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七十一·郊社考四
作者：马端临
○郊
梁太祖开平二年十一月，自东京赴洛都行郊天礼，自石桥备仪仗至郊坛。
三年正月，以河南尹张宗为南郊大礼使（故事，皆以宰相为之，今用河南尹充，非常例也）。
周太祖广顺三年九月，太常礼院奏：“准敕定郊庙制度，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，圜丘四成，各高八尺一寸，下广二十丈，再成广十五丈，三成广十丈，四成广五丈。十有二陛，每节十二等。燎坛在泰坛之丙地，方一丈，高一丈二尺，开上南出户，方六尺。请下所司修奉。”从之（时周太祖将拜南郊，故修奉之）。
梁太祖南郊二（开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，其年十一月二日）。
后唐庄宗南郊一（同光二年二月一日）。
明宗南郊一（长兴元年二月二十一日）。
周太祖南郊一（显德元年正月一日）。
宋初，因唐旧制，每岁冬至圜丘，正月上辛祈，孟夏雩祀，季秋大享，凡四祭昊天上帝。亲祀则并皇地位。作坛於国城之南薰门外，依古制四成，十二陛，三。设燎坛於内坛之外丙地，高一丈二尺。又设皇帝更衣大次於坛外东东门之内道北，南向。
太祖皇帝干德元年十一月甲子，亲郊，奉宣祖配，大赦改元。
先是，诏以冬至有事南郊，有司言：“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，皇帝始郊，不应近晦。”乃改用十六日甲子。太常博士和岘言：“祭不欲数。今十一月十六日亲祀南郊，请权停二十七日南至之祀。”从之。十三日，上宿斋於崇元殿，翌日，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执镇圭，乘玉辂，由明德门出，群臣夹侍，卤簿前导，赴太庙。五鼓，朝享礼毕。质明，乘辂赴南郊，斋於帷宫。上初诣太庙，乘玉辂，左谏议大夫崔颂摄太仆，上问仪仗名物甚悉，颂应对详敏，上大悦。十六日，服衮冕，执圭，合祭天地於圜丘，以皇弟开封尹光义为亚献，兴元尹光美为终献。 将升坛，有司具黄褥为道，上曰：“朕洁诚事天，不必如此。”命彻之。还宫，将驾金辂，顾左右曰：“於典故可乘辇否？”对以无害，乃乘辇。壬申，以南郊礼成，大宴广政殿，号曰“饮福”。自是为例。
五代以来，宰相为大礼使，太常卿为礼仪使，御史中丞为仪仗使，兵部尚书为卤簿使，京府尹为桥道顿递使。宋制，大礼、顿递如旧，而大礼使或以亲王为之，又专以翰林学士为礼仪使，其仪仗、卤簿使或以他官充（是年，司徒兼侍中范质为南郊大礼使，翰林学士承旨、礼部尚书陶礼仪使，刑部尚书张昭卤簿使，御史中丞刘温叟仪仗使，皇弟开封尹光义桥道顿递使）。太平兴国元年，始铸五使印。
石林叶氏曰：“南郊五使，唐制甚详。考於《会要》，才见长庆后有以太常卿为礼仪使，御史中丞为大礼使尔，不知礼仪、大礼何以为别也？其以宰相为大礼使，礼部尚书为礼仪使，御史中丞为仪仗使，兵部尚书为卤簿使，开封尹为桥道使者，盖后唐之制，故本朝用之，但改太常卿为礼仪使尔。太常卿既不常置，而中丞、兵部官或阙，则例以学士及他曹尚书、侍郎代之。大礼掌赞相，卤簿掌仪卫，桥道掌顿递，礼仪掌礼物仪仗，无正所治事，但督察百司不如礼者而已。
真宗东封西郊，尝专用辅臣，天禧后罢。至元符初，始召并用执政，遂著为令。” 《长编通考》曰：“恭考太祖南郊凡四，自后宿斋、朝享、仪礼、降赦率如初，惟开宝四年，始用绣衣卤簿。先是，大驾卤簿衣服、旗帜止以五采绘画。至是，尽易以绣。九年，以江表底定，方内大同，用申报谢，乃幸西京，以四月有事於南郊。先是，霖雨弥旬。及赴斋宫之日，物晴霁，观者如堵，咸相谓曰：
‘我辈少逢乱离，不图今日复睹太平天子仪卫。’皆相对感泣。又考卤簿凡四等： 大驾、法驾、銮驾、黄麾仗。大驾，郊祀、籍田、荐献玉清昭应景灵宫用之。”
按：梁太祖始建都於汴，然郊坛则在洛都。开平二年十一月南郊，帝自东京至洛都行礼，自石桥备仪仗至郊坛。三年正月，以河南尹张宗为南郊大礼使。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，帝祀南郊。初，梁均王将郊祀於洛阳，闻杨刘陷而止，其仪物具在。至是，张全义请上亟幸洛阳，谒庙毕，即祀南郊。从之。然则梁、唐行郊祀皆在洛阳。国初，始作郊坛於国城南薰门外。开宝九年，诏曰：“定鼎洛邑，我之西都；燔柴泰坛，国之大事。今江表底定，方内大同，景灵，用申报谢，乃眷西顾，郊兆存焉。将饬驾以时巡，躬展诚於阳位。朕今幸西京，以四月有事於南郊，宜令有司各扬所职。”以是观之，艺祖亲郊凡四，独是岁行之於洛阳。 然凡郊必以阳至之月，独是岁以四月，乃是行大雩之礼，盖本非彝典。帝以洛都元有郊兆，是年又有欲徙都於洛之意，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礼云。
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丙申，郊，奉太祖配。
国初以来，南郊四祭及感生帝、皇地、神州凡七祭，并以四祖迭配。而太祖亲郊者四，并以宣祖配。上即位，以宣祖、太祖更配。是年，合祭天地，始奉太祖升侑焉。雍熙元年，郊，扈蒙定礼，奏言：“《经》曰：‘严父莫大於配天。’请以宣祖配天，太祖配上帝。”乃用其议，识者非之。淳化四年，礼仪使苏易简上言：“按：唐永徽中，以高祖、太宗同配上帝。欲望亲祀郊丘，奉宣祖、太祖同配；共常祀孟春祈、孟冬神州、季秋大享，以宣祖崇配；冬至圜丘、夏至北郊、孟夏雩祀，以太祖崇配。”从之。
淳化三年，礼仪使言：“皇帝亲郊，故事，在京并去圜丘十里内神祠及所过桥道，并差官致祭，而独遗太社、太稷、文宣、武成王等庙。今请事出宫前一日，遣官致祭。”从之。
至道三年十一月，时真宗已即位，有司上言：“冬至祀圜丘、孟夏雩祀、夏至祭方丘，请奉太宗配；上辛祈、季秋大享明堂，奉太祖配；上辛祀感生帝、孟冬祀神州地，奉宣祖配；其亲郊圜丘，奉太祖、太宗并配。”诏可。
大中祥符四年，职方员外郎、判太常礼院孙言：“准礼，冬至祀圜丘，有司摄事，以天神六百九十位从祀。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，天皇大帝以下并不设位。且太昊、勾芒惟孟夏雩祀、季秋大享及之，今乃祀於冬至，恐未叶宜。”诏两制及崇文院详定。翰林学士晃迥等言：“按《开宝通礼》：圜丘，有司摄事，祀昊天、配帝、五方帝、日月、五星、中外官、众星、总六百八十七位；雩祀、大享，昊天、配帝、五天帝、五人帝、五官、总十七位；方丘，祭皇地、配帝、神州、岳镇、海渎七十一位。今司天监所设圜丘、雩祀、明堂、方丘并十七位，即是方丘有岳、渎从祀，圜丘无星辰，而反以人帝从祀。参详故事，实为阙典。望如所请，以《通礼》神位为定。其有增益者，如后敕。”奏可。
景德三年，崇文院检讨陈彭年言：“《礼记·月令》，正月天子以元日祈於上帝。注云：‘为上辛祈，郊祀昊天上帝。’又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启蛰而郊，郊而后耕。’盖春气初至，农事方兴，郊祀昊天，以祈嘉，故当在建寅之月，迎春之后矣。自晋泰始二年，始用上辛，不择立春之先后。齐永明元年，立春前郊，议者欲迁日，王俭启云：‘宋景平元年、元嘉六年，并立春前郊。’遂不迁日。其后吴操之又云：‘应在立春后。’然则左氏所记启蛰而郊，乃三代彝章，百王不易。王俭所启郊在春前，乃后世变礼，经籍无闻。载详《月令》正月元日祈，则明在正月之辛；左氏‘启蛰而郊，郊而后耕’，则明在立春之后。参较其义，焕然无疑。来年正月十日立春，三日上辛祈，斯则袭王俭之末议，违左氏之明文，礼有未安，事当复古。”
干兴元年，真宗崩，诏礼官定迁郊祀配帝，乃请：“孟春上辛祈、孟冬祭神州地，以太祖配；孟夏雩祀、冬至祀昊天上帝、夏至祭皇地，以太宗崇配；上辛祀感生帝，以宣祖配；季秋大享明堂，以真宗崇配；皇帝亲祀郊丘，以太祖、太宗崇配。”奏可。
故事，三岁一亲郊，不郊辄代以他礼，庆赏与郊同，而五使皆辅臣，不以官之高下。天圣二年，翰林学士领仪仗，御史中丞领卤簿，始用官次。
天圣五年十一月癸丑，郊，以翰林学士宋绶摄太仆，陪玉辂。上问仪物典故，绶占对辨给，因使绶集群官撰集《天圣卤簿图记》上之。礼仪使请郊后诣玉清昭应、景灵宫。诏郊前享景灵，近臣奏告；玉清昭应择日恭谢。大礼使王曾请节庙乐，帝曰：“三年一享，不敢惮劳也。”三献终，增礼生七人，各引本宝，太祝升殿彻豆。三日，又斋长春殿，谢玉清昭应宫。
沈氏《笔谈》曰：“上亲郊庙册文，皆曰‘恭荐岁事’。先景灵宫，谓之朝献；次太庙，谓之朝享；末乃事於南郊。予集《郊式》时，曾预讨论，常疑其次序。若先为尊，则郊不应在庙后；若后为尊，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。求其所从来，盖有所因。按唐故事：凡有事於上帝，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，唯太清宫、太庙则皇帝亲行，其册祝皆曰：‘取某月某日、有事於某所，不敢不告。’宫庙谓之奏告，余皆谓之祭告，唯有事於南郊，方为正祠。至天宝九载，乃下诏曰：
‘告者，上告下之词。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，太庙称朝享。’自此遂失奏告之名，册文皆为正祠。” 杨氏曰：“愚按：‘卜郊受命於祖庙，作龟於祢宫。’疏引《礼器》‘鲁人将有事於上帝，必先有事於宫’为证。《礼器》注云：‘鲁以周公之故，得郊於上帝。先有事於宫，告后稷也。’夫有事谓告祭也，郊事至重，又尊祖以配天，故先告於祖而受命焉，乃卜日於祢宫。自此以后，散斋七日，致斋三日，斋戒以神明其德，将以对越上帝，此则古礼然也。太祖皇帝干德六年十一月，初行郊祀。先是，十三日宿斋於崇元殿，翼日赴太庙，五鼓朝享礼毕，质明乘玉辂赴南郊，斋於帷宫。十六日，行郊祀礼。夫五鼓朝享於太庙，质明乘辂赴南郊，斋於帷宫，又二日而郊祀，此则不拘古礼，以义起之，深得古人告祭於太庙之意，而又不失乎致斋之严也。其后，有司建明，或失其中。仁宗天圣二年八月，太常礼院上言：‘南郊合行荐告之礼，望降所用日。’诏将来玉清昭应宫、景灵宫、太庙同日行礼。后五年，礼仪使刘筠奏曰：‘天圣二年南郊制度，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内数次展礼，万乘之陟降为劳，百执之骏奔不暇。欲乞将来南郊礼毕，别定日诣玉清昭应宫、景灵宫行恭谢之礼。’夫刘筠之请，盖欲避一日频并之劳也，然荐告者，郊前之礼也；恭谢者，郊后之礼也。刘筠欲易郊前荐告之礼为郊后恭谢之礼，盖亦以玉清昭应宫、景灵宫非礼之正，不欲指言其事，故为是婉辞以达意也。景五年十月，侍讲贾昌朝言：‘朝庙之礼，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，合於旧典，所宜奉行。其景灵宫朝谒，盖沿唐世太清宫故事，有违经训，固可改革。
欲望将来朝庙前未行此礼，候郊礼毕，诣景灵宫谢成，如下元朝谒之仪。所冀尊祖事天，礼简诚至。’夫贾昌朝之说，即刘筠之说也。然刘筠之议婉而明，不若贾昌朝之言严而正。”
岳氏《愧郯录》曰：“珂前辨南北郊，妄意以礼之大者与常礼异，折衷古今，以俟博识。及考元丰六年十月庚辰，太常丞吕升卿所奏，则先庙后郊。当时亦尝有议之者，反覆其论，可谓至当，而迄不见用於时，盖有弗便乎？今虽欲力行，不可得也。珂故因是而发其余论焉。升卿之言曰：‘近以郊祀致斋之内，不当诣景灵宫及太庙朝享，遂具奏：“伏闻止罢景灵宫诸处朝谒，而天兴殿及太庙朝享如故。臣伏以郊丘之祀，国之大事，有天下者，莫重乎享帝。臣历考载籍，不闻为祀天致斋乃於其间先享宗庙者也。独有唐天宝之后，用田同秀之言，立老子庙，号曰太清宫。是岁，将行郊祀，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。祀用青词，馈用素馔；甲午，又亲享於太庙；丙申，乃有事於南郊。终唐之世，奉而行之，莫知其非。虽论者以为失礼，然考其初，致斋之日，乃辛卯享於太清宫，至丙申殆且五日，乃得雍容休息，以见上帝也。今陛下致斋三日，其一日於大庆殿，而用其二日三行礼焉。古之太祀，未有不斋三日而敢与神明交者，故经曰：‘斋三日，一日用之，犹恐不敬，二日伐鼓，何居？盖先王之於祭祀之斋，如此其谨也。今陛下行礼於天兴殿，才斋一日尔，其之太庙与郊宫也，前祀之一日，皆尝用之矣，谓之一日之斋，尚非全也。夫用一日之斋，以修大祀，未见其可，况非全日乎？於以奉宗庙，则斋之日不足；於以事上帝，则斋之仪不专。陛下恭严寅畏，三岁一修大礼，将以受无疆之休，其为致斋者乃如此，殆未称昭事之意也。今太庙岁有五大享，皆如古矣，又於郊祀复修遍享之礼，此为何名乎？论者曰：‘宗庙之礼，未尝亲行，故因郊祀恭展荐献。’臣曰不然。唐太宗时，马周言曰：‘陛下自践位，宗庙之享，未尝亲事。窃惟圣情以乘舆一出，所费无艺，故忍孝思以便百姓，遂俾《唐史》不书皇帝入庙，何以示来叶？’良谓此也。且人主於宗庙之享，自当岁时躬修其事，其不亲享者，盖后世之失礼也。今日必因郊礼以行之，则义尤不可。
夫因者，不致专之谓也。七世圣神俨在清庙，朝廷不特讲岁时亲行之礼，而因以享之，此非臣之所闻也。臣愚以谓今郊礼宜如故事，致斋於大庆殿，二日，径赴行宫。其宫庙亲享，并乞寝罢。或车驾必欲至太庙，即乞止告太祖一室，以侑神作主之意；彻去乐舞，以尽尊天致斋之义。其天兴朝享，乞更不行，请如新降朝旨，俟礼毕而恭谢。伏请继今日以往，别修太庙躬祀之制，岁五大享，乘舆亲临其一焉。仍望自今岁腊享为首，於明年行春祠之礼，礻龠与尝，自次年以叙终之；每遇行庙享之时，则罢景灵宫一孟朝谒之礼；庙享致斋，乞於内殿出入如常仪。如此，则祀天享亲雨得其当矣。珂按：先庙后郊，苏文忠轼尝引《书·武成》证为《周礼》，而珂固疑其即变礼以为常矣。升卿谓古之大祀，未有不斋三日而敢与神交者。考之《武成》，厥四月丁未，祀於周庙；越三日庚戌，柴望，大告武成。虽礼之变，犹必历三日而后柴望，则升卿之言岂非明据？然珂谓升卿之论庙享，岁五大享而临其一，乃杀礼也，非备礼也。行庙享之时，则罢景灵宫一孟谒朝之礼，庙享既与景灵宫迭用，且致斋内殿，出八如常仪，乃常礼也，非大礼也。夫天地，大祭也；祖宗，大祭也。隆礼备物，不可偏废。其势必如仁宗享之制，始合於礼之宜。夫嘉之行也，以代三年之郊也。辂而斋，冕而事，门而肆眚，皆郊制也。前乎元年，恭谢乎大庆；后乎七年，大享於明堂。则四年之，三年之中也。如升卿言，是以常礼享祖宗，而以大礼祀天地也。若每岁而入庙，又三岁而出郊，礼有隆而无杀，知其必不能也。知乎此，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举也。分郊而祭，舍升卿之说，则太庙、原庙之享，不知其存乎否也？
苟存也，则先南郊祀之，先北郊则祀之，祖宗之祭二，而天地之祭一，祖宗三岁而遍，天地六岁而遍，以卑逾尊，不可也。苟废也，则原庙恭谢之制，就可如升卿之说，而太庙则不可以乏享也。享不可以杀礼也，是又於何时增此一郊邪？其疏其数，将於此乎益无统矣。” 按：三岁亲郊，而所祭者凡三：一日祀原庙，二日祀太庙，三日诣圜丘行礼。
此礼始於唐而宋因之。杨氏所引刘筠、贾昌朝之说，则以为前二日之享庙，告祭也；岳氏所引吕升卿之说，则以为前二日之享庙，正祭也。然以愚观之，以为告祭，则其礼太过；以为正祭，则其礼无名。盖登极、立太子、册后、上祖宗徽号之类，皆典礼之重大而希罕者，若三岁一郊，则事天之常礼耳。今登极等告祭未尝亲行，而独於三岁郊祀则亲举告礼，此所谓太过也。春礻龠、夏、秋尝、冬，三岁一，五岁一，皆历代相承宗庙之大祭。今此诸祭未尝亲行，而独於三岁郊祀之前，特创一祭，此所谓无名也。盖近代以来，天子亲祠，其礼文繁，其仪卫盛，其赏赉厚，故必三岁始能行之。而郊祀所及者，天地百神与所配之祖而已，於宗庙无预，故必假告祭之说，就行亲祀宗庙之礼焉。於事则简便矣，谓之合礼则未也。
景二年十一月乙未，郊，三圣并侑。先是，礼院言：“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庙皆万世不迁，至於南郊，以太祖定配，二宗迭配。将来皇帝亲祠，且请以三圣皆侑，上显对越之盛，次伸追之感。此后迭配，还如前议。岁时常祀，则至日圜丘、仲夏皇地配以太祖，孟春祈、夏雩祀、冬祭神州配以太宗，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，季秋大享配以真宗。”先是，上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，财成颂体，告於神明，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，参施群祀。
礼院言：“《周官》，朝日祀五帝，则张大次、小次。说者以为祀昊天上帝亦然。大次在坛外，犹更衣幄；小次在坛侧，今所未行。按魏武帝祠庙令：‘降神讫，下阶就蕞而立，须奏乐毕，似若不愆烈祖，迟祭不速讫也。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耳。’然则武帝坐俟，容须别设近次，与《周官》义符。请设小次於皇帝版位少东，每献毕，降坛若殿，就小次，俟终献彻豆，复就版位。”其后有司又言：“郊庙樽数皆准古，而不实三酒、五齐、明水、明酒、有司相承，名为‘看器’。郊庙天地配位，惟用祠祭酒，分大、中祠位二升，小祠位一升，止一樽酌献，一樽饮福。宜诏酒官依法制齐、酒，分实樽，有司取明水对明酒，实於上樽。”礼官以为《郑氏》注《周礼》五齐、三酒，惟引汉时酒名拟之，而无制造法。乃仍旧用祠祭酒，一等坛殿上下樽，有司毋设空器；并如唐制，以井水代明水、明酒。正配位酌献、饮福，旧用酒二升者，各增二升。从祀神位，用旧升数，实诸樽。 岳氏《愧郯录》曰：“珂之仕中朝，屡摄官莅祠祭，每见樽彝之设五齐，有其名而实无之，惟将事则取具天府，盖止一色公酝耳。闻之容台吏，樽幂之下率多空，惟一樽仅杯勺以共祭。他日，又摄光录丞，得先祭赞阅视酒馔；又摄太官令，躬酌酒实爵，得窥其中，盖皆如言。则其初点馔之际，执事者徒再唱酒齐之日而已，於以验其名殊而实一也。尝读《周礼正义》，颇疑酝法不明，古制难复。考之《通鉴长编》，元丰六年十月甲申，光禄卿吕嘉问言：‘光禄掌酒醴祠祭樽，相承用法酒库三色法酒，以代《周礼》所谓五齐、三酒，恐不足以上称陛下崇祀之意。近於法酒库、内酒库，以酝酒法式考之《礼经》五齐、三酒。今醅酒、其齐冬以二十五日，春秋十五日，夏十日，拨醅瓮而浮蚁涌於面，今谓之拨醅，岂其所谓泛齐邪？接取拨醅其下齐汁，与滓相将，今谓之醅芽，岂其所谓醴齐邪？既取醅芽，置ド其中，其齐葱白色入焉，今谓之带醅酒，岂其所谓盎齐邪？冬一月，春秋二十日，夏十日，醅色变而微赤，岂其所谓缇齐邪？冬三十五日，春秋二十五日，外拨开醅面观之，上清下沈，岂其所谓沈齐邪？今朝廷因事而酝造者，盖事酒也；今逾岁成熟蒸酝者，盖昔酒也；同天节上寿燕所供腊醅酒者，皆冬醅夏成，盖清酒也。此皆酒，非所谓齐也。是知齐者，因自然之齐故称名，酒者成就而人功为多，故享神以齐，养人以酒。窃恐典礼如此。又《司樽彝》曰，酝齐缩酌，盎齐沈酌。依经传，则泛齐、醴齐以事酒和之，用茅缩酌；其盎齐、缇齐、沈齐则以清酒和之，不用茅缩酌。如此，则所用五齐不多，而供具亦甚易。盖酝酒料次不一，此五种者成而皆自然。伏望圣断，以今之所造酒，与典礼相详审，或不至差谬。乞自今年郊庙共奉。’上批：‘嘉问论证，似有理趣。
今宗庙所实樽彝，酒、齐未备就，且如其说用之，於理无害。’然则当时盖尝施用，而又前乎庆历，后乎大观，皆经讲明，具珂后记。弥文容，交举并修，要必不废。特建炎南渡之后，有司失其职耳，非故事也。祖宗毖祀右古之意，最为严重，是说其有稽焉。”
又曰：“庆历元年十月十五日，同判太常寺吕公弼言：‘按《开元礼·崇祀录》：昊天上帝、皇地六樽：太樽为上，实以泛齐；著樽次之，实以醴齐；牺樽次之，实以盎齐；象樽次之，实以醍齐；壶樽次之，实以泛齐；山为下，实以三酒。配帝，著樽为上，实以泛齐；牺樽次之，实以醴齐；象樽次之，实以盎齐；山为下，实以清酒。皆加明水、明酒，实於上樽。五方、北极、天皇大帝、神州地、大明、夜明，太樽实以泛齐。五星、十二辰、河汉，象樽实以缇齐。中官，壶樽，五方山林、川泽，蜃樽，并实以泛齐。外官概樽，五方邱陵、坟衍、原隰，散樽，并实以清酒。众星，散樽实以旨酒。皆用明酒，各实於上樽。宗庙，每室设彝、黄彝，著樽之上樽皆实以明水，黄彝实郁鬯，著樽实以醴齐。又《司ピ氏》：‘以鉴取明水於月。’郑康成云：‘鉴类取水者，世谓之方诸，取月之水，欲得阴阳之洁气也。’臣谨以古制考五齐、三酒，即非难得之物，将来郊庙祭享，宜诏酒官依法制齐、酒，分实樽，仍命有司取明水对明酒，实於上樽。或阴鉴、方诸之类未能猝办，请如唐制，以井水代之’。下博士议而奏曰： ‘比郊庙祠祀，坛殿上下所设樽，惟酌献、饮福二樽实以祠祭酒，余皆徒设器而不实以五齐、三酒、明水、明酒，诚於礼为阙。然五齐、三酒，郑康成注《周礼》，惟引汉时酒名拟之，而无制造之法。今欲仍旧用祠祭酒一等，其坛殿上下樽，有司不得更设空器。其明水、明酒，并以井水代之。其正、配逐位酌献、饮福，旧用酒二升者，各增二升；从祀神位并用旧升数，实诸樽，配以明水、明酒。’从之。既曰从其请，则自庆历以来，虽欲用之而不能详其法矣。此元丰吕嘉问之请所以有为而发也。还考元丰元年七月二日，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： ‘古之祭祀，以五齐荐诸神，以三酒酌诸臣，其用不同。今樽虽具，均以法酒实之，而无清浊厚薄之异，是名物徒存，而亡其实也。再详五齐，郑氏以为醴味与酒味异，其余四齐，味皆似酒。祭祀必用五齐者，至恭不尚味而贵多品也。若三酒，则人所饮也。事酒为有事而新作者，即今卒造之酒；昔酒久酝乃熟，故名以昔，二者色皆白；清酒久於昔酒，故色清而味厚。欲令法酒库、内酒坊以见造制逐色酒实之。’从之。则三酒当时尚未备，五齐固可从而知。不知公弼之奏以后，复曾讲明不？礼文之所言，乃在嘉问奏论五年之先，则遐想中间酒齐酝法之不讲，亦云久矣。珂前记空樽似出有司之吝，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省言：
‘潭州奏，春秋上丁释奠并祭社稷、风雨师等，合用樽齐酒醴。政和中，仪曹曹洪考《三礼图》樽受五斗之制，遂每樽用其数。以一岁计之，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，委是虚费。今在京释奠，正、配位每栏设酒二升，从祀每位五合，乞下诸路州军依此。’从之。则在承平时，樽已不盈矣。庆历公弼之言，有司相承，名为‘看器’，则虽尽空其樽，固无怪云。宣和之有司，犹有取於节，今祠祭不然，樽固皆有酒可实，特先期缄瓶缶以均奉祠者，台皂无遗焉。是上不以费靳，而下以私取，不可之大者也。”
嘉七年春，诏南郊奉太祖定配。
先是，谏官杨畋论水灾繇郊庙未顺。下礼院，礼院言：“对越天地，神无二主。唐垂拱中，始用三祖同配，至开元亲享，遂罢之。皇诏书，南郊三圣并侑，后得配，未几复并侑，为定制。虽出孝思，然颇违礼经。”下两制议，从之。
英宗治平二年，合祭天地於南郊，以太祖配。故事，皇帝将就版位，祠官回班向皇帝，须就位乃复。侍臣跪读册至御名，则兴。至是，诏以尊奉祠勿回班及兴。时吕公著摄太仆卿，参乘，为上言：“仁宗亲祠，彻黄道以登，虚小次不入。”上皆循用之。正月上辛祈，庆历用犊一、羊二、豕二；其日祀感生帝，羊二、豕二；正配簋俎各增为二。前一日，太祝读祝，视祭玉，余如冬至。摄事三献终，礼生引司天监洗，升诣四方帝神位上香，奠币、爵，并行一献再拜，复。
治平二年，礼院言：“准ト门仪制，祀天地致斋，皇帝不游幸作乐。缘寿圣节在致斋内，若用庆历元年、嘉七年元会例，更用中辛，当在十六日。又十四日例诣慈孝等寺、集禧观行礼观灯作乐，若遣官摄事，无不听乐。元日朝会、寿圣节，多与上辛相近，常改用中辛，非尊事天神之意。嘉会合礼，又不宜彻乐。”因诏遇元正御殿，圣节上寿，虽在上辛，祠官致斋日亦用乐，大宴移日或就赐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诏：“令两制以上至台谏官，与太常礼院同详定今年冬至当与未当亲行郊礼。”
翰林学士承旨王上议曰：“按《王制》：‘丧三年不祭，唯祭天地、社稷，为越绋而行事。’传谓：‘不敢以卑废尊也。’是则居丧而可得见天地也。
《春秋》僖公三十三年《传》：‘凡君薨，卒哭而，而作主，特祀於主，、尝、於庙。’杜预以谓：‘新主既特祀於寝，则宗庙四时常祀自当如旧。’是则居丧而可得见宗庙也。周公称商高宗谅ウ，三年不言，子张疑之，以问仲尼，仲尼答云：‘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’高宗不云服丧三年，而云谅ウ三年者，杜预又谓：‘古者，天子诸侯三年之丧，既葬而服除，谅ウ以居心丧，不与士庶同礼也。’然则服除之后，郊庙之祭，可勿举乎？南齐以前，人君嗣位，或仍前郊之年。或别自为郊，下有司议，而王俭乃援晋、宋以来皆改元即郊，而不用前郊之年。自汉文以来，皆即位而谒庙，至唐德宗以后，亦逾年而行郊。况本朝景德二年，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丧，既易月而服除，明年遂享太庙，而合祀天地於圜丘。伏请皇帝将来冬至躬行郊庙之礼，其服冕、车辂、仪物、音乐缘神事者，皆不可废。”诏恭依典礼，其车服、仪物，除神事外，令太常礼院详定以闻。礼院看详：“欲乞除郊庙及景灵宫礼神用乐外，所有卤簿、鼓吹及楼前宫架、诸军音乐，皆备而不作。其逐处警场，止鸣金钲、鼓角。”从之。
十一月，帝斋於郊宫，罢临观阙，不幸苑囿。 故事，车驾至青城少休，即召从臣幸后苑阅水嬉，复登端门观太常警严。至是，帝精意奉祠，悉罢游观，遂减彻门阙、亭苑，省草木禽兽千七百余事。至十年，又罢去寝殿后至宝华门花砖砌道，著为定制。
七年，中书门下言：“准诏参定南郊青城内殿宇门名，请大内门曰泰，东偏门曰承和，西偏门曰迎禧，正东门曰祥曦，正西门曰景曜，后三门曰拱极，内门里东侧门曰夤明，西侧门曰肃成，大殿门曰端诚，大殿曰端诚，殿前东、西门曰左、右嘉德，便殿曰熙成，后园门曰宝华。”从之。先时，青城殿宇门名，每郊命学士院撰进，至是著为定式，学士院更不撰进。
杨氏曰：“愚按注疏云：斋於路寝之室。唐礼，散斋於别殿，致斋二日於太极殿，又一日於行宫。国朝冬祀天礼，惟太祖皇帝干德六年十一月之礼，可为后世不易之法。其后有司建明非一，大概宿斋三日，内一日於大庆殿，一日於太庙，一日於青城。高宗中兴之后，检会熙宁在京青城内殿宇门名，如曰泰，曰承和之类，悉遵旧式，其制可谓周备矣。然令仪鸾司预先体仿青城制度绞缚，其行事、执事、陪祠官宿斋幕次，亦随宜绞缚，又何其简略也？元丰四年十月八日，礼官言：‘古之王者，行则严舆卫，处则厚宫阙，所以示威重，备非常也。故《周礼》，王会同则为宫，食息则设帷宫。汉祀甘泉，则有竹宫。至於江左，亦有瓦殿。
本朝沿唐旧制，亲祠南郊，行宫独设青城幔殿，宿者有风雨之忧，而又无望祭之位。且青城之费，岁以万数。臣等欲乞仿青城之制，创立斋宫，一劳而省重费，或遇风雨，可以行望祭之礼。’诏送太常礼院，候修尚书省了日取旨。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斋宫矣，但以修尚书省未毕，而犹有所待也。其后，哲宗皇帝既建斋宫，谓臣下曰：‘三岁一郊，青城之费，缣帛三十余万，工又倍之。易以屋室，一劳永逸，所省多矣。’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斋宿宫殿，南郊曰斋宫，北郊曰帷宫。有司请曰：‘事体如一，而名称不同，宜并称斋宫。’从之。祖宗典故，粲然可考。今青城制度，尚沿袭旧例而未革，盍亦推广祖宗之意，立为斋宫？无事则严其扃，以待乘舆致斋之日而居焉，暂劳而永逸，一也。宿者无风雨之忧，或遇风雨，则可以行望祭之礼，二也。事有关系甚重，循习甚久，断然在所当革而无疑者，其此之谓乎！”
按：《会要》载中书门下奏定南郊青城内殿宇门名，其事在熙宁七年；然杨氏所云元丰四年礼官请创立斋宫，诏候修尚书省了日取旨，则知斋宫元丰时尚未建，而熙宁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，乃幔殿也。然神宗即位初郊，斋於郊宫，罢临观阙，不幸池苑，遂减彻亭苑，省草木禽兽千七百余事。以是观之，则知青城行宫苑囿游观之所毕备，而独未建斋殿，诚为阙典。
元丰六年冬至，郊祀昊天上帝，以太祖配。始罢合祭，不设皇地位。
先是，枢密院陈襄等详定郊庙礼文，上言曰：“伏承圣意，以天地合祭於圜丘为非典礼之正，诏令更定。臣谨按《周礼·大司乐》：以圜钟为宫，冬日至，於地上之圜丘奏之，六变以祀天神；以函钟为宫，夏日至，於泽中之方丘奏之，八变以祭地。夫祀必以冬日至者，以其阳气来复於上天之始也，故宫用夹钟於震之宫，以其帝出乎震也，而谓之圜钟者，取其形以象天也。三一之变（圜钟为宫，三变。黄钟为角，太簇为征，姑洗为羽，各一变），合阳奇之数也。祭必以夏日至者，以其阴气潜萌於下地之始也，故宫用林钟於坤之宫，以其万物致养於坤也，而谓之函钟者，取其容以象地也。四二之变（函钟为宫，太簇为角，姑洗为征，南吕为羽，各二变）合阴偶之数也。又《大宗伯》：以祀实柴燎，祀其在天者，而以苍璧礼之；以血祭沈辜，祭其在地者，而以黄琮礼之，皆所以顺其阴阳，辨其时位，仿其形色。此二礼之不得不异也。故求诸天而天神降，求诸地而地出，得以通精诚而逆福，以生民，以阜万物，此百王不易之礼也。去周既远，先王之法不行。汉元始中，奸臣妄议，不原经意，附会《周官》大合乐之说，谓当合祭。平帝从而用之，故天地共犊，礼之失自此始矣。由汉历唐千有余年之间，而以五月亲祠北郊者，惟四帝而已。如魏文帝之太和，周武帝之建德，隋高祖之开皇，唐睿宗之先天，皆希阔一时之举也。然而随得随失，卒无所定，垂之本朝，未遑正。恭惟陛下恢五圣之述作，举百王之废坠，臣以谓既罢合祭，则南北二郊自当别祀。伏望陛下每遇亲祠之岁，先以夏日至祭地於方丘，然后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，此所谓大者正也。然议者或谓：‘先王之礼，其废已久，不可复行。古者，斋居近（古者，致斋路寝），仪卫省，用度约，赐予寡，故虽一岁遍祀，而国不费、人不劳。今也，斋居远，仪卫繁，用度广，赐予多，故虽三岁一郊，而犹或惮之，况一岁而二郊乎？必不获已，则三年而迭祭，或如后汉以正月上丁祠南郊，礼毕，次北郊；或如南齐以上辛祀昊天，而次辛瘗后士，不亦可乎？’臣窃谓不然。《记》曰：‘祭不欲疏，疏则怠。’夫三年迭祭，则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亲祀，无已怠乎？《记》曰：‘大事必顺天时。’二至之郊，周公之制也，舍是而从后王之失，可谓礼欤？彼议者徒知苟简之便，而不睹尊奉之严也。伏惟陛下鉴先王已行之明效，举旷世不讲之大仪，约诸司仪卫而幸祠宫，均南郊之赐予以给卫士，蠲青城不急之务，损大农无名之费。使臣得以讲求故事，参究礼经，取太常仪注之文，以正其讹谬，稽大驾卤簿之式，以裁其繁冗，惟以至恭之意，对越大，以迎至和，格纯嘏，庶成一代之典，以示万世。” 又曰：“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，夏至祭地北郊，每岁行之，皆合於古。犹以有司摄事为未足以尽志，於是三年一郊而亲行之。夫三年一郊而亲行之，盖所谓因时制宜者也。施之於今，诚不可易。惟合祭之礼，在所当正。《礼》曰：
‘鲁人将有事於上帝，必先有事於泮宫。’所以然者，告祖为配之谓也。又曰： ‘晋人将有事於河，必先有事於恶池；齐人将有事於泰山，必先有事於配林。’所以然者，先卑后尊之谓也。臣等推古以知今，推诸侯以知天子，欲乞每遇亲郊七日戒之后、三日宿之时，宿太庙以告，宿北郊以祭，宿南郊以祀。所以先太庙者，告祖为配也；所以先北郊者，先卑后尊也。虽然，自北郊至南郊相去为远，则中道不可以无舍，请为帷宫，止而后进。如允所奏，乞下有司施行（礼，后汉因祠南郊，即祠北郊明堂、世祖庙及太庙，谓之五供。唐因祠南郊，即祠太清宫及太庙，谓之三大礼。本朝三岁郊祠，必先景灵宫及太庙，盖因前制。然每岁夏至於北郊，自有常祠祀，兼常岁有司摄事於南郊，亦不合祭天地。其合祭之意，止缘亲祠欲遍及尔。若以亲祠欲遍及之，则因南郊同时告祭北郊，自因旧仪，亦不背违礼意，近於可行。伏乞更赐参酌施行）。”於是诏礼官讲求。翰林学士张ロ以为：“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，不易之理。今祀地欲改用他月，无所据依。必不得已，宜於郊祀之岁，夏至之日，盛礼容，兴乐舞，一如南郊之仪，命冢宰摄事。而王存、曾肇言：“今北郊常差中书门下官，乃冢宰之任；乐舞之类，亦开元、开宝旧礼所载，特近世废阙。二者皆有司摄事常行之典，未足以代亲祠之重，恐於父天母地之文，有所未顺。”判太常寺陈荐言：“议者以天地合祭，始於王莽，故欲罢之。臣按《周颂》：‘昊天有成命。郊祀天地也。’汉《郊祀歌》曰：
‘惟泰元尊，媪神蕃。’泰元，天也；媪神，地也。又曰：‘涓选休成，天地并况。’此天地同祀，可以概见，恐非自王莽始也。议者又谓方丘之祀，盛夏不躬行，宜选冢宰摄祀。亦恐未必合古，然终不若天地合祭也。乞且循旧制。”知礼院曾肇言：“今冬至若罢合祭，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，则於父母天地之义若有隆杀。愿陛下遇亲祠南郊之岁，以夏至日躬款北郊，以合先王之制。”遂诏罢南郊合祭，亲祠北郊，并依南郊仪；如不亲祠，上公摄事。
自元丰元年，上命枢密直学士陈襄等详定郊庙奉祀礼文，大正历代典礼之失。
至是，岁亲祀圜丘，始用新仪（国朝亲郊，止服衮冕，至是稽古，始加服大裘，而被以衮冕）。
详定礼文所议：“《礼记》曰：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。’又曰：‘祭天地之牛，角茧栗，配位亦特牲。’《书》曰：‘用牲於郊，牛二。’是也。宋朝仪注，昊天上帝、皇地、太祖皇帝之位，各设三牲俎，非尚质贵诚之义。请亲祠圜丘、方泽，正配皆用犊，不设羊豕俎及鼎七，有司摄事亦如之。郊之祭也，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；单用白木，以素为质。今郊祀、簋、樽、豆皆非陶，又用龙杓，未合礼意。请圜丘、方泽正配位所设、簋、樽、豆，改用陶器，仍以单为杓。祀天之有柴，犹祭地之有瘗血，享庙之有鬯，皆歆神之始，非谓於祭之末燔烧胙余也。至后世之燔瘗牲币於祭末，而不知致神於其始，则是备於后而阙於先也。请南北郊先行升瘗血之礼，至荐奠礼毕，即如旧仪，於坛坎燔瘗牲币。北郊祭皇地及神州地，当为坎瘗埋，今乃建坛燔燎祝版。考先儒所说，地即无燎之文。请祭皇地祝版、牲、币并瘗於坎，不设燎坛。熙宁祀仪，惟昊天上帝、皇地、高燔瘗犊首，自感生帝、神州地而下，皆不燔瘗牲体，殊不应礼。又按《周礼·羊人》，祭祀割羊牲，登其首。《礼记》曰：‘升首，报阳也。’首为阳，则胁与髀为阴可知矣。报阳宜以阳，报阴宜以阴，各从其类也。请自今昊天上帝、感生皆燔牲首以报阳；皇地、神州地、太社、太稷，凡地之祭，皆瘗牲之左髀以报阴；凡荐享太庙，皆升首於室。”
又曰：“臣等见亲祠南郊仪注，并云祀前三日，仪鸾司铺御座黄道褥。谨按唐故事：郊坛、宫庙内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，皆设黄道褥，坛上立位又施赤黄褥，将有事，命撤之。武德、贞观之制用紫，至德以来用黄。《开元礼》、《开宝通礼》，郊庙并不设黄道褥。《太常因革礼》曰：‘旧制，皇帝升坛，以褥藉地，象天黄道。太祖命撤之，设拜於地。和岘乞宣付史馆。’天圣二年，仪注又增设郊坛门道北御座黄道褥。康定初，有司建议，谓配帝褥用绯，以示损於天地；而自小次之前至坛上诸位，其道褥以黄，盖非典礼。是岁，有诏自小次至坛下撤黄道。臣等伏详《礼记》，郊祭之日，埽反道。郑氏注谓令新土在上也。其藉神席，天地尚质，则用蒲越藁秸；宗庙尚文，则设莞筵纷纯，加缫席画纯，加次席黼纯而已。天子受胙乃有席，《周礼·司几筵》所谓‘胙席’，是也。今来郊坛黄道褥欲更不设。”又言：“臣等看详《周官》，外祀皆有兆域，盖设一而已。后世因之，稍增其制。东汉坛位天神从祀者甚众，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，故外设重营，以为等限。日、月在中营内南道，而北斗在北之西，至於五星、中宫宿之属，则其位皆中营，二十八宿外宫星之属，则其位皆外营。然则为重营者，所以等神位也。唐因齐、隋之制，设为三，天神列位不出内，而御位特设於坛下之东南。若夫公卿分献，文武从祀，与夫乐架、馔幔则皆在中之内。而大次之设乃在外者，所以序祀事也。盖古者神位寡，祀事简，故兆守有域，以为遮列厉禁而已。后世神位既众，祀事亦繁，故为三，以严内外之限。国朝郊祀坛域，率循唐制，虽仪注具载圜丘三，每三十五步，而有司乃以青绳代内，诚不足以等神位、序祀事、严内外之限也。伏请除去青绳，如仪注为三。”从之。
哲宗元七年，亲郊。诏：“今岁圜丘，宜依熙宁十年故事，设皇地位，以申始见之礼。候亲祠北郊，依元丰六年五月八日指挥。”
南郊卤簿使、兵部尚书苏轼奏：“臣谨按：汉成帝郊祠甘泉泰、汾阴后土，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。时扬雄待诏承明，奏赋以讽，其略曰：‘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，屏玉女而ж妃。’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。臣今备位夏官，职在卤簿。准故事，郊祀既成，乘舆还斋宫，改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教坊钧容作乐还内，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，已非典礼，而况方当祀事未毕，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？窃见二圣崇奉大祀，严恭寅畏，度越古今，四万来观，莫不悦服。今车驾方宿斋太庙，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，争道乱行，臣愚窃恐於观望有损，不敢不奏。乞赐约束，仍乞取问随行合千勾当人施行。取进止。”时轼为卤簿使导驾，内中朱红车子十余辆，有张红盖者，争道乱行於干明寺前，轼於车中草此奏。 奏入，上在太庙，驰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。明日，中使传命申敕有司，严整仗卫，自皇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。
先时，元五年五月夏至，祭皇地，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。将言：“王者父天母地，三岁冬至，天子亲祠，遍享宗庙，祀天圜丘，而夏至方泽之祭，乃止遣上公，则皇地遂永不在亲祠之典，此大阙礼。望博诏儒臣，讲求典故，明正祀典，为万世法。”诏礼部、太常寺及两省侍从官集议以闻。於是翰林学士兼侍读顾临等八人，请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，俟将来亲行北郊之礼，则合祭可罢。临与祖禹又言：“天地特祭，经有明文，然自汉以来，千有余年，不能行之矣。宋兴，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，其不合祭者，惟元丰六年一郊耳。去所易而就所难，虚地之大祭，失今不定，后必悔之。”吏部侍郎范纯礼、彭汝砺、户部侍郎范子奇、礼部侍郎曾肇、刑部侍郎王觌、丰稷、权知开封府韩宗道、枢密都承旨刘安世、中书舍人孔武仲、陈轩、太常少卿盛陶、宇文昌龄、侍御史王畏、监察御史董敦逸、黄庆基、左司谏虞策、礼部郎中孙路、员外郎欧阳、太常丞韩治、博士朱彦、宋景年、阎本等二十二人，皆主北郊之议，而武仲又请以孟冬纯阴之月，诣北郊亲祠，如神州地之祭。杜纯议请南郊之岁，设望祠位於苑中，置权火，夏至命上公摄事，每献举权火。诏依王钦臣议，宜如祖宗故事，并祭天地一次。汝砺、肇复上疏论合祭非是，文多不载。九月，三省上顾临等议，太皇太后曰：“宜依仁宗皇帝故事。”吕大防言：“国朝以来，大率三岁一亲郊，并祭天地、宗庙，因行赦宥，颁赏军士，遂以为常。今诸儒献议，欲南郊不设皇地位，惟祭昊天上帝，於祖宗之制未见其可。”苏辙曰：“自熙宁十年，神宗皇帝亲祠南郊，合祭天地，今十五年矣。皇帝即位又已八年，未尝亲见地，乃朝廷阙典，不可不正。”范百禄言：“圜丘无祭地之礼，《记》曰：‘有其废之，莫可举也。’先帝所废，稽古据经，未可轻改。”大防又言：“先帝因礼文所建议，遂令诸儒议定北郊祀地之礼，然未经亲行。今皇帝临御之始，当亲见天地，而地之位独不设，恐亦未安。况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，庆赉将士，非三岁一行，则国力有限。
今日宜为国事勉行权制，俟异时议定北郊制度及太庙享礼，行之未晚。”太皇太后以吕大防之言为是。苏颂、郑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，必郊见天地，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，恐未合古。乃下诏曰：“国家郊庙特祀，祖宗以来，命官摄事，则三岁一亲郊，则先享清庙，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。元丰间，有司援周制，以合祭不应古义，先帝乃诏定亲祠北郊之仪，未之及行。是岁，郊祀不设皇地之位，而宗庙之享率如权制。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，其冬至日南郊，宜依熙宁十年故事，设皇地位，以严并况之报。厥后躬行方泽之祀，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，俟郊礼毕，集官详议典礼以闻。”
礼部尚书苏轼言：“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，享答实蒙休应，然则圜丘合祭，允当天地之心，不宜复有改更。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，圜丘祀天而不祀地，不过以谓：‘冬至祀天於南郊，阳时阳位也；夏至祀地於北郊，阴时阴位也。以类求神，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。’是大不然。冬至南郊既祀上帝，则天地百神莫不从祀。古者，秋分夕月於西郊，亦可谓阴时阴位矣，至於从祀上帝，则冬至而祀月於南郊，议者不以为疑。今皇地亦从上帝而合祭於圜丘，独以为不可，则过矣。《书》曰：‘肆类於上帝，於六宗，望於山川，遍於群神。’舜之受禅也，自上帝、六宗、山川、群神，莫不毕告，而独不告地，岂有此理哉？武王克商、庚戍，柴、望。柴，祭上帝也；望，祭山川也。一日之间，自上帝而及山川，必无南北郊之别也，而独略地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，并祀地矣。何以明之？《诗》之序曰：‘《昊天有成命》，郊祀天地也。’此乃合祭天地，经之明文，而说者乃以比之《丰年》秋冬报也，曰：‘秋冬各报，而皆歌《丰年》，则天地各祭，而皆歌《昊天有成命》也。’是大不然。《丰年》之诗曰：‘丰年多黍多余，亦有高廪，万亿及秭，为酒为醴，畀祖妣，以洽百礼，降福孔皆。’歌於秋可也，歌於冬亦可也。《昊天成命》之诗曰：‘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，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，於缉熙，单厥心，肆其靖之。’终篇言天而不及地。颂以告神明也，未有歌其所不祭，祭其所不歌也。今祭地於北郊，独歌天而不歌地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，则地在焉。歌天而不歌地，所以尊上帝，故其序曰‘郊祀天地也’。议者乃谓合祭天地，始於王莽，以为不足法。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，不当以人废。光武皇帝，亲诛莽者也，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。谨按《后汉书·郊祀志》：建武二年，初制郊兆於洛阳，为圜丘八阶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乡，西上。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又按《水经注》，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，大魏郊天之所，准汉故事，为圜丘坛八阶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。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唐睿宗将有事於南郊，贾曾议曰：‘有虞氏黄帝而郊喾，夏后氏黄帝而郊鲧。郊之与庙，皆有也。於庙，则祖宗合食於太祖；於郊，则地群望皆合食於圜丘，以始祖配享。盖有事之大祭，非常祀也。’《三辅故事》：‘祭於圜丘，上帝、后土位皆南面。’则汉尝合祭矣。’时褚无量、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。明皇天宝元年二月，敕曰：‘凡所祠享，必在躬亲，朕不亲祭，礼将有阙。其皇地宜就南郊合祭。’是月二十日，合祭天地於南郊，自后有事於圜丘皆合祭。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今议者欲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，盖以为用周礼也。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。古者，一岁祀天者二，明堂享帝者一，四时迎气者五，祭地者二，享宗庙者四，此十五者，皆天子亲祭也。而又朝日、夕月、四望、山川、社稷、五祀及群小祀之类，亦皆亲祭此周礼也。太祖皇帝受天眷命，肇造宋室，建隆初郊，先享宗庙，乃祀天地。自真宗以来，三岁一郊，必先有事景灵宫享太庙，乃祀天地，此国朝之礼也。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，而岁岁行之，不以为难；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，而三岁一行，不以为易，其故何也？古者，天子出入，仪物不繁，兵卫甚简，用财有节，而宗庙在大门之内，朝诸侯，出爵赏，必於太庙，不止时祭而已。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，能守此则天下服矣。是故岁岁行之，率以为常。至於后世，海内为一，四方万里，皆听命於上，机务之繁，亿万倍於古，日力有不能给。自秦汉以来，天子仪物日以滋多，有加无损，以至於今，非复如古之简易也。今之所行，皆非周礼。三年一郊，非周礼也；先郊二日而告原庙，一日而祭太庙，非周礼也；郊而肆赦，非周礼也；优赏诸军，非周礼也；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，非周礼也；自宰相、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，非周礼也。此皆不改，而独於地，则曰‘周礼不当祭於圜丘，’此何义也哉？议者必又曰：‘夏至不能行礼，则遣官摄祭，亦有故事。’此非臣之所知也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，若王不与祭祀，则摄位。郑氏注曰：‘王有故，则代行其祭事。’贾公彦疏曰：‘有故，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。’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。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，故命有司行事，其所从来久矣。若亲郊之岁，遣官摄事，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省去繁文末节，则一岁可以再郊。’臣将应之曰：‘古者，以亲郊为常礼，故无繁文；今世以亲郊为大礼，则繁文有不能省也。若帷城、幔屋，盛夏则有风雨之虞。陛下自宫入庙，自庙出郊，冠通天，乘大辂，日中而舍，百官卫兵暴露於道，铠甲具装，人马喘汗，皆非夏至所能堪也。王者父事天，母事地，不可偏异。事天则备，事地则简，是於父母有隆杀也，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？国家养兵，异於前世。自唐之时，未有军赏，犹不能岁岁亲祠，天子出郊，兵卫不可简省，大辂一动，必有赏给。今三年一郊，倾竭帑藏，犹恐不足，郊赉之外，岂有复加。若一年再赏，国力将何以给？分而与之，人情岂不失望？’议者必又曰：‘三年一祀天，又三年一祭地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三年一郊，已为疏阔，若独祭地而不祭天，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。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。如此，则典礼愈坏，欲复古而背古益远，神必不顾享，非所以为礼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当郊之岁，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，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夫所以议此者，为欲举从周礼也。今以十月易夏至，以神州代方泽，不知此周礼之经邪，变礼之权邪？若变礼从权而可，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乎？十月亲祭地，十一月亲祭天，先地后天，古无是礼。而一岁再郊，军国劳费之患，尚未免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当郊之岁，以夏至祀地於方泽，上不亲郊，而通权火，天子於禁中望祀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《书》之望秩，《周礼》之四望，《春秋》之三望，皆谓山川在四郊者，故远望而祭也。今所在之处，俯则见地，而云望祭，是为京师不见地乎？此六议者，合祭可否之决也。夫汉之郊礼，尤与古戾，唐亦不能如古。本朝祖宗钦崇祭祀，儒臣礼官讲求损益，非不知圜丘、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，盖以时不可行，是故参酌古今，上合典礼，下合时宜，较其所得，已多於汉唐矣。天地、宗庙之祭，皆当岁遍。今不得岁遍，是故遍於三年当郊之岁，又不能於一岁之中再举大礼，是故遍於三日。此皆因时制宜，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并祀不失亲祭，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，二者孰为重乎？若一年再郊，而遣官摄事，是长不亲事地也。三年间郊，当祀地之岁，而暑雨不可亲行，遣官摄事，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。夫分祀天地，决非今世之所能行，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、神宗熙宁之礼，无更改易郊祀庙享，以亿宁上下神。仍乞下臣此章，付有司集议，如有异论，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，使皆屈伏，上合《周礼》，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，不可但执《周礼》，更不论今可与不可施行，所贵严祀大典，以时决定。取进止。”贴黄称：“唐制，将有事於南郊，则先朝献太清宫，朝享太庙，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，先一日享太庙。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。臣谨按：武王克商，丁未祀周庙，庚戌柴望，相去三日，则先庙后郊，亦三代之礼也。”
初，诏议北郊典礼，苏轼主合祭之说，从之者五人；刘安世主分祭之说，从之者四十人；又有三人，欲於十月以神州地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；又有一人，欲上不亲祠，而通权火，天子於禁中望拜。既而朝廷复送下三状，再令详定。安世复议，略云：“苏轼谓合祭圜丘，於礼为得，不可复改。臣等谨按《周礼》，天子亲祀上帝凡九，国朝三岁一郊，固已疏阔，岂可因循谬误，不加考正？古者，求神以类。天，阳物也；地，阴物也。岁、月、日、时、方位、牲器、乐舞，皆从其类。今议者於圣人成法则弃而不行，猥用王莽不经之说，至引夫妇同牢私亵之语，黩乱天地，又引《昊天有成命》之诗以为证。臣等切详此诗终篇未尝有合祭之文，序乃后儒之辞，亦谓成周之世，圜丘、方泽，各歌此诗，以为乐章耳。
如《潜》之序曰：‘季冬献鱼，春荐鲔也。’《丰年》之序曰：‘丰年秋冬报也。’《噫嘻》之诗曰：‘春夏祈於上帝也。’如此之类，不知为一祭邪，抑二祭邪？ 若郊祀赐予，乃五代姑息之弊法，圣朝宽仁，不欲遽罢，若分而为二，何所不可？ 议者乃欲因此造为险语，以动上听；又引祸福殃咎之说，劫持朝廷，必欲从己，甚无谓也。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礼，而苏轼之议皆后世之便宜，权之与正，决不可合。伏望圣慈详审其当，上以体神考之志，下以正千载之惑，岂胜幸甚！”方送同议官签书，其徒驰告轼曰：“若刘承旨议上，决恐难答。”时苏辙为门下侍郎，遂白辙令请降旨罢议，安世议状竟不得上。
绍圣元年，诏：“罢合祭天地，自今因大礼之岁，以夏至之日，躬祭地於北郊。应缘祀事仪物及坛、道路、帷宫等，宜令有司参酌详具以闻。”盖用蔡京等议。然北郊亲祠，终帝世未克举云（详见《祀后土门》）。
左司员外郎曾文言：“周人以气臭事神，近世易之以香。按何佟之议，以为南郊、明堂用沈香，本天之质阳所宜也；北郊用上和香，以地於人亲、宜加杂馥。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，至於众星之位，香不复设，恐於义未尽。”礼部、太常寺议，众星随其方色用币，每陛各设香。从之。
梁太祖开平二年十一月，自东京赴洛都行郊天礼，自石桥备仪仗至郊坛。
三年正月，以河南尹张宗为南郊大礼使（故事，皆以宰相为之，今用河南尹充，非常例也）。
周太祖广顺三年九月，太常礼院奏：“准敕定郊庙制度，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，圜丘四成，各高八尺一寸，下广二十丈，再成广十五丈，三成广十丈，四成广五丈。十有二陛，每节十二等。燎坛在泰坛之丙地，方一丈，高一丈二尺，开上南出户，方六尺。请下所司修奉。”从之（时周太祖将拜南郊，故修奉之）。
梁太祖南郊二（开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，其年十一月二日）。
后唐庄宗南郊一（同光二年二月一日）。
明宗南郊一（长兴元年二月二十一日）。
周太祖南郊一（显德元年正月一日）。
宋初，因唐旧制，每岁冬至圜丘，正月上辛祈，孟夏雩祀，季秋大享，凡四祭昊天上帝。亲祀则并皇地位。作坛於国城之南薰门外，依古制四成，十二陛，三。设燎坛於内坛之外丙地，高一丈二尺。又设皇帝更衣大次於坛外东东门之内道北，南向。
太祖皇帝干德元年十一月甲子，亲郊，奉宣祖配，大赦改元。
先是，诏以冬至有事南郊，有司言：“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，皇帝始郊，不应近晦。”乃改用十六日甲子。太常博士和岘言：“祭不欲数。今十一月十六日亲祀南郊，请权停二十七日南至之祀。”从之。十三日，上宿斋於崇元殿，翌日，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执镇圭，乘玉辂，由明德门出，群臣夹侍，卤簿前导，赴太庙。五鼓，朝享礼毕。质明，乘辂赴南郊，斋於帷宫。上初诣太庙，乘玉辂，左谏议大夫崔颂摄太仆，上问仪仗名物甚悉，颂应对详敏，上大悦。十六日，服衮冕，执圭，合祭天地於圜丘，以皇弟开封尹光义为亚献，兴元尹光美为终献。 将升坛，有司具黄褥为道，上曰：“朕洁诚事天，不必如此。”命彻之。还宫，将驾金辂，顾左右曰：“於典故可乘辇否？”对以无害，乃乘辇。壬申，以南郊礼成，大宴广政殿，号曰“饮福”。自是为例。
五代以来，宰相为大礼使，太常卿为礼仪使，御史中丞为仪仗使，兵部尚书为卤簿使，京府尹为桥道顿递使。宋制，大礼、顿递如旧，而大礼使或以亲王为之，又专以翰林学士为礼仪使，其仪仗、卤簿使或以他官充（是年，司徒兼侍中范质为南郊大礼使，翰林学士承旨、礼部尚书陶礼仪使，刑部尚书张昭卤簿使，御史中丞刘温叟仪仗使，皇弟开封尹光义桥道顿递使）。太平兴国元年，始铸五使印。
石林叶氏曰：“南郊五使，唐制甚详。考於《会要》，才见长庆后有以太常卿为礼仪使，御史中丞为大礼使尔，不知礼仪、大礼何以为别也？其以宰相为大礼使，礼部尚书为礼仪使，御史中丞为仪仗使，兵部尚书为卤簿使，开封尹为桥道使者，盖后唐之制，故本朝用之，但改太常卿为礼仪使尔。太常卿既不常置，而中丞、兵部官或阙，则例以学士及他曹尚书、侍郎代之。大礼掌赞相，卤簿掌仪卫，桥道掌顿递，礼仪掌礼物仪仗，无正所治事，但督察百司不如礼者而已。
真宗东封西郊，尝专用辅臣，天禧后罢。至元符初，始召并用执政，遂著为令。” 《长编通考》曰：“恭考太祖南郊凡四，自后宿斋、朝享、仪礼、降赦率如初，惟开宝四年，始用绣衣卤簿。先是，大驾卤簿衣服、旗帜止以五采绘画。至是，尽易以绣。九年，以江表底定，方内大同，用申报谢，乃幸西京，以四月有事於南郊。先是，霖雨弥旬。及赴斋宫之日，物晴霁，观者如堵，咸相谓曰：
‘我辈少逢乱离，不图今日复睹太平天子仪卫。’皆相对感泣。又考卤簿凡四等： 大驾、法驾、銮驾、黄麾仗。大驾，郊祀、籍田、荐献玉清昭应景灵宫用之。”
按：梁太祖始建都於汴，然郊坛则在洛都。开平二年十一月南郊，帝自东京至洛都行礼，自石桥备仪仗至郊坛。三年正月，以河南尹张宗为南郊大礼使。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，帝祀南郊。初，梁均王将郊祀於洛阳，闻杨刘陷而止，其仪物具在。至是，张全义请上亟幸洛阳，谒庙毕，即祀南郊。从之。然则梁、唐行郊祀皆在洛阳。国初，始作郊坛於国城南薰门外。开宝九年，诏曰：“定鼎洛邑，我之西都；燔柴泰坛，国之大事。今江表底定，方内大同，景灵，用申报谢，乃眷西顾，郊兆存焉。将饬驾以时巡，躬展诚於阳位。朕今幸西京，以四月有事於南郊，宜令有司各扬所职。”以是观之，艺祖亲郊凡四，独是岁行之於洛阳。 然凡郊必以阳至之月，独是岁以四月，乃是行大雩之礼，盖本非彝典。帝以洛都元有郊兆，是年又有欲徙都於洛之意，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礼云。
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丙申，郊，奉太祖配。
国初以来，南郊四祭及感生帝、皇地、神州凡七祭，并以四祖迭配。而太祖亲郊者四，并以宣祖配。上即位，以宣祖、太祖更配。是年，合祭天地，始奉太祖升侑焉。雍熙元年，郊，扈蒙定礼，奏言：“《经》曰：‘严父莫大於配天。’请以宣祖配天，太祖配上帝。”乃用其议，识者非之。淳化四年，礼仪使苏易简上言：“按：唐永徽中，以高祖、太宗同配上帝。欲望亲祀郊丘，奉宣祖、太祖同配；共常祀孟春祈、孟冬神州、季秋大享，以宣祖崇配；冬至圜丘、夏至北郊、孟夏雩祀，以太祖崇配。”从之。
淳化三年，礼仪使言：“皇帝亲郊，故事，在京并去圜丘十里内神祠及所过桥道，并差官致祭，而独遗太社、太稷、文宣、武成王等庙。今请事出宫前一日，遣官致祭。”从之。
至道三年十一月，时真宗已即位，有司上言：“冬至祀圜丘、孟夏雩祀、夏至祭方丘，请奉太宗配；上辛祈、季秋大享明堂，奉太祖配；上辛祀感生帝、孟冬祀神州地，奉宣祖配；其亲郊圜丘，奉太祖、太宗并配。”诏可。
大中祥符四年，职方员外郎、判太常礼院孙言：“准礼，冬至祀圜丘，有司摄事，以天神六百九十位从祀。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，天皇大帝以下并不设位。且太昊、勾芒惟孟夏雩祀、季秋大享及之，今乃祀於冬至，恐未叶宜。”诏两制及崇文院详定。翰林学士晃迥等言：“按《开宝通礼》：圜丘，有司摄事，祀昊天、配帝、五方帝、日月、五星、中外官、众星、总六百八十七位；雩祀、大享，昊天、配帝、五天帝、五人帝、五官、总十七位；方丘，祭皇地、配帝、神州、岳镇、海渎七十一位。今司天监所设圜丘、雩祀、明堂、方丘并十七位，即是方丘有岳、渎从祀，圜丘无星辰，而反以人帝从祀。参详故事，实为阙典。望如所请，以《通礼》神位为定。其有增益者，如后敕。”奏可。
景德三年，崇文院检讨陈彭年言：“《礼记·月令》，正月天子以元日祈於上帝。注云：‘为上辛祈，郊祀昊天上帝。’又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启蛰而郊，郊而后耕。’盖春气初至，农事方兴，郊祀昊天，以祈嘉，故当在建寅之月，迎春之后矣。自晋泰始二年，始用上辛，不择立春之先后。齐永明元年，立春前郊，议者欲迁日，王俭启云：‘宋景平元年、元嘉六年，并立春前郊。’遂不迁日。其后吴操之又云：‘应在立春后。’然则左氏所记启蛰而郊，乃三代彝章，百王不易。王俭所启郊在春前，乃后世变礼，经籍无闻。载详《月令》正月元日祈，则明在正月之辛；左氏‘启蛰而郊，郊而后耕’，则明在立春之后。参较其义，焕然无疑。来年正月十日立春，三日上辛祈，斯则袭王俭之末议，违左氏之明文，礼有未安，事当复古。”
干兴元年，真宗崩，诏礼官定迁郊祀配帝，乃请：“孟春上辛祈、孟冬祭神州地，以太祖配；孟夏雩祀、冬至祀昊天上帝、夏至祭皇地，以太宗崇配；上辛祀感生帝，以宣祖配；季秋大享明堂，以真宗崇配；皇帝亲祀郊丘，以太祖、太宗崇配。”奏可。
故事，三岁一亲郊，不郊辄代以他礼，庆赏与郊同，而五使皆辅臣，不以官之高下。天圣二年，翰林学士领仪仗，御史中丞领卤簿，始用官次。
天圣五年十一月癸丑，郊，以翰林学士宋绶摄太仆，陪玉辂。上问仪物典故，绶占对辨给，因使绶集群官撰集《天圣卤簿图记》上之。礼仪使请郊后诣玉清昭应、景灵宫。诏郊前享景灵，近臣奏告；玉清昭应择日恭谢。大礼使王曾请节庙乐，帝曰：“三年一享，不敢惮劳也。”三献终，增礼生七人，各引本宝，太祝升殿彻豆。三日，又斋长春殿，谢玉清昭应宫。
沈氏《笔谈》曰：“上亲郊庙册文，皆曰‘恭荐岁事’。先景灵宫，谓之朝献；次太庙，谓之朝享；末乃事於南郊。予集《郊式》时，曾预讨论，常疑其次序。若先为尊，则郊不应在庙后；若后为尊，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。求其所从来，盖有所因。按唐故事：凡有事於上帝，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，唯太清宫、太庙则皇帝亲行，其册祝皆曰：‘取某月某日、有事於某所，不敢不告。’宫庙谓之奏告，余皆谓之祭告，唯有事於南郊，方为正祠。至天宝九载，乃下诏曰：
‘告者，上告下之词。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，太庙称朝享。’自此遂失奏告之名，册文皆为正祠。” 杨氏曰：“愚按：‘卜郊受命於祖庙，作龟於祢宫。’疏引《礼器》‘鲁人将有事於上帝，必先有事於宫’为证。《礼器》注云：‘鲁以周公之故，得郊於上帝。先有事於宫，告后稷也。’夫有事谓告祭也，郊事至重，又尊祖以配天，故先告於祖而受命焉，乃卜日於祢宫。自此以后，散斋七日，致斋三日，斋戒以神明其德，将以对越上帝，此则古礼然也。太祖皇帝干德六年十一月，初行郊祀。先是，十三日宿斋於崇元殿，翼日赴太庙，五鼓朝享礼毕，质明乘玉辂赴南郊，斋於帷宫。十六日，行郊祀礼。夫五鼓朝享於太庙，质明乘辂赴南郊，斋於帷宫，又二日而郊祀，此则不拘古礼，以义起之，深得古人告祭於太庙之意，而又不失乎致斋之严也。其后，有司建明，或失其中。仁宗天圣二年八月，太常礼院上言：‘南郊合行荐告之礼，望降所用日。’诏将来玉清昭应宫、景灵宫、太庙同日行礼。后五年，礼仪使刘筠奏曰：‘天圣二年南郊制度，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内数次展礼，万乘之陟降为劳，百执之骏奔不暇。欲乞将来南郊礼毕，别定日诣玉清昭应宫、景灵宫行恭谢之礼。’夫刘筠之请，盖欲避一日频并之劳也，然荐告者，郊前之礼也；恭谢者，郊后之礼也。刘筠欲易郊前荐告之礼为郊后恭谢之礼，盖亦以玉清昭应宫、景灵宫非礼之正，不欲指言其事，故为是婉辞以达意也。景五年十月，侍讲贾昌朝言：‘朝庙之礼，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，合於旧典，所宜奉行。其景灵宫朝谒，盖沿唐世太清宫故事，有违经训，固可改革。
欲望将来朝庙前未行此礼，候郊礼毕，诣景灵宫谢成，如下元朝谒之仪。所冀尊祖事天，礼简诚至。’夫贾昌朝之说，即刘筠之说也。然刘筠之议婉而明，不若贾昌朝之言严而正。”
岳氏《愧郯录》曰：“珂前辨南北郊，妄意以礼之大者与常礼异，折衷古今，以俟博识。及考元丰六年十月庚辰，太常丞吕升卿所奏，则先庙后郊。当时亦尝有议之者，反覆其论，可谓至当，而迄不见用於时，盖有弗便乎？今虽欲力行，不可得也。珂故因是而发其余论焉。升卿之言曰：‘近以郊祀致斋之内，不当诣景灵宫及太庙朝享，遂具奏：“伏闻止罢景灵宫诸处朝谒，而天兴殿及太庙朝享如故。臣伏以郊丘之祀，国之大事，有天下者，莫重乎享帝。臣历考载籍，不闻为祀天致斋乃於其间先享宗庙者也。独有唐天宝之后，用田同秀之言，立老子庙，号曰太清宫。是岁，将行郊祀，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。祀用青词，馈用素馔；甲午，又亲享於太庙；丙申，乃有事於南郊。终唐之世，奉而行之，莫知其非。虽论者以为失礼，然考其初，致斋之日，乃辛卯享於太清宫，至丙申殆且五日，乃得雍容休息，以见上帝也。今陛下致斋三日，其一日於大庆殿，而用其二日三行礼焉。古之太祀，未有不斋三日而敢与神明交者，故经曰：‘斋三日，一日用之，犹恐不敬，二日伐鼓，何居？盖先王之於祭祀之斋，如此其谨也。今陛下行礼於天兴殿，才斋一日尔，其之太庙与郊宫也，前祀之一日，皆尝用之矣，谓之一日之斋，尚非全也。夫用一日之斋，以修大祀，未见其可，况非全日乎？於以奉宗庙，则斋之日不足；於以事上帝，则斋之仪不专。陛下恭严寅畏，三岁一修大礼，将以受无疆之休，其为致斋者乃如此，殆未称昭事之意也。今太庙岁有五大享，皆如古矣，又於郊祀复修遍享之礼，此为何名乎？论者曰：‘宗庙之礼，未尝亲行，故因郊祀恭展荐献。’臣曰不然。唐太宗时，马周言曰：‘陛下自践位，宗庙之享，未尝亲事。窃惟圣情以乘舆一出，所费无艺，故忍孝思以便百姓，遂俾《唐史》不书皇帝入庙，何以示来叶？’良谓此也。且人主於宗庙之享，自当岁时躬修其事，其不亲享者，盖后世之失礼也。今日必因郊礼以行之，则义尤不可。
夫因者，不致专之谓也。七世圣神俨在清庙，朝廷不特讲岁时亲行之礼，而因以享之，此非臣之所闻也。臣愚以谓今郊礼宜如故事，致斋於大庆殿，二日，径赴行宫。其宫庙亲享，并乞寝罢。或车驾必欲至太庙，即乞止告太祖一室，以侑神作主之意；彻去乐舞，以尽尊天致斋之义。其天兴朝享，乞更不行，请如新降朝旨，俟礼毕而恭谢。伏请继今日以往，别修太庙躬祀之制，岁五大享，乘舆亲临其一焉。仍望自今岁腊享为首，於明年行春祠之礼，礻龠与尝，自次年以叙终之；每遇行庙享之时，则罢景灵宫一孟朝谒之礼；庙享致斋，乞於内殿出入如常仪。如此，则祀天享亲雨得其当矣。珂按：先庙后郊，苏文忠轼尝引《书·武成》证为《周礼》，而珂固疑其即变礼以为常矣。升卿谓古之大祀，未有不斋三日而敢与神交者。考之《武成》，厥四月丁未，祀於周庙；越三日庚戌，柴望，大告武成。虽礼之变，犹必历三日而后柴望，则升卿之言岂非明据？然珂谓升卿之论庙享，岁五大享而临其一，乃杀礼也，非备礼也。行庙享之时，则罢景灵宫一孟谒朝之礼，庙享既与景灵宫迭用，且致斋内殿，出八如常仪，乃常礼也，非大礼也。夫天地，大祭也；祖宗，大祭也。隆礼备物，不可偏废。其势必如仁宗享之制，始合於礼之宜。夫嘉之行也，以代三年之郊也。辂而斋，冕而事，门而肆眚，皆郊制也。前乎元年，恭谢乎大庆；后乎七年，大享於明堂。则四年之，三年之中也。如升卿言，是以常礼享祖宗，而以大礼祀天地也。若每岁而入庙，又三岁而出郊，礼有隆而无杀，知其必不能也。知乎此，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举也。分郊而祭，舍升卿之说，则太庙、原庙之享，不知其存乎否也？
苟存也，则先南郊祀之，先北郊则祀之，祖宗之祭二，而天地之祭一，祖宗三岁而遍，天地六岁而遍，以卑逾尊，不可也。苟废也，则原庙恭谢之制，就可如升卿之说，而太庙则不可以乏享也。享不可以杀礼也，是又於何时增此一郊邪？其疏其数，将於此乎益无统矣。” 按：三岁亲郊，而所祭者凡三：一日祀原庙，二日祀太庙，三日诣圜丘行礼。
此礼始於唐而宋因之。杨氏所引刘筠、贾昌朝之说，则以为前二日之享庙，告祭也；岳氏所引吕升卿之说，则以为前二日之享庙，正祭也。然以愚观之，以为告祭，则其礼太过；以为正祭，则其礼无名。盖登极、立太子、册后、上祖宗徽号之类，皆典礼之重大而希罕者，若三岁一郊，则事天之常礼耳。今登极等告祭未尝亲行，而独於三岁郊祀则亲举告礼，此所谓太过也。春礻龠、夏、秋尝、冬，三岁一，五岁一，皆历代相承宗庙之大祭。今此诸祭未尝亲行，而独於三岁郊祀之前，特创一祭，此所谓无名也。盖近代以来，天子亲祠，其礼文繁，其仪卫盛，其赏赉厚，故必三岁始能行之。而郊祀所及者，天地百神与所配之祖而已，於宗庙无预，故必假告祭之说，就行亲祀宗庙之礼焉。於事则简便矣，谓之合礼则未也。
景二年十一月乙未，郊，三圣并侑。先是，礼院言：“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庙皆万世不迁，至於南郊，以太祖定配，二宗迭配。将来皇帝亲祠，且请以三圣皆侑，上显对越之盛，次伸追之感。此后迭配，还如前议。岁时常祀，则至日圜丘、仲夏皇地配以太祖，孟春祈、夏雩祀、冬祭神州配以太宗，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，季秋大享配以真宗。”先是，上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，财成颂体，告於神明，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，参施群祀。
礼院言：“《周官》，朝日祀五帝，则张大次、小次。说者以为祀昊天上帝亦然。大次在坛外，犹更衣幄；小次在坛侧，今所未行。按魏武帝祠庙令：‘降神讫，下阶就蕞而立，须奏乐毕，似若不愆烈祖，迟祭不速讫也。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耳。’然则武帝坐俟，容须别设近次，与《周官》义符。请设小次於皇帝版位少东，每献毕，降坛若殿，就小次，俟终献彻豆，复就版位。”其后有司又言：“郊庙樽数皆准古，而不实三酒、五齐、明水、明酒、有司相承，名为‘看器’。郊庙天地配位，惟用祠祭酒，分大、中祠位二升，小祠位一升，止一樽酌献，一樽饮福。宜诏酒官依法制齐、酒，分实樽，有司取明水对明酒，实於上樽。”礼官以为《郑氏》注《周礼》五齐、三酒，惟引汉时酒名拟之，而无制造法。乃仍旧用祠祭酒，一等坛殿上下樽，有司毋设空器；并如唐制，以井水代明水、明酒。正配位酌献、饮福，旧用酒二升者，各增二升。从祀神位，用旧升数，实诸樽。 岳氏《愧郯录》曰：“珂之仕中朝，屡摄官莅祠祭，每见樽彝之设五齐，有其名而实无之，惟将事则取具天府，盖止一色公酝耳。闻之容台吏，樽幂之下率多空，惟一樽仅杯勺以共祭。他日，又摄光录丞，得先祭赞阅视酒馔；又摄太官令，躬酌酒实爵，得窥其中，盖皆如言。则其初点馔之际，执事者徒再唱酒齐之日而已，於以验其名殊而实一也。尝读《周礼正义》，颇疑酝法不明，古制难复。考之《通鉴长编》，元丰六年十月甲申，光禄卿吕嘉问言：‘光禄掌酒醴祠祭樽，相承用法酒库三色法酒，以代《周礼》所谓五齐、三酒，恐不足以上称陛下崇祀之意。近於法酒库、内酒库，以酝酒法式考之《礼经》五齐、三酒。今醅酒、其齐冬以二十五日，春秋十五日，夏十日，拨醅瓮而浮蚁涌於面，今谓之拨醅，岂其所谓泛齐邪？接取拨醅其下齐汁，与滓相将，今谓之醅芽，岂其所谓醴齐邪？既取醅芽，置ド其中，其齐葱白色入焉，今谓之带醅酒，岂其所谓盎齐邪？冬一月，春秋二十日，夏十日，醅色变而微赤，岂其所谓缇齐邪？冬三十五日，春秋二十五日，外拨开醅面观之，上清下沈，岂其所谓沈齐邪？今朝廷因事而酝造者，盖事酒也；今逾岁成熟蒸酝者，盖昔酒也；同天节上寿燕所供腊醅酒者，皆冬醅夏成，盖清酒也。此皆酒，非所谓齐也。是知齐者，因自然之齐故称名，酒者成就而人功为多，故享神以齐，养人以酒。窃恐典礼如此。又《司樽彝》曰，酝齐缩酌，盎齐沈酌。依经传，则泛齐、醴齐以事酒和之，用茅缩酌；其盎齐、缇齐、沈齐则以清酒和之，不用茅缩酌。如此，则所用五齐不多，而供具亦甚易。盖酝酒料次不一，此五种者成而皆自然。伏望圣断，以今之所造酒，与典礼相详审，或不至差谬。乞自今年郊庙共奉。’上批：‘嘉问论证，似有理趣。
今宗庙所实樽彝，酒、齐未备就，且如其说用之，於理无害。’然则当时盖尝施用，而又前乎庆历，后乎大观，皆经讲明，具珂后记。弥文容，交举并修，要必不废。特建炎南渡之后，有司失其职耳，非故事也。祖宗毖祀右古之意，最为严重，是说其有稽焉。”
又曰：“庆历元年十月十五日，同判太常寺吕公弼言：‘按《开元礼·崇祀录》：昊天上帝、皇地六樽：太樽为上，实以泛齐；著樽次之，实以醴齐；牺樽次之，实以盎齐；象樽次之，实以醍齐；壶樽次之，实以泛齐；山为下，实以三酒。配帝，著樽为上，实以泛齐；牺樽次之，实以醴齐；象樽次之，实以盎齐；山为下，实以清酒。皆加明水、明酒，实於上樽。五方、北极、天皇大帝、神州地、大明、夜明，太樽实以泛齐。五星、十二辰、河汉，象樽实以缇齐。中官，壶樽，五方山林、川泽，蜃樽，并实以泛齐。外官概樽，五方邱陵、坟衍、原隰，散樽，并实以清酒。众星，散樽实以旨酒。皆用明酒，各实於上樽。宗庙，每室设彝、黄彝，著樽之上樽皆实以明水，黄彝实郁鬯，著樽实以醴齐。又《司ピ氏》：‘以鉴取明水於月。’郑康成云：‘鉴类取水者，世谓之方诸，取月之水，欲得阴阳之洁气也。’臣谨以古制考五齐、三酒，即非难得之物，将来郊庙祭享，宜诏酒官依法制齐、酒，分实樽，仍命有司取明水对明酒，实於上樽。或阴鉴、方诸之类未能猝办，请如唐制，以井水代之’。下博士议而奏曰： ‘比郊庙祠祀，坛殿上下所设樽，惟酌献、饮福二樽实以祠祭酒，余皆徒设器而不实以五齐、三酒、明水、明酒，诚於礼为阙。然五齐、三酒，郑康成注《周礼》，惟引汉时酒名拟之，而无制造之法。今欲仍旧用祠祭酒一等，其坛殿上下樽，有司不得更设空器。其明水、明酒，并以井水代之。其正、配逐位酌献、饮福，旧用酒二升者，各增二升；从祀神位并用旧升数，实诸樽，配以明水、明酒。’从之。既曰从其请，则自庆历以来，虽欲用之而不能详其法矣。此元丰吕嘉问之请所以有为而发也。还考元丰元年七月二日，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： ‘古之祭祀，以五齐荐诸神，以三酒酌诸臣，其用不同。今樽虽具，均以法酒实之，而无清浊厚薄之异，是名物徒存，而亡其实也。再详五齐，郑氏以为醴味与酒味异，其余四齐，味皆似酒。祭祀必用五齐者，至恭不尚味而贵多品也。若三酒，则人所饮也。事酒为有事而新作者，即今卒造之酒；昔酒久酝乃熟，故名以昔，二者色皆白；清酒久於昔酒，故色清而味厚。欲令法酒库、内酒坊以见造制逐色酒实之。’从之。则三酒当时尚未备，五齐固可从而知。不知公弼之奏以后，复曾讲明不？礼文之所言，乃在嘉问奏论五年之先，则遐想中间酒齐酝法之不讲，亦云久矣。珂前记空樽似出有司之吝，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省言：
‘潭州奏，春秋上丁释奠并祭社稷、风雨师等，合用樽齐酒醴。政和中，仪曹曹洪考《三礼图》樽受五斗之制，遂每樽用其数。以一岁计之，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，委是虚费。今在京释奠，正、配位每栏设酒二升，从祀每位五合，乞下诸路州军依此。’从之。则在承平时，樽已不盈矣。庆历公弼之言，有司相承，名为‘看器’，则虽尽空其樽，固无怪云。宣和之有司，犹有取於节，今祠祭不然，樽固皆有酒可实，特先期缄瓶缶以均奉祠者，台皂无遗焉。是上不以费靳，而下以私取，不可之大者也。”
嘉七年春，诏南郊奉太祖定配。
先是，谏官杨畋论水灾繇郊庙未顺。下礼院，礼院言：“对越天地，神无二主。唐垂拱中，始用三祖同配，至开元亲享，遂罢之。皇诏书，南郊三圣并侑，后得配，未几复并侑，为定制。虽出孝思，然颇违礼经。”下两制议，从之。
英宗治平二年，合祭天地於南郊，以太祖配。故事，皇帝将就版位，祠官回班向皇帝，须就位乃复。侍臣跪读册至御名，则兴。至是，诏以尊奉祠勿回班及兴。时吕公著摄太仆卿，参乘，为上言：“仁宗亲祠，彻黄道以登，虚小次不入。”上皆循用之。正月上辛祈，庆历用犊一、羊二、豕二；其日祀感生帝，羊二、豕二；正配簋俎各增为二。前一日，太祝读祝，视祭玉，余如冬至。摄事三献终，礼生引司天监洗，升诣四方帝神位上香，奠币、爵，并行一献再拜，复。
治平二年，礼院言：“准ト门仪制，祀天地致斋，皇帝不游幸作乐。缘寿圣节在致斋内，若用庆历元年、嘉七年元会例，更用中辛，当在十六日。又十四日例诣慈孝等寺、集禧观行礼观灯作乐，若遣官摄事，无不听乐。元日朝会、寿圣节，多与上辛相近，常改用中辛，非尊事天神之意。嘉会合礼，又不宜彻乐。”因诏遇元正御殿，圣节上寿，虽在上辛，祠官致斋日亦用乐，大宴移日或就赐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诏：“令两制以上至台谏官，与太常礼院同详定今年冬至当与未当亲行郊礼。”
翰林学士承旨王上议曰：“按《王制》：‘丧三年不祭，唯祭天地、社稷，为越绋而行事。’传谓：‘不敢以卑废尊也。’是则居丧而可得见天地也。
《春秋》僖公三十三年《传》：‘凡君薨，卒哭而，而作主，特祀於主，、尝、於庙。’杜预以谓：‘新主既特祀於寝，则宗庙四时常祀自当如旧。’是则居丧而可得见宗庙也。周公称商高宗谅ウ，三年不言，子张疑之，以问仲尼，仲尼答云：‘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’高宗不云服丧三年，而云谅ウ三年者，杜预又谓：‘古者，天子诸侯三年之丧，既葬而服除，谅ウ以居心丧，不与士庶同礼也。’然则服除之后，郊庙之祭，可勿举乎？南齐以前，人君嗣位，或仍前郊之年。或别自为郊，下有司议，而王俭乃援晋、宋以来皆改元即郊，而不用前郊之年。自汉文以来，皆即位而谒庙，至唐德宗以后，亦逾年而行郊。况本朝景德二年，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丧，既易月而服除，明年遂享太庙，而合祀天地於圜丘。伏请皇帝将来冬至躬行郊庙之礼，其服冕、车辂、仪物、音乐缘神事者，皆不可废。”诏恭依典礼，其车服、仪物，除神事外，令太常礼院详定以闻。礼院看详：“欲乞除郊庙及景灵宫礼神用乐外，所有卤簿、鼓吹及楼前宫架、诸军音乐，皆备而不作。其逐处警场，止鸣金钲、鼓角。”从之。
十一月，帝斋於郊宫，罢临观阙，不幸苑囿。 故事，车驾至青城少休，即召从臣幸后苑阅水嬉，复登端门观太常警严。至是，帝精意奉祠，悉罢游观，遂减彻门阙、亭苑，省草木禽兽千七百余事。至十年，又罢去寝殿后至宝华门花砖砌道，著为定制。
七年，中书门下言：“准诏参定南郊青城内殿宇门名，请大内门曰泰，东偏门曰承和，西偏门曰迎禧，正东门曰祥曦，正西门曰景曜，后三门曰拱极，内门里东侧门曰夤明，西侧门曰肃成，大殿门曰端诚，大殿曰端诚，殿前东、西门曰左、右嘉德，便殿曰熙成，后园门曰宝华。”从之。先时，青城殿宇门名，每郊命学士院撰进，至是著为定式，学士院更不撰进。
杨氏曰：“愚按注疏云：斋於路寝之室。唐礼，散斋於别殿，致斋二日於太极殿，又一日於行宫。国朝冬祀天礼，惟太祖皇帝干德六年十一月之礼，可为后世不易之法。其后有司建明非一，大概宿斋三日，内一日於大庆殿，一日於太庙，一日於青城。高宗中兴之后，检会熙宁在京青城内殿宇门名，如曰泰，曰承和之类，悉遵旧式，其制可谓周备矣。然令仪鸾司预先体仿青城制度绞缚，其行事、执事、陪祠官宿斋幕次，亦随宜绞缚，又何其简略也？元丰四年十月八日，礼官言：‘古之王者，行则严舆卫，处则厚宫阙，所以示威重，备非常也。故《周礼》，王会同则为宫，食息则设帷宫。汉祀甘泉，则有竹宫。至於江左，亦有瓦殿。
本朝沿唐旧制，亲祠南郊，行宫独设青城幔殿，宿者有风雨之忧，而又无望祭之位。且青城之费，岁以万数。臣等欲乞仿青城之制，创立斋宫，一劳而省重费，或遇风雨，可以行望祭之礼。’诏送太常礼院，候修尚书省了日取旨。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斋宫矣，但以修尚书省未毕，而犹有所待也。其后，哲宗皇帝既建斋宫，谓臣下曰：‘三岁一郊，青城之费，缣帛三十余万，工又倍之。易以屋室，一劳永逸，所省多矣。’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斋宿宫殿，南郊曰斋宫，北郊曰帷宫。有司请曰：‘事体如一，而名称不同，宜并称斋宫。’从之。祖宗典故，粲然可考。今青城制度，尚沿袭旧例而未革，盍亦推广祖宗之意，立为斋宫？无事则严其扃，以待乘舆致斋之日而居焉，暂劳而永逸，一也。宿者无风雨之忧，或遇风雨，则可以行望祭之礼，二也。事有关系甚重，循习甚久，断然在所当革而无疑者，其此之谓乎！”
按：《会要》载中书门下奏定南郊青城内殿宇门名，其事在熙宁七年；然杨氏所云元丰四年礼官请创立斋宫，诏候修尚书省了日取旨，则知斋宫元丰时尚未建，而熙宁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，乃幔殿也。然神宗即位初郊，斋於郊宫，罢临观阙，不幸池苑，遂减彻亭苑，省草木禽兽千七百余事。以是观之，则知青城行宫苑囿游观之所毕备，而独未建斋殿，诚为阙典。
元丰六年冬至，郊祀昊天上帝，以太祖配。始罢合祭，不设皇地位。
先是，枢密院陈襄等详定郊庙礼文，上言曰：“伏承圣意，以天地合祭於圜丘为非典礼之正，诏令更定。臣谨按《周礼·大司乐》：以圜钟为宫，冬日至，於地上之圜丘奏之，六变以祀天神；以函钟为宫，夏日至，於泽中之方丘奏之，八变以祭地。夫祀必以冬日至者，以其阳气来复於上天之始也，故宫用夹钟於震之宫，以其帝出乎震也，而谓之圜钟者，取其形以象天也。三一之变（圜钟为宫，三变。黄钟为角，太簇为征，姑洗为羽，各一变），合阳奇之数也。祭必以夏日至者，以其阴气潜萌於下地之始也，故宫用林钟於坤之宫，以其万物致养於坤也，而谓之函钟者，取其容以象地也。四二之变（函钟为宫，太簇为角，姑洗为征，南吕为羽，各二变）合阴偶之数也。又《大宗伯》：以祀实柴燎，祀其在天者，而以苍璧礼之；以血祭沈辜，祭其在地者，而以黄琮礼之，皆所以顺其阴阳，辨其时位，仿其形色。此二礼之不得不异也。故求诸天而天神降，求诸地而地出，得以通精诚而逆福，以生民，以阜万物，此百王不易之礼也。去周既远，先王之法不行。汉元始中，奸臣妄议，不原经意，附会《周官》大合乐之说，谓当合祭。平帝从而用之，故天地共犊，礼之失自此始矣。由汉历唐千有余年之间，而以五月亲祠北郊者，惟四帝而已。如魏文帝之太和，周武帝之建德，隋高祖之开皇，唐睿宗之先天，皆希阔一时之举也。然而随得随失，卒无所定，垂之本朝，未遑正。恭惟陛下恢五圣之述作，举百王之废坠，臣以谓既罢合祭，则南北二郊自当别祀。伏望陛下每遇亲祠之岁，先以夏日至祭地於方丘，然后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，此所谓大者正也。然议者或谓：‘先王之礼，其废已久，不可复行。古者，斋居近（古者，致斋路寝），仪卫省，用度约，赐予寡，故虽一岁遍祀，而国不费、人不劳。今也，斋居远，仪卫繁，用度广，赐予多，故虽三岁一郊，而犹或惮之，况一岁而二郊乎？必不获已，则三年而迭祭，或如后汉以正月上丁祠南郊，礼毕，次北郊；或如南齐以上辛祀昊天，而次辛瘗后士，不亦可乎？’臣窃谓不然。《记》曰：‘祭不欲疏，疏则怠。’夫三年迭祭，则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亲祀，无已怠乎？《记》曰：‘大事必顺天时。’二至之郊，周公之制也，舍是而从后王之失，可谓礼欤？彼议者徒知苟简之便，而不睹尊奉之严也。伏惟陛下鉴先王已行之明效，举旷世不讲之大仪，约诸司仪卫而幸祠宫，均南郊之赐予以给卫士，蠲青城不急之务，损大农无名之费。使臣得以讲求故事，参究礼经，取太常仪注之文，以正其讹谬，稽大驾卤簿之式，以裁其繁冗，惟以至恭之意，对越大，以迎至和，格纯嘏，庶成一代之典，以示万世。” 又曰：“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，夏至祭地北郊，每岁行之，皆合於古。犹以有司摄事为未足以尽志，於是三年一郊而亲行之。夫三年一郊而亲行之，盖所谓因时制宜者也。施之於今，诚不可易。惟合祭之礼，在所当正。《礼》曰：
‘鲁人将有事於上帝，必先有事於泮宫。’所以然者，告祖为配之谓也。又曰： ‘晋人将有事於河，必先有事於恶池；齐人将有事於泰山，必先有事於配林。’所以然者，先卑后尊之谓也。臣等推古以知今，推诸侯以知天子，欲乞每遇亲郊七日戒之后、三日宿之时，宿太庙以告，宿北郊以祭，宿南郊以祀。所以先太庙者，告祖为配也；所以先北郊者，先卑后尊也。虽然，自北郊至南郊相去为远，则中道不可以无舍，请为帷宫，止而后进。如允所奏，乞下有司施行（礼，后汉因祠南郊，即祠北郊明堂、世祖庙及太庙，谓之五供。唐因祠南郊，即祠太清宫及太庙，谓之三大礼。本朝三岁郊祠，必先景灵宫及太庙，盖因前制。然每岁夏至於北郊，自有常祠祀，兼常岁有司摄事於南郊，亦不合祭天地。其合祭之意，止缘亲祠欲遍及尔。若以亲祠欲遍及之，则因南郊同时告祭北郊，自因旧仪，亦不背违礼意，近於可行。伏乞更赐参酌施行）。”於是诏礼官讲求。翰林学士张ロ以为：“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，不易之理。今祀地欲改用他月，无所据依。必不得已，宜於郊祀之岁，夏至之日，盛礼容，兴乐舞，一如南郊之仪，命冢宰摄事。而王存、曾肇言：“今北郊常差中书门下官，乃冢宰之任；乐舞之类，亦开元、开宝旧礼所载，特近世废阙。二者皆有司摄事常行之典，未足以代亲祠之重，恐於父天母地之文，有所未顺。”判太常寺陈荐言：“议者以天地合祭，始於王莽，故欲罢之。臣按《周颂》：‘昊天有成命。郊祀天地也。’汉《郊祀歌》曰：
‘惟泰元尊，媪神蕃。’泰元，天也；媪神，地也。又曰：‘涓选休成，天地并况。’此天地同祀，可以概见，恐非自王莽始也。议者又谓方丘之祀，盛夏不躬行，宜选冢宰摄祀。亦恐未必合古，然终不若天地合祭也。乞且循旧制。”知礼院曾肇言：“今冬至若罢合祭，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，则於父母天地之义若有隆杀。愿陛下遇亲祠南郊之岁，以夏至日躬款北郊，以合先王之制。”遂诏罢南郊合祭，亲祠北郊，并依南郊仪；如不亲祠，上公摄事。
自元丰元年，上命枢密直学士陈襄等详定郊庙奉祀礼文，大正历代典礼之失。
至是，岁亲祀圜丘，始用新仪（国朝亲郊，止服衮冕，至是稽古，始加服大裘，而被以衮冕）。
详定礼文所议：“《礼记》曰：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。’又曰：‘祭天地之牛，角茧栗，配位亦特牲。’《书》曰：‘用牲於郊，牛二。’是也。宋朝仪注，昊天上帝、皇地、太祖皇帝之位，各设三牲俎，非尚质贵诚之义。请亲祠圜丘、方泽，正配皆用犊，不设羊豕俎及鼎七，有司摄事亦如之。郊之祭也，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；单用白木，以素为质。今郊祀、簋、樽、豆皆非陶，又用龙杓，未合礼意。请圜丘、方泽正配位所设、簋、樽、豆，改用陶器，仍以单为杓。祀天之有柴，犹祭地之有瘗血，享庙之有鬯，皆歆神之始，非谓於祭之末燔烧胙余也。至后世之燔瘗牲币於祭末，而不知致神於其始，则是备於后而阙於先也。请南北郊先行升瘗血之礼，至荐奠礼毕，即如旧仪，於坛坎燔瘗牲币。北郊祭皇地及神州地，当为坎瘗埋，今乃建坛燔燎祝版。考先儒所说，地即无燎之文。请祭皇地祝版、牲、币并瘗於坎，不设燎坛。熙宁祀仪，惟昊天上帝、皇地、高燔瘗犊首，自感生帝、神州地而下，皆不燔瘗牲体，殊不应礼。又按《周礼·羊人》，祭祀割羊牲，登其首。《礼记》曰：‘升首，报阳也。’首为阳，则胁与髀为阴可知矣。报阳宜以阳，报阴宜以阴，各从其类也。请自今昊天上帝、感生皆燔牲首以报阳；皇地、神州地、太社、太稷，凡地之祭，皆瘗牲之左髀以报阴；凡荐享太庙，皆升首於室。”
又曰：“臣等见亲祠南郊仪注，并云祀前三日，仪鸾司铺御座黄道褥。谨按唐故事：郊坛、宫庙内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，皆设黄道褥，坛上立位又施赤黄褥，将有事，命撤之。武德、贞观之制用紫，至德以来用黄。《开元礼》、《开宝通礼》，郊庙并不设黄道褥。《太常因革礼》曰：‘旧制，皇帝升坛，以褥藉地，象天黄道。太祖命撤之，设拜於地。和岘乞宣付史馆。’天圣二年，仪注又增设郊坛门道北御座黄道褥。康定初，有司建议，谓配帝褥用绯，以示损於天地；而自小次之前至坛上诸位，其道褥以黄，盖非典礼。是岁，有诏自小次至坛下撤黄道。臣等伏详《礼记》，郊祭之日，埽反道。郑氏注谓令新土在上也。其藉神席，天地尚质，则用蒲越藁秸；宗庙尚文，则设莞筵纷纯，加缫席画纯，加次席黼纯而已。天子受胙乃有席，《周礼·司几筵》所谓‘胙席’，是也。今来郊坛黄道褥欲更不设。”又言：“臣等看详《周官》，外祀皆有兆域，盖设一而已。后世因之，稍增其制。东汉坛位天神从祀者甚众，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，故外设重营，以为等限。日、月在中营内南道，而北斗在北之西，至於五星、中宫宿之属，则其位皆中营，二十八宿外宫星之属，则其位皆外营。然则为重营者，所以等神位也。唐因齐、隋之制，设为三，天神列位不出内，而御位特设於坛下之东南。若夫公卿分献，文武从祀，与夫乐架、馔幔则皆在中之内。而大次之设乃在外者，所以序祀事也。盖古者神位寡，祀事简，故兆守有域，以为遮列厉禁而已。后世神位既众，祀事亦繁，故为三，以严内外之限。国朝郊祀坛域，率循唐制，虽仪注具载圜丘三，每三十五步，而有司乃以青绳代内，诚不足以等神位、序祀事、严内外之限也。伏请除去青绳，如仪注为三。”从之。
哲宗元七年，亲郊。诏：“今岁圜丘，宜依熙宁十年故事，设皇地位，以申始见之礼。候亲祠北郊，依元丰六年五月八日指挥。”
南郊卤簿使、兵部尚书苏轼奏：“臣谨按：汉成帝郊祠甘泉泰、汾阴后土，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。时扬雄待诏承明，奏赋以讽，其略曰：‘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，屏玉女而ж妃。’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。臣今备位夏官，职在卤簿。准故事，郊祀既成，乘舆还斋宫，改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教坊钧容作乐还内，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，已非典礼，而况方当祀事未毕，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？窃见二圣崇奉大祀，严恭寅畏，度越古今，四万来观，莫不悦服。今车驾方宿斋太庙，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，争道乱行，臣愚窃恐於观望有损，不敢不奏。乞赐约束，仍乞取问随行合千勾当人施行。取进止。”时轼为卤簿使导驾，内中朱红车子十余辆，有张红盖者，争道乱行於干明寺前，轼於车中草此奏。 奏入，上在太庙，驰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。明日，中使传命申敕有司，严整仗卫，自皇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。
先时，元五年五月夏至，祭皇地，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。将言：“王者父天母地，三岁冬至，天子亲祠，遍享宗庙，祀天圜丘，而夏至方泽之祭，乃止遣上公，则皇地遂永不在亲祠之典，此大阙礼。望博诏儒臣，讲求典故，明正祀典，为万世法。”诏礼部、太常寺及两省侍从官集议以闻。於是翰林学士兼侍读顾临等八人，请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，俟将来亲行北郊之礼，则合祭可罢。临与祖禹又言：“天地特祭，经有明文，然自汉以来，千有余年，不能行之矣。宋兴，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，其不合祭者，惟元丰六年一郊耳。去所易而就所难，虚地之大祭，失今不定，后必悔之。”吏部侍郎范纯礼、彭汝砺、户部侍郎范子奇、礼部侍郎曾肇、刑部侍郎王觌、丰稷、权知开封府韩宗道、枢密都承旨刘安世、中书舍人孔武仲、陈轩、太常少卿盛陶、宇文昌龄、侍御史王畏、监察御史董敦逸、黄庆基、左司谏虞策、礼部郎中孙路、员外郎欧阳、太常丞韩治、博士朱彦、宋景年、阎本等二十二人，皆主北郊之议，而武仲又请以孟冬纯阴之月，诣北郊亲祠，如神州地之祭。杜纯议请南郊之岁，设望祠位於苑中，置权火，夏至命上公摄事，每献举权火。诏依王钦臣议，宜如祖宗故事，并祭天地一次。汝砺、肇复上疏论合祭非是，文多不载。九月，三省上顾临等议，太皇太后曰：“宜依仁宗皇帝故事。”吕大防言：“国朝以来，大率三岁一亲郊，并祭天地、宗庙，因行赦宥，颁赏军士，遂以为常。今诸儒献议，欲南郊不设皇地位，惟祭昊天上帝，於祖宗之制未见其可。”苏辙曰：“自熙宁十年，神宗皇帝亲祠南郊，合祭天地，今十五年矣。皇帝即位又已八年，未尝亲见地，乃朝廷阙典，不可不正。”范百禄言：“圜丘无祭地之礼，《记》曰：‘有其废之，莫可举也。’先帝所废，稽古据经，未可轻改。”大防又言：“先帝因礼文所建议，遂令诸儒议定北郊祀地之礼，然未经亲行。今皇帝临御之始，当亲见天地，而地之位独不设，恐亦未安。况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，庆赉将士，非三岁一行，则国力有限。
今日宜为国事勉行权制，俟异时议定北郊制度及太庙享礼，行之未晚。”太皇太后以吕大防之言为是。苏颂、郑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，必郊见天地，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，恐未合古。乃下诏曰：“国家郊庙特祀，祖宗以来，命官摄事，则三岁一亲郊，则先享清庙，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。元丰间，有司援周制，以合祭不应古义，先帝乃诏定亲祠北郊之仪，未之及行。是岁，郊祀不设皇地之位，而宗庙之享率如权制。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，其冬至日南郊，宜依熙宁十年故事，设皇地位，以严并况之报。厥后躬行方泽之祀，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，俟郊礼毕，集官详议典礼以闻。”
礼部尚书苏轼言：“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，享答实蒙休应，然则圜丘合祭，允当天地之心，不宜复有改更。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，圜丘祀天而不祀地，不过以谓：‘冬至祀天於南郊，阳时阳位也；夏至祀地於北郊，阴时阴位也。以类求神，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。’是大不然。冬至南郊既祀上帝，则天地百神莫不从祀。古者，秋分夕月於西郊，亦可谓阴时阴位矣，至於从祀上帝，则冬至而祀月於南郊，议者不以为疑。今皇地亦从上帝而合祭於圜丘，独以为不可，则过矣。《书》曰：‘肆类於上帝，於六宗，望於山川，遍於群神。’舜之受禅也，自上帝、六宗、山川、群神，莫不毕告，而独不告地，岂有此理哉？武王克商、庚戍，柴、望。柴，祭上帝也；望，祭山川也。一日之间，自上帝而及山川，必无南北郊之别也，而独略地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，并祀地矣。何以明之？《诗》之序曰：‘《昊天有成命》，郊祀天地也。’此乃合祭天地，经之明文，而说者乃以比之《丰年》秋冬报也，曰：‘秋冬各报，而皆歌《丰年》，则天地各祭，而皆歌《昊天有成命》也。’是大不然。《丰年》之诗曰：‘丰年多黍多余，亦有高廪，万亿及秭，为酒为醴，畀祖妣，以洽百礼，降福孔皆。’歌於秋可也，歌於冬亦可也。《昊天成命》之诗曰：‘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，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，於缉熙，单厥心，肆其靖之。’终篇言天而不及地。颂以告神明也，未有歌其所不祭，祭其所不歌也。今祭地於北郊，独歌天而不歌地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，则地在焉。歌天而不歌地，所以尊上帝，故其序曰‘郊祀天地也’。议者乃谓合祭天地，始於王莽，以为不足法。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，不当以人废。光武皇帝，亲诛莽者也，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。谨按《后汉书·郊祀志》：建武二年，初制郊兆於洛阳，为圜丘八阶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乡，西上。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又按《水经注》，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，大魏郊天之所，准汉故事，为圜丘坛八阶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。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唐睿宗将有事於南郊，贾曾议曰：‘有虞氏黄帝而郊喾，夏后氏黄帝而郊鲧。郊之与庙，皆有也。於庙，则祖宗合食於太祖；於郊，则地群望皆合食於圜丘，以始祖配享。盖有事之大祭，非常祀也。’《三辅故事》：‘祭於圜丘，上帝、后土位皆南面。’则汉尝合祭矣。’时褚无量、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。明皇天宝元年二月，敕曰：‘凡所祠享，必在躬亲，朕不亲祭，礼将有阙。其皇地宜就南郊合祭。’是月二十日，合祭天地於南郊，自后有事於圜丘皆合祭。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今议者欲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，盖以为用周礼也。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。古者，一岁祀天者二，明堂享帝者一，四时迎气者五，祭地者二，享宗庙者四，此十五者，皆天子亲祭也。而又朝日、夕月、四望、山川、社稷、五祀及群小祀之类，亦皆亲祭此周礼也。太祖皇帝受天眷命，肇造宋室，建隆初郊，先享宗庙，乃祀天地。自真宗以来，三岁一郊，必先有事景灵宫享太庙，乃祀天地，此国朝之礼也。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，而岁岁行之，不以为难；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，而三岁一行，不以为易，其故何也？古者，天子出入，仪物不繁，兵卫甚简，用财有节，而宗庙在大门之内，朝诸侯，出爵赏，必於太庙，不止时祭而已。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，能守此则天下服矣。是故岁岁行之，率以为常。至於后世，海内为一，四方万里，皆听命於上，机务之繁，亿万倍於古，日力有不能给。自秦汉以来，天子仪物日以滋多，有加无损，以至於今，非复如古之简易也。今之所行，皆非周礼。三年一郊，非周礼也；先郊二日而告原庙，一日而祭太庙，非周礼也；郊而肆赦，非周礼也；优赏诸军，非周礼也；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，非周礼也；自宰相、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，非周礼也。此皆不改，而独於地，则曰‘周礼不当祭於圜丘，’此何义也哉？议者必又曰：‘夏至不能行礼，则遣官摄祭，亦有故事。’此非臣之所知也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，若王不与祭祀，则摄位。郑氏注曰：‘王有故，则代行其祭事。’贾公彦疏曰：‘有故，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。’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。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，故命有司行事，其所从来久矣。若亲郊之岁，遣官摄事，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省去繁文末节，则一岁可以再郊。’臣将应之曰：‘古者，以亲郊为常礼，故无繁文；今世以亲郊为大礼，则繁文有不能省也。若帷城、幔屋，盛夏则有风雨之虞。陛下自宫入庙，自庙出郊，冠通天，乘大辂，日中而舍，百官卫兵暴露於道，铠甲具装，人马喘汗，皆非夏至所能堪也。王者父事天，母事地，不可偏异。事天则备，事地则简，是於父母有隆杀也，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？国家养兵，异於前世。自唐之时，未有军赏，犹不能岁岁亲祠，天子出郊，兵卫不可简省，大辂一动，必有赏给。今三年一郊，倾竭帑藏，犹恐不足，郊赉之外，岂有复加。若一年再赏，国力将何以给？分而与之，人情岂不失望？’议者必又曰：‘三年一祀天，又三年一祭地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三年一郊，已为疏阔，若独祭地而不祭天，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。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。如此，则典礼愈坏，欲复古而背古益远，神必不顾享，非所以为礼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当郊之岁，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，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夫所以议此者，为欲举从周礼也。今以十月易夏至，以神州代方泽，不知此周礼之经邪，变礼之权邪？若变礼从权而可，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乎？十月亲祭地，十一月亲祭天，先地后天，古无是礼。而一岁再郊，军国劳费之患，尚未免也。议者必又曰：‘当郊之岁，以夏至祀地於方泽，上不亲郊，而通权火，天子於禁中望祀。’此又非臣之所知也。《书》之望秩，《周礼》之四望，《春秋》之三望，皆谓山川在四郊者，故远望而祭也。今所在之处，俯则见地，而云望祭，是为京师不见地乎？此六议者，合祭可否之决也。夫汉之郊礼，尤与古戾，唐亦不能如古。本朝祖宗钦崇祭祀，儒臣礼官讲求损益，非不知圜丘、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，盖以时不可行，是故参酌古今，上合典礼，下合时宜，较其所得，已多於汉唐矣。天地、宗庙之祭，皆当岁遍。今不得岁遍，是故遍於三年当郊之岁，又不能於一岁之中再举大礼，是故遍於三日。此皆因时制宜，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并祀不失亲祭，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，二者孰为重乎？若一年再郊，而遣官摄事，是长不亲事地也。三年间郊，当祀地之岁，而暑雨不可亲行，遣官摄事，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。夫分祀天地，决非今世之所能行，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、神宗熙宁之礼，无更改易郊祀庙享，以亿宁上下神。仍乞下臣此章，付有司集议，如有异论，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，使皆屈伏，上合《周礼》，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，不可但执《周礼》，更不论今可与不可施行，所贵严祀大典，以时决定。取进止。”贴黄称：“唐制，将有事於南郊，则先朝献太清宫，朝享太庙，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，先一日享太庙。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。臣谨按：武王克商，丁未祀周庙，庚戌柴望，相去三日，则先庙后郊，亦三代之礼也。”
初，诏议北郊典礼，苏轼主合祭之说，从之者五人；刘安世主分祭之说，从之者四十人；又有三人，欲於十月以神州地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；又有一人，欲上不亲祠，而通权火，天子於禁中望拜。既而朝廷复送下三状，再令详定。安世复议，略云：“苏轼谓合祭圜丘，於礼为得，不可复改。臣等谨按《周礼》，天子亲祀上帝凡九，国朝三岁一郊，固已疏阔，岂可因循谬误，不加考正？古者，求神以类。天，阳物也；地，阴物也。岁、月、日、时、方位、牲器、乐舞，皆从其类。今议者於圣人成法则弃而不行，猥用王莽不经之说，至引夫妇同牢私亵之语，黩乱天地，又引《昊天有成命》之诗以为证。臣等切详此诗终篇未尝有合祭之文，序乃后儒之辞，亦谓成周之世，圜丘、方泽，各歌此诗，以为乐章耳。
如《潜》之序曰：‘季冬献鱼，春荐鲔也。’《丰年》之序曰：‘丰年秋冬报也。’《噫嘻》之诗曰：‘春夏祈於上帝也。’如此之类，不知为一祭邪，抑二祭邪？ 若郊祀赐予，乃五代姑息之弊法，圣朝宽仁，不欲遽罢，若分而为二，何所不可？ 议者乃欲因此造为险语，以动上听；又引祸福殃咎之说，劫持朝廷，必欲从己，甚无谓也。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礼，而苏轼之议皆后世之便宜，权之与正，决不可合。伏望圣慈详审其当，上以体神考之志，下以正千载之惑，岂胜幸甚！”方送同议官签书，其徒驰告轼曰：“若刘承旨议上，决恐难答。”时苏辙为门下侍郎，遂白辙令请降旨罢议，安世议状竟不得上。
绍圣元年，诏：“罢合祭天地，自今因大礼之岁，以夏至之日，躬祭地於北郊。应缘祀事仪物及坛、道路、帷宫等，宜令有司参酌详具以闻。”盖用蔡京等议。然北郊亲祠，终帝世未克举云（详见《祀后土门》）。
左司员外郎曾文言：“周人以气臭事神，近世易之以香。按何佟之议，以为南郊、明堂用沈香，本天之质阳所宜也；北郊用上和香，以地於人亲、宜加杂馥。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，至於众星之位，香不复设，恐於义未尽。”礼部、太常寺议，众星随其方色用币，每陛各设香。从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