，皇帝敬拜见焉。”而衣尚黄。其祠列火满坛，坛旁烹炊具。有司云：“祠上有光。”公卿言：“皇帝始郊见泰一阳，有司奉玉、嘉牲荐享，是夜有美光，及昼，黄气上属天。”太史令谈、祠官宽舒等曰：“神灵之休，福兆祥，宜因此地光域，立泰坛以明应。令太祝领，秋及腊祠。三岁天子一郊见。”后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，帝善之，下公卿议，曰：“人祠尚有鼓舞乐，岂郊祠无乐，岂称乎？”公卿曰：
“古者，祠天地皆有乐，而神祗可得而礼。”乃立乐府，以延年为协律都尉，论律吕，合八音之调，作十九章之歌。以正月上辛，用事甘泉圜丘，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，昏祠至明。夜尝若有神光如流星，止集於祠坛。天子自竹宫遥拜（以竹为宫，去坛三里），百官侍祠者数百人，皆肃然心动。
《郊祀歌》十九章：《练时日》一 《帝临》二 《青阳》三 《朱明》四
《西颢》五 《元冥》六 《惟泰元》七 《天地》八 《日出入》九 《天马》十（元狩元年，马生渥洼水中而作）
《天门》十一 《景星》十二（元鼎五年，得鼎汾阴作）
《斋房》十三（元封二年，芝生甘泉斋房作）
《后皇》十四 《华》十五 《五神》十六 《朝陇首》十七 《象载瑜》十八《赤蛟》十九
元封二年冬，郊雍五帝，还拜祝祠泰一（拜而祠之，加祝词），赞飨曰：
“德星昭衍，厥维休祥。寿星仍出，渊光明。信星昭见。皇帝敬拜泰祝之享。”
其年秋，有星孛于东井；后十余日，有星孛于三能（读曰“台”）。望气王朔言：“候独见镇星出如瓜，食顷，复入。”有司皆曰：“陛下建汉家封禅，天其报德星云（德星即镇星，言天以德星报於帝）。”
太初二年，有司言：“雍五无牢孰具，芬芳不备。”令祠官进犊牢具，色食所胜（孟康曰：“若火胜金，则祠赤帝以白牲也。”），而以木寓马代驹云。
及诸名山川用驹者，悉以木寓马代，独行过亲祠，乃用驹。他礼如故。
宣帝神爵元年，诏曰：“盖闻天子尊事天地，修祀山川，古今通礼也。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，十有余年（自大将军霍光辅政，上恭已南面，非宗庙之祭不出），朕甚惧焉。朕亲饬躬斋戒，亲奉祠，为百姓蒙嘉气、获丰年焉。”
二年正月，上始幸甘泉，郊见泰，数有美祥。修武帝故事，盛车服，敬斋祠之礼，颇作诗歌。 四年，诏曰：“者，凤凰、甘露降集京师，嘉瑞并见。修兴泰一、五帝、后土之祠，祈为百姓蒙祉福。鸾凤万举，蜚览翱翔，集止於旁。斋戒之暮，神光显著，荐鬯之夕，神光交错。或降於天，或登於地，或从四方来集於坛。上帝嘉乡，海内承福。其赦天下。”
五凤元年，上幸甘泉，郊泰。
二年，上幸雍，祠五。
甘露元年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。
三年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。朝匈奴单于於甘泉宫。
黄龙元年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。 元帝即位，遵旧仪，岁正月，一幸甘泉，郊泰：又东至河东，祠后土；西至雍，祠五。凡五奉泰、后土之祠，亦施恩泽，时所过毋出田租。
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，作长安南北郊，罢甘泉、汾阴祠。
帝初即位，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奏言：“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，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，故圣王尽心极虑，以建其制。祭天於南郊，就阳之义也；瘗地於北郊，即阴之象也。天之於天子也，因其所都而各飨焉。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，即於阳立泰，祭於宫南。今行常幸长安，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，祠后土反东之少阳，事与古制殊。又至阳，行谷中，厄狭且百里；汾阴则渡大川，有风波舟楫之危，皆非圣主所宜数乘。郡县治道共张，吏民困苦，百官烦费。劳所保之民。行危险之地，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，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。昔者，周文、武郊於丰、镐，成王郊於雒邑。由此观之，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，可见也。
甘泉泰、河东后土之祠，宜可徙置长安，合於古帝王。愿与群臣议定。”奏可。大司马、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从来久远，宜如故。右将军王商、博士师丹、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：“《礼记》曰：‘燔柴於泰坛，祭天也；瘗於泰折，祭地也。’兆於南郊，所以定天位也；祭地於泰折，在北郊，就阴位也。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。《书》曰：‘越三日丁已，用牲於郊，牛二。’周公加牲，告徙新邑，定郊礼於雒。明王圣主，事天明，事地察。天地明察，神明章矣。天地以王者为主，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，必於国郊。长安，圣主之居，皇天所观视也。甘泉、河东之祠，非神灵所享，宜徙就正阳、太阴之处。违俗复古，循圣制，定天位，如礼便。”
衡又言：“甘泉泰紫坛，八觚宣通象八方。五帝坛周环其下，又有群神之坛。以《尚书》六宗、望山川、遍群神之义，紫坛有文章、采镂、黼黻之饰及玉、女乐，石坛、仙人祠，瘗鸾路、も驹、寓龙马，不能得其象於古。臣闻郊柴飨帝之义，扫地而祭，尚质也。歌大吕、舞《门》以俟天神，歌太蔟、舞《咸池》以俟地，其牲用犊，其席藁秸，其器陶匏（秸音戛），皆因天地之性，贵诚尚质，不敢修其文也。以为神功德至大，虽修精微而备庶物，犹不足以报功，唯至诚为可，故尚质不饰，以章天德。紫坛伪饰女乐、鸾路、も驹、龙马、石坛之属，宜皆勿修。”
衡又言：“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，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。今郊雍、、密、上、下，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，非《礼》之所载术也。汉兴之初，仪制未及定，即且因秦故祠，复立北。今既稽古，建定天地之大礼，郊见上帝，青、赤、白、黄、黑五方之帝皆毕陈，各有位馔，祭祀备具。诸侯所妄造，王者不当长遵；及北，未定时所立，不宜复修。”天子皆从焉，及陈宝祠由是皆罢。 二年正月辛已，上始郊祀长安南郊，诏曰：“者，徙泰、后土於南郊、北郊，朕亲饬躬，郊祀上帝。皇天报应，神光并见，三辅长无共张繇役之劳（汉每上雍祠甘泉，有千乘万骑。今移祀於南郊、北郊，故无供张繇役也）。赦奉郊县长安、长陵（天郊在长安城南，地郊在长安城北长陵界中。二县有奉郊之勤，故一切并赦之）及中都官耐罪徒，减天下赋钱，算四十。”
永始三年冬十月，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、汾阴后土、雍五、陈宝祠。
作南北郊之明年，匡衡坐事免官爵，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。又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，大风坏甘泉竹宫，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。天子异之，以问刘向，向言：“家人尚不欲绝种祠（种祠，继祠所传嗣也），况於国之神宝旧？且甘泉、汾阴及雍五始立，皆有神感应，然后营之，非苟而已也。武、宣之世，奉此三神，礼敬敕备，神光尤著。祖宗所立神旧位，诚未易动。”上意恨之。后上以无继嗣，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：“盖闻王者承事天地，交接泰一，尊莫著於祭祀。孝武皇帝大圣通明，始建上下之祀，营泰於甘泉，定后土於汾阴，而神安之，享国长久，子孙蕃滋，累世遵业，福流於今。今皇帝宽仁孝顺，奉循圣绪，靡有大愆，而久无继嗣，思其咎职，殆在徙南北郊，违先帝之制，改神旧位，失天地之心，以妨继嗣之福。春秋六十，未见皇孙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朕甚悼焉。《春秋》大复古，善顺祀。其复甘泉泰、汾阴后土如故，及雍五、陈宝祠在陈仓者。”天子复亲郊礼如前。
四年春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。
时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辅政，杜邺说商曰：“‘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礻龠祭’言，奉天之道，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。行秽祀丰，犹不蒙，德修荐薄，吉必大来。古者，坛场有常处，燎有常用，赞见有常礼。牺牲玉帛，虽备而财不匮；车舆臣役，虽动而用不劳。是故每举其礼，助者欢说，大路所历，黎元不知。
今甘泉、河东天地郊祀，咸失方位，违阴阳之宜。及雍五皆旷远，奉尊之役，休而复起，缮治供张，无解己时，皇天著象，殆可略知。前上甘泉，先驱失道；礼月之夕，奉引复迷；祠后土还，临河当渡，疾风起波，船不可御；又雍大雨，坏平阳宫垣；三月甲子，震电灾临光宫门。祥瑞未著，咎征仍臻。迹三郡所奏，皆有变故。不答不飨，何以甚此！《诗》曰：‘率由旧章。’先王法度，文王以之，交神於祀，子孙千亿。宜如异时公卿之议，复还长安南北郊。”
元延元年三月，行幸雍，祠五。
二年正月，行幸甘泉，郊泰。
时上郊祀甘泉泰、汾阴后土，以求继嗣。召扬雄待诏承明之殿（承明殿在未央门）。正月，从上甘泉还，奏《甘泉赋》以风。甘泉本因秦离宫，既奢泰，而武帝复增通天、高光、迎风，宫外近则洪、旁皇、储胥、弩去，远则石关、封峦、枝鹊、露寒、棠梨、师得，游观屈奇瑰伟，非木摩而不，墙涂而不画，周宣所考，盘庚所迁，夏卑宫室，唐、虞采椽三等之制也。且其为已久矣，非成帝所造，欲谏则非时，欲默则不能已，故遂推而隆之，上比於帝室紫宫，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，傥鬼神可也。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，每上甘泉，常法从，在属车豹尾中。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，参丽之驾，非所以感动天地，逆三神。又言“屏玉女，ж妃”，以微戒斋肃之事。赋成奏之，天子异焉。
三年，幸雍，祠五。
四年，幸甘泉，郊泰。
绥和元年，行幸雍，祠五。 二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郊泰。三月，帝崩。皇太后诏有司曰：“皇帝即位，思顺天心，遵经义，定郊礼，天下说喜。惧未有皇孙，故复甘泉泰、汾阴后土，庶几获福。皇帝恨难之，卒未得其。其复南北郊长安如故，以顺皇帝之意也。” 哀帝建平三年，寝疾，乃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：“皇帝孝顺，奉承圣业，靡有懈怠，而久疾未瘳。夙夜唯思，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。其复甘泉泰、汾阳后土祠如故。”上亦不能亲至，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。后三年，帝崩。
平帝元始五年，复南北郊，罢甘泉、汾阴祠。
大司马王莽奏言：“王者父事天，故爵称天子。孔子曰：‘人之行莫大於孝，孝莫大於严父，严父莫大於配天。’王者尊其考，欲以配天；缘考之意，欲尊祖；推而上之，遂及始祖。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
《礼记》：天子祭天地及山川，岁遍《春秋梁传》，以十二月下辛卜，正月上辛郊。高皇帝受命，因雍四起北，而备五帝，未共天地之祀。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，初起渭阳五帝庙，祭泰一、地，以太祖高皇帝配。日冬至祠泰一，夏至祠地，皆并祠五帝，而共一牲，上亲郊拜。后平伏诛，不复自亲，而使有司行事。孝武皇帝祠雍，曰：‘今上帝朕亲郊，而后土无祠，则礼不答也。’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，始立后土祠於汾阴。或曰：‘五帝，泰一之佐，宜立泰一。’五年十一月癸未，始立泰一祠於甘泉，三岁一郊，与雍更祠，亦以高祖配，不岁事天，皆未应古制。建始元年，徙甘泉泰、河东后土於长安南北郊。永始元年三月，以未有皇孙，复甘泉、河东祠。绥和二年，以卒不获，复长安南北郊。建平三年，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，复甘泉、汾阴祠，竟复无福。臣谨与太师孔光、长乐少府平晏、大司农左咸、中垒校尉刘歆、太中大夫朱阳、博士薛顺、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，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，复长安南北郊如故。”莽又颇改其祭礼，曰：“《周官》天之祀（，古地字也），乐有别有合。其合乐曰：‘以六律、六锺、五声、八音、六舞大合乐。’祀天神，祭地，祀四望，祭山川，享先妣、先祖。凡六乐，奏六歌，而天地神之物皆至。四望，盖谓日、月、星、海也。三光高而不可得亲，海广大无限界，故其乐同。祀天则天文从，祭地则地理从。三光，天文也；山川，地理也。天地合祭，先祖配天，先妣配地，其谊一也。天地合精，夫妇判合。祭天南郊，则以地配，一体之谊也。天地位皆南乡，同席，地在东，共牢而食。高帝、高后配於坛上，西乡，后在北，亦同席共牢。牲用茧栗（牛角如茧及栗者，牛之小也），元酒陶匏。《礼记》曰：‘天子籍田千亩，以事天地。’繇是言之，宜有黍稷。天地用牲一，燔燎瘗用牲一，高帝、高后用牲一。天用牲左，及黍稷燔燎南郊；地用牲右，及黍稷瘗於北郊。其旦，东乡再拜朝日；其夕，西乡再拜夕月。然后孝弟之道备，而神嘉享，万福降辑。此天地合祀，以祖妣配者也。其别乐曰：‘冬日至，於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；夏日至，於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，则地皆出。’天地有常位，不得常合，此其各特祀者也。阴阳之别於日冬夏至，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。天子亲合祀天地於南郊，以高帝、高后配。阴阳有离合，《易》曰：‘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。’以日冬至，使有司奉祠南郊，高帝配而望群阳；日夏至，使有司奉祭北郊，高后配而望群阴。皆以助致微气，通道幽弱。当此之时，后不省方，故天子不亲而遣有司，所以正承天顺地，复圣王之制，显太祖之功也。渭阳祠勿复修。群望未悉定，定复奏。”奏可。三十余年间，天地之祠五徙焉。
《汉旧仪》：元年祭天，二年祭地，三年祭五帝於五，三岁一辨，皇帝自行，群臣从，斋皆百日。他祠不出。祭天紫坛幄帷，高皇帝配天，居堂下西向，绀席。祭天用六采绮席六重，长一丈一副，四周缘之。祭天用玉几、玉饰器，凡器七千，百物饰具。祭天养牛，五岁至三千斤。皇帝祭天，居阳宫，斋百日。上甘泉通天台，高二十丈，以候天神之下，见如流火。舞女童三百人，皆年八岁。
天神下坛所，举烽火，皇帝就竹宫，去坛三里，望对坛竹宫中，不至坛所。甘泉台去长安三百里，望见长安城，皇帝以来所祭天之圜丘也。皇帝祭天地、宗庙，驾四马，羽盖华宴。出则乘马，远行在左纛黄屋，乘六马。纛，左排马头上髦也。
西京之事，《班史》於祭祀仪文所述简略。卫敬仲撰《汉旧仪》，颇有正史所未见者，然其词多率，而叙述亦无甚伦序。如西汉未尝举高祖配天之祀，惟武帝作汶上明堂，祠泰一、五帝於明堂上坐，合高皇帝祠坐对之（服虔所注可见），而三岁郊见於雍、甘泉，则未尝有配天之祖也。今此谓高帝配天，而又言居堂下，则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。其义难晓，姑录以广异闻。
西汉郊祀之地凡三处： 雍五（其四秦所建；北高祖所建，领之祠官，岁时致祭。文帝十五年，方亲郊。是后凡三岁一郊）
渭阳五帝庙（文帝用新垣平之说建。十六年，上亲郊，继而平诛，遂领之祠官，不亲祭）
甘泉泰一祠武（帝用方士谬忌、公孙卿之说建。三岁一郊，与雍五更祠）
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，古今之通义，祀典之首也。舜摄政之初，类於上帝，於六宗，望於山川，遍於群神。汤代夏之初，用元牡，告於上帝神后。武王代殷之初，告於皇天、后土、所过名山大川。然则其所祀者，天与六宗、地与山川而已，初无祀五帝之文。《周颂》三十有一篇，曰郊，曰明堂，曰柴望，曰祈，曰报祭，曰类礻马，所以告神明之事备矣，亦无祀五帝之乐章。而祀五帝之说，始於《周礼》，先儒各以其意为之训诂，以为五天帝者，曰灵威仰、赤怒、白招拒、叶光纪、含枢纽也；以为五人帝者，曰太、炎帝、黄帝、少、颛顼也。
姑以五天帝言之，则此五帝皆天神之贵，主五方之事者，意其在祀典当与日月六宗并，而亚於祀天者也。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列为诸侯而居西，自以为主少之神，作西，祠白帝。太史公读《秦记》，以为秦杂戎翟之俗，作西，用事上帝，僭端见矣。位在藩臣而胪於郊祀，君子惧焉。然以愚考之，襄公以其有国於西也，而祀少、白帝，是犹宋人之祀阏伯，晋人之祀实沈耳，非郊天也，太史公误矣（自汉人既以祭为郊天，太史公习见当时之事，而追尤秦襄之僭，其实非也）。
继而诸并兴，或由梦蛇而为，或因获石闻雉而为陈宝，或由雨金而为畦，又继而有青帝、黄帝、炎帝之祠，俱以名之。盖少、白帝，西方之神，秦祠之，宜也；而并及青帝、黄帝、炎帝，则非所祭而祭者也。至於、陈宝之属，则皆秦中小神之为淫厉而惊动祸福者，秦人无知，亦为立，而同於诸帝之祠。汉人不考，复指四以为郊天之事。至高祖立黑帝祠，以备五，而五帝俱祠矣。然命有司进祠，上不亲往。呜呼！安有郊见上帝，而人主不亲其事者乎？往往见其所祠者，丛杂冗泛，是以姑诿之祠官修故事耳。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，而立渭阳五帝之庙；孝武采谬忌之说，而建太一、天皇之坛，始亲祠矣，而皆谓之郊见。
夫郊，事天之礼也。诸方士言天神贵者泰一，泰一佐者五帝，则太一、五帝俱天上之神尔。以神为帝，以祀神为郊，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尝举行也（秦及汉初，以郊祀事天之礼奉五帝。至武帝时，方士谬忌言泰一贵於五帝者也，遂复以郊礼事泰一，而五帝坛环居其下，然终不闻举祀天之礼。至郑康成遂创为六天之说，以为泰一、五帝并昊天而六也，盖异名而同体也。然其说终难通，盖方士之说至为诞谩，然犹言天神贵者泰一，泰一佐者五帝，终不敢言泰一、五帝即天也。康成儒者，乃创六天之说，何哉？窃意泰一、五帝之在天，犹五岳、四渎之在地也。谓岳、渎非地固不可，而以方泽祠后土之礼事岳、渎亦不可，谓已祭岳渎，而遂废后土方泽之祠尤不可）。盖秦襄所祠少、白帝耳，然秦俗信鬼，好祠，至其子孙，遂并青、黄、赤帝而祠之。至汉高帝立黑帝祠，而以为事天之事毕矣。盖其祠本不经，而诸之怪妄尤甚。高祖明达者也，故虽有重祠敬祭之诏，而卒不亲享，其亦有见於此矣。汉初，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论是正，贾生贤而知礼者也，亲承宣室鬼神之问，亦不能引经援古，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仪，以革秦世之淫祠，惜哉！自是而后，郊祠礼之丰杀，每与方士之际遇相为盛衰。渭阳五帝之亲祠也以新垣平，平诛而帝怠於渭阳之祭；泰一诸祠之郊拜也以谬忌，忌亡而祠官领泰一之祠，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谓泰一、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。高祖创业之太祖，亦终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，岂不缪哉（按《郊祀志》：天子封泰山，欲治明堂奉高傍，未晓其制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《明堂图》，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。及是岁修封，则祀泰一、五帝於明堂上坐，合高皇帝祠坐对之。服虔注曰：“汉是时未以高祖配天，故言对。光武以来乃配之。”盖汉时泰一、五帝之祠不一，其在甘泉者曰郊，三岁一亲祠，未尝以祖配；其在汶上者曰明堂，武帝封泰山时所建，方有高帝并祠，每修封则祀之。终帝之世五修封，而昭、宣之后无幸泰山修封之事，则废其祭矣。然高皇帝之所并祠者，泰一、五帝，不过天神之贵者，则非配天也）？至成帝时，匡衡请徙甘泉祠於长安，定南北郊。又言：“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，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。今郊雍、、密、上、下，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，非礼所载。汉兴之初，仪制未定，即且因秦故祠，复立北。今既稽古，建定天地之大礼，郊见上帝，青、赤、白、黄、黑五方之帝皆毕陈，各有位馔，祭祀备具。诸侯所妄造，王者不当长遵，及北未定时所立，不宜复修。”天子皆从焉。及陈宝祠因是皆罢，并毁不应礼之祠四百七十五所，然后祀礼稍正。然终不能建议尽复三代以来郊祀明堂、严父配天之礼。
而哀、平之间，怵於祸福之说，南北郊与甘泉五互为罢复，卒无定制。至王莽秉政，请复长安南北郊祭天，而以高帝配，善矣，然复以高后配地而共祭，则臆说不经为甚。盖莽将篡汉，故为是崇阴教以媚元后，而遂其盗权窃位之谋耳。 或曰：“匡衡之论正矣，然史载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，大风坏甘泉竹宫，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。天子异之，以问刘向，而向以为不当革，上卒无继嗣，哀、平短祚，汉以中衰。议者惑焉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千金之家，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，而为之子孙者欲矫而正之，则所举者未必蒙福，而所废者祗以掇祸。
如诸之神虽不正，然汉代秦而兴，不能以礼革之，方且信方士之言，愈加尊奉，侔於事天，其祭之也且历七世百五十余年，则其灵飨暴著也久矣，固未易遽绝也（汉之中衰，诸儒刘向、谷永固尝预言之。向以人事，永以天运，然则固非废淫祠之咎也）。逮世祖中兴，建武郊天，即采用元始故事，而不复袭汉初之迹。甘泉诸，未尝领之祠官，加以尊奉，而亦不闻其能惊动祸福，以来纷纷之议，则以其绝之有素也。故曰：‘君子以作事谋始。’”
道家者流，其所言者炼养之事、符之术耳，然必以天帝诸神为宗。陈后山作《白鹤观记》，言汉两刘校中书为《七略》，其叙方伎则有神仙，诸子则有道家，而老、庄并焉。天地、神、三灵、百神，又皆出於礼官，而今之为道者合而有之，益以符咒法，捕使鬼物，皆老氏所不道。晦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为非，且谓释、老之学尽当毁废，纵使不能尽去，则老氏之学，但当自祀其老子、关尹、庄、列之徒以及安期生、魏伯阳辈，而他百祠自当领於天子之祠官，而不当使道家预之，庶乎其可也。然观太史公《封禅书》首叙帝舜类上帝、六宗、望山川、祠五岳之事，以至三代郊祀之礼，然后及秦、汉间不经之祠，且历叙始皇、孝武所得燕、齐方士怪诞矫诬之说，共为一书。班孟坚遂取以作《汉郊祀志》。
盖秦、汉之君不能明理，以古先圣王报本反始之大典，视为求仙徼福之一事，故郊祀诸祠，其说多出於方士，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也。然少君、栾大、公孙卿、粤人勇之徒，其所言怪妄诸说，本无关於祠祀者（如使物、却老、斗棋，及入海求不死药、大营宫室之类），亦丛杂附见於封禅、郊祀之书，何耶？如此，则与道家之经典何异？迁、固儒者，而著书指意如此，固无怪黄冠师得以夤缘附会其说，而启后山、晦之叹也。要之，《郊祀志》只当叙说所祀天地百神本末，而诸方士之言当别立《方伎传》述之，乃为允当。道家以符役鬼之说，附会於天地百神，则迁、固封禅、郊祀之书实启之；以昊天上帝并列於所谓上九位天尊者，则郑康成六天之说实启之。
世祖建武二年，初制郊兆於雒阳城南七里，依高阝。采元始中故事，为圆坛八陛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乡西上。其外坛上为五帝位：青帝位在甲寅之地，赤帝位在丙已之地，黄帝位在丁未之地，白帝位在庚申之地，黑帝位在壬亥之地。其外为，重营皆紫，以像紫宫；有四通道以为门。日月在中营内南道，日在东，月在西，北斗在北道之西，皆别位，不在群神列中。八陛，陛五十八，合四百六十四。五帝陛郭，帝七十二，合三百六十。中营四门，门五十四神，合二百一十六神，外营四门，门百八神，合四百三十二神，皆背营内乡。中营四门，门封神四，外营四门，门封神四，合三十二神。凡千五百一十四神。营即也。封，封土筑也。背中营神，五星也，及中宫宿、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。背外营神，二十八宿外宫星，雷公、先农、风伯、雨师、四海、四渎、名山、大川之属也（，竹芮切，祭酹也）。 《黄图》载元始仪：上帝坛圆八觚，径五丈，高九尺。茅营去坛十步，竹宫径三百步，土营径五百步。神灵坛各於其方面三丈，去茅营二十步，广坐十五步。
合祀神灵以璧琮，用辟神道以通，广各三十步。竹宫内道广三丈，有阙，各九十一步。坛方三丈，拜位坛亦如之。为周道郊营之外，广九步。营六甘泉北辰於南门之外，日、月、海东门之外，河北门之外，岱宗西门之外。为周道前望之外，广九步。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，径六十二步。坛方二丈五尺，高三尺五寸。为周道列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卿望亚列望外，径四十步。坛广三丈，高二尺。为周道卿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大夫望亚卿望道外，径二十步。坛广一丈五尺，高一尺五寸。
为周道大夫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士望亚大夫望道外，径十五步。坛广一丈，高一尺。
为周道士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庶望亚士望道外，径九步。坛广五尺，高五寸。为周道庶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凡天宗上帝宫坛营，径三里，周九里。营三重，通八方。
后土坛方五丈六尺。茅营去坛十步外，土营方二百步限之。其五零坛去茅营，如上帝五神去营步数。神道四通，广各十步。宫内道广各二丈，有阙。为周道后土宫外，径九步。营岱宗西门之外，河北门之外，海东门之外，径各六十步。坛方二丈，高二尺。为周道前望之外，径六步。列望亚前望道外，三十六步。坛广一丈五尺，高一尺五寸。为周道列望之外，径六步。卿望亚列望道外，径二十五步。
坛广一丈，高一尺。为周道卿望之外，径六步。大夫望亚卿望道之外，径十九步。
坛广八尺，高八寸。为周道大夫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士望亚大夫望道外，径十二步。 坛广六尺，高六寸。为周道士望之外，径六步。凡地宗后土宫坛营，方二里，周八里。营再重，道四通，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，亲郊祭天南郊，以地配，望秩山川，遍於群神。天地位皆南乡，同席，地差在东，共牢而食。太祖高皇帝、高后帝配於坛上，西乡，后在北，亦同席共牢而食。日冬至，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郊，高皇帝配，而望群阳。夏至，使有司奉祭地於北郊，高皇后配，而望群阴。天地用牲二，燔燎瘗用牲一，先祖、先妣用牲一。天以牲左，地以牲右，皆用黍稷及乐。
七年，大议郊祀制，多以为周郊后稷，汉当祀尧。诏下公卿议。侍御史杜林以为周室之兴，祚由后稷，汉业特起，功不缘尧，祖宗故事所宜因循。乃定从林议，依旧制，以高祖配。
陇蜀平后，乃增广郊祀。高帝配食，位在中坛上，西面北上（《汉旧仪》曰：
“祭天祭紫坛幄帷。高皇帝配天，居堂下西向，绀帷帐、绀席。”《钩命决》曰：
“自外至者，无主不止；自内出者，无匹不行。”）。天、地、高帝、黄帝各用犊一头，青帝、赤帝共用犊一头，白帝、黑帝共用犊一头，凡用犊六头（《汉旧仪》曰：“祭天，养牛五岁，至三千斤。”按：《礼记》曰，“天地之牛角茧栗”，而此云五岁，本志用犊是也）。日、月、北斗共用牛一头，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，凡用牛五头。凡乐奏《青阳》、《朱明》、《西皓》、《元冥》，及《翘》、《育命舞》。中营四门，门用席十八枚；外营四门，门用席三十六枚，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，皆莞簟，率一席三神。日、月、北斗无陛郭。既送神，燎俎实於坛南已地（《周礼》：“凡以神仕者，掌三辰之法，以犹鬼神之居，辨其名物。”郑玄曰：“犹，图也。居谓坐也。天者群神之精，日、月、星辰其著位也。
以此图天神、人鬼、地之坐者，谓布祭众寡与其居向。《孝经》说郊祀之礼曰：
‘燔燎扫地，祭牲茧栗，或象天酒旗坐星，厨仓具黍稷布席，极敬心也。’言郊之布席，象五帝坐。《礼》祭宗庙，序昭穆，亦有似虚、危，则祭天圜丘象北极，祭地方泽象后妃，及社稷之席，皆有明法焉。”）。
明帝永平二年，以《月令》有五郊迎气，因采元始故事，兆五郊於雒阳（详见《祠五帝门》）。 按：自秦始皇有三岁一郊之制，汉高、惠二帝未尝亲郊。文帝在位二十三年，亲郊雍及渭阳五帝各一而已。景帝不亲郊。武帝元光后，常三岁一郊。昭帝不亲郊。宣帝神爵以前，十三年不亲郊，以后间岁一郊。元、成如之。盖西都之所谓郊祀，若雍五，若甘泉泰一，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说，而非有古人报本之意。
惟武、宣以求仙，成帝以求嗣，故三君亲郊颇多，而其清心无求者，则领之祠官，修故事而已。世祖置郊丘於洛阳，以高帝配祀，始稍复古人祀天之制。但《范史》纪、志不载亲郊之岁月，《礼仪志》云：正月上丁祠南郊，礼毕，次北郊、明堂、高庙、世祖庙，谓之五供。岂每岁行之邪？《祭祀志》言：二年初制郊，采元始中故事。按元始之制，常以岁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，祭天南郊，以地配；冬至则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，以高帝配；夏至使有司祭地於北郊，以高后配。然则天地之祭，每岁亲祠者一，命有司祭者二，岂岁以为常，故不复纪述乎？
昭烈章武元年即位，设坛於成都武担山南，用元牡。三年十月，诏丞相诸葛亮营南郊於成都。
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，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，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，载弧、，十有二旒，日月之章，祀帝於郊，配以后稷，天子之礼也（大路，殷之祭天车。弧，旌所以张幅也，其衣曰。天子之画日月）。
赵伯循曰：“郊者，所以事上帝也。鲁曷为之？周公故也。不於日至，避王室也。卜用夏正，於农耕之始也。”
《郊特牲》疏曰：“鲁之郊祭，师说不同，崔氏、皇氏用王肃之说，以鲁冬至郊天，至建寅之月，又郊以祈。故《左传》云‘启蛰而郊’，又云‘郊祀后稷，以祈农事’，是二郊也。若依郑康成之说，则异於此也。鲁唯一郊，不与天子郊天同月，转卜三正，故《梁传》云：‘鲁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；若不从，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；若不从，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；若不从，则止。’故《圣证论》马昭引《梁传》以答王肃之难。是鲁一郊则止。或用建子之月，则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是也；或用建寅之月，则《春秋左传》云‘郊祀后稷，以祈农事’是也。若杜预，不信《礼记》，不取《公羊》、《梁》，鲁唯有建寅郊天及龙见而雩。”
石林叶氏曰：“《明堂位》曰：‘鲁君孟春祀帝於郊，配以后稷；季夏六月，以礼祀於太庙。’郑氏以孟春为建子之月，季夏为建己之月，盖用周正，非也。
《郊特牲》曰：‘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。’又曰：‘郊之用辛也，周之始郊，日以至。’郑氏谓证《易说》，以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，为建寅之月；迎长日，为建卯之月，昼夜分，分而日长，以日至为鲁礼，亦非也。且冬至之日，祭天於地上之圜丘，此周之正礼，不可得而易者也，孟春建寅之郊，盖祈之祭尔。鲁虽得郊，不得同於天子，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，三卜不从，至建寅之月而止，乃不郊。书於《春秋》者甚明，则鲁郊殆周祈之郊而已。故左氏以谓启蛰而郊，安得孟春为建子乎？孟春为建寅，则所谓季夏六月者，建未之月也。《郊特牲》以郊为迎长日之至，而谓郊之用辛，周之始郊日以至，正以别鲁礼，而郑氏反之，强以建卯为日至。甚矣，先儒之好诬也！《杂记》曰：孟献子曰：
“正月日至，可以有事於上帝；七月日至，可以有事於祖。”七月而，献子为之也，盖谓鲁不得郊日至，故仲孙蔑欲取建未夏至而，以配周郊祖，所以记其失，何与六月之乎？凡周之政事，大抵皆用夏正，盖天时有不可乱，故《周官》每以正岁别之。《易说》言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为建寅，亦无据，郑氏取以为证，徒以成其说尔。郑氏本不晓郊、之辨，故以冬至之祭为大，以祈为正郊，此其言所以纷纷，虽《诗》之《雍》与《长发》，亦岂得其正也？
鲁人将有事於上帝，必先有事於宫（先有事於宫，告后稷也。鲁以周公之故，得郊祀上帝，与周同告。告者，将以配天先仁也。宫，郊之学也）。 《春秋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，四卜郊不从，乃免牲，犹三望（三望，分野之星，国中山川，皆因郊祀望而祭之。鲁废郊天，而修其小祀，故曰“犹”。“犹”者，可止之辞）。
左氏曰：“牛卜日曰牲（既得吉日，则牛改名曰牲），牲成而卜郊，上怠慢也。望，郊之细也；不郊，亦无望可也。”
公羊子曰：“三卜，礼也；四卜，非礼也。三卜何以礼，四卜何以非礼？求吉之道三。曷为或言‘免牲’，或言‘免牛’？免牲，礼也；免牛，非礼也。免牛何以非礼？伤者曰牛（养牲不谨，致有灾伤，天不飨用，不得复为天牲，故以本牛易之）。三望者何？望祭也。然则曷祭？祭泰山、河、海（赵伯循曰：“公、云四卜非礼，四月不时；左氏，公、皆云讥犹三望。卜郊不从而免牲，是知不郊，故不云不郊。”）。”
宣公三年春，王正月，郊。牛之口伤，改卜牛；牛死，乃不郊，犹三望。 公羊子曰：“曷为不复卜？养牲养二，卜帝牲不吉，则扳稷牲而卜之。帝牲在於涤三月（涤，宫名，养帝牲三牢之处也。谓之涤者，取其荡涤洁清。三牢各主一月，取三月一时，足以充其天牲），於稷者唯具是视（视其身体具，无灾害而已，不特养於涤宫，所以降稷尊帝）。”
成公七年春，王正月，鼷鼠食郊牛角，改卜牛；鼷鼠又食其角，乃免牛。夏五月，不郊，犹三望。 十年夏四月，五卜郊不从，乃不郊（梁云：“五卜，强卜也。”）。
十七年九月辛丑，用郊。
公羊子曰：“九月非所用郊也，郊用正月上辛。”
襄公七年夏四月，三卜郊不从，乃免牲。
左氏：孟献子曰：“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。夫郊，祀后稷以祈农事也，是故启蛰而郊，郊而后耕。今既耕而卜郊，宜其不从也（《纂例》曰：“三卜，礼也；四月，不时也。”）。”
十一年夏四月，四卜郊不从，乃不郊。
定公十五年春，王正月，鼷鼠食郊牛，牛死，改卜牛。夏五月辛亥，郊（五月，不时也。赵氏曰：“子卑年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。上元二年，因避兵旅於会稽，时有水旱、疫疠之苦，至明年而牛灾，有小鼠能噬牛，才伤其皮肤，乃无有不死者。”）。
哀公元年，鼷鼠食郊牛角，改卜牛。夏四月辛己，郊。
梁子曰：“此该郊之变而道之也，於变之中又有言焉。鼷鼠食郊牛角，改卜牛，志不敬也。郊牛日展斛角而知伤，展道尽矣。郊自正月至於三月，郊之时也。夏四月郊，不时；五月郊，不时也。夏之始可以承春，以秋之末承春之始，益不可矣。九月用郊，用者，不宜用也（在成十七年）。郊三卜，礼也；四卜，非礼也（僖三十一年，襄十一年皆四卜）；五卜，强也（成十年，五卜）。卜免牲者，吉则免之，不吉则否。牛伤，不言伤之者，伤自牛作也，故其辞缓（宣三年，郊牛之口伤。以牛自伤，故加“之”言缓辞）。全曰牲，伤曰牛，未牲曰牛，其牛一也，其所以为牛者异（已卜日成牲而伤之曰牛；未卜日，未成牲之牛）。
有变而不郊，故卜免牛也。巳牛矣，其尚卜免之，何也？《礼》，与其亡也，宁有。尝置之上帝矣，故卜而后免之，不敢专也（尝置之涤宫，名之为上帝牲矣，故不敢擅放也）。卜之不吉，则如之何？不免，安置之？系而待，六月上甲始庀牲，然后左右之（庀，具也。待具后牲，然后左右前牛，在我用之，不复须卜，己有新牲故也。《周礼》：司门掌授管键，以启闭国门，祭祀之牛牲系焉。然则未左右时，监门者养之）。子之所言者，牲之变也，而曰我一该郊之变而道之，何也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，十月上甲始系牲，十一月、十二月牲虽有变，不道也（牲有变则改卜牛，以不妨郊事，故不言其变。疏曰：“上言‘子’者，弟子问梁子辞；而曰‘我’者，是弟子述梁子自我之意。”）；待正月，然后言牲之变，此乃所以该郊（至郊时然后言其变，所必重其妨郊也）。子不志三月卜郊，何也（三月谓十二月、正月、二月也）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，郊之时也（有变乃志，常事不书）。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；如不从，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；如不从，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；如不从，则不郊矣（意欲郊而卜不吉，故曰“不从”。郊必用上辛者，取其新洁莫先也，四月则不时矣）。”
孔子曰：“我观周道，幽、厉伤之，吾舍鲁何矣？鲁之郊、非礼也，周公其衰矣！杞之郊也，禹也；宋之郊也，契也，是天子之事守也（先祖法度，子孙所当守）。”
横渠张氏曰：“杞、宋之郊，则为其二王之后也。鲁用天子之礼乐，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，即以二王之后待鲁，然而非周公本意也。以成王尊德乐道之心则善矣，伯禽不当受，故曰‘鲁之郊非礼也’。‘周公其衰’者，谓周公必不飨其祀。”
三山林氏曰：“《春秋》郊、望之旨，《三传》诸儒之说无得之者，无他，知求小礼而昧於大礼故也。《经》书郊者九，皆为有故而书，非因卜不吉而废郊，则因牲死伤而废郊，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，虽牛之死伤而必郊者。因卜不吉而废郊，则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，成十年夏四月，襄公七年夏四月、十一年夏四月是也。因牲死伤而废郊者，则若宣三年正月，成七年正月是也。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，则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。有牛虽死伤而必郊者，则若定十五年正月，哀元年春正月是也。先儒之说，不过罪其屡卜与其养牲不谨尔。不知圣人书郊，乃恶其非礼之大者，至屡卜之渎、养牲之慢，非《春秋》所责也。学者欲究圣人之旨，先当断鲁郊之当否，未暇及其琐琐也。夫子伤周之衰，礼乐自诸侯出，其言鲁之郊、，则有‘周公其衰’之叹。岂有天子郊天，诸侯亦郊；天子望祀山川，诸侯亦望；天子祖之所出，诸侯亦！使诸侯亦可行，则圣人不以礼乐自诸侯出为伤。自夫子没，汉儒不知道者，但见《春秋》书鲁祭祀多天子之礼，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，所以诸儒不以鲁郊为非，舍其非礼之大者，求其不合礼之小者。鲁人既僭窃礼乐，罪莫重焉，就使无四卜、五卜渎礼之过，则可以郊乎，否乎？又使养牲必谨，不至死伤，则亦可郊乎，否乎？鲁人郊、望无时可也，何区区者之足论？然周郊以冬至，而鲁用之於启蛰；天子四望，而鲁三之。
名为后时降杀，但窃郊、望之名，已有罪矣。譬如商贾冠师儒之冠，庶人服卿相之服，望其容饰，已知其非分越制也。予谓《春秋》所书之旨，正以有故而不郊者为幸，无故而郊者为大罪也。季氏旅於泰山，夫子曰：‘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！’泰山有知，必不享季氏之祭，矧上帝而可谄乎？宜乎至於三卜、四卜、五卜不从，鼷鼠屡食其牛，可见天心之不享也。鲁人曾不知得罪於天，虽屡卜不从而犹三望，虽牛死而改卜牛，甚者至於用郊，可知僭拟之心不能自已，下破王制，上拂天心，其罪为大也。圣人发愤作《春秋》，书其因变故而不郊者仅如此，其余非卜不从，牛死伤而肆意於僭者，又不知其几也。深味圣师之旨，曰‘犹三望’，曰‘乃免牲’，其深矣乎！其微矣乎！学者思之。”
蒋氏曰：“鲁不得用天子礼乐，是成王过赐，而伯禽受之非也。夫以伯禽受之为非，而成王之时，礼典未坏，不应有是过赐之事。识者又从而为之说曰： ‘赐非成王，是周之末王赐之也。昔者，鲁惠公使宰请郊庙之礼於天子，天子使史角往止之。使成王之世而鲁己郊，则惠公奚请？惠公之请，殆由平王以下也。’是说然矣。自今言之，圣人观周道而伤幽、厉，论郊，而衰周公，则重祭赐鲁，岂盛时贤君事？其出於衰世天子、诸侯无疑也。故圣人耻鲁之事，而因及杞、宋之郊。杞之郊也，存禹后也；宋之郊也，存商后也，是宜以禹、契而配天。周祀未绝，鲁以周公配天，於周公能无愧於后稷、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乎？是周公之所弗居，故曰‘祝嘏莫敢易其常告，是谓大假。’假亦大也。祭之始也，祝以主人之辞而告神；祭之终也，嘏以神之辞而致福於主。今以诸侯僭天子之祭事，不因其常告，则忠孝报反之义、名称位号之别，将有所紊乱变更而失其宜矣。”
按：先儒论鲁郊祀之非，如林少颖谓《三传》所讥，舍其非礼之大者，求其不合礼之小者，其论正矣；然遂以为非出於成王之命，特汉儒见《春秋》所书，鲁祭祀多僭天子之礼，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，至蒋氏遂直以为出於惠公之请，则愚未敢以为然。盖春秋之际，虽诸侯不无上僭，然苟非如楚及吴、越之流，介处蛮貊，自放於礼义之外者，则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。虽以五伯盛时，晋侯之请隧，楚子之问鼎，如襄王及王孙满尚能引正义以责之，不闻晋、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。僭郊之事，大於请隧问鼎矣，惠公当平王之时，王室虽弱，其陵夷不至於后来之甚，鲁又素为秉周礼之国，夫子尝称其一变可以至道，孰谓惠公於是时而敢以僭郊为请？王使史角止之而不从，鲁由此而僭郊，则惠公之暴横无君，过於晋文、楚庄矣，决不然也。横渠以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，故以二王之后待鲁，而命以礼乐，特伯禽不当受，此说得之。《明堂位》：“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，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，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，载弧、，十有二旒，日月之章，祀帝於郊，配以后稷，天子之礼也。’《祭统》： “昔者，周公旦有勋劳於天下，成王、康王追念周公勋劳，而欲尊鲁，故锡以重祭。外祭则郊社是也，内祭则大尝是也。”夫所谓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者，如乐用宫悬，舞用八佾，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庙，谓之尊周公可也；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，者其祖之所自出，而以其祖配之，则非诸侯之所当僭。
且郊、所祀，元未尝及周公，则何名为报周公之勋劳而尊之乎？以其祖宗之勋劳，而许其子孙僭天子之礼乐以祭之已非矣；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，而本非有勋劳之臣乎？先儒议此，但谓周公有知，决不歆非礼僭窃之祀，而不知僭郊僭，则其所祀本不及周公，不知成王何名而赐之，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？《礼运》：
孔子曰：“鲁之郊、，非礼也，周公其衰矣！杞之郊也，禹也；宋之郊也，契也，是天子之事守也。”横渠因此遂以为成王念周公之勋劳，不敢臣之，故以二王之后待鲁。往往当时事情，亦是如此。愚尝因是而考论之，礼制之陵夷，非一朝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盖周之封杞、宋也，以其为二王之后，俾之修其礼物，作宾於王家，以奉禹、契之祀；而禹、契，天子之祖也，不可以诸侯之太祖祀之，故许其用天子之礼。然特许其用天子之礼祀禹、契之庙，未必许其郊天也。夷王以下，君弱臣强，上陵下僭，杞、宋因其用天子之礼乐於禹、契之庙，而禹、契则配天之祖也，遂并僭行郊祀上帝之礼焉，此夫子所以有‘天子事守’之叹也。至於鲁，则周公本非配天之祖，而稷、喾之祀元未尝废，无藉於鲁之郊、也。
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礼乐於周公之庙，而并效杞、宋之尤，则不类甚矣。其后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，岂无所自而然哉！《明堂位》首言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；又云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，牲用白牡牺象（云云），即此二言观之，可见当时止许用郊、之礼乐以祀周公，未尝许其遂行郊、之祀。后来乃至於喾郊稷，祀天配祖，一一用天子之制，所谓“穿窬不戢，遂至斩关；作俑不止，遂至用人”，亦始谋之未善有以肇之也。《左传》：宋公享晋侯於楚邱，请以《桑林》（注：《桑林》，殷天子之乐名），荀辞。荀偃、士モ曰：“诸使鲁、宋，於是观礼。鲁有乐，宾祭用之，宋以《桑林》享君，不亦可乎？”乃知鲁、宋不特僭天子之礼乐以祀郊、，虽燕享宾客亦用之矣。 秦始皇既并天下，以昔文公出猎，获黑龙，此其水德之瑞，用十月为岁首，色尚黑，音尚大吕（大吕，阴律之始）。东游海上，礼祀八神（具《杂祠篇》），二代尊雍四上帝，春以脯酒为岁祠祷，因泮冻，秋涸冻，冬赛祠，五月尝驹，及四中之月月祠。驹四匹（每用驹四匹，而春秋异色），木寓龙一驷（寓，寄也，寄生龙形於木也。驷亦四龙），木寓车马一驷，各如其帝色。黄犊与羔各四，、币各有数，皆生瘗，无俎豆之具。三年一郊，常以十月上宿郊见（秦以十月为岁首故。上宿，上斋戒也），通权火（张晏曰：“权火，烽火也，状若井桔槔。其法类称，欲合光明远照，通於祀所。汉祀五於雍，五十里一烽火。”师古曰：“凡祭祀通举火者，或以天子不亲至祠所而望拜，或以众祠各处，欲其一时荐享，宜知早晏，故以火为之节度也。”），拜於咸阳之旁，而衣尚白，其用如常（时经焚书坑儒后，更无典礼，祠享用木寓龙、木寓马。不知何凭，如此乖谬）。 初，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始列为诸侯，居西垂（汉陇西郡西县，今在泰州上封县西南九十里）。自以为主少之神，作西，祠白帝，其牲用骝驹、黄牛、羊各一云。其后十六年，秦文公东猎、渭之，卜居之而吉。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，其口止於衍（属冯翊。山阪曰衍），史敦曰：“此上帝之征，君其祠之。”於是作，用三牲郊祭白帝焉。其未作也，而雍旁故有吴阳武，雍东有好，皆废无祠。或曰：“自古以雍州积高，神明之奥，故立郊上帝，诸神祠皆聚云。盖黄帝时常用事，虽晚周亦郊焉。”其语不经见，绅者不道。
作后七十八年，秦德公既立，卜居雍，后子孙饮马於河，遂都雍。雍之诸祠自此兴，用三百牢於（《索隐》曰：“‘百’当为‘白’，秦君西祀少，牲尚白牢。秦，诸侯也，虽奢侈僭祭，郊本特牲，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，盖字误也。”）。德公立二年卒，其后六年，秦宣公作密於渭南，祭青帝。其后，秦灵公作吴阳上，祭黄帝（徐广曰：“凡去作密二百五十年。”）；作下，祭炎帝（《索隐》曰：“吴阳，地名，盖在岳之南。又上云‘雍旁有故吴阳武’，今盖因武又作上、下，以祀黄帝、炎帝。”）。栎阳雨金，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，故作畦栎阳，而祀白帝（晋灼曰：“《汉注》：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，形如种韭畦。”《索隐》曰：“《汉旧仪》云：‘祭人先於陇西西县人先山，山上皆有土人，山下有，如种韭畦，畦中各有一土封，故云畦。”）。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。
汉高祖二年，东击项籍而还入关，问：“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？”对曰：
“四帝，有白、青、黄、赤帝之祠。”高祖曰：“吾闻天有五帝，而今有四，何也？”莫知其说。於是高祖曰：“吾知之矣，乃待我而具五也。”乃立黑帝祠，命曰“北”。有司进祠，上不亲往。诏曰：“吾甚重祠而敬祭。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，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。” 文帝十三年，制曰：“朕赖宗庙之灵、社稷之福，方内艾安，民人靡疾，者比年登。朕之不德，何以飨此？皆上帝诸神之赐也。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，其增诸神祠。”有司议增雍五路车各一乘，驾、被具（驾车、被马之饰皆具）；西、畦寓车各一乘，寓马四匹，驾、被具。
十四年，诏曰：“朕获执牺牲、币以事上帝、宗庙，十四年於兹，历日弥长，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，朕甚自愧。其广增诸祀坛场币。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，望祀不祈其福，右贤左戚，先民后己，至明之极也。今吾闻祠官祝，皆归福於朕躬，不为百姓，朕甚愧之。夫以朕之不德，而专享独美其福，百姓不与焉，是重吾不德也。其令祠官致敬，无有所祈。”
十五年，黄龙见成纪，诏曰：“有异物之神见於成纪，毋害於民，岁以有年。 朕几郊祀上帝诸神（几读曰冀），礼官议，毋讳以朕劳。”（无讳以朕为劳，自言不以为劳也。）有司皆曰：“古者，天子夏亲郊，祀上帝於郊，故曰郊。”於是夏四月，帝始幸雍、郊见五祠，衣皆尚赤。又采新垣平之说，立渭阳五帝庙（见《五帝门》）。
十六年夏四月，上郊祀五帝於渭阳祠，所用及仪亦如雍五。
武帝元光二年，行幸雍，郊见五。后常三岁一郊。 后，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，曰：“天神贵者泰一，泰一佐者五帝。古者，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，日一太牢七日（每日以一太牢，凡七日祭也），为坛开八通之鬼道。”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，常奉祠如忌方。其后，人上书言：“古者，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：天一，地一，泰一。”天子许之，令太祝领祠之於忌泰一坛上，如其方。
元狩元年，郊雍，获一角兽，若キ然（キ，鹿属也，形似獐，牛尾，一角）。
有司曰：“陛下肃郊祀，上帝报享，赐一角兽，盖麟云。”於是以荐五，加一牛以燎。
或言：“五帝，泰一之佐，宜立泰一，而上亲郊之。”上疑未定。齐人公孙卿言黄帝采首山铜，铸鼎於荆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龙下迎帝上仙事。於是天子曰：
“嗟乎！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。”拜卿为郎，使东候神於太室。上遂郊雍，至陇西，登崆峒，幸甘泉，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，祠坛放亳忌太一坛，三陔。五帝坛环居其下，各如其方，黄帝西南，除八通鬼道。泰一所用，如雍一物，而加醴、枣脯之属，杀一牛以为俎豆牢具，而五帝独有俎豆、醴进。
其下四方地，为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。已祠，胙余皆燎之。其牛色白，白鹿居其中，彘在鹿中，鹿中水而酒之。祭日以牛，祭月以羊、彘、特。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，五帝各如其色，日赤，月白。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，勿爽（勿音忽，未明之时也），天子始郊拜泰一。朝朝日，夕夕月，则揖；而见泰一如雍郊礼。其赞飨曰：“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，朔而又朔，终而复始，皇帝敬拜见焉。”而衣尚黄。其祠列火满坛，坛旁烹炊具。有司云：“祠上有光。”公卿言：“皇帝始郊见泰一阳，有司奉玉、嘉牲荐享，是夜有美光，及昼，黄气上属天。”太史令谈、祠官宽舒等曰：“神灵之休，福兆祥，宜因此地光域，立泰坛以明应。令太祝领，秋及腊祠。三岁天子一郊见。”后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，帝善之，下公卿议，曰：“人祠尚有鼓舞乐，岂郊祠无乐，岂称乎？”公卿曰：
“古者，祠天地皆有乐，而神祗可得而礼。”乃立乐府，以延年为协律都尉，论律吕，合八音之调，作十九章之歌。以正月上辛，用事甘泉圜丘，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，昏祠至明。夜尝若有神光如流星，止集於祠坛。天子自竹宫遥拜（以竹为宫，去坛三里），百官侍祠者数百人，皆肃然心动。
《郊祀歌》十九章：《练时日》一 《帝临》二 《青阳》三 《朱明》四
《西颢》五 《元冥》六 《惟泰元》七 《天地》八 《日出入》九 《天马》十（元狩元年，马生渥洼水中而作）
《天门》十一 《景星》十二（元鼎五年，得鼎汾阴作）
《斋房》十三（元封二年，芝生甘泉斋房作）
《后皇》十四 《华》十五 《五神》十六 《朝陇首》十七 《象载瑜》十八《赤蛟》十九
元封二年冬，郊雍五帝，还拜祝祠泰一（拜而祠之，加祝词），赞飨曰：
“德星昭衍，厥维休祥。寿星仍出，渊光明。信星昭见。皇帝敬拜泰祝之享。”
其年秋，有星孛于东井；后十余日，有星孛于三能（读曰“台”）。望气王朔言：“候独见镇星出如瓜，食顷，复入。”有司皆曰：“陛下建汉家封禅，天其报德星云（德星即镇星，言天以德星报於帝）。”
太初二年，有司言：“雍五无牢孰具，芬芳不备。”令祠官进犊牢具，色食所胜（孟康曰：“若火胜金，则祠赤帝以白牲也。”），而以木寓马代驹云。
及诸名山川用驹者，悉以木寓马代，独行过亲祠，乃用驹。他礼如故。
宣帝神爵元年，诏曰：“盖闻天子尊事天地，修祀山川，古今通礼也。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，十有余年（自大将军霍光辅政，上恭已南面，非宗庙之祭不出），朕甚惧焉。朕亲饬躬斋戒，亲奉祠，为百姓蒙嘉气、获丰年焉。”
二年正月，上始幸甘泉，郊见泰，数有美祥。修武帝故事，盛车服，敬斋祠之礼，颇作诗歌。 四年，诏曰：“者，凤凰、甘露降集京师，嘉瑞并见。修兴泰一、五帝、后土之祠，祈为百姓蒙祉福。鸾凤万举，蜚览翱翔，集止於旁。斋戒之暮，神光显著，荐鬯之夕，神光交错。或降於天，或登於地，或从四方来集於坛。上帝嘉乡，海内承福。其赦天下。”
五凤元年，上幸甘泉，郊泰。
二年，上幸雍，祠五。
甘露元年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。
三年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。朝匈奴单于於甘泉宫。
黄龙元年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。 元帝即位，遵旧仪，岁正月，一幸甘泉，郊泰：又东至河东，祠后土；西至雍，祠五。凡五奉泰、后土之祠，亦施恩泽，时所过毋出田租。
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，作长安南北郊，罢甘泉、汾阴祠。
帝初即位，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奏言：“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，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，故圣王尽心极虑，以建其制。祭天於南郊，就阳之义也；瘗地於北郊，即阴之象也。天之於天子也，因其所都而各飨焉。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，即於阳立泰，祭於宫南。今行常幸长安，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，祠后土反东之少阳，事与古制殊。又至阳，行谷中，厄狭且百里；汾阴则渡大川，有风波舟楫之危，皆非圣主所宜数乘。郡县治道共张，吏民困苦，百官烦费。劳所保之民。行危险之地，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，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。昔者，周文、武郊於丰、镐，成王郊於雒邑。由此观之，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，可见也。
甘泉泰、河东后土之祠，宜可徙置长安，合於古帝王。愿与群臣议定。”奏可。大司马、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从来久远，宜如故。右将军王商、博士师丹、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：“《礼记》曰：‘燔柴於泰坛，祭天也；瘗於泰折，祭地也。’兆於南郊，所以定天位也；祭地於泰折，在北郊，就阴位也。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。《书》曰：‘越三日丁已，用牲於郊，牛二。’周公加牲，告徙新邑，定郊礼於雒。明王圣主，事天明，事地察。天地明察，神明章矣。天地以王者为主，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，必於国郊。长安，圣主之居，皇天所观视也。甘泉、河东之祠，非神灵所享，宜徙就正阳、太阴之处。违俗复古，循圣制，定天位，如礼便。”
衡又言：“甘泉泰紫坛，八觚宣通象八方。五帝坛周环其下，又有群神之坛。以《尚书》六宗、望山川、遍群神之义，紫坛有文章、采镂、黼黻之饰及玉、女乐，石坛、仙人祠，瘗鸾路、も驹、寓龙马，不能得其象於古。臣闻郊柴飨帝之义，扫地而祭，尚质也。歌大吕、舞《门》以俟天神，歌太蔟、舞《咸池》以俟地，其牲用犊，其席藁秸，其器陶匏（秸音戛），皆因天地之性，贵诚尚质，不敢修其文也。以为神功德至大，虽修精微而备庶物，犹不足以报功，唯至诚为可，故尚质不饰，以章天德。紫坛伪饰女乐、鸾路、も驹、龙马、石坛之属，宜皆勿修。”
衡又言：“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，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。今郊雍、、密、上、下，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，非《礼》之所载术也。汉兴之初，仪制未及定，即且因秦故祠，复立北。今既稽古，建定天地之大礼，郊见上帝，青、赤、白、黄、黑五方之帝皆毕陈，各有位馔，祭祀备具。诸侯所妄造，王者不当长遵；及北，未定时所立，不宜复修。”天子皆从焉，及陈宝祠由是皆罢。 二年正月辛已，上始郊祀长安南郊，诏曰：“者，徙泰、后土於南郊、北郊，朕亲饬躬，郊祀上帝。皇天报应，神光并见，三辅长无共张繇役之劳（汉每上雍祠甘泉，有千乘万骑。今移祀於南郊、北郊，故无供张繇役也）。赦奉郊县长安、长陵（天郊在长安城南，地郊在长安城北长陵界中。二县有奉郊之勤，故一切并赦之）及中都官耐罪徒，减天下赋钱，算四十。”
永始三年冬十月，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、汾阴后土、雍五、陈宝祠。
作南北郊之明年，匡衡坐事免官爵，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。又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，大风坏甘泉竹宫，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。天子异之，以问刘向，向言：“家人尚不欲绝种祠（种祠，继祠所传嗣也），况於国之神宝旧？且甘泉、汾阴及雍五始立，皆有神感应，然后营之，非苟而已也。武、宣之世，奉此三神，礼敬敕备，神光尤著。祖宗所立神旧位，诚未易动。”上意恨之。后上以无继嗣，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：“盖闻王者承事天地，交接泰一，尊莫著於祭祀。孝武皇帝大圣通明，始建上下之祀，营泰於甘泉，定后土於汾阴，而神安之，享国长久，子孙蕃滋，累世遵业，福流於今。今皇帝宽仁孝顺，奉循圣绪，靡有大愆，而久无继嗣，思其咎职，殆在徙南北郊，违先帝之制，改神旧位，失天地之心，以妨继嗣之福。春秋六十，未见皇孙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朕甚悼焉。《春秋》大复古，善顺祀。其复甘泉泰、汾阴后土如故，及雍五、陈宝祠在陈仓者。”天子复亲郊礼如前。
四年春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。
时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辅政，杜邺说商曰：“‘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礻龠祭’言，奉天之道，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。行秽祀丰，犹不蒙，德修荐薄，吉必大来。古者，坛场有常处，燎有常用，赞见有常礼。牺牲玉帛，虽备而财不匮；车舆臣役，虽动而用不劳。是故每举其礼，助者欢说，大路所历，黎元不知。
今甘泉、河东天地郊祀，咸失方位，违阴阳之宜。及雍五皆旷远，奉尊之役，休而复起，缮治供张，无解己时，皇天著象，殆可略知。前上甘泉，先驱失道；礼月之夕，奉引复迷；祠后土还，临河当渡，疾风起波，船不可御；又雍大雨，坏平阳宫垣；三月甲子，震电灾临光宫门。祥瑞未著，咎征仍臻。迹三郡所奏，皆有变故。不答不飨，何以甚此！《诗》曰：‘率由旧章。’先王法度，文王以之，交神於祀，子孙千亿。宜如异时公卿之议，复还长安南北郊。”
元延元年三月，行幸雍，祠五。
二年正月，行幸甘泉，郊泰。
时上郊祀甘泉泰、汾阴后土，以求继嗣。召扬雄待诏承明之殿（承明殿在未央门）。正月，从上甘泉还，奏《甘泉赋》以风。甘泉本因秦离宫，既奢泰，而武帝复增通天、高光、迎风，宫外近则洪、旁皇、储胥、弩去，远则石关、封峦、枝鹊、露寒、棠梨、师得，游观屈奇瑰伟，非木摩而不，墙涂而不画，周宣所考，盘庚所迁，夏卑宫室，唐、虞采椽三等之制也。且其为已久矣，非成帝所造，欲谏则非时，欲默则不能已，故遂推而隆之，上比於帝室紫宫，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，傥鬼神可也。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，每上甘泉，常法从，在属车豹尾中。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，参丽之驾，非所以感动天地，逆三神。又言“屏玉女，ж妃”，以微戒斋肃之事。赋成奏之，天子异焉。
三年，幸雍，祠五。
四年，幸甘泉，郊泰。
绥和元年，行幸雍，祠五。 二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郊泰。三月，帝崩。皇太后诏有司曰：“皇帝即位，思顺天心，遵经义，定郊礼，天下说喜。惧未有皇孙，故复甘泉泰、汾阴后土，庶几获福。皇帝恨难之，卒未得其。其复南北郊长安如故，以顺皇帝之意也。” 哀帝建平三年，寝疾，乃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：“皇帝孝顺，奉承圣业，靡有懈怠，而久疾未瘳。夙夜唯思，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。其复甘泉泰、汾阳后土祠如故。”上亦不能亲至，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。后三年，帝崩。
平帝元始五年，复南北郊，罢甘泉、汾阴祠。
大司马王莽奏言：“王者父事天，故爵称天子。孔子曰：‘人之行莫大於孝，孝莫大於严父，严父莫大於配天。’王者尊其考，欲以配天；缘考之意，欲尊祖；推而上之，遂及始祖。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
《礼记》：天子祭天地及山川，岁遍《春秋梁传》，以十二月下辛卜，正月上辛郊。高皇帝受命，因雍四起北，而备五帝，未共天地之祀。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，初起渭阳五帝庙，祭泰一、地，以太祖高皇帝配。日冬至祠泰一，夏至祠地，皆并祠五帝，而共一牲，上亲郊拜。后平伏诛，不复自亲，而使有司行事。孝武皇帝祠雍，曰：‘今上帝朕亲郊，而后土无祠，则礼不答也。’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，始立后土祠於汾阴。或曰：‘五帝，泰一之佐，宜立泰一。’五年十一月癸未，始立泰一祠於甘泉，三岁一郊，与雍更祠，亦以高祖配，不岁事天，皆未应古制。建始元年，徙甘泉泰、河东后土於长安南北郊。永始元年三月，以未有皇孙，复甘泉、河东祠。绥和二年，以卒不获，复长安南北郊。建平三年，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，复甘泉、汾阴祠，竟复无福。臣谨与太师孔光、长乐少府平晏、大司农左咸、中垒校尉刘歆、太中大夫朱阳、博士薛顺、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，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，复长安南北郊如故。”莽又颇改其祭礼，曰：“《周官》天之祀（，古地字也），乐有别有合。其合乐曰：‘以六律、六锺、五声、八音、六舞大合乐。’祀天神，祭地，祀四望，祭山川，享先妣、先祖。凡六乐，奏六歌，而天地神之物皆至。四望，盖谓日、月、星、海也。三光高而不可得亲，海广大无限界，故其乐同。祀天则天文从，祭地则地理从。三光，天文也；山川，地理也。天地合祭，先祖配天，先妣配地，其谊一也。天地合精，夫妇判合。祭天南郊，则以地配，一体之谊也。天地位皆南乡，同席，地在东，共牢而食。高帝、高后配於坛上，西乡，后在北，亦同席共牢。牲用茧栗（牛角如茧及栗者，牛之小也），元酒陶匏。《礼记》曰：‘天子籍田千亩，以事天地。’繇是言之，宜有黍稷。天地用牲一，燔燎瘗用牲一，高帝、高后用牲一。天用牲左，及黍稷燔燎南郊；地用牲右，及黍稷瘗於北郊。其旦，东乡再拜朝日；其夕，西乡再拜夕月。然后孝弟之道备，而神嘉享，万福降辑。此天地合祀，以祖妣配者也。其别乐曰：‘冬日至，於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；夏日至，於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，则地皆出。’天地有常位，不得常合，此其各特祀者也。阴阳之别於日冬夏至，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。天子亲合祀天地於南郊，以高帝、高后配。阴阳有离合，《易》曰：‘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。’以日冬至，使有司奉祠南郊，高帝配而望群阳；日夏至，使有司奉祭北郊，高后配而望群阴。皆以助致微气，通道幽弱。当此之时，后不省方，故天子不亲而遣有司，所以正承天顺地，复圣王之制，显太祖之功也。渭阳祠勿复修。群望未悉定，定复奏。”奏可。三十余年间，天地之祠五徙焉。
《汉旧仪》：元年祭天，二年祭地，三年祭五帝於五，三岁一辨，皇帝自行，群臣从，斋皆百日。他祠不出。祭天紫坛幄帷，高皇帝配天，居堂下西向，绀席。祭天用六采绮席六重，长一丈一副，四周缘之。祭天用玉几、玉饰器，凡器七千，百物饰具。祭天养牛，五岁至三千斤。皇帝祭天，居阳宫，斋百日。上甘泉通天台，高二十丈，以候天神之下，见如流火。舞女童三百人，皆年八岁。
天神下坛所，举烽火，皇帝就竹宫，去坛三里，望对坛竹宫中，不至坛所。甘泉台去长安三百里，望见长安城，皇帝以来所祭天之圜丘也。皇帝祭天地、宗庙，驾四马，羽盖华宴。出则乘马，远行在左纛黄屋，乘六马。纛，左排马头上髦也。
西京之事，《班史》於祭祀仪文所述简略。卫敬仲撰《汉旧仪》，颇有正史所未见者，然其词多率，而叙述亦无甚伦序。如西汉未尝举高祖配天之祀，惟武帝作汶上明堂，祠泰一、五帝於明堂上坐，合高皇帝祠坐对之（服虔所注可见），而三岁郊见於雍、甘泉，则未尝有配天之祖也。今此谓高帝配天，而又言居堂下，则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。其义难晓，姑录以广异闻。
西汉郊祀之地凡三处： 雍五（其四秦所建；北高祖所建，领之祠官，岁时致祭。文帝十五年，方亲郊。是后凡三岁一郊）
渭阳五帝庙（文帝用新垣平之说建。十六年，上亲郊，继而平诛，遂领之祠官，不亲祭）
甘泉泰一祠武（帝用方士谬忌、公孙卿之说建。三岁一郊，与雍五更祠）
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，古今之通义，祀典之首也。舜摄政之初，类於上帝，於六宗，望於山川，遍於群神。汤代夏之初，用元牡，告於上帝神后。武王代殷之初，告於皇天、后土、所过名山大川。然则其所祀者，天与六宗、地与山川而已，初无祀五帝之文。《周颂》三十有一篇，曰郊，曰明堂，曰柴望，曰祈，曰报祭，曰类礻马，所以告神明之事备矣，亦无祀五帝之乐章。而祀五帝之说，始於《周礼》，先儒各以其意为之训诂，以为五天帝者，曰灵威仰、赤怒、白招拒、叶光纪、含枢纽也；以为五人帝者，曰太、炎帝、黄帝、少、颛顼也。
姑以五天帝言之，则此五帝皆天神之贵，主五方之事者，意其在祀典当与日月六宗并，而亚於祀天者也。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列为诸侯而居西，自以为主少之神，作西，祠白帝。太史公读《秦记》，以为秦杂戎翟之俗，作西，用事上帝，僭端见矣。位在藩臣而胪於郊祀，君子惧焉。然以愚考之，襄公以其有国於西也，而祀少、白帝，是犹宋人之祀阏伯，晋人之祀实沈耳，非郊天也，太史公误矣（自汉人既以祭为郊天，太史公习见当时之事，而追尤秦襄之僭，其实非也）。
继而诸并兴，或由梦蛇而为，或因获石闻雉而为陈宝，或由雨金而为畦，又继而有青帝、黄帝、炎帝之祠，俱以名之。盖少、白帝，西方之神，秦祠之，宜也；而并及青帝、黄帝、炎帝，则非所祭而祭者也。至於、陈宝之属，则皆秦中小神之为淫厉而惊动祸福者，秦人无知，亦为立，而同於诸帝之祠。汉人不考，复指四以为郊天之事。至高祖立黑帝祠，以备五，而五帝俱祠矣。然命有司进祠，上不亲往。呜呼！安有郊见上帝，而人主不亲其事者乎？往往见其所祠者，丛杂冗泛，是以姑诿之祠官修故事耳。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，而立渭阳五帝之庙；孝武采谬忌之说，而建太一、天皇之坛，始亲祠矣，而皆谓之郊见。
夫郊，事天之礼也。诸方士言天神贵者泰一，泰一佐者五帝，则太一、五帝俱天上之神尔。以神为帝，以祀神为郊，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尝举行也（秦及汉初，以郊祀事天之礼奉五帝。至武帝时，方士谬忌言泰一贵於五帝者也，遂复以郊礼事泰一，而五帝坛环居其下，然终不闻举祀天之礼。至郑康成遂创为六天之说，以为泰一、五帝并昊天而六也，盖异名而同体也。然其说终难通，盖方士之说至为诞谩，然犹言天神贵者泰一，泰一佐者五帝，终不敢言泰一、五帝即天也。康成儒者，乃创六天之说，何哉？窃意泰一、五帝之在天，犹五岳、四渎之在地也。谓岳、渎非地固不可，而以方泽祠后土之礼事岳、渎亦不可，谓已祭岳渎，而遂废后土方泽之祠尤不可）。盖秦襄所祠少、白帝耳，然秦俗信鬼，好祠，至其子孙，遂并青、黄、赤帝而祠之。至汉高帝立黑帝祠，而以为事天之事毕矣。盖其祠本不经，而诸之怪妄尤甚。高祖明达者也，故虽有重祠敬祭之诏，而卒不亲享，其亦有见於此矣。汉初，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论是正，贾生贤而知礼者也，亲承宣室鬼神之问，亦不能引经援古，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仪，以革秦世之淫祠，惜哉！自是而后，郊祠礼之丰杀，每与方士之际遇相为盛衰。渭阳五帝之亲祠也以新垣平，平诛而帝怠於渭阳之祭；泰一诸祠之郊拜也以谬忌，忌亡而祠官领泰一之祠，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谓泰一、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。高祖创业之太祖，亦终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，岂不缪哉（按《郊祀志》：天子封泰山，欲治明堂奉高傍，未晓其制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《明堂图》，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。及是岁修封，则祀泰一、五帝於明堂上坐，合高皇帝祠坐对之。服虔注曰：“汉是时未以高祖配天，故言对。光武以来乃配之。”盖汉时泰一、五帝之祠不一，其在甘泉者曰郊，三岁一亲祠，未尝以祖配；其在汶上者曰明堂，武帝封泰山时所建，方有高帝并祠，每修封则祀之。终帝之世五修封，而昭、宣之后无幸泰山修封之事，则废其祭矣。然高皇帝之所并祠者，泰一、五帝，不过天神之贵者，则非配天也）？至成帝时，匡衡请徙甘泉祠於长安，定南北郊。又言：“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，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。今郊雍、、密、上、下，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，非礼所载。汉兴之初，仪制未定，即且因秦故祠，复立北。今既稽古，建定天地之大礼，郊见上帝，青、赤、白、黄、黑五方之帝皆毕陈，各有位馔，祭祀备具。诸侯所妄造，王者不当长遵，及北未定时所立，不宜复修。”天子皆从焉。及陈宝祠因是皆罢，并毁不应礼之祠四百七十五所，然后祀礼稍正。然终不能建议尽复三代以来郊祀明堂、严父配天之礼。
而哀、平之间，怵於祸福之说，南北郊与甘泉五互为罢复，卒无定制。至王莽秉政，请复长安南北郊祭天，而以高帝配，善矣，然复以高后配地而共祭，则臆说不经为甚。盖莽将篡汉，故为是崇阴教以媚元后，而遂其盗权窃位之谋耳。 或曰：“匡衡之论正矣，然史载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，大风坏甘泉竹宫，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。天子异之，以问刘向，而向以为不当革，上卒无继嗣，哀、平短祚，汉以中衰。议者惑焉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千金之家，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，而为之子孙者欲矫而正之，则所举者未必蒙福，而所废者祗以掇祸。
如诸之神虽不正，然汉代秦而兴，不能以礼革之，方且信方士之言，愈加尊奉，侔於事天，其祭之也且历七世百五十余年，则其灵飨暴著也久矣，固未易遽绝也（汉之中衰，诸儒刘向、谷永固尝预言之。向以人事，永以天运，然则固非废淫祠之咎也）。逮世祖中兴，建武郊天，即采用元始故事，而不复袭汉初之迹。甘泉诸，未尝领之祠官，加以尊奉，而亦不闻其能惊动祸福，以来纷纷之议，则以其绝之有素也。故曰：‘君子以作事谋始。’”
道家者流，其所言者炼养之事、符之术耳，然必以天帝诸神为宗。陈后山作《白鹤观记》，言汉两刘校中书为《七略》，其叙方伎则有神仙，诸子则有道家，而老、庄并焉。天地、神、三灵、百神，又皆出於礼官，而今之为道者合而有之，益以符咒法，捕使鬼物，皆老氏所不道。晦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为非，且谓释、老之学尽当毁废，纵使不能尽去，则老氏之学，但当自祀其老子、关尹、庄、列之徒以及安期生、魏伯阳辈，而他百祠自当领於天子之祠官，而不当使道家预之，庶乎其可也。然观太史公《封禅书》首叙帝舜类上帝、六宗、望山川、祠五岳之事，以至三代郊祀之礼，然后及秦、汉间不经之祠，且历叙始皇、孝武所得燕、齐方士怪诞矫诬之说，共为一书。班孟坚遂取以作《汉郊祀志》。
盖秦、汉之君不能明理，以古先圣王报本反始之大典，视为求仙徼福之一事，故郊祀诸祠，其说多出於方士，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也。然少君、栾大、公孙卿、粤人勇之徒，其所言怪妄诸说，本无关於祠祀者（如使物、却老、斗棋，及入海求不死药、大营宫室之类），亦丛杂附见於封禅、郊祀之书，何耶？如此，则与道家之经典何异？迁、固儒者，而著书指意如此，固无怪黄冠师得以夤缘附会其说，而启后山、晦之叹也。要之，《郊祀志》只当叙说所祀天地百神本末，而诸方士之言当别立《方伎传》述之，乃为允当。道家以符役鬼之说，附会於天地百神，则迁、固封禅、郊祀之书实启之；以昊天上帝并列於所谓上九位天尊者，则郑康成六天之说实启之。
世祖建武二年，初制郊兆於雒阳城南七里，依高阝。采元始中故事，为圆坛八陛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乡西上。其外坛上为五帝位：青帝位在甲寅之地，赤帝位在丙已之地，黄帝位在丁未之地，白帝位在庚申之地，黑帝位在壬亥之地。其外为，重营皆紫，以像紫宫；有四通道以为门。日月在中营内南道，日在东，月在西，北斗在北道之西，皆别位，不在群神列中。八陛，陛五十八，合四百六十四。五帝陛郭，帝七十二，合三百六十。中营四门，门五十四神，合二百一十六神，外营四门，门百八神，合四百三十二神，皆背营内乡。中营四门，门封神四，外营四门，门封神四，合三十二神。凡千五百一十四神。营即也。封，封土筑也。背中营神，五星也，及中宫宿、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。背外营神，二十八宿外宫星，雷公、先农、风伯、雨师、四海、四渎、名山、大川之属也（，竹芮切，祭酹也）。 《黄图》载元始仪：上帝坛圆八觚，径五丈，高九尺。茅营去坛十步，竹宫径三百步，土营径五百步。神灵坛各於其方面三丈，去茅营二十步，广坐十五步。
合祀神灵以璧琮，用辟神道以通，广各三十步。竹宫内道广三丈，有阙，各九十一步。坛方三丈，拜位坛亦如之。为周道郊营之外，广九步。营六甘泉北辰於南门之外，日、月、海东门之外，河北门之外，岱宗西门之外。为周道前望之外，广九步。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，径六十二步。坛方二丈五尺，高三尺五寸。为周道列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卿望亚列望外，径四十步。坛广三丈，高二尺。为周道卿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大夫望亚卿望道外，径二十步。坛广一丈五尺，高一尺五寸。
为周道大夫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士望亚大夫望道外，径十五步。坛广一丈，高一尺。
为周道士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庶望亚士望道外，径九步。坛广五尺，高五寸。为周道庶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凡天宗上帝宫坛营，径三里，周九里。营三重，通八方。
后土坛方五丈六尺。茅营去坛十步外，土营方二百步限之。其五零坛去茅营，如上帝五神去营步数。神道四通，广各十步。宫内道广各二丈，有阙。为周道后土宫外，径九步。营岱宗西门之外，河北门之外，海东门之外，径各六十步。坛方二丈，高二尺。为周道前望之外，径六步。列望亚前望道外，三十六步。坛广一丈五尺，高一尺五寸。为周道列望之外，径六步。卿望亚列望道外，径二十五步。
坛广一丈，高一尺。为周道卿望之外，径六步。大夫望亚卿望道之外，径十九步。
坛广八尺，高八寸。为周道大夫望之外，径九步。士望亚大夫望道外，径十二步。 坛广六尺，高六寸。为周道士望之外，径六步。凡地宗后土宫坛营，方二里，周八里。营再重，道四通，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，亲郊祭天南郊，以地配，望秩山川，遍於群神。天地位皆南乡，同席，地差在东，共牢而食。太祖高皇帝、高后帝配於坛上，西乡，后在北，亦同席共牢而食。日冬至，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郊，高皇帝配，而望群阳。夏至，使有司奉祭地於北郊，高皇后配，而望群阴。天地用牲二，燔燎瘗用牲一，先祖、先妣用牲一。天以牲左，地以牲右，皆用黍稷及乐。
七年，大议郊祀制，多以为周郊后稷，汉当祀尧。诏下公卿议。侍御史杜林以为周室之兴，祚由后稷，汉业特起，功不缘尧，祖宗故事所宜因循。乃定从林议，依旧制，以高祖配。
陇蜀平后，乃增广郊祀。高帝配食，位在中坛上，西面北上（《汉旧仪》曰：
“祭天祭紫坛幄帷。高皇帝配天，居堂下西向，绀帷帐、绀席。”《钩命决》曰：
“自外至者，无主不止；自内出者，无匹不行。”）。天、地、高帝、黄帝各用犊一头，青帝、赤帝共用犊一头，白帝、黑帝共用犊一头，凡用犊六头（《汉旧仪》曰：“祭天，养牛五岁，至三千斤。”按：《礼记》曰，“天地之牛角茧栗”，而此云五岁，本志用犊是也）。日、月、北斗共用牛一头，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，凡用牛五头。凡乐奏《青阳》、《朱明》、《西皓》、《元冥》，及《翘》、《育命舞》。中营四门，门用席十八枚；外营四门，门用席三十六枚，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，皆莞簟，率一席三神。日、月、北斗无陛郭。既送神，燎俎实於坛南已地（《周礼》：“凡以神仕者，掌三辰之法，以犹鬼神之居，辨其名物。”郑玄曰：“犹，图也。居谓坐也。天者群神之精，日、月、星辰其著位也。
以此图天神、人鬼、地之坐者，谓布祭众寡与其居向。《孝经》说郊祀之礼曰：
‘燔燎扫地，祭牲茧栗，或象天酒旗坐星，厨仓具黍稷布席，极敬心也。’言郊之布席，象五帝坐。《礼》祭宗庙，序昭穆，亦有似虚、危，则祭天圜丘象北极，祭地方泽象后妃，及社稷之席，皆有明法焉。”）。
明帝永平二年，以《月令》有五郊迎气，因采元始故事，兆五郊於雒阳（详见《祠五帝门》）。 按：自秦始皇有三岁一郊之制，汉高、惠二帝未尝亲郊。文帝在位二十三年，亲郊雍及渭阳五帝各一而已。景帝不亲郊。武帝元光后，常三岁一郊。昭帝不亲郊。宣帝神爵以前，十三年不亲郊，以后间岁一郊。元、成如之。盖西都之所谓郊祀，若雍五，若甘泉泰一，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说，而非有古人报本之意。
惟武、宣以求仙，成帝以求嗣，故三君亲郊颇多，而其清心无求者，则领之祠官，修故事而已。世祖置郊丘於洛阳，以高帝配祀，始稍复古人祀天之制。但《范史》纪、志不载亲郊之岁月，《礼仪志》云：正月上丁祠南郊，礼毕，次北郊、明堂、高庙、世祖庙，谓之五供。岂每岁行之邪？《祭祀志》言：二年初制郊，采元始中故事。按元始之制，常以岁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，祭天南郊，以地配；冬至则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，以高帝配；夏至使有司祭地於北郊，以高后配。然则天地之祭，每岁亲祠者一，命有司祭者二，岂岁以为常，故不复纪述乎？
昭烈章武元年即位，设坛於成都武担山南，用元牡。三年十月，诏丞相诸葛亮营南郊於成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