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七十三·郊社考六
作者：马端临
○明堂
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（或谓之“合宫”）。其堂之制，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，通水，水圜宫垣，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名“昆仑”。
右黄帝明当制度之说，乃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所上，杨氏《祭礼·明堂篇》以其不经而削之。然其所言茅盖、通水，与大《戴礼》所记略同。又《考工记》所言夏后世室，殷人重屋，周人明堂，其制大概由质而趋於文，由狭而趋於广。 以是推之，黄帝时无明堂则已，苟有之，则一殿无壁，盖以茅，正太古俭朴之制。
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，方士之谬诞者多假设黄帝之事，以售其说，如所谓作五城十二楼，封名山，接万灵明廷，采首山铜铸鼎之类，皆矫诬古圣，张大其词，以迎合时主之侈心。独公玉带所上明堂之制，乃简朴如此。虽不经见，然岂不可稍规千门万户之失？固未可以其言之并出於封禅求仙之时，而例黜之也。
唐、虞祀五帝於五府（府者，聚也。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），苍曰“灵府”，赤曰“文祖”，黄曰“神记”，白曰“明纪”，黑曰“元矩”。五府之制未详。 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（世室者，宗庙也。鲁庙有世室。夏度以步，令堂修十四步，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则堂广十七步半。疏曰：“云‘夏度以步’者，下文云‘三四步’，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。云‘令堂修十四步’者，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约之，知用步无正文，故郑以假令言之也。知堂广十七步半者，以南北为修十四步四分之，取十二步，益三步为十五步，余二步益半步为二步半，添前十五步，是十七步半也。”）；五室，三、四步，四、三尺（堂上为五室，象五行也。三四步，室方也。四三尺，以益广也。木室於东北，火室於东南，金室於西南，水室於西北，其方皆三步，其广益之以三尺。土室於中央，方四步，其广益之以四尺。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，东西七丈。疏曰：“云‘五室象五行’者，以其宗庙制如明堂，明堂之中有五天帝、五人帝、五人神之坐，皆法五行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。”杨氏曰：“注四室皆三步，六尺为步，三步一丈八尺也，其广益之以三尺，为二丈一尺。中央四步，二丈四尺也，其广益之以四尺，为二丈八尺。合南北二室为三丈六尺，及堂二丈四尺为六丈。合东西二室为四丈二尺，及堂二丈八尺为七丈。”）；九阶（南面三，三面各二。疏曰：“按贾、马诸家皆以为九等阶，郑不从者，以周、殷差之，夏人卑宫室，当一尺之堂为九等阶，於义不可，故为旁九阶也。郑知南面三阶者，见《明堂位》云：‘三公中阶之前，北面东上；诸侯之位，阼阶之东，西面北上；诸伯之国，西阶之西，东面北上。’故知南面三阶也。知余三面各二者，《大射礼》云：‘升自北阶。’又《杂记》云：‘升自侧阶。’《奔丧》云：‘升自东阶。’以此而言，四面有阶可知。”）；四旁两夹窗（窗助户为明，每室四户，八窗。疏曰：“言‘四旁’者，五室，室有四户，四户之旁皆有两夹窗，则五室二十户，四十窗也。”）；白盛（蜃灰也。盛之言成也。以蜃灰垩墙，所以饰成宫室。蜃，常轸反。垩，乌路反。）；门堂三之二（门堂，门侧之堂，取数於正堂。今堂如上制，则门堂南北九步二尺，东西十一步四尺。《尔雅》曰：“门侧之堂谓之塾。”），室三之一（两室与门，各居一分。疏曰：“此室则在门堂之上作之也。言‘各居一分’者，谓两室与门各居一分。”）。
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堂崇三尺，四阿，重屋（重，直龙反。重屋者，王宫正堂，若大寝也。其修七寻，五丈六尺，放夏、周则其广九寻，七丈二尺也。五室各二寻。崇，高也。四阿，若今四注屋；重屋，复笮也。放，方往反。复音福。
笮，侧白反。疏曰：“虽言放夏、周，《经》云‘堂修七寻，则广九寻’，若周言南北七筵，则东西九筵，是偏放周法。而言放夏者，七九偏据周，夏后氏南北狭，东西长，亦是放之，故得兼言放夏也。云‘四阿若今四注屋’者，《燕礼》云，‘设洗当东ニ’，则此四阿，四ニ者也。云‘重屋复笮’也者，若《明堂位》云‘复庙重檐’。郑注云：‘重檐，重承壁材也。’则此复笮亦重承材，故谓之重屋。”）。
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（明堂者，明政教之堂。周度以筵，亦王者相改，周堂高九尺，殷三尺，则夏一尺矣。相参之数，禹卑宫室，谓此一尺之堂，与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以明其同制。疏曰：“云‘其同制’者，谓当代三者其制同，非谓三代制同也。”）。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，宫中度以寻，野度以步，涂度以轨。（周文者各因物宜为之数。室中举谓四壁之内。疏曰：“‘因物宜’者，谓室中坐时冯几，堂上行礼用筵，宫中合院之内无几无筵，故用手之寻也。在野论里数，皆以步，故用步。涂有三道，车从中央，故用车之轨。是因物所宜也。”）庙门容大扃七个（大扃，牛鼎之扃，长三尺。每扃为一个，七个，二丈一尺。疏曰：“知‘大扃，牛鼎之扃，长三尺’者，此约汉礼器制度。”）。闱门容小扃三个（庙中之门曰闱门。小扃，乡鼎之扃，长二尺。三个，六尺。疏曰：“云‘庙中之门曰闱门’者，《尔雅》文，此即《杂记》云‘夫人至，入自闱门’是也。乡鼎亦牛鼎，但上牛鼎扃长三尺，据正鼎而言；此言乡鼎，据陪鼎三乡熏晓而说也。”乡音香。《冬官·考工记》）。天子负斧依，南乡而立（负之言背也。斧依，为斧文屏风於户牖之问，於前立焉）。三公，中阶之前，北面东上；诸侯之位，阼阶之东，西面北上；诸伯之国，西阶之西，东面北上；诸子之国，门东，北面东上；诸男之国，门西，北面东上；九夷之国，东门之外，西面北上；八蛮之国，南门之外，北面东上；六戎之国，西门之外，东面南上；五狄之国，北门之外，南面东上；九采之国，应门之外，北面东上；四塞世告至。
此周公明堂之位也（九采，九州之牧，典贡职者也。正门谓之应门，方伯帅诸侯而入，牧居外而纠察之也。四塞，谓夷服、镇服、蕃服在四方为蔽塞者，新君即位则来朝。《周礼》：“侯服岁一见，甸服二岁一见，男服三岁一见，采服四岁一见，卫服五岁一见，要服六岁一见，九州之外谓之蕃国，世一见。”《明堂位》。 朱子曰：“郑氏谓天子庙及路寝如明堂制者，盖未必然。《明堂位》与《考工记》所记明堂之制度者，非出於旧典，亦未敢必信也。”杨氏曰：“此章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纣，武王崩，成王幼弱，周公践天子之位，以治天下；六年，朝诸侯於明堂。注家云周公摄王位，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。此说舛谬，故削去之。”）。孟春之月，天子居青阳左个（青阳左个，大寝东堂北偏）；仲春之月，天子居青阳太庙（青阳太庙，东堂当太室）；季春之月，天子居青阳右个（青阳右个，东堂南偏）；孟夏之月，天子居明堂左个（明堂左个，大寝南堂东偏也）；仲夏之月，天子居明堂太庙（明堂太庙，南堂当太室也）；季夏之月，天子居明堂右个（明堂右个，南堂西偏也）；中央土，天子居太庙太室（太庙太室，中央室也）；孟秋之月，天子居总章左个（总章左个，大寝西堂南偏）；仲秋之月，天子居总章太庙（总章太庙，西堂当太室也）；季秋之月，天子居总章右个（总章右个，西堂北偏）；孟冬之月，天子居元堂左个（元堂左个，北堂西偏）；仲冬之月，天子居元堂太庙（元堂太庙，北堂当太室）；季冬之月，天子居元堂右个（元堂右个，北堂东偏。《月令》）。
《大戴礼》曰：“明堂者，古有之也。”《淮南子》言，神农之世，祀於明堂，明堂有盖，四方。又汉武帝时，有献黄帝《明堂图》者，或始於此。“凡九室，一室有四户八牖，三十六户七十二牖。以茅盖屋，茅取其洁质也。上圆下方。明堂者，所以明诸侯尊卑。外水曰辟雍。”《韩诗》说辟圆如璧，雍以水。不言“圆”言“辟”者，取辟有德；不言“辟水”言“雍”，雍，和也。“南蛮、东夷、北狄、西戎”，言四海之君，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。“明堂月令”，於明堂之中，施十二月之令。“赤缀户也，白缀牖也”。缀，饰也。“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”，记用九室，谓法龟文。“堂高三尺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上圆下方，九室十二堂，室四户，户二牖。其宫三百步，在近郊；近郊，三十里。”淳于登说，明堂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丙巳之地。《韩诗》说，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，然三十里无所取也。再言圆方及户牖之数亦烦重。“或以为明堂者，文王之庙也”。明堂与文王之庙不同处，或说谬。“朱草日生一叶，至十五日，生十五叶，十六日一叶落，终而复始也”。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“朱草生，荚孳，嘉禾成，Ψ莆生。”荚，尧时夹阶而生，以记朔也。朱草可食，王者慈仁则生。其形无记。“周时德泽洽和，蒿茂大以为宫柱，名为蒿宫也。”《晏子春秋》曰：“明堂之制，下之润湿不及也，上之寒暑不入也，木工不镂，示民知节也。”然或以蒿为柱，表其俭质也。此天子之路寝也，不齐不居其室，路寝亦为此制。《明堂位》疏曰：“《明堂月令》说，明堂高三丈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上圆下方，四堂十二室，四户八牖，其宫方三百步，在近郊三十里。淳于登说云，明堂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丙巳之地，就阳位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闼，布政之宫，故称明堂。明堂，盛貌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，以古《周礼》、《孝经》说明堂文王之庙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；五室，凡室二筵，盖之以茅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，以昭事上帝。许君谨案：今《礼》、古《礼》各以义说，无明文以知之。郑之云：’《戴礼》所云，虽出《盛德篇》云九室、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似秦相吕不韦作《春秋》时说者，盖非古制也。“四堂十二室”字误，本书云“九室十二堂”。
淳于登之言取义於《孝经援神契》说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，曰明堂者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闼，布政之宫，在国之阳。帝者谛也，象上承五精之神，五精之神实在太微，在辰为巳，是以登云然。今汉立明堂丙巳，由此为之。’如郑此言用淳于登之说，此《别录》所云依《考工记》之文。然先代诸儒所说不一，故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，明堂者，天子太庙，所以祭祀。夏后氏世室，殷人重屋，周人明堂，飨功、养老、教学、选士，皆在其中，故言。取尊崇之貌，则曰太庙；取其正室，则曰太室；取其堂，则曰明堂；取其四时之学，则曰太学；取其圜水，则曰辟雍。虽名别而实同。郑必以为各异者，袁准《正论》：明堂、宗庙、太学，礼之本物也。事义不同，各有所为，而世之论者合以为一体，取《诗》、《书》放逸之文、经典相似之语，推而致之，考之人情，失之远矣。宗庙之中，人所致敬，幽隐清净，鬼神所居，而使学众处焉，飨射其中，人鬼慢黩，死生交错，囚俘截耳，以干鬼神，非其理也。茅茨、采椽，至质之物，建日月，乘玉路以处其中，非其类也。夫宗庙，鬼神所居，祭天而於人鬼之室，非其处也。王者五门，宗庙在一门之内，若射在於庙，而张三侯，又辟雍在内，人物众多，殆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。如准之所论，是郑所谓不同之意。”
蔡邕《明堂论》。（见《辟ń门》）
陈氏《礼书》曰：“夏世室，商重屋，周明堂，则制渐文矣。夏度以步，商度以寻，周度以筵，则堂渐广矣。夏言堂修广而不言崇；商言堂修而不言广，言四阿而不言室；周言堂修、广、崇而不言四阿，其言盖皆互备。郑康成曰：‘夏堂崇一尺，商堂广九寻。’理或然也。《月令》：中央太室，东青阳，南明堂，西总章，北元堂，皆分左右个，与太庙则五室十二堂矣。《明堂位》，前中阶、阼阶、宾阶，旁四门，而南门之外又有应门，则南三阶、东西北各二阶，而为九阶矣（《考工记》，五室九阶）。盖木室於东北，火室於东南，金室於西南，水室於西北，土室於中央，其外别之以十二堂，通之以九阶，环之以四门，而南门之外，加以应门，此明堂之大略也。《大戴礼》、《白虎通》韩婴、公玉带、淳于登、桓谭、郑康成、蔡邕之徒，其论明堂多矣。时淳于登以为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其说盖有所传然也。何则？听朔必於明堂，而《玉藻》曰‘听朔於南门之外’，则明堂在国之南可知；成王之朝诸侯、四夷之君，咸列四门之外，而朝寝之间有是制乎？则明堂在国之外可知。然《大戴》谓九室、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上圆下方；公玉带谓为一殿居中，覆之以茅，环之以水，设之以复，通之以楼；郑康成谓明堂、太庙、路寝，异实同制（康成以《春秋》书世室屋坏，《明堂位》称鲁公之庙文世室，武公之庙武世室，则以《考工记》所谓世室为庙，重屋为寝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）；蔡邕谓明堂、太庙、辟雍，同实异名。岂其然哉？诸侯之庙，见於《公食大夫》，有东西堂、东西夹而已；天子路寝见於《书》，亦东西房、东西夹，又东序、西序、东堂、西堂而已；则太庙、路寝无五室十二堂矣，谓之明堂、太庙、路寝异实同制，非也。宗庙居雉门之内，而教学饮射於其中，则莫之容处，学者於鬼神之宫，享天神於人鬼之室，则失之渎，袁准尝攻之矣，则谓之明堂、太庙、辟雍同实异名，非也。彼盖以鲁之太庙有天子明堂之饰，晋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，乃有同实、异实之论。是不知诸侯有太庙，无明堂，特鲁放其制，晋放其名也。四时之气，春为青阳，夏为朱明，秋为白藏，冬为元英。则青者春之色，春者阳之中，故春堂名之；总者物之聚，章者文之成，故秋堂名之；明者万物之相见，元者万物之复本，故冬、夏之堂名之。左右之堂曰个，以其介於四隅故也；中之堂曰太庙，以其大享在焉故也。古者，鬼神所在皆谓之庙，《书》与《士虞》以殡宫为庙，则大享在焉，谓之太庙可也。明堂之作，不始於周公，而武王之时有之，《记》曰‘祀乎明堂，而民知孝’是也。不特建之於内，而外之四岳亦有之，孟子之时，齐有泰山之明堂是也（《荀子·强国篇》曰：“虽为之筑明堂於塞外，而朝诸侯使，殆可也。”汉有奉高明堂）。《月令》言明堂之制则然，其言四时乘异路，载异，衣异衣，用异器，则非也。《明堂位》言朝诸侯於明堂则然，其言周公践天子之阼，负而受朝，则非也。何则？王者迎五气则於东南西北之四郊，礼六神则以苍、黄、青、赤、白、元之牲玉，象四时以巡岳，顺闰月以居门，而天地之间罔不钦若，则十二月之异堂听朔，不为过也。若夫车旗之辨，见於《巾车》、《司常》；衣冠之等，见於《弁师》、《司服》，皆无四时之异。《礼运》曰：‘五色十二衣，旋相为质。’郎ダ曰：‘王者随天，自春徂夏，改青服绛，非古制也。’《书》曰：‘周公位冢宰，正百工。’《诗序》：‘曰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诸侯，乃率以祀文王。’盖成王宅忧，周公位冢宰，而百工总已以听焉，及既成洛邑，辅成王以朝诸侯。《诗序》言‘朝诸侯乃率以祀文王’，则朝不在庙而在明堂，可知也。”
朱子曰：“论明堂之制者非一，某窃意当有九室，如井田之制。东之中为青阳太庙，东之南为青阳右个，东之北为青阳左个；南之中为明堂太庙，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，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；西之中为总章太庙，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，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；北之中为元堂太庙，北之东即东之北为元堂右个，北之西即西之北为元堂左个；中是太庙太室。凡四方之太庙异方所，其左个、右个，则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，明堂右个乃总章之左个也；总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，元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也。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。
太庙太室则每季十八日，天子居焉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，此恐是也。
问：“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，帝只是天，天只是帝，分祭，何也？”朱子曰：“为坛而祭，故谓之天；祭於屋下，而以神祗祭之，故谓之帝。”又曰：“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间九架屋子。”
┌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┐ │明│ 个│ 庙 │个 │ │
│ │ 左│ 太 │右 │ │
│ │ 章│ 章 │章 │王者随月所│
│ │个右堂元总│ 总 │总元堂左个│ │ │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居则分而为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
│堂│庙太堂明 │室太庙太 │元堂太庙 │九室祀上帝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
│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则通而为一│
│ │个左堂元青│ 青 │青元堂右个│ │
│ │ 阳│ 阳 │阳 │堂 │
│ │ 左│ 太 │右 │ │ │图│ 个│ 庙 │个 │ │ └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┘
杨氏曰：“愚按：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，谓王者所居，以出教令之堂也。夫王者所居，非谓王之常居也。疏家云‘明堂在国之南，丙巳之地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’此言虽未可以为据，然其制必凛然森严，肃然清静，王者朝诸侯、出教令之时而后居焉，而亦可以事天地、交神明於此地而无愧焉。周人祀上帝於明堂，而以文王配之者，此也。说者乃以明堂为宗庙，又为大寝，又为太学，则不待辨说而知其谬矣。惟《考工记》谓明堂五室，《大戴礼》谓明堂九室，二说不同。前代欲建明堂者，或云五室，或云九室，往往惑於二说，莫知所决而遂止。愚谓五室取五方之义也；九室则五方之外而必备四隅也。九室之制，视五室为尤备。然王者居明堂，必顺月令，信如《月令》之说，则为十二室可乎？此又不通之论也。惟朱子《明堂图》谓：‘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，东之南即南之东；明堂之右个乃总章之左个，南之西即西之南；总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，西之北即北之西；元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，北之东即东之北，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。
太庙太室，则每时十八日居焉，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，此恐然也。’朱子所谓明堂，想是一个三间九架屋子者，指五方四隅，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。然则朱子之说其亦有据乎？曰：汉承秦后，礼经无全书，姑以《考工记》观之，亦粗可见。《考工记》曰，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。东西九筵，为八丈一尺，言明堂之广也；南北七筵，为六丈三尺，言明堂之修也。五室，象五行之方位；有五方，则有四隅，不言可知也。夫有五方、四隅，则一堂之地，裂而为九室矣，又安得通而为一，复有九筵之广、七筵之修乎？盖明堂云者，通明之堂也，所以朝诸侯、行王政者在是，所以享上帝、配祖考者在是，非七筵、九筵之修广不能行也。五方、四隅，亦惟辨其方正。其位随王者所居之月，掌次以帷幕幄为之，以诏王居，以顺月令，以奉天道耳，亦如所谓随其时之方位开门是也。此其大略也。”又按：“齐宣王欲毁明堂，孟子曰，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此又王者巡狩之地，有明堂以朝诸侯、行政教，非在国之明堂也。”
又曰：“按：《月令》迎春东郊及祠高注，引《王居明堂礼》。汉《艺文志》有《明堂阴阳》三十三篇，《明堂阴阳说》五篇。魏相每表采《易阴阳》及《明堂月令》奏之。汉有此书，今无传焉。” 右经传及诸儒所言明堂制度（《北史·李谧传》载谧著《明堂制度论》甚详）。
《孝经》：“子曰：孝莫大於严父（严，谓敬也，尊严其父），严父莫大於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（言以父配天之礼，始於周公）。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（明堂，天子布政之宫。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，乃尊文王以配之），是以四海之内，各以其职来祭（谓诸侯修其职，来助祭）。” 《月令》：“季秋上丁，命乐正入学习吹（为将飨帝也。春夏重舞，秋冬重吹也）。是月也，大飨帝。”（疏曰：“大飨与帝连文，故谓祭天。”）《诗·我将》，祀文王於明堂也：“我将我享，维羊维牛，维天其右之。仪式刑文王之典，日靖四方。伊嘏文王，既右享之。我其夙夜，畏天之威，於时保之。”
陈氏《礼书》曰：“先王之於天，尊而远之，故祀於郊，而配以祖；亲而近之，故祀於明堂，而配以父。《孝经》曰：‘孝莫大於配天。’又曰：‘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严父配天矣，又曰配上帝者，天则昊天上帝也，上帝则五帝与天也。明堂不祀昊天上帝，不可谓配天；五帝不与，不可谓配上帝。以上帝为昊天上帝邪？而《周礼》以‘旅上帝’对‘旅四望’言之，则上帝非一帝也。以明堂时祀昊天上帝邪？而《考工记》明堂有五室，则五室非一位也。《祭法》曰：‘周人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郑氏曰：‘、郊、祖、宗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’其说以为坐五帝於堂上，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；坐五神於庭中，以武王配之。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谓祖宗其庙耳，非谓配於明堂也（王肃曰：“审如郑说，则经当言祖祀文王，不言宗祀也。凡言宗者，尊也。周人既祖其庙，又宗其祀。”）。《月令》之五人帝、五人神，所以配食四郊也，其与享明堂，於经无见，又况降五神於庭中，降武王以配之，岂严父之意哉？然宗祀文王，则成王矣。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，盖於是时，成王未毕丧，武王未立庙，故宗祀文王而已，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。《诗序》曰：‘《丰年》，秋冬报。’则秋报者，季秋之於明堂也；冬报者，冬至之於郊也。先明堂而后郊者，礼由内以及外也；先严父而后祖者，礼由亲以及尊也。明堂之祀，於郊为文，於庙为质。故郊扫地藁秸而已，明堂则有堂，有筵；郊特牲而已，明堂则维羊维牛。然郊有燔燎，而明堂固有升烟。汉武帝明堂礼毕，燎於堂下，古之遗制也。
由汉及唐，或祠太一五帝（光武），或特祀五帝（光武、明帝），或除五帝之坐，同称昊天上帝（晋武帝时，议除明堂五帝之坐，同称昊天上帝，各设一坐而己。
后又复帝位），或合祭天地（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，中宗仍之），或配以祖，或配以群祖（汉武帝祠明堂，高皇帝对之。章帝祠明堂，以光武配，后又以高祖、太宗、世宗、中宗、世祖、显宗配，各一太牢）。其服也，或以衮冕（东晋武帝），或以大裘（梁礼）。其献也，或以一献，或以三献（梁朱异曰：“祀明堂改服大裘。”又以贵质，不应三献，请停三献，止於一献。隋於雩坛行三献礼）。抑又明堂之制，变易不常，与《考工》之说不同，皆一时之制然也。”
朱子曰：“古者，祭天於圜丘，扫地而行事，器用陶匏，牲用犊，其礼极简。 圣人之意，以为未足以尽其意之委曲，故於季秋之月，有大享之礼焉。天即帝也，郊而曰‘天’，所以尊之也，故以后稷配。后稷远矣，配稷於郊，亦所以尊稷也。明堂而曰‘帝’，所以亲之也，以文王配焉。文王，亲也，配文王於明堂，亦以亲文王也。尊尊而亲亲，周道备矣。然则郊者古礼，而明堂者周制也，周公以义起之也。”
杨氏曰：“愚按：郊祀配天，明堂配上帝，天与上帝一也，祀上帝祀并如郊祀。然《月令》有大飨之文，《我将》之诗有‘维羊维牛’之语，则明堂之礼为尤备。故程子曰：‘其礼必以宗庙之礼享之。’朱子亦曰：‘祭於屋下，而以神祭之。’盖谓此也。”
又曰：“按：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上帝即天也，配帝即文王也。
自汉以来，乃有并祭五帝之礼。郑康成注《祭法》，祖文王、宗武王之说，差误特甚。至唐以来，遂有三帝并侑之礼，皆非古人制礼之本意。故今具载於后，并列诸儒议论以明之。”
《祭法》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注曰：“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曰祖宗。祖宗通言尔。《孝经》曰：‘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《月令》春曰其帝太，其神句芒；夏曰其帝炎帝，其神祝融；中央曰其帝黄帝，其神后土；秋曰其帝少昊，其神蓐收；冬曰其帝ダ顼，其神元冥。”
疏曰：“云‘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曰祖、宗，祖、宗通言尔’者，以《明堂月令》五时俱有帝及神。又《月令》季秋大飨帝，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。《孝经》云‘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’，故知於明堂也。”又《郊特牲》疏云：“五时迎气及雩祭，则以五方人帝配之；九月大飨五帝，则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。以文王配五天帝，则谓之祖；以武王配五人神，则谓之宗。崔氏云，皆在明堂之上，祖、宗通言，故《祭法》云祖文王，文王称祖。《孝经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，是文王称宗。文王既尔，则武王亦有祖、宗之号，故云祖、宗通言。”
王肃郑义曰：“古者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祖宗自是不毁之名，非谓配食於明堂者也。审如郑言，则经当言祖祀文王於明堂，不得言宗祀也。宗者，尊也。
周人既祖其庙，又尊其祀，孰谓祖於明堂者乎？郑引《孝经》以解《祭法》，而不晓周公本意，殊非仲尼之义旨也？”
《通典》：“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谓祀昊天上帝，先儒所释不同。
若以祭五帝，则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，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；五官之神坐於庭中，以武王配之，通名曰祖宗，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。文王为父，配祭於上；武王为子，配祭於下。如其所论，非为通理。但五神皆生为上公，死为贵神，生存之日，帝王享会，皆须升堂。今死为贵神，独配於下，屈武王之尊，同下坐之义，为不便。意为合祭五帝於明堂，唯有一祭，《月令》所谓‘九月大飨帝於明堂’也。五帝及神俱坐於上，以文武二祖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。以文王配祭五帝，则谓之祖；以武王配祭五神，则谓之宗，明二君同配，故《祭法》云‘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夫祖者，始也；宗者，尊也。所以名祭为祖宗者，明祭之中有此二义。”
汉武帝元封五年，初，天子封泰山，泰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处，处险不敝，上欲治明堂奉高旁，未晓其制度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《明堂图》，《明堂图》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，通水，圜宫垣，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命曰“昆仑”。天子从之入，以拜祀上帝焉。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（徐广曰：
“在元封二年秋。”），如带图。及五年修封，则祀太一、五帝於明堂上坐，令高皇帝祠坐对之。祠后土於下房，以二十太牢。天子从昆仑道入，始拜明堂如郊礼。礼毕，燎堂下，因朝诸侯王、列侯，受郡国计（师古曰：“计，若今之诸州计帐也。”）。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，冬至，祀上帝於明堂，毋修封。其赞飨曰：“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，周而复始。皇帝敬拜太一。”（师古曰：“自此以上，赞祝者词。”）修封禅（徐广曰：“常五年一修耳，今二年，故但祠於明堂。”）。 天汉四年，行幸泰山，修封祀明堂，因受计。
太始四年三月，行幸泰山。壬午，祀高祖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因受计。癸未，祀孝景皇帝於明堂。
征和四年，幸泰山，修封，祀於明堂。
平帝元始四年，安汉公王莽奏立明堂、辟雍。
五年春正月，祭明堂（礼，五年一。者，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）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杂见於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》与《礼记》，其制作之详不可得而闻矣，后世纷纷之论所以起欤？然以理考之，先王举事，动可为宪，必不如后世之妄作尔。王者向明而治，古之堂，今之殿也。《孝经》以为宗祀之所，《孟子》以为王政之堂，然则是人君之路寝，犹后世大朝会之正衙也。王者见群臣，觐诸侯，颁朔布政，皆於是焉，故曰‘欲行王政，则不可毁也。’齐何以有明堂？僭也。人谓宣王毁之者，俾革其僭也。孟子语以勿毁者，教使行王政也。则何以用之宗祀乎？文王已有庙矣，以季秋享帝，而奉文王配焉，不可於七庙中独举大礼于一庙，故迎主致之明堂，以配帝也。祭帝必於明堂者，帝出震而宰万物，犹向明而治天下也。武王即位，追王文王，周公制礼，推本王功，故以文王配帝，而祀于明堂。此义类也，是明堂之说也。后世纷纷，皆狃於刘歆世室、重屋之载，吕不韦青阳、总章之比，是可信乎？”
世祖中元元年，初营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未用事。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，初祀五帝於明堂，光武帝配。五帝坐位堂上，各处其方，黄帝在未，皆如南郊之位。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，少退，西面。牲各一犊。
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、衣裳、玉佩、纟句屦以行事，奏乐如南郊。礼毕，登灵台，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、三公曰：“今令月吉日，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五帝。礼备法物，乐和八音，咏祉福，舞功德，班时令，敕群后。事毕，升灵台，望元气，吹时律，观物变。群僚藩辅，宗室子孙，众郡奉计，百蛮贡职，乌桓，貊咸来助祭，单于侍子、骨都侯亦皆陪位，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。朕以ウ陋，奉承大业，亲执圭璧，恭祀天地。仰惟先帝受命中兴，拨乱反正，以宁天下，封泰山，建明堂，立辟雍，起灵台，恢弘大道，被之八极；而嗣子无成、康之质，群臣无吕、旦之谋，盥洗进爵、昔惟惭。素性顽鄙，临事益惧。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。百僚师尹，其勉修厥职，顺行时令，敬若昊天，以绥兆人。”
班固《东都赋·明堂诗》：“於昭明堂，明堂孔阳。圣王宗祀，穆穆煌煌。
上帝宴享，五位时序。谁其配之？世祖光武。普天率土，各以其职。猗欤缉熙，允怀多福！”
《东京赋》曰：“复庙重屋，八达九房。”薛综注曰：“八达，谓室有八窗也。堂后有九室，所以异於周制也。”王隆《汉官篇》曰：“是古者清庙茅屋。”胡广曰：“古之清庙，以茅盖屋，所以示俭也。今之明堂，茅盖之，乃加瓦其上，不忘古也。”
章帝建初三年，宗祀明堂；礼毕，登灵台，望物。
元和二年二月，幸泰山，柴告岱宗，进幸奉高。壬申，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，光武帝配，如雒阳明堂礼。癸酉，更告祀高祖、太宗、世宗、中宗、世祖、显宗於明堂，各一太牢。
安帝延光三年，东巡泰山，祀汶上明堂，如元和二年故事。顺帝即位，修奉常祀。
和帝永元五年，祀五帝於明堂，遂登灵台，望物。
顺帝永和元年，宗祀明堂，登灵台，改元，大赦。
汉安元年正月，宗祀明堂，大赦，改元。
灵帝初，黄门朱等阴於明堂中祷皇天曰：“窦氏无道，请皇天辅帝诛之。”既杀武等，诏太官给塞具（塞，报祀也，赛通用）。 东汉制：明堂及灵台令各一人，掌守明堂、灵台，掌候日月星气，皆属太史。
东汉明堂制：上圆下方（法天地），八窗、四闼（法八风、四时），九室、十二座（法九州、十二月），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（法三十六旬，七十二候）。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，宗祀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祝称“天子臣某”，齐王亦行其礼。 晋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，宗祀文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又议明堂宜除五帝坐，同称昊天上帝，各设一坐而已。
晋明堂，裴议立，只为一殿。
太康十年十月，诏复明堂五帝位。
晋初以文帝配，后复以宣帝，寻复还以文帝配，其余无所变革。是则郊与明堂，同配、异配，参差不同矣。挚虞议以为：“汉魏故事，明堂祀五帝之神；新礼，五帝即上帝，帝即天也。明堂除五帝之位，惟祭上帝。按：仲尼称：‘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《周礼》，祀天旅上帝，祀地旅四望。
四望非地，则上帝非天，断可识矣。郊丘之祀，扫地而祭，牲用茧栗，器用陶匏，事反其始，故配以远祖；明堂之祭，备物以荐，玉牲并陈，笾豆成列，礼同人理，故配以近考。郊堂兆位，居然异体；牲牢品物，质文殊趣。且祖考同配，非谓尊严之美；三日再祀，非谓不黩之义。其非一神，亦足明矣。昔在上古，生为明王，没则配五行，故太昊配木，神农配火，少昊配金，颛顼配水，黄帝配土。此五帝者，配天之神，同兆之於四郊，报之以明堂。祀天，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。或以为五精之帝，佐天育物者也。前代相因，莫之或废，晋初始从异议。庚午诏书，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，惟祀天神，新礼奉而用之。前太医令韩杨上书，宜如旧祀五帝。太康十年，诏已施用。宜定新礼，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议。”诏从之。江左以后，未遑修建。
晋傅元制《天地郊明堂夕牲歌》一，《天地郊明堂降神歌》一，《明堂飨神歌》一。
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后辛，祀明堂。车服之仪，率遵汉制，出以法驾，服以衮冕（时孙耆之议：“郊以祀天，故配之以后稷；明堂祀帝，故配之以文王。
由斯言之，郊为皇天之位，明堂为上帝之庙，故徐邈以配之为言，必有神主，郊为天坛，则明堂非文庙矣。”时议帝亲奉，今亲祀北郊，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，次辛祀后土，后辛祀明堂）。
宋孝武大明五年，依汉汶上议，设五帝位，太祖文帝对飨。祭皇天上帝，鼎俎、彝、簋一依太庙礼。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间，无古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文饰雕画而已（时有司奏：“伏寻明堂、辟雍，制无定文，自汉暨晋，莫之能辨。《周书》云，清庙、明堂、路寝司制。郑元注《礼》，义生於斯。诸儒又云，明堂在国之阳，丙巳之地，三里之内。晋侍中裴以为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，直可为殿，以崇严祀，其余杂碎，一皆除之。裴所奏，窃谓可安。国学之南，地实丙巳，其墙宇规范，宜拟则太庙，唯十有二间，以应一周之数。”）。
齐高帝建元元年，祭五帝之神於明堂，有功德之君配，明堂制五室（时从王俭议）。
明帝崇昌元年，有司奏以武帝配（国子助教谢昙济议：“按《祭法》，郊祖宗，并列严祀，郑元注义，亦据兼享。宜祖宗两配，文武双祀。”左仆射王晏议：“若用郑元祖宗通称，则生有功德，况垂尊若，历代配帝，何止於二？今殷荐上帝，元属武帝，百代不毁，其文庙乎。”诏可）。
梁祀五帝於明堂，服大裘冕，樽以瓦，俎、豆以纯漆，牲以特牛，肴膳准二郊。若水土之品、蔬菜之属，宜以荐郊所无者从省。除五配，五帝行礼自东阶升，先春郊帝为始，止一献清酒，停三献及灌事（仪曹郎朱异议，祀明堂改服大裘；又以贵质，不应三献。“《礼》云：‘朝践用太樽。’郑元云：‘太樽，瓦也。’有虞氏瓦樽。此皆是宗庙，犹以质素，况在明堂，理不容象樽也。郊祀贵质，器用陶匏；宗庙贵文，诚宜雕俎。明堂之礼，於郊为文，比庙为质。请改器用纯漆，庶合文质之衷。旧仪：鬯灌求神，初献清酒，次需终，礼毕，太祝取俎上祭肉，当御前以授。五帝天神，不可求之於地，二郊主祭，无授肉之礼。请停三献灌鬯及授俎之法，止於一献清酒。旧用太牢，按郊用茧栗，《诗》云祀文王於明堂，有维羊维牛。良由周监二代，其义贵文，明堂方郊，未为极质，故特用三牲。
今斟酌百王，义存通典，蔬果之荐，虽符周礼，而牲牢之用，宜遵夏、殷。请自今明堂牲用特牛。”从之）。其堂制：十二年，毁宋太极殿，以其材构明堂十二间，皆准太庙。以中央六间安六天座，悉南向。东来第一青帝，五帝依次而列。
又五人帝配飨在阼阶，东上，北向。大殿后为小殿五间，以为五佐室焉（帝曰： “明堂之祭五帝，则是总义；在郊之祭五帝，则是别义。宗祀所配，复应有室，若专配一室，则义非配五；若皆配五，则成五位。以理而言，明堂无室。”朱异以《月令》“天子居明堂左个、右个”，听朔之礼，既在明堂，今若无室，则於义或阙。帝又曰：“郑元义，听朔必在明堂，此则人神混淆，庄敬道废。《春秋左氏传》云：‘介居二大国之间’。此云左、右个者，谓祀帝堂南又有小室，亦号明堂，分为三处听朔。既有三处，则有左右之义，在宫之内，明堂之外。人神有别，差无相干。”其议是非莫定，初尚未改。十二年，太常丞虞瞬复引《周礼》明堂九尺之筵，以为高下修广之数，堂崇一筵，故阶高九尺。汉家制度犹遵此礼。”於是毁宋太极殿，为明堂十二间）。
梁《明堂送神П雅》一曲，四言。《明堂遍歌》、《五帝登歌》五曲，四言。
陈祀昊天上帝、五帝於明堂，牲以太牢、粢盛六饭，羹、果蔬备荐焉。武帝以德帝配，文帝以武帝配。堂制：殿屋十二间，中央六间，依前代安六座，四方帝各依其方，黄帝居坤维，而配享坐依梁法。 后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，经始明堂，改营太庙。迁洛之后，宣武永平、延昌中，欲建明堂，而议者或云五室，或云九室。至明帝神龟中，复议之。元执政，遂营九室，值代乱不成，宗配之礼，迄无所设。
北齐采《周官·考工记》，为五室。
后周采汉《三辅黄图》为九室，并竟不成。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，议立明堂，繁役不就。终隋代，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坛上，其用币各依其方。人帝各在天帝之左，太祖在太昊南，西向。五官在庭，各依其方。牲用犊十二。皇帝、太尉、司农行三献礼於青帝及太祖，自余有司助奠。
五官位於堂下，行一献礼。有燎。其省牲、进熟，如南郊礼（时礼部尚书牛弘定议造明堂，将作大匠宇文恺依《月令》样，重檐复屋，五房四达，丈尺规矩，皆有准凭。帝命有司规兆，方欲崇建，又命详定，诸儒争论，莫之能决。炀帝大业年中，恺又奏之，以他役繁兴，遂寝）。 唐高祖武德初，定令每岁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，以元帝配，五人帝、五官并从祀。迄於贞观之末，竟未议立明堂，季秋大享，则於圜丘行事。
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：“明堂自汉以来，诸儒之论不一，至於莫知所从，则一切临时增损，而不能合古。然推其本旨，要於布政、交神於王者尊严之居而已，其制作何必与古同！然为之者至於无所据依，乃引天地、四时，风气、干坤、五行、数象之类，以为仿象，而众说亦不克成。隋无明堂，而季秋大享，常寓雩坛；唐高祖、太宗时，寓於圜丘。贞观中，礼部尚书豆卢宽等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，下层以布政，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（颖达大略谓：“六艺群书，皆训基上曰堂，楼上曰观，未闻重楼之上而有明堂。又明堂法天，圣王示俭，今若飞楼架道，浮阁凌空，不合古言。又古者，敬重大事，与祭相似，是以朝觐、祭祀，并在於庙。若楼上祭祖，楼下视朝，阁道升楼，路便窄隘，乘辇则接神不敬，步陟则劳勤圣躬，侍卫在旁，百司供奉，求之经诰，全无此理。”）。侍中魏征请为五室重屋，上圆下方，上以祭天，下以布政。谓前世儒者所言虽异，而以为如此者多同。至於高下广狭丈尺之制，可以因事制宜也。秘书监颜师古曰：‘《周书》叙明堂有应门、雉门之制，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。其青阳、总章、元堂、太庙、左右个，皆路寝之名也。《文王居明堂》之篇，带弓，礼高，九门磔禳，国有酒以合三族，推其事皆与《月令》合，则皆有路寝也。《大戴礼》曰在近郊，又曰文王之庙也，此奚足信哉？且门有皋、库，岂知施於郊野？谓宜近在宫中。’征及师古皆当时名儒，其论止於如此。”
高宗永徽二年，奉太宗配祀明堂，有司遂请以高祖配五天帝，太宗配五人帝。
显庆元年，诏以高祖配圜丘，太宗配明堂。 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：“宗祀明堂，必配天帝，而伏羲五代，本配五郊，参之明堂，自缘从祀。今以太宗作配，理有未安，伏见永徽二年，追奉太宗以遵严配，当时高祖先在明堂，礼司致惑，竟未迁祀，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，虽复亦在明堂，不得对越天帝。谨按《孝经》：‘孝莫大於严父，严父莫大於配天。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又寻历代礼仪，且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，唯《祭法》云：‘周人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郑元注曰：‘、郊、宗、祖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谓祭昊天於圜丘，郊谓祭上帝於南郊，祖、宗谓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也。寻郑此注，乃以宗、祖合为一祭，又以文武共在明堂，连衽配祠，良为谬矣，故王肃驳之。臣谨上考殷周，下洎贞观，并无一代两帝同配於明堂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，奄有神州，创制改物，体元居正，为国始祖，抑有旧章。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，功清下黩，拯率土之涂炭，布大造於生灵，请准诏书，宗祀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从之。
干封初，诏明堂仍祭五方上帝，依郑元义。 仪凤二年，太常少卿韦万硕奏曰：“明堂大飨，准古礼郑元义，祀五天帝；王肃义，祀五行帝；贞观礼，依郑义祀五帝；显庆以来，新修礼，祀昊天上帝；奉干封二年敕，祀五帝，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；又奉上元三年三月敕，五祀行用已久，并依贞观年礼为定；又奉去年敕，并依《周礼》行事。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，未审依定何礼？臣以去年十二月录奏，至今未奉进止，所以乐章不定。”上及宰臣并不能断，乃诏尚书省召学者更参议之，事仍不定。自此明堂大飨兼用贞观、显庆二礼，礼司益无凭准。 高宗改元总章，分万年县置明堂县，示欲必立之。而议者纷然，或以为五室，或以为九室。帝依两议，以幕为之，与公卿临观，而议益不一。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，至取象黄琮，上设鸱尾，其言益不经，而明堂卒不能立。
上内出九室样，更令有司损益之。有司奏言：“内样：堂基三重，每基阶各十二。上基方九雉，八角，高一尺；中基方三百尺，高一筵；下基方三百六十尺，高一丈二尺。上基象黄琮，为八角，四面安十二阶。请从内样为定。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，其方其作司约准百四十八尺，中基、下基，望并不用。又内样： 室各方三筵，开四闼、八窗，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。按季秋大飨五帝，各在一室，商量不便。请依两汉季秋合飨，总於太室；若四时迎气之祀，则各於其方之室。其安置九室之制，增损明堂故事，三三相重。太室在中央，方六丈；其四隅之室，谓之左右房，各方二丈四尺。当太室四面，青阳、明堂、总章、元堂等室，各长六丈，以应太室；阔二丈四尺，以应左右房。室间并通巷，各广一丈八尺。
其九室并巷在堂上，总方一百四十四尺，法坤之策。屋圆楣、檐，或为未允。请据郑元、卢植等说，以前梁为楣，其径二百一十六尺，法干之策。圆楣之下，所施圆柱，旁出九宫四隅，各七尺，法天以七纪。柱外余基，共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。内样：室别四闼、八窗，检与古合，请依为定。其户仍在外，设而不开。内样：外有柱三十六，每柱十梁；内有七间，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，梁已上至屋峻起，计高八十一尺。上圆下方，飞檐应规，请依内样为定。其盖屋形制，仍望据《考工记》改为四阿，并依《礼》加重檐，准太庙安鸱尾。堂四向五色，请依《周礼》白盛为便，其四向各随方色。请施四垣及四门。辟雍，按《大戴礼》及前代说，辟雍多无水广、内径之数。蔡邕云：‘水广二十四丈，四周於外。’《三辅黄图》云：‘水广四周。’与蔡邕不异，仍云‘水外周堤。’又张衡《东京赋》称：‘造舟为梁。’《礼记·明堂位·阴阳录》：‘水左旋以象天。’商量水广二十四丈，恐伤於阔，今请减为二十四步，垣外量取周足。仍依故事，造舟为梁，其外周以圆堤，并取《阴阳》‘水行左旋’之制。殿垣，按《三辅黄图》：
殿垣四周方在水内，高不蔽日。殿门去殿七十二步。准今行事陈设，犹恐窄小。
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，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；仍立四门八观，依太庙门别，各安三门，施元阃，四角造三重巍阙。”自后群儒分竞，各执异议，九室、五室，俱有依凭，上令所司於观德殿前依两议张设，上观之，谓公卿曰：“明堂之制，自古有之，议者不同，所以未造。今令张设两议，公等以何者为宜？”工部尚书阎立德奏曰：“两议不同，俱有典故。九室自暗，五室自明，取舍之宜，断在圣虑。”上亦以五室为便。（后以制度未定而止）。
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（或谓之“合宫”）。其堂之制，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，通水，水圜宫垣，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名“昆仑”。
右黄帝明当制度之说，乃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所上，杨氏《祭礼·明堂篇》以其不经而削之。然其所言茅盖、通水，与大《戴礼》所记略同。又《考工记》所言夏后世室，殷人重屋，周人明堂，其制大概由质而趋於文，由狭而趋於广。 以是推之，黄帝时无明堂则已，苟有之，则一殿无壁，盖以茅，正太古俭朴之制。
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，方士之谬诞者多假设黄帝之事，以售其说，如所谓作五城十二楼，封名山，接万灵明廷，采首山铜铸鼎之类，皆矫诬古圣，张大其词，以迎合时主之侈心。独公玉带所上明堂之制，乃简朴如此。虽不经见，然岂不可稍规千门万户之失？固未可以其言之并出於封禅求仙之时，而例黜之也。
唐、虞祀五帝於五府（府者，聚也。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），苍曰“灵府”，赤曰“文祖”，黄曰“神记”，白曰“明纪”，黑曰“元矩”。五府之制未详。 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（世室者，宗庙也。鲁庙有世室。夏度以步，令堂修十四步，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则堂广十七步半。疏曰：“云‘夏度以步’者，下文云‘三四步’，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。云‘令堂修十四步’者，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约之，知用步无正文，故郑以假令言之也。知堂广十七步半者，以南北为修十四步四分之，取十二步，益三步为十五步，余二步益半步为二步半，添前十五步，是十七步半也。”）；五室，三、四步，四、三尺（堂上为五室，象五行也。三四步，室方也。四三尺，以益广也。木室於东北，火室於东南，金室於西南，水室於西北，其方皆三步，其广益之以三尺。土室於中央，方四步，其广益之以四尺。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，东西七丈。疏曰：“云‘五室象五行’者，以其宗庙制如明堂，明堂之中有五天帝、五人帝、五人神之坐，皆法五行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。”杨氏曰：“注四室皆三步，六尺为步，三步一丈八尺也，其广益之以三尺，为二丈一尺。中央四步，二丈四尺也，其广益之以四尺，为二丈八尺。合南北二室为三丈六尺，及堂二丈四尺为六丈。合东西二室为四丈二尺，及堂二丈八尺为七丈。”）；九阶（南面三，三面各二。疏曰：“按贾、马诸家皆以为九等阶，郑不从者，以周、殷差之，夏人卑宫室，当一尺之堂为九等阶，於义不可，故为旁九阶也。郑知南面三阶者，见《明堂位》云：‘三公中阶之前，北面东上；诸侯之位，阼阶之东，西面北上；诸伯之国，西阶之西，东面北上。’故知南面三阶也。知余三面各二者，《大射礼》云：‘升自北阶。’又《杂记》云：‘升自侧阶。’《奔丧》云：‘升自东阶。’以此而言，四面有阶可知。”）；四旁两夹窗（窗助户为明，每室四户，八窗。疏曰：“言‘四旁’者，五室，室有四户，四户之旁皆有两夹窗，则五室二十户，四十窗也。”）；白盛（蜃灰也。盛之言成也。以蜃灰垩墙，所以饰成宫室。蜃，常轸反。垩，乌路反。）；门堂三之二（门堂，门侧之堂，取数於正堂。今堂如上制，则门堂南北九步二尺，东西十一步四尺。《尔雅》曰：“门侧之堂谓之塾。”），室三之一（两室与门，各居一分。疏曰：“此室则在门堂之上作之也。言‘各居一分’者，谓两室与门各居一分。”）。
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堂崇三尺，四阿，重屋（重，直龙反。重屋者，王宫正堂，若大寝也。其修七寻，五丈六尺，放夏、周则其广九寻，七丈二尺也。五室各二寻。崇，高也。四阿，若今四注屋；重屋，复笮也。放，方往反。复音福。
笮，侧白反。疏曰：“虽言放夏、周，《经》云‘堂修七寻，则广九寻’，若周言南北七筵，则东西九筵，是偏放周法。而言放夏者，七九偏据周，夏后氏南北狭，东西长，亦是放之，故得兼言放夏也。云‘四阿若今四注屋’者，《燕礼》云，‘设洗当东ニ’，则此四阿，四ニ者也。云‘重屋复笮’也者，若《明堂位》云‘复庙重檐’。郑注云：‘重檐，重承壁材也。’则此复笮亦重承材，故谓之重屋。”）。
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（明堂者，明政教之堂。周度以筵，亦王者相改，周堂高九尺，殷三尺，则夏一尺矣。相参之数，禹卑宫室，谓此一尺之堂，与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以明其同制。疏曰：“云‘其同制’者，谓当代三者其制同，非谓三代制同也。”）。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，宫中度以寻，野度以步，涂度以轨。（周文者各因物宜为之数。室中举谓四壁之内。疏曰：“‘因物宜’者，谓室中坐时冯几，堂上行礼用筵，宫中合院之内无几无筵，故用手之寻也。在野论里数，皆以步，故用步。涂有三道，车从中央，故用车之轨。是因物所宜也。”）庙门容大扃七个（大扃，牛鼎之扃，长三尺。每扃为一个，七个，二丈一尺。疏曰：“知‘大扃，牛鼎之扃，长三尺’者，此约汉礼器制度。”）。闱门容小扃三个（庙中之门曰闱门。小扃，乡鼎之扃，长二尺。三个，六尺。疏曰：“云‘庙中之门曰闱门’者，《尔雅》文，此即《杂记》云‘夫人至，入自闱门’是也。乡鼎亦牛鼎，但上牛鼎扃长三尺，据正鼎而言；此言乡鼎，据陪鼎三乡熏晓而说也。”乡音香。《冬官·考工记》）。天子负斧依，南乡而立（负之言背也。斧依，为斧文屏风於户牖之问，於前立焉）。三公，中阶之前，北面东上；诸侯之位，阼阶之东，西面北上；诸伯之国，西阶之西，东面北上；诸子之国，门东，北面东上；诸男之国，门西，北面东上；九夷之国，东门之外，西面北上；八蛮之国，南门之外，北面东上；六戎之国，西门之外，东面南上；五狄之国，北门之外，南面东上；九采之国，应门之外，北面东上；四塞世告至。
此周公明堂之位也（九采，九州之牧，典贡职者也。正门谓之应门，方伯帅诸侯而入，牧居外而纠察之也。四塞，谓夷服、镇服、蕃服在四方为蔽塞者，新君即位则来朝。《周礼》：“侯服岁一见，甸服二岁一见，男服三岁一见，采服四岁一见，卫服五岁一见，要服六岁一见，九州之外谓之蕃国，世一见。”《明堂位》。 朱子曰：“郑氏谓天子庙及路寝如明堂制者，盖未必然。《明堂位》与《考工记》所记明堂之制度者，非出於旧典，亦未敢必信也。”杨氏曰：“此章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纣，武王崩，成王幼弱，周公践天子之位，以治天下；六年，朝诸侯於明堂。注家云周公摄王位，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。此说舛谬，故削去之。”）。孟春之月，天子居青阳左个（青阳左个，大寝东堂北偏）；仲春之月，天子居青阳太庙（青阳太庙，东堂当太室）；季春之月，天子居青阳右个（青阳右个，东堂南偏）；孟夏之月，天子居明堂左个（明堂左个，大寝南堂东偏也）；仲夏之月，天子居明堂太庙（明堂太庙，南堂当太室也）；季夏之月，天子居明堂右个（明堂右个，南堂西偏也）；中央土，天子居太庙太室（太庙太室，中央室也）；孟秋之月，天子居总章左个（总章左个，大寝西堂南偏）；仲秋之月，天子居总章太庙（总章太庙，西堂当太室也）；季秋之月，天子居总章右个（总章右个，西堂北偏）；孟冬之月，天子居元堂左个（元堂左个，北堂西偏）；仲冬之月，天子居元堂太庙（元堂太庙，北堂当太室）；季冬之月，天子居元堂右个（元堂右个，北堂东偏。《月令》）。
《大戴礼》曰：“明堂者，古有之也。”《淮南子》言，神农之世，祀於明堂，明堂有盖，四方。又汉武帝时，有献黄帝《明堂图》者，或始於此。“凡九室，一室有四户八牖，三十六户七十二牖。以茅盖屋，茅取其洁质也。上圆下方。明堂者，所以明诸侯尊卑。外水曰辟雍。”《韩诗》说辟圆如璧，雍以水。不言“圆”言“辟”者，取辟有德；不言“辟水”言“雍”，雍，和也。“南蛮、东夷、北狄、西戎”，言四海之君，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。“明堂月令”，於明堂之中，施十二月之令。“赤缀户也，白缀牖也”。缀，饰也。“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”，记用九室，谓法龟文。“堂高三尺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上圆下方，九室十二堂，室四户，户二牖。其宫三百步，在近郊；近郊，三十里。”淳于登说，明堂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丙巳之地。《韩诗》说，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，然三十里无所取也。再言圆方及户牖之数亦烦重。“或以为明堂者，文王之庙也”。明堂与文王之庙不同处，或说谬。“朱草日生一叶，至十五日，生十五叶，十六日一叶落，终而复始也”。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“朱草生，荚孳，嘉禾成，Ψ莆生。”荚，尧时夹阶而生，以记朔也。朱草可食，王者慈仁则生。其形无记。“周时德泽洽和，蒿茂大以为宫柱，名为蒿宫也。”《晏子春秋》曰：“明堂之制，下之润湿不及也，上之寒暑不入也，木工不镂，示民知节也。”然或以蒿为柱，表其俭质也。此天子之路寝也，不齐不居其室，路寝亦为此制。《明堂位》疏曰：“《明堂月令》说，明堂高三丈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上圆下方，四堂十二室，四户八牖，其宫方三百步，在近郊三十里。淳于登说云，明堂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丙巳之地，就阳位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闼，布政之宫，故称明堂。明堂，盛貌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，以古《周礼》、《孝经》说明堂文王之庙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；五室，凡室二筵，盖之以茅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，以昭事上帝。许君谨案：今《礼》、古《礼》各以义说，无明文以知之。郑之云：’《戴礼》所云，虽出《盛德篇》云九室、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似秦相吕不韦作《春秋》时说者，盖非古制也。“四堂十二室”字误，本书云“九室十二堂”。
淳于登之言取义於《孝经援神契》说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，曰明堂者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闼，布政之宫，在国之阳。帝者谛也，象上承五精之神，五精之神实在太微，在辰为巳，是以登云然。今汉立明堂丙巳，由此为之。’如郑此言用淳于登之说，此《别录》所云依《考工记》之文。然先代诸儒所说不一，故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，明堂者，天子太庙，所以祭祀。夏后氏世室，殷人重屋，周人明堂，飨功、养老、教学、选士，皆在其中，故言。取尊崇之貌，则曰太庙；取其正室，则曰太室；取其堂，则曰明堂；取其四时之学，则曰太学；取其圜水，则曰辟雍。虽名别而实同。郑必以为各异者，袁准《正论》：明堂、宗庙、太学，礼之本物也。事义不同，各有所为，而世之论者合以为一体，取《诗》、《书》放逸之文、经典相似之语，推而致之，考之人情，失之远矣。宗庙之中，人所致敬，幽隐清净，鬼神所居，而使学众处焉，飨射其中，人鬼慢黩，死生交错，囚俘截耳，以干鬼神，非其理也。茅茨、采椽，至质之物，建日月，乘玉路以处其中，非其类也。夫宗庙，鬼神所居，祭天而於人鬼之室，非其处也。王者五门，宗庙在一门之内，若射在於庙，而张三侯，又辟雍在内，人物众多，殆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。如准之所论，是郑所谓不同之意。”
蔡邕《明堂论》。（见《辟ń门》）
陈氏《礼书》曰：“夏世室，商重屋，周明堂，则制渐文矣。夏度以步，商度以寻，周度以筵，则堂渐广矣。夏言堂修广而不言崇；商言堂修而不言广，言四阿而不言室；周言堂修、广、崇而不言四阿，其言盖皆互备。郑康成曰：‘夏堂崇一尺，商堂广九寻。’理或然也。《月令》：中央太室，东青阳，南明堂，西总章，北元堂，皆分左右个，与太庙则五室十二堂矣。《明堂位》，前中阶、阼阶、宾阶，旁四门，而南门之外又有应门，则南三阶、东西北各二阶，而为九阶矣（《考工记》，五室九阶）。盖木室於东北，火室於东南，金室於西南，水室於西北，土室於中央，其外别之以十二堂，通之以九阶，环之以四门，而南门之外，加以应门，此明堂之大略也。《大戴礼》、《白虎通》韩婴、公玉带、淳于登、桓谭、郑康成、蔡邕之徒，其论明堂多矣。时淳于登以为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其说盖有所传然也。何则？听朔必於明堂，而《玉藻》曰‘听朔於南门之外’，则明堂在国之南可知；成王之朝诸侯、四夷之君，咸列四门之外，而朝寝之间有是制乎？则明堂在国之外可知。然《大戴》谓九室、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上圆下方；公玉带谓为一殿居中，覆之以茅，环之以水，设之以复，通之以楼；郑康成谓明堂、太庙、路寝，异实同制（康成以《春秋》书世室屋坏，《明堂位》称鲁公之庙文世室，武公之庙武世室，则以《考工记》所谓世室为庙，重屋为寝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）；蔡邕谓明堂、太庙、辟雍，同实异名。岂其然哉？诸侯之庙，见於《公食大夫》，有东西堂、东西夹而已；天子路寝见於《书》，亦东西房、东西夹，又东序、西序、东堂、西堂而已；则太庙、路寝无五室十二堂矣，谓之明堂、太庙、路寝异实同制，非也。宗庙居雉门之内，而教学饮射於其中，则莫之容处，学者於鬼神之宫，享天神於人鬼之室，则失之渎，袁准尝攻之矣，则谓之明堂、太庙、辟雍同实异名，非也。彼盖以鲁之太庙有天子明堂之饰，晋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，乃有同实、异实之论。是不知诸侯有太庙，无明堂，特鲁放其制，晋放其名也。四时之气，春为青阳，夏为朱明，秋为白藏，冬为元英。则青者春之色，春者阳之中，故春堂名之；总者物之聚，章者文之成，故秋堂名之；明者万物之相见，元者万物之复本，故冬、夏之堂名之。左右之堂曰个，以其介於四隅故也；中之堂曰太庙，以其大享在焉故也。古者，鬼神所在皆谓之庙，《书》与《士虞》以殡宫为庙，则大享在焉，谓之太庙可也。明堂之作，不始於周公，而武王之时有之，《记》曰‘祀乎明堂，而民知孝’是也。不特建之於内，而外之四岳亦有之，孟子之时，齐有泰山之明堂是也（《荀子·强国篇》曰：“虽为之筑明堂於塞外，而朝诸侯使，殆可也。”汉有奉高明堂）。《月令》言明堂之制则然，其言四时乘异路，载异，衣异衣，用异器，则非也。《明堂位》言朝诸侯於明堂则然，其言周公践天子之阼，负而受朝，则非也。何则？王者迎五气则於东南西北之四郊，礼六神则以苍、黄、青、赤、白、元之牲玉，象四时以巡岳，顺闰月以居门，而天地之间罔不钦若，则十二月之异堂听朔，不为过也。若夫车旗之辨，见於《巾车》、《司常》；衣冠之等，见於《弁师》、《司服》，皆无四时之异。《礼运》曰：‘五色十二衣，旋相为质。’郎ダ曰：‘王者随天，自春徂夏，改青服绛，非古制也。’《书》曰：‘周公位冢宰，正百工。’《诗序》：‘曰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诸侯，乃率以祀文王。’盖成王宅忧，周公位冢宰，而百工总已以听焉，及既成洛邑，辅成王以朝诸侯。《诗序》言‘朝诸侯乃率以祀文王’，则朝不在庙而在明堂，可知也。”
朱子曰：“论明堂之制者非一，某窃意当有九室，如井田之制。东之中为青阳太庙，东之南为青阳右个，东之北为青阳左个；南之中为明堂太庙，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，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；西之中为总章太庙，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，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；北之中为元堂太庙，北之东即东之北为元堂右个，北之西即西之北为元堂左个；中是太庙太室。凡四方之太庙异方所，其左个、右个，则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，明堂右个乃总章之左个也；总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，元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也。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。
太庙太室则每季十八日，天子居焉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，此恐是也。
问：“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，帝只是天，天只是帝，分祭，何也？”朱子曰：“为坛而祭，故谓之天；祭於屋下，而以神祗祭之，故谓之帝。”又曰：“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间九架屋子。”
┌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┐ │明│ 个│ 庙 │个 │ │
│ │ 左│ 太 │右 │ │
│ │ 章│ 章 │章 │王者随月所│
│ │个右堂元总│ 总 │总元堂左个│ │ │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居则分而为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
│堂│庙太堂明 │室太庙太 │元堂太庙 │九室祀上帝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
│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则通而为一│
│ │个左堂元青│ 青 │青元堂右个│ │
│ │ 阳│ 阳 │阳 │堂 │
│ │ 左│ 太 │右 │ │ │图│ 个│ 庙 │个 │ │ └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┘
杨氏曰：“愚按：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，谓王者所居，以出教令之堂也。夫王者所居，非谓王之常居也。疏家云‘明堂在国之南，丙巳之地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’此言虽未可以为据，然其制必凛然森严，肃然清静，王者朝诸侯、出教令之时而后居焉，而亦可以事天地、交神明於此地而无愧焉。周人祀上帝於明堂，而以文王配之者，此也。说者乃以明堂为宗庙，又为大寝，又为太学，则不待辨说而知其谬矣。惟《考工记》谓明堂五室，《大戴礼》谓明堂九室，二说不同。前代欲建明堂者，或云五室，或云九室，往往惑於二说，莫知所决而遂止。愚谓五室取五方之义也；九室则五方之外而必备四隅也。九室之制，视五室为尤备。然王者居明堂，必顺月令，信如《月令》之说，则为十二室可乎？此又不通之论也。惟朱子《明堂图》谓：‘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，东之南即南之东；明堂之右个乃总章之左个，南之西即西之南；总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，西之北即北之西；元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，北之东即东之北，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。
太庙太室，则每时十八日居焉，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，此恐然也。’朱子所谓明堂，想是一个三间九架屋子者，指五方四隅，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。然则朱子之说其亦有据乎？曰：汉承秦后，礼经无全书，姑以《考工记》观之，亦粗可见。《考工记》曰，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。东西九筵，为八丈一尺，言明堂之广也；南北七筵，为六丈三尺，言明堂之修也。五室，象五行之方位；有五方，则有四隅，不言可知也。夫有五方、四隅，则一堂之地，裂而为九室矣，又安得通而为一，复有九筵之广、七筵之修乎？盖明堂云者，通明之堂也，所以朝诸侯、行王政者在是，所以享上帝、配祖考者在是，非七筵、九筵之修广不能行也。五方、四隅，亦惟辨其方正。其位随王者所居之月，掌次以帷幕幄为之，以诏王居，以顺月令，以奉天道耳，亦如所谓随其时之方位开门是也。此其大略也。”又按：“齐宣王欲毁明堂，孟子曰，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此又王者巡狩之地，有明堂以朝诸侯、行政教，非在国之明堂也。”
又曰：“按：《月令》迎春东郊及祠高注，引《王居明堂礼》。汉《艺文志》有《明堂阴阳》三十三篇，《明堂阴阳说》五篇。魏相每表采《易阴阳》及《明堂月令》奏之。汉有此书，今无传焉。” 右经传及诸儒所言明堂制度（《北史·李谧传》载谧著《明堂制度论》甚详）。
《孝经》：“子曰：孝莫大於严父（严，谓敬也，尊严其父），严父莫大於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（言以父配天之礼，始於周公）。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（明堂，天子布政之宫。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，乃尊文王以配之），是以四海之内，各以其职来祭（谓诸侯修其职，来助祭）。” 《月令》：“季秋上丁，命乐正入学习吹（为将飨帝也。春夏重舞，秋冬重吹也）。是月也，大飨帝。”（疏曰：“大飨与帝连文，故谓祭天。”）《诗·我将》，祀文王於明堂也：“我将我享，维羊维牛，维天其右之。仪式刑文王之典，日靖四方。伊嘏文王，既右享之。我其夙夜，畏天之威，於时保之。”
陈氏《礼书》曰：“先王之於天，尊而远之，故祀於郊，而配以祖；亲而近之，故祀於明堂，而配以父。《孝经》曰：‘孝莫大於配天。’又曰：‘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严父配天矣，又曰配上帝者，天则昊天上帝也，上帝则五帝与天也。明堂不祀昊天上帝，不可谓配天；五帝不与，不可谓配上帝。以上帝为昊天上帝邪？而《周礼》以‘旅上帝’对‘旅四望’言之，则上帝非一帝也。以明堂时祀昊天上帝邪？而《考工记》明堂有五室，则五室非一位也。《祭法》曰：‘周人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郑氏曰：‘、郊、祖、宗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’其说以为坐五帝於堂上，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；坐五神於庭中，以武王配之。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谓祖宗其庙耳，非谓配於明堂也（王肃曰：“审如郑说，则经当言祖祀文王，不言宗祀也。凡言宗者，尊也。周人既祖其庙，又宗其祀。”）。《月令》之五人帝、五人神，所以配食四郊也，其与享明堂，於经无见，又况降五神於庭中，降武王以配之，岂严父之意哉？然宗祀文王，则成王矣。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，盖於是时，成王未毕丧，武王未立庙，故宗祀文王而已，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。《诗序》曰：‘《丰年》，秋冬报。’则秋报者，季秋之於明堂也；冬报者，冬至之於郊也。先明堂而后郊者，礼由内以及外也；先严父而后祖者，礼由亲以及尊也。明堂之祀，於郊为文，於庙为质。故郊扫地藁秸而已，明堂则有堂，有筵；郊特牲而已，明堂则维羊维牛。然郊有燔燎，而明堂固有升烟。汉武帝明堂礼毕，燎於堂下，古之遗制也。
由汉及唐，或祠太一五帝（光武），或特祀五帝（光武、明帝），或除五帝之坐，同称昊天上帝（晋武帝时，议除明堂五帝之坐，同称昊天上帝，各设一坐而己。
后又复帝位），或合祭天地（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，中宗仍之），或配以祖，或配以群祖（汉武帝祠明堂，高皇帝对之。章帝祠明堂，以光武配，后又以高祖、太宗、世宗、中宗、世祖、显宗配，各一太牢）。其服也，或以衮冕（东晋武帝），或以大裘（梁礼）。其献也，或以一献，或以三献（梁朱异曰：“祀明堂改服大裘。”又以贵质，不应三献，请停三献，止於一献。隋於雩坛行三献礼）。抑又明堂之制，变易不常，与《考工》之说不同，皆一时之制然也。”
朱子曰：“古者，祭天於圜丘，扫地而行事，器用陶匏，牲用犊，其礼极简。 圣人之意，以为未足以尽其意之委曲，故於季秋之月，有大享之礼焉。天即帝也，郊而曰‘天’，所以尊之也，故以后稷配。后稷远矣，配稷於郊，亦所以尊稷也。明堂而曰‘帝’，所以亲之也，以文王配焉。文王，亲也，配文王於明堂，亦以亲文王也。尊尊而亲亲，周道备矣。然则郊者古礼，而明堂者周制也，周公以义起之也。”
杨氏曰：“愚按：郊祀配天，明堂配上帝，天与上帝一也，祀上帝祀并如郊祀。然《月令》有大飨之文，《我将》之诗有‘维羊维牛’之语，则明堂之礼为尤备。故程子曰：‘其礼必以宗庙之礼享之。’朱子亦曰：‘祭於屋下，而以神祭之。’盖谓此也。”
又曰：“按：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上帝即天也，配帝即文王也。
自汉以来，乃有并祭五帝之礼。郑康成注《祭法》，祖文王、宗武王之说，差误特甚。至唐以来，遂有三帝并侑之礼，皆非古人制礼之本意。故今具载於后，并列诸儒议论以明之。”
《祭法》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注曰：“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曰祖宗。祖宗通言尔。《孝经》曰：‘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《月令》春曰其帝太，其神句芒；夏曰其帝炎帝，其神祝融；中央曰其帝黄帝，其神后土；秋曰其帝少昊，其神蓐收；冬曰其帝ダ顼，其神元冥。”
疏曰：“云‘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曰祖、宗，祖、宗通言尔’者，以《明堂月令》五时俱有帝及神。又《月令》季秋大飨帝，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。《孝经》云‘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’，故知於明堂也。”又《郊特牲》疏云：“五时迎气及雩祭，则以五方人帝配之；九月大飨五帝，则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。以文王配五天帝，则谓之祖；以武王配五人神，则谓之宗。崔氏云，皆在明堂之上，祖、宗通言，故《祭法》云祖文王，文王称祖。《孝经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，是文王称宗。文王既尔，则武王亦有祖、宗之号，故云祖、宗通言。”
王肃郑义曰：“古者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祖宗自是不毁之名，非谓配食於明堂者也。审如郑言，则经当言祖祀文王於明堂，不得言宗祀也。宗者，尊也。
周人既祖其庙，又尊其祀，孰谓祖於明堂者乎？郑引《孝经》以解《祭法》，而不晓周公本意，殊非仲尼之义旨也？”
《通典》：“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谓祀昊天上帝，先儒所释不同。
若以祭五帝，则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，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；五官之神坐於庭中，以武王配之，通名曰祖宗，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。文王为父，配祭於上；武王为子，配祭於下。如其所论，非为通理。但五神皆生为上公，死为贵神，生存之日，帝王享会，皆须升堂。今死为贵神，独配於下，屈武王之尊，同下坐之义，为不便。意为合祭五帝於明堂，唯有一祭，《月令》所谓‘九月大飨帝於明堂’也。五帝及神俱坐於上，以文武二祖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。以文王配祭五帝，则谓之祖；以武王配祭五神，则谓之宗，明二君同配，故《祭法》云‘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夫祖者，始也；宗者，尊也。所以名祭为祖宗者，明祭之中有此二义。”
汉武帝元封五年，初，天子封泰山，泰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处，处险不敝，上欲治明堂奉高旁，未晓其制度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《明堂图》，《明堂图》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，通水，圜宫垣，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命曰“昆仑”。天子从之入，以拜祀上帝焉。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（徐广曰：
“在元封二年秋。”），如带图。及五年修封，则祀太一、五帝於明堂上坐，令高皇帝祠坐对之。祠后土於下房，以二十太牢。天子从昆仑道入，始拜明堂如郊礼。礼毕，燎堂下，因朝诸侯王、列侯，受郡国计（师古曰：“计，若今之诸州计帐也。”）。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，冬至，祀上帝於明堂，毋修封。其赞飨曰：“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，周而复始。皇帝敬拜太一。”（师古曰：“自此以上，赞祝者词。”）修封禅（徐广曰：“常五年一修耳，今二年，故但祠於明堂。”）。 天汉四年，行幸泰山，修封祀明堂，因受计。
太始四年三月，行幸泰山。壬午，祀高祖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因受计。癸未，祀孝景皇帝於明堂。
征和四年，幸泰山，修封，祀於明堂。
平帝元始四年，安汉公王莽奏立明堂、辟雍。
五年春正月，祭明堂（礼，五年一。者，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）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杂见於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》与《礼记》，其制作之详不可得而闻矣，后世纷纷之论所以起欤？然以理考之，先王举事，动可为宪，必不如后世之妄作尔。王者向明而治，古之堂，今之殿也。《孝经》以为宗祀之所，《孟子》以为王政之堂，然则是人君之路寝，犹后世大朝会之正衙也。王者见群臣，觐诸侯，颁朔布政，皆於是焉，故曰‘欲行王政，则不可毁也。’齐何以有明堂？僭也。人谓宣王毁之者，俾革其僭也。孟子语以勿毁者，教使行王政也。则何以用之宗祀乎？文王已有庙矣，以季秋享帝，而奉文王配焉，不可於七庙中独举大礼于一庙，故迎主致之明堂，以配帝也。祭帝必於明堂者，帝出震而宰万物，犹向明而治天下也。武王即位，追王文王，周公制礼，推本王功，故以文王配帝，而祀于明堂。此义类也，是明堂之说也。后世纷纷，皆狃於刘歆世室、重屋之载，吕不韦青阳、总章之比，是可信乎？”
世祖中元元年，初营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未用事。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，初祀五帝於明堂，光武帝配。五帝坐位堂上，各处其方，黄帝在未，皆如南郊之位。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，少退，西面。牲各一犊。
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、衣裳、玉佩、纟句屦以行事，奏乐如南郊。礼毕，登灵台，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、三公曰：“今令月吉日，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五帝。礼备法物，乐和八音，咏祉福，舞功德，班时令，敕群后。事毕，升灵台，望元气，吹时律，观物变。群僚藩辅，宗室子孙，众郡奉计，百蛮贡职，乌桓，貊咸来助祭，单于侍子、骨都侯亦皆陪位，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。朕以ウ陋，奉承大业，亲执圭璧，恭祀天地。仰惟先帝受命中兴，拨乱反正，以宁天下，封泰山，建明堂，立辟雍，起灵台，恢弘大道，被之八极；而嗣子无成、康之质，群臣无吕、旦之谋，盥洗进爵、昔惟惭。素性顽鄙，临事益惧。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。百僚师尹，其勉修厥职，顺行时令，敬若昊天，以绥兆人。”
班固《东都赋·明堂诗》：“於昭明堂，明堂孔阳。圣王宗祀，穆穆煌煌。
上帝宴享，五位时序。谁其配之？世祖光武。普天率土，各以其职。猗欤缉熙，允怀多福！”
《东京赋》曰：“复庙重屋，八达九房。”薛综注曰：“八达，谓室有八窗也。堂后有九室，所以异於周制也。”王隆《汉官篇》曰：“是古者清庙茅屋。”胡广曰：“古之清庙，以茅盖屋，所以示俭也。今之明堂，茅盖之，乃加瓦其上，不忘古也。”
章帝建初三年，宗祀明堂；礼毕，登灵台，望物。
元和二年二月，幸泰山，柴告岱宗，进幸奉高。壬申，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，光武帝配，如雒阳明堂礼。癸酉，更告祀高祖、太宗、世宗、中宗、世祖、显宗於明堂，各一太牢。
安帝延光三年，东巡泰山，祀汶上明堂，如元和二年故事。顺帝即位，修奉常祀。
和帝永元五年，祀五帝於明堂，遂登灵台，望物。
顺帝永和元年，宗祀明堂，登灵台，改元，大赦。
汉安元年正月，宗祀明堂，大赦，改元。
灵帝初，黄门朱等阴於明堂中祷皇天曰：“窦氏无道，请皇天辅帝诛之。”既杀武等，诏太官给塞具（塞，报祀也，赛通用）。 东汉制：明堂及灵台令各一人，掌守明堂、灵台，掌候日月星气，皆属太史。
东汉明堂制：上圆下方（法天地），八窗、四闼（法八风、四时），九室、十二座（法九州、十二月），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（法三十六旬，七十二候）。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，宗祀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祝称“天子臣某”，齐王亦行其礼。 晋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，宗祀文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又议明堂宜除五帝坐，同称昊天上帝，各设一坐而已。
晋明堂，裴议立，只为一殿。
太康十年十月，诏复明堂五帝位。
晋初以文帝配，后复以宣帝，寻复还以文帝配，其余无所变革。是则郊与明堂，同配、异配，参差不同矣。挚虞议以为：“汉魏故事，明堂祀五帝之神；新礼，五帝即上帝，帝即天也。明堂除五帝之位，惟祭上帝。按：仲尼称：‘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《周礼》，祀天旅上帝，祀地旅四望。
四望非地，则上帝非天，断可识矣。郊丘之祀，扫地而祭，牲用茧栗，器用陶匏，事反其始，故配以远祖；明堂之祭，备物以荐，玉牲并陈，笾豆成列，礼同人理，故配以近考。郊堂兆位，居然异体；牲牢品物，质文殊趣。且祖考同配，非谓尊严之美；三日再祀，非谓不黩之义。其非一神，亦足明矣。昔在上古，生为明王，没则配五行，故太昊配木，神农配火，少昊配金，颛顼配水，黄帝配土。此五帝者，配天之神，同兆之於四郊，报之以明堂。祀天，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。或以为五精之帝，佐天育物者也。前代相因，莫之或废，晋初始从异议。庚午诏书，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，惟祀天神，新礼奉而用之。前太医令韩杨上书，宜如旧祀五帝。太康十年，诏已施用。宜定新礼，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议。”诏从之。江左以后，未遑修建。
晋傅元制《天地郊明堂夕牲歌》一，《天地郊明堂降神歌》一，《明堂飨神歌》一。
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后辛，祀明堂。车服之仪，率遵汉制，出以法驾，服以衮冕（时孙耆之议：“郊以祀天，故配之以后稷；明堂祀帝，故配之以文王。
由斯言之，郊为皇天之位，明堂为上帝之庙，故徐邈以配之为言，必有神主，郊为天坛，则明堂非文庙矣。”时议帝亲奉，今亲祀北郊，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，次辛祀后土，后辛祀明堂）。
宋孝武大明五年，依汉汶上议，设五帝位，太祖文帝对飨。祭皇天上帝，鼎俎、彝、簋一依太庙礼。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间，无古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文饰雕画而已（时有司奏：“伏寻明堂、辟雍，制无定文，自汉暨晋，莫之能辨。《周书》云，清庙、明堂、路寝司制。郑元注《礼》，义生於斯。诸儒又云，明堂在国之阳，丙巳之地，三里之内。晋侍中裴以为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，直可为殿，以崇严祀，其余杂碎，一皆除之。裴所奏，窃谓可安。国学之南，地实丙巳，其墙宇规范，宜拟则太庙，唯十有二间，以应一周之数。”）。
齐高帝建元元年，祭五帝之神於明堂，有功德之君配，明堂制五室（时从王俭议）。
明帝崇昌元年，有司奏以武帝配（国子助教谢昙济议：“按《祭法》，郊祖宗，并列严祀，郑元注义，亦据兼享。宜祖宗两配，文武双祀。”左仆射王晏议：“若用郑元祖宗通称，则生有功德，况垂尊若，历代配帝，何止於二？今殷荐上帝，元属武帝，百代不毁，其文庙乎。”诏可）。
梁祀五帝於明堂，服大裘冕，樽以瓦，俎、豆以纯漆，牲以特牛，肴膳准二郊。若水土之品、蔬菜之属，宜以荐郊所无者从省。除五配，五帝行礼自东阶升，先春郊帝为始，止一献清酒，停三献及灌事（仪曹郎朱异议，祀明堂改服大裘；又以贵质，不应三献。“《礼》云：‘朝践用太樽。’郑元云：‘太樽，瓦也。’有虞氏瓦樽。此皆是宗庙，犹以质素，况在明堂，理不容象樽也。郊祀贵质，器用陶匏；宗庙贵文，诚宜雕俎。明堂之礼，於郊为文，比庙为质。请改器用纯漆，庶合文质之衷。旧仪：鬯灌求神，初献清酒，次需终，礼毕，太祝取俎上祭肉，当御前以授。五帝天神，不可求之於地，二郊主祭，无授肉之礼。请停三献灌鬯及授俎之法，止於一献清酒。旧用太牢，按郊用茧栗，《诗》云祀文王於明堂，有维羊维牛。良由周监二代，其义贵文，明堂方郊，未为极质，故特用三牲。
今斟酌百王，义存通典，蔬果之荐，虽符周礼，而牲牢之用，宜遵夏、殷。请自今明堂牲用特牛。”从之）。其堂制：十二年，毁宋太极殿，以其材构明堂十二间，皆准太庙。以中央六间安六天座，悉南向。东来第一青帝，五帝依次而列。
又五人帝配飨在阼阶，东上，北向。大殿后为小殿五间，以为五佐室焉（帝曰： “明堂之祭五帝，则是总义；在郊之祭五帝，则是别义。宗祀所配，复应有室，若专配一室，则义非配五；若皆配五，则成五位。以理而言，明堂无室。”朱异以《月令》“天子居明堂左个、右个”，听朔之礼，既在明堂，今若无室，则於义或阙。帝又曰：“郑元义，听朔必在明堂，此则人神混淆，庄敬道废。《春秋左氏传》云：‘介居二大国之间’。此云左、右个者，谓祀帝堂南又有小室，亦号明堂，分为三处听朔。既有三处，则有左右之义，在宫之内，明堂之外。人神有别，差无相干。”其议是非莫定，初尚未改。十二年，太常丞虞瞬复引《周礼》明堂九尺之筵，以为高下修广之数，堂崇一筵，故阶高九尺。汉家制度犹遵此礼。”於是毁宋太极殿，为明堂十二间）。
梁《明堂送神П雅》一曲，四言。《明堂遍歌》、《五帝登歌》五曲，四言。
陈祀昊天上帝、五帝於明堂，牲以太牢、粢盛六饭，羹、果蔬备荐焉。武帝以德帝配，文帝以武帝配。堂制：殿屋十二间，中央六间，依前代安六座，四方帝各依其方，黄帝居坤维，而配享坐依梁法。 后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，经始明堂，改营太庙。迁洛之后，宣武永平、延昌中，欲建明堂，而议者或云五室，或云九室。至明帝神龟中，复议之。元执政，遂营九室，值代乱不成，宗配之礼，迄无所设。
北齐采《周官·考工记》，为五室。
后周采汉《三辅黄图》为九室，并竟不成。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，议立明堂，繁役不就。终隋代，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坛上，其用币各依其方。人帝各在天帝之左，太祖在太昊南，西向。五官在庭，各依其方。牲用犊十二。皇帝、太尉、司农行三献礼於青帝及太祖，自余有司助奠。
五官位於堂下，行一献礼。有燎。其省牲、进熟，如南郊礼（时礼部尚书牛弘定议造明堂，将作大匠宇文恺依《月令》样，重檐复屋，五房四达，丈尺规矩，皆有准凭。帝命有司规兆，方欲崇建，又命详定，诸儒争论，莫之能决。炀帝大业年中，恺又奏之，以他役繁兴，遂寝）。 唐高祖武德初，定令每岁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，以元帝配，五人帝、五官并从祀。迄於贞观之末，竟未议立明堂，季秋大享，则於圜丘行事。
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：“明堂自汉以来，诸儒之论不一，至於莫知所从，则一切临时增损，而不能合古。然推其本旨，要於布政、交神於王者尊严之居而已，其制作何必与古同！然为之者至於无所据依，乃引天地、四时，风气、干坤、五行、数象之类，以为仿象，而众说亦不克成。隋无明堂，而季秋大享，常寓雩坛；唐高祖、太宗时，寓於圜丘。贞观中，礼部尚书豆卢宽等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，下层以布政，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（颖达大略谓：“六艺群书，皆训基上曰堂，楼上曰观，未闻重楼之上而有明堂。又明堂法天，圣王示俭，今若飞楼架道，浮阁凌空，不合古言。又古者，敬重大事，与祭相似，是以朝觐、祭祀，并在於庙。若楼上祭祖，楼下视朝，阁道升楼，路便窄隘，乘辇则接神不敬，步陟则劳勤圣躬，侍卫在旁，百司供奉，求之经诰，全无此理。”）。侍中魏征请为五室重屋，上圆下方，上以祭天，下以布政。谓前世儒者所言虽异，而以为如此者多同。至於高下广狭丈尺之制，可以因事制宜也。秘书监颜师古曰：‘《周书》叙明堂有应门、雉门之制，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。其青阳、总章、元堂、太庙、左右个，皆路寝之名也。《文王居明堂》之篇，带弓，礼高，九门磔禳，国有酒以合三族，推其事皆与《月令》合，则皆有路寝也。《大戴礼》曰在近郊，又曰文王之庙也，此奚足信哉？且门有皋、库，岂知施於郊野？谓宜近在宫中。’征及师古皆当时名儒，其论止於如此。”
高宗永徽二年，奉太宗配祀明堂，有司遂请以高祖配五天帝，太宗配五人帝。
显庆元年，诏以高祖配圜丘，太宗配明堂。 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：“宗祀明堂，必配天帝，而伏羲五代，本配五郊，参之明堂，自缘从祀。今以太宗作配，理有未安，伏见永徽二年，追奉太宗以遵严配，当时高祖先在明堂，礼司致惑，竟未迁祀，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，虽复亦在明堂，不得对越天帝。谨按《孝经》：‘孝莫大於严父，严父莫大於配天。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又寻历代礼仪，且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，唯《祭法》云：‘周人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郑元注曰：‘、郊、宗、祖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谓祭昊天於圜丘，郊谓祭上帝於南郊，祖、宗谓祭五帝、五神於明堂也。寻郑此注，乃以宗、祖合为一祭，又以文武共在明堂，连衽配祠，良为谬矣，故王肃驳之。臣谨上考殷周，下洎贞观，并无一代两帝同配於明堂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，奄有神州，创制改物，体元居正，为国始祖，抑有旧章。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，功清下黩，拯率土之涂炭，布大造於生灵，请准诏书，宗祀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从之。
干封初，诏明堂仍祭五方上帝，依郑元义。 仪凤二年，太常少卿韦万硕奏曰：“明堂大飨，准古礼郑元义，祀五天帝；王肃义，祀五行帝；贞观礼，依郑义祀五帝；显庆以来，新修礼，祀昊天上帝；奉干封二年敕，祀五帝，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；又奉上元三年三月敕，五祀行用已久，并依贞观年礼为定；又奉去年敕，并依《周礼》行事。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，未审依定何礼？臣以去年十二月录奏，至今未奉进止，所以乐章不定。”上及宰臣并不能断，乃诏尚书省召学者更参议之，事仍不定。自此明堂大飨兼用贞观、显庆二礼，礼司益无凭准。 高宗改元总章，分万年县置明堂县，示欲必立之。而议者纷然，或以为五室，或以为九室。帝依两议，以幕为之，与公卿临观，而议益不一。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，至取象黄琮，上设鸱尾，其言益不经，而明堂卒不能立。
上内出九室样，更令有司损益之。有司奏言：“内样：堂基三重，每基阶各十二。上基方九雉，八角，高一尺；中基方三百尺，高一筵；下基方三百六十尺，高一丈二尺。上基象黄琮，为八角，四面安十二阶。请从内样为定。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，其方其作司约准百四十八尺，中基、下基，望并不用。又内样： 室各方三筵，开四闼、八窗，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。按季秋大飨五帝，各在一室，商量不便。请依两汉季秋合飨，总於太室；若四时迎气之祀，则各於其方之室。其安置九室之制，增损明堂故事，三三相重。太室在中央，方六丈；其四隅之室，谓之左右房，各方二丈四尺。当太室四面，青阳、明堂、总章、元堂等室，各长六丈，以应太室；阔二丈四尺，以应左右房。室间并通巷，各广一丈八尺。
其九室并巷在堂上，总方一百四十四尺，法坤之策。屋圆楣、檐，或为未允。请据郑元、卢植等说，以前梁为楣，其径二百一十六尺，法干之策。圆楣之下，所施圆柱，旁出九宫四隅，各七尺，法天以七纪。柱外余基，共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。内样：室别四闼、八窗，检与古合，请依为定。其户仍在外，设而不开。内样：外有柱三十六，每柱十梁；内有七间，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，梁已上至屋峻起，计高八十一尺。上圆下方，飞檐应规，请依内样为定。其盖屋形制，仍望据《考工记》改为四阿，并依《礼》加重檐，准太庙安鸱尾。堂四向五色，请依《周礼》白盛为便，其四向各随方色。请施四垣及四门。辟雍，按《大戴礼》及前代说，辟雍多无水广、内径之数。蔡邕云：‘水广二十四丈，四周於外。’《三辅黄图》云：‘水广四周。’与蔡邕不异，仍云‘水外周堤。’又张衡《东京赋》称：‘造舟为梁。’《礼记·明堂位·阴阳录》：‘水左旋以象天。’商量水广二十四丈，恐伤於阔，今请减为二十四步，垣外量取周足。仍依故事，造舟为梁，其外周以圆堤，并取《阴阳》‘水行左旋’之制。殿垣，按《三辅黄图》：
殿垣四周方在水内，高不蔽日。殿门去殿七十二步。准今行事陈设，犹恐窄小。
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，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；仍立四门八观，依太庙门别，各安三门，施元阃，四角造三重巍阙。”自后群儒分竞，各执异议，九室、五室，俱有依凭，上令所司於观德殿前依两议张设，上观之，谓公卿曰：“明堂之制，自古有之，议者不同，所以未造。今令张设两议，公等以何者为宜？”工部尚书阎立德奏曰：“两议不同，俱有典故。九室自暗，五室自明，取舍之宜，断在圣虑。”上亦以五室为便。（后以制度未定而止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