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一百三十一·乐考四
作者：马端临
○历代制造律吕
黄帝使伶伦取竹於ㄍ溪之谷，断两节间而吹之，以为黄锺之宫，制十二以听凤凰之鸣，其雄鸣六，雌鸣六（详及注见后卷）。
《周官》：“太师掌六律六同，以合阴阳之声。阳声：黄锺、太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；阴声：大吕、应锺、南吕、函锺、小吕、夹锺。皆文之以五声，播之以八音。”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各，以辨天地、四方、阴阳之声，以为乐器。（故书同作铜。郑司农云：“阳律以竹为管，阴律以铜为管。竹，阳也；铜，阴也。各顺其性。”康成谓“律，述气者也。同，助阳宣气与之同，皆以铜为之。”）
凡为乐器，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，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（数度，广长也。齐量，侈之所容）。凡和乐亦如之（和，谓调其故器也）。”
汉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张苍始定律历。
太史公《律书》曰：“王者制事立法，物度轨则，一禀於六律，六律为万事根本焉。其於兵械尤所重，故云‘望敌知吉凶，闻声效胜负’，百王不易之道也。
武王伐纣，吹律听声，推孟春以至於季冬，杀气相并，而音尚宫（《兵书》云：
“夫战，太师吹律，合商则战胜，军事张强；角则军扰多变，失士心；宫则军和，主卒同心；征则将急数怒，军士劳；羽则兵弱少威焉。”）。同声相从，物之自然，何足怪哉？云云高祖有天下，三边外畔。大国之王虽称蕃辅，臣节未尽。会高祖厌苦军事，亦有萧、张之谋，故偃武一休息，羁縻不备。历至孝文即位，将军陈武等议曰：‘南越、朝鲜（《正义》曰：“潮仙二音。高丽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俭城，即古朝鲜地，时朝鲜王满据之也。”）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，后且拥兵阻，选蠕观望（音卖反。选音思兖反。蠕音昔兖反○《索隐》曰：蠕音软。选蠕，谓动身欲有进取之状也）。高祖时，天下新定，人民小安，未可复兴兵。今陛下仁惠抚百姓，恩泽加海内，宜及士民乐用，征讨逆党，以一封疆。’孝文曰：‘朕能任衣冠（《正义》曰：“朕音而禁反。”），念不到此。会吕氏之乱，功臣宗室共不羞耻，误居正位，常战战栗栗，恐事之不终。且兵凶器，虽克所愿，动亦耗病，谓百姓远方何？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，故不以为意。朕岂自谓能？今匈奴内侵，军吏无功，边民父子荷戈日久，（《正义》曰：“荷音何我反。”）朕常为动心伤痛，无日忘之。今未能销距，愿且坚边设候，结和通使，休宁北陲，为功多矣，且无议兵。’故百姓无内外之繇，得息肩於田亩，天下殷富，粟至十余钱，鸣鸡吠犬，烟火万里，可谓和乐者乎！”又曰：“文帝时，会天下新去汤火，人民乐业，因其欲然，能不扰乱，故百姓遂安。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於市井，游敖嬉戏如小儿状。孔子所谓有德君子者邪！”
永嘉陈氏曰：“律吕之法，起於黄帝氏；律吕之说，定於太史公。知黄帝氏之法，而不知太史公之说，则难於制律；知太史公之说，而未知黄帝氏之法，则虽未能制律，而不害其为律矣。何者？黄帝使伶伦取ㄍ谷之竹，制十二之管，吹阳律以候凤，吹阴律以拟凰，而十二律之法由是而定，信乎起於黄帝氏者也。黄帝氏之法虽存，而太史公之说未出，则天下之人虽知律之不可阙於乐，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；虽知律之不可废於度、量、衡，而不达所以制律之意。本不知而意不达，则虽断竹铸铜，定形穴窍，区区用上党之黍分其长短，而较其合否，穷日夜之力以为之，未见其能定也。然则太史公之说果安在哉？盖太史公之为律书也，其始不言律而言兵，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，及言兵之偃，而於汉之文帝尤加详焉。既曰陈武请伐朝鲜，而文帝以谓愿且坚边设候，结和通使，由是而天下富庶，鸡鸣狗吠，烟火万里，可谓和乐者矣。”又曰：“文帝之时，能不扰乱，由是而百姓遂安，耆老之人不至市廛，游敖嬉戏如小儿状。呜呼！若太史公者，可谓知制律之时，而达制律之意者也。何则？当文帝时，偃兵息民，结和通使，而天下安乐，则民气欢洽，阴阳协和，而天地之气亦随以正。苟制度以候之，其气之相应自然，知吾律之为是；其气之不合自然，知吾律之为非。因天地之正气，以定一代之正律。律有不可定者乎！古人所谓天地之气合以生风，天地之风气正，而十二律定，殆谓是欤。然则律吕之说，岂非定於太史公者哉！”
武帝正乐，置协律之官，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。
元帝时，郎中京房知五音、六十律之数。上使韦元成问房乐府。房对：“受学於故小黄令焦延寿。六十律相生之法：以上生下，皆三生二；以下生上，皆三生四。阳下生阴，阴上生阳。终於中吕，而十二律毕矣。中吕上生执始，执始下生去灭。上下相生，终於南事，六十律毕矣。夫十二律之变至於六十，犹八卦之变至於六十四也。宓羲作《易》，纪阳气之初，以为律法。建日冬至之声，以黄锺为宫，太蔟为商，姑洗为角，林锺为征，南吕为羽，应锺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征（《月令章句》曰：“以姑洗为角，南吕为羽，则征浊也。”），此声气之元，五音之正也。故各终一日。其余以次运行，当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商征以类从焉。
（《月令章句》曰：“律，率也，声之管也。上古圣人本阴阳，别风声，审清浊，而不可以文载口传也。於是始铸金作锺，以主十二月之声，然后以效升降之气。锺难分别，乃截竹为管，谓之律。律者，清浊之率法也。声之清浊，以长短为制。”） 《礼运篇》曰：‘五声、六律、十二管还相为宫’，此之谓也。”房又曰：“竹声不可以调度，故作准以定数。准之状如瑟，长丈而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以应黄锺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有画分寸，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”其术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。截管为律，吹以考声，列以物气，道之本也（前书注曰：章帝时，零陵文学奚景於泠道县舜祠下得白玉。古以玉作）。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，其分数不明，故作准以代之。准之声明畅易达，分寸又粗。然弦之缓急清浊，非管无以正也。均其中弦，令与黄锺相得，按画以求诸律，无不如数而应者矣。
《朱子语录》：“文蔚问：《国语》云：律者立均出度。韦昭注云：‘均谓均锺，木长七尺，系之以弦。不知其制如何？’曰：‘均只是七均，如以黄锺为宫，便以林锺为征，太蔟为商，南吕为羽，姑洗为角，应锺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征。 这七律自为一均，其声自相谐应，古人要合声，先须吹律，使众声皆合，律方可用。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。京房始有律准，乃是先做下一个母子，调得正了，后来只依此为准。《国语》谓之均，梁武帝谓之通。其制十三弦，一弦是全律，黄锺只是散声。又自黄锺起，至应锺有十二弦，要取甚声，用柱子来逐弦分寸，上柱定取声、立均之意，本是如此。’”
平帝元始中，王莽秉政，征天下通知锺律者百余人，使羲和刘歆典领条奏，言之最详。一曰备数，二曰和声，三曰审度，四曰嘉量，五曰权衡。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，稽之於古今，效之於气物，和之於心耳，考之於经传，咸得其实，靡不协同。数者，一、十、百、千、万也，所以算数事物，顺性命之理也。《书》曰：“先算其命”，（师古曰：“《逸书》也。言王者统业，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。”）本起於黄锺之数，始於一而三之，三三积之（孟康曰：“黄锺，子之律也。子数一。太极元气含三为一，是以一数变而为三也。”），历十二辰之数，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而五数备矣（孟康曰：“初以子一乘丑三，余则转因其成数以三乘之，历十二辰，得是积数也。五行阴阳变化之数备於此也。”）。
其算法用竹，径一分，长六寸，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，为一握（苏氏曰：“六觚，六角也。度角至角，其度一寸，面容一分，算九枚，相因之数有十，正面之数实九，其表六九五十四，算中积凡得二百七十一枚。”）。径象干律黄锺之一，而长象坤吕林锺之长（张晏曰：“林锺长六寸。”韦昭曰：“黄锺管九寸，十分之一，得其一分。”）。其数以《易》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九，成阳六爻，得周流六虚之象（孟康曰：“以四十九成阳六爻为干，干之策数二百一十六，以成六爻，是为周流六虚之象也。”）。夫推历生律（张晏曰：“推历十二辰以生律吕也。”）制器，规圜矩方，权重衡平，准绳嘉量（张晏曰：“准，水平。量知多少，故曰嘉。”），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莫不用焉。（师古曰：“赜亦深也。索，亦求也。”）度长短者不失毫（孟康曰：“毫，兔毫也，十亳为。”师古曰：“度音大角反。”），量多少者不失圭撮（应劭曰：“圭，自然之形，阴阳之始也。四圭曰撮，三指撮之也。”孟康曰：“六十四黍为圭。”师古曰：“撮音仓括反。”），权轻重者不失黍累（孟康曰：“音蠡。”应劭曰：“十黍为，十为一铢。”师古曰：“音来曳反，此字读亦音累绁之累。”）。
纪於一，协於十，长於百，大於千，衍於万，其法在算术。宣於天下，小学是则。
职在太史，羲和掌之。声者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也。五声之本，生於黄锺之律（详见后卷《锺律篇》）。律十有二，其法皆用铜。职在太乐，太常掌之。度者，分、寸、尺、丈、引也，所以度长短也。职在内官（内官，署名。《百官表》之：
“内官长丞，初属少府，中属主爵，后属宗正。”），廷尉掌之（法度所起，故属廷尉）。量者，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也，所以量多少也。职在太仓，大司农掌之。权衡者，衡，平也，权，重也。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。职在大行，鸿胪掌之（平均曲直，齐一远近，故在鸿胪。度、量、衡，详见下卷本门）。凡律度量衡用铜者，名自名也（取铜之名，以台於同也），所以同天下，齐风俗也。
铜为物之至精，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，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，介然有常，有似於士君子之行，是以用铜也。用竹为引者，事之宜也（引长十丈，高一分，广六分，唯竹篾柔而坚为宜耳）。
后汉肃宗元和元年，待诏候锺律殷彤上言：“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。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，宣通习。愿召宣补学官，主调乐器。”诏从之。太史丞弘试十二律，其二中，其四不中，其云不知何律，宣遂罢。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，候部莫知复见。
灵帝熹平六年，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。光等不知，归阅旧藏，乃得其器，形制如房书，犹不能定其弦缓急也。音不可书以时人，知之者欲教而无从，心达者体知而无师，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。其可以相传者，唯太榷常数及候气而已。夫五音生於阴阳，分为十二律，转生六十，皆所以纪斗气，效物类也。天效以景，地效以响，即律也。阴阳和则景至，律气应则灰除。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，合八能之士，陈八音，听乐均，度晷景，候锺律，权土灰，放阴阳。冬至阳气应，则乐均清，景长极，黄锺通，土灰轻而衡仰；夏至阴气应，则乐均浊，景短极，蕤宾通，土灰重而衡低（《淮南子》曰：“水胜故夏至湿，火胜故冬至燥。燥故灰轻，湿故灰重。”）。进退於先后五日之中，八能各以候状闻，太史封上。效则和，否则占（《易纬》曰：“冬至人主不出宫，寝兵，从乐五日，击黄锺之磬。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，则阴阳之晷如度数。夏至之日，如冬至之礼。冬至之日，树八尺之表，日中视其晷。晷如度者其岁美，人民和顺。晷不如度者则岁恶，人民多讹言，政令为之不平。晷进则水，晷退则旱。进一尺则日食，退一尺则月食。月食则正臣下之行，日食则正人主之道。”）。候气之法，为室三重，户闭，涂衅必周密布缇缦。室中以木为案，每律各一，内卑外高，从其方位，加律其上，以葭莩灰抑其内端（葭莩出河内），案历而候之，气至者灰去。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，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。殿中候，用玉律十二。惟二至乃候。灵台用竹律六十。候曰如其历（《月令章句》曰：“古之为锺律者，以耳齐其声。后不能，则假数以正其度，度数正则音亦正矣。锺以斤而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数为法，律亦以寸分长短为度，故曰黄锺之管长九寸，径三分，围九分，其余皆补短，虽大小围数无增减。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，与众共知，然不如耳决之明也。”）。
魏武帝时，杜夔精识音韵，为雅乐郎中。令铸铜工柴玉有巧思，多所造作，为时人所知。夔令玉铸锺，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，数毁改作。玉甚餍之，谓夔清浊任意，诉於魏武，取所铸锺，杂参更试，然后知夔为精妙，而玉之谬也。
晋武帝时，张华、荀勖校魏杜夔所造锺律，其声乐多不谐合，乃出御府古今铜竹律二十五，铜尺、铜斛七具，校减新尺，短夔尺四分，因造十有二笛。笛具五音，以应京房之术。笛体之音，皆各用蕤宾、林锺之角，短则又倍之。二笛八律而后成，去四分之一，而以本宫管上行度之，则宫穴也。因宫穴，以本宫征管上行度之，则征穴也。各以其律展转相因，随穴疏密，所宜置之。或半之，或四之，以调律吕，正雅乐，正会殿庭作之，自谓宫商克谐，然论者谓勖为暗解（初勖常於路逢赵贾人牛铎。及掌乐事，律吕未谐，曰：“得赵人牛铎则谐矣。”遂下郡国，悉送牛铎，果得谐矣）。时阮咸善达八音，论者谓之神解。咸常心讥勖新律声高，以谓高近哀思，不合中和。每公会作乐，勖自以为远不及咸，常意咸谓之不调，以为异己，乃出咸为始平相。后有田夫耕於野，得周玉尺，勖以校己所理锺石丝竹，皆短校一米，於此伏咸之妙。
宋元嘉中，太史钱乐之以为京房六十律，上下相生，终於南事，乃因京房南事之余，更生三百律。至梁博士沈重锺律议曰：“《易》以三百六十策当期之日，此律历之数也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‘一律而生五音，十二律而为六十音，因而六之，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。律历之数，天地之道也。’此则自古而然矣。”重乃依《淮南》本数，用京房之术求之，得三百六十律。各因月之本律，以为一部。
以一部律数为母，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，以母命子，随所多少，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数也。以之分配七音，则建日冬至之声，黄锺为宫，太蔟为商，林锺为征，南吕为羽，姑洗为角，应锺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征。五音七声，於斯和备。其次日建律，皆依次类运行。当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宫征亦以次从。以考声征气，辨识时序，万类所宜，各顺其节。自黄锺终於壮进，一百五十律，皆三分损一以下生。自依行终於亿兆，二百九律，皆三分益一以上生。唯安运一律为终，不生。其数皆取黄锺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本，以九三为法，各除其实，得寸分及小分，余皆委之。即各其律之长也。其律部，则上生下生宫征之次也。今略其名次云。
黄锺一部，三十四律（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）。大吕一部、二十七律（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）。大蔟一部，三十四律。夹锺一部，三十四律。姑洗一部，三十四律。中吕一部，二十七律。蕤宾一部，二十七律。林锺一部，三十四律。夷则一部，二十七律。南吕一部，三十四律。无射一部，二十七律。应锺一部，二十八律。梁武帝素善锺律，详悉旧事，遂自制定礼乐，又立为四器，名之为通。通受声广九寸，宜声长九尺，临岳高一寸二分。每通皆施三弦：一曰元英通：应锺弦，用一百四十二丝，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；黄锺弦，用二百七十丝，长九尺；大吕弦，用二百五十二丝，长八尺四寸三分差弱。二曰青阳通：太蔟弦，用二百四十丝，长八尺，夹锺弦，用二百二十四丝，长七尺五寸弱；姑洗弦，用一百四十二丝，长七尺一寸一分强。三曰朱明通：中吕弦，用一百九十九丝，长六尺六寸六分弱；蕤宾弦，用一百八十九丝，长六尺三寸二分强；林锺弦，用一百八十丝，长六尺。四寸四曰白藏通：夷则弦，用一百六十八丝，长五尺六寸二分弱；南吕弦，用一百六十丝，长五尺三寸二分大强，无射弦，用一百二十九丝，长四尺九寸九分强。因以通声，转推月气，悉无差违，而还相得中。又制为十二笛：黄锺笛长三尺八寸，大吕笛长三尺六寸，太蔟笛长三尺四寸，夹锺笛长三尺二寸，姑洗笛长三尺一寸，中吕笛长二尺九寸，蕤宾笛长二尺八寸，林锺笛长二尺七寸，夷则笛长二尺六寸，南吕笛长二尺五寸，无射笛长二尺四寸，应锺笛长二尺三寸，用笛以写通声，引古锺玉律并周代古锺，并皆不差。於是被以八音，施以七声，莫不和韵。
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，有陈仲孺自江南归魏，颇闲乐事，请依前汉京房立准，以调八音。有司问，仲孺言：“前被符问：‘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后，虽有器存，晓之者鲜。至后汉嘉平末，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缓急，声之清浊，仲孺授自何师，出何典籍而云能晓？’答曰：仲孺在江左之日，颇爱琴，又尝览司马彪所撰《续汉书》，见京房准术，成数昭然。而张光等不能定。仲孺不量庸昧，窃有意焉，遂竭愚思，钻研甚久。虽未能测其机妙，至於声韵，颇有所得。度、量、衡、历，出自黄锺，虽造管察气，经史备存，但气有盈虚，黍有巨细，差之毫，失之千里。自非管应时候，声验吉凶，则是非之源，谅亦难定。此则非仲孺浅识所敢闻之。至於准者，本以代律，取其分数，调校乐器，则宫商易辨。若尺寸小长，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；若分数加短，则六十征羽类皆小清。至於清浊相宣，谐会歌管，皆得应合。虽积黍验气，取声之本，清浊谐会，亦须有方。若闲准意，则辨五声清浊之韵；若善琴术，则知五调调音之体。参此二途，以均乐器，则自然应和，不相夺伦。如不练此，必至乖谬。按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，行礼辟雍，奏应锺，始复黄锺作乐，器随月律。是谓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，而商角征羽以类从之。寻调声之体，宫商宜浊，征羽宜清，若依公孙崇上以十二律声，而云还相为宫，清浊悉足，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，至於五声次第，自是不足。何者？黄锺为声气之元，其管最长，故以黄锺为宫，太蔟为商，林锺为征，则一任相顺。 若均之八音，犹须错采众声，配成其美。若以黄锺为宫，大吕为商，蕤宾为征，则征浊而宫清，虽有其韵，不成音曲。若以夷则为宫，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征，其商角羽并无其韵。若以中吕为宫，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。何者？中吕为十二之穷，变律之首。依京房书，中吕为宫，乃以去灭为商，执始为征，然后方韵。
而崇乃以中吕为宫，犹用林锺为商，黄锺为征，何由可谐？仲孺以为调和乐器，文饰五声，非准不妙。若如严嵩父子，心赏清浊，是以为难。若依按见尺作准，调弦缓急，清浊可以意推耳。但音声精微，史传简略，旧《志》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，隐九尺，以应黄锺九寸。调中一弦，令与黄锺相得。按画以求其声，遂不辨准须柱以不？求柱有高下，弦有粗细，余十二弦复应若为？致令搅者迎前拱手。又按房准九尺之内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，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，又复十之，是为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。然则於准一分之内，乘为二千分，又为小分，以辨强弱，中至促，虽离朱之明，犹不能穷而分之。虽然，仲孺私曾考验，但前中柱，使入常准尺分之内，相生之韵，已自应合。然分数既微，器宜精妙。其准平面直，须如停水。其中弦一柱，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，移柱上下之时，不使离弦，不得举弦。又中弦粗细，须与琴宫相类。中弦须施轸如琴，以轸调声，令与黄锺一管相合。中弦下依数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其余十二弦，须拖柱如筝。又凡弦皆须素张，使临时不动，则於中弦按画一周之声，度著十二弦上。然后依相生之法，以次运行，取十二律之商征。既定，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，以均乐器。其调以宫为主，清调商为主，平调以角为主。然后错采众声，以文饰之，方如锦绣。自上代以来，消息调准之方，并史文所略，出仲孺愚思。若事有乖此，声则不和。仲孺寻之分数，精微如彼；定弦急缓，艰难若此。而张光等亲视掌其事，尚不知藏中有准。既未识其器，又安能施弦也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，延寿不束以变律，故云‘知之者欲教而无从，心达者体知而无师’。苟有毫所得，皆关心抱，岂必要经师授然后寻奇哉！但仲孺自省庸浅，才非赡足，正可粗识音韵，才言其理致耳。”时尚书萧宝夤又奏：“金石律吕，制度调均，自古以来，鲜或通晓。仲孺虽粗述，而学不师授，云出己心。又言旧器不任，必须更造，然后克谐。上违用旧之旨，轻欲制造。臣窃思量，不合依许。”诏曰：“礼乐之事，盖非常人能明，可如所奏。” 北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世号知音，能以管候气，仰观色。常与人对语，则指天曰：“孟春之气至矣。”人往验管，而飞灰巳应。每月所候，言皆无爽。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，以测二十四气。每一气感，则一扇自动，他扇并住。
与管灰相应，若合符契。
隋文帝开皇二年，诏求知音之士，参定音乐。沛国公郑译言：“考寻乐府锺石律吕，皆有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、变宫、变征之名。七声之内，三声乖应，每常求访，终莫能通。初周文帝时，有龟兹人曰苏婆，从突厥皇后入国，善胡琵琶。听其所奏，一均之中有七声。因而问之，答云：‘父在西域，称为知音。
代相传习，调有七种。’以其七调，勘校七声，宜若合符。一曰‘婆力’，华言平声，即宫声也。二曰‘鸡识’，华言长声，即商声也。三曰‘沙识’，华言质直声，即角声也。四曰‘沙侯加滥’，华言应声，即变征声也。五曰‘沙腊’，华言应和声，即征声也。六曰‘般赡’，华言五声，即羽声也。七曰‘侯利Ψ’，华言斛牛声，即变宫声也。”译音习而弹之，始得七声之正。然其就此七调，又有五旦之名，旦作七调。以华言译之，旦者则谓之‘均’也。其声亦应黄锺、大蔟、林锺、南吕、姑洗五均，以外七律，更无调声。遂因其所捻琵琶，弦柱相饮为均，推演其声，更立七均。合成十二，以应十二律。律有七音，音律一调，故成七调十二律，合八十四调，旋转相交，尽皆和合。仍以其声考校大乐所奏，林锺之宫，应用林锺为宫，乃用黄锺为宫；应用南吕为商，乃用太蔟为商；应用应锺为角，乃取姑洗为角，故林锺一宫七声，三声并戾。其十一宫七十七音，例皆乖越，莫有通者。又以编悬有八，因作八音之乐。七声之外，更立一声，谓之应声。译因作书二十余篇，明其旨趣。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，并立议正之。有万宝常者，妙达锺律，遍解八音。常与人方食，论及声调。时无乐器，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，品其高下，宫商毕备，谐於丝竹。文帝后召见，问郑译所定音乐可否，对曰：“此亡国之音，岂陛下之所宜闻！”遂极言乐声哀怨淫放，非雅正之音，请以水尺为律，以调乐器。上遂从之。遂造诸乐器，其声率下於译调二律。并撰《乐谱》六十四卷，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，改丝移柱之变，为八十四调，百四十四律，变化终於千八声。时人以《周礼》有旋宫之义，自汉魏以来，知音者皆不能通，见宝常时创立其事，皆哂之。至是，试令为之，应手成曲，无所凝滞，见者莫不嗟异。於是损益乐器，不可胜纪，其声雅淡，不为时所好，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。又太子洗马苏夔译曰：“《韩诗外传》所载乐声感人，及《月令》所载五音所中，并皆有五，不言变宫、变征。又《左氏》所云：‘七音六律，以奉五声。’准此而言，每应宫立五调，不闻更加变宫、变征二调为七调。七调之作，所出未详。”译答曰：“周有七音之律。《汉书》、《律历志》：天地人及四时，谓之七始。黄锺为天始，林锺为地始，太蔟为人始，是为三始。姑洗为春，蕤宾为夏，南吕为秋，应锺为冬，是为四时。四时三始，是以为七。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，则是冬夏声阙，四时不备。是故每宫须立七调。”於是众从译议。 译又与夔俱云：“按今乐府黄锺，乃以林锺为调首，失君臣之义；清乐黄锺宫以小吕为变征，乖相生之道。今请推黄锺宫以黄钟为调首，清乐去小吕，还用蕤宾为变征。”众皆从之。夔又与译议，欲黍立分，正定律吕。时以音乐久不通，译、夔等一朝能为之，以为乐声可定。而何妥旧以学闻，推为儒首。帝素不悦学，不知乐，妥又耻已宿儒不逮译等，欲沮坏其事，乃立议非十二律还相为宫，曰： “经文虽道旋相为宫，恐是直言其理，亦不通随月用调，是以古来不取。若依郑元及司马彪，须用六十律方得和韵。今译惟取黄锺之正宫，兼得七始之妙义，非止金石谐韵，亦乃иね不繁，可以享百神，可以合万舞矣。”而又非其七调之义，曰：“近代书记所载，缦乐鼓琴吹笛之人，多云‘三调’。三调之声，其来久矣。
请存三调而已。”时牛弘总知乐事，不能精究音律。宝常又修洛阳旧典，言幼学音律，师於祖孝征，知其上代修调古乐。周之壁た，殷之崇牙，悬八用七，尽依《周礼》备矣。所谓正声，又近前汉之乐，不可废也。是时竞为异议，各立朋党，是非之理，纷然淆乱。或欲各令修造，待成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妥恐乐成，善恶易见，乃请张乐试之。遂先说曰：“黄钟者，以象人君之德。”及奏黄锺之调，帝曰：“洋洋乎雅，甚与我会。”妥因陈用黄锺一宫，不假余律。帝大悦，班赐妥等修乐者。自是译等议寝。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、于普明等以候节气，依古：
於三重密屋之内，以木为案，十有二具。每取律吕之管，随十二辰位，置於案上，而以土埋之，上平於地。中实葭莩之灰，以轻缇素覆律。口每地气至，与律冥符，则灰飞冲素，散出於外。而气应有早晚，灰飞有多少，或初入月其气则应，或至中下旬气始应者，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，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。帝异之，问牛弘。弘对曰：“灰飞半出为和气，灰全出为猛气，吹灰不能出为衰气。和气应者其政平，猛气应者其臣纵，衰气应者其君暴。”帝之，曰：“臣纵君暴，其政不平，非月别而有异也。今十二月律，於一岁内，应并不同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？”弘不能对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音五尔。而律吕十有二，犹十二支而配十干，所以变而不穷也。律吕，阴阳也，阙一则不和矣。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征为事，羽为物。
今独奏黄锺而不用余音，是有君而无臣，无民，无事，无物，其为君也不亦亢乎！
何妥，佞人也，逢迎周宣立五后者。隋文岂不知之？而命以典乐，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，而尊隆君道，寓意於黄锺。帝果悦而从之，遂使古乐尽废，后世无所考焉。其害岂不甚哉！且礼乐历数，有国之大事也。王泽灭息，易学不传；有欲议礼，则纷如聚讼；有欲修乐，则谄承君意；有欲正历，则必请杀异已者。竟不能复三代之正，况欲行先王之道乎！夫论事莫验於成败之效。万宝常妙达锺律，乐声雅淡，必近古矣，而为苏威父子所抑。及太常乐成，宝常闻之曰：‘亡国之音也。淫厉而哀，天下将尽矣。’不二十年而其言验。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废折何妥、郑译、牛弘之徒，而专委宝常制作，虽不能救隋之亡，而先代正音，必不至泯绝於隋世矣。虽然，宝常知乐之声音，而未知乐之道也。如知乐之道，则其将死当以其书授之好乐者，使传於后，而以不遇遂焚其书，无广博易良油然和乐之心，故曰不知乐之道也。”
唐高祖初受禅，未遑改创乐府，尚用隋氏旧文。至武德九年，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正雅乐。孝孙以梁、陈旧乐杂用吴、楚之音，周、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，於是斟酌南北，考以古音，作大唐雅乐。以十二月各顺其月，旋相为宫，制十二和之乐，合三十二曲，八十有四调（《周礼》有旋宫之义，亡绝巳久，莫能知之，一朝复古，自孝孙始也）。 太宗贞观初，张文收善音律，常览萧吉《乐谱》，以为未甚详悉，乃取历代沿革，截竹为十二律吹之，备尽旋宫之义。太宗召文收於太常，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。太乐有古锺十二，近代唯用其七，余有五锺，仍号哑锺，莫能通者。文收吹律调之，声皆响彻，时人咸服其妙。寻授协律郎。及孝孙卒，文收复采《三礼》，更加革，依《周礼》祭昊天上帝以圜锺为宫（详见《乐门》）。雅乐既成，文收复请重正余乐。帝不许，曰：“朕闻人和则乐清。隋末丧乱，虽改音律而乐不和。若百姓安乐，金石自谐矣。”文收既定乐，复铸铜律三百六十，皆藏於太乐署。
总章中，润州得玉磬以献。张文收扣其一，曰：“是晋某岁闰月造者，得月数当十三，今阙其一，於黄锺东九尺掘必得焉。”下州求之，如言而得。裴知古，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，路逢乘马者，闻其声，窃云：“此人当坠马。”好事者随观之，行未半里，马惊，堕地死。尝观人迎妇，闻妇玉声，曰：“此妇人不利姑。”是日，姑有疾，竟亡。其知音皆此类也。近代言乐，卫道弼为最，天下莫能以声欺者。曹绍夔次之。夔、弼皆为太乐令，享北郊，监享御史有怒於夔，欲以乐不和为之罪，杂扣锺声，使夔ウ名之无误者，由是反叹服。又洛阳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鸣。僧以为怪，惧而成疾，求术士百方禁之，终不能已。绍夔素与僧善，来问疾，僧寻以告。俄击斋锺，磬复作声。绍夔笑曰：“明日可设盛馔，当与除之。”僧虽不信绍夔言，冀其或效，乃具馔以待，绍夔食讫，出怀中错，钅虑磬数处而去，声遂绝。僧苦问其所以，绍夔云：“此磬与锺律合，故击彼此应。”僧大喜，疾亦愈。
肃宗时，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，因中官李辅国献之，云：“太常诸乐调皆下，不合黄锺，请悉制诸锺磬。”帝以为然，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於禁中，更加磨划，凡二十五日而成。御三殿观之，以还太常。然以汉律考之，黄锺乃太蔟也，当时议者以为非是。 周世宗显德六年，枢密使王朴上疏，曰：“臣闻乐作於人心，成声於物，声气既和，反感於人心者也。所假之物，大小有数。九者，成数也，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，得黄锺之声，为乐之端也。半之，清声也。倍之，缓声也。三分其一以损益之，相生之声也。十二变而复黄锺，声之总数也。乃命之曰十二律。旋迭为均，均有七调，合八十四调，播之於八音，著之於歌颂。将以奉天地，事祖宗，和君臣，接宾旅，恢政教，厚风俗，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，俾百代之后知邦国之所由行者也。宗周而上，率由斯道，自秦而下，旋宫声废。洎东汉虽有太子丞鲍邺兴之，亦人亡而音息，无嗣续之者。汉至隋垂十代，凡数百年，所存者黄锺之宫一调而已。十二律中，唯用七声，其余五调谓之哑锺，盖不用故也。唐太宗有知人之明，善复古道，乃用祖孝孙、张文收考正雅乐，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於时，在悬之器，方无哑者。所以知太宗之道与三五同功焉。安史之乱，京都为墟，器之与工，十不存一，所用歌奏，渐多纰缪。逮乎黄巢之余，工器俱尽，购募不获，文记亦亡，集官酌详，终不知其制度。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，按《周官》、《考工记》之文，铸钟十二，编钟二百四十。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，今之在悬者是也。虽有乐器之状，殊无相应之和。逮乎伪梁、后唐，历晋与汉，皆享国不远，未暇及於礼乐。至於十二钟，不问声律宫商，但循环而击之，编钟、编磬徒悬而巳。丝、竹、匏土仅七声，作黄锺之宫一调，亦不和备，其余八十四调於是乎泯灭。乐之缺坏，无甚於今。陛下天纵文武，奄宅中区，思复三代之风，临视乐悬，亲自考听，知其亡失，深动上心，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，不逾月调品八音，粗加和会。以臣曾学律历，宣示古今乐录，令臣讨论。臣虽不敏，敢不奉诏。遂依周法，以黍校定尺度，长九寸，虚径三分，为黄锺之管，与见在黄锺之声相应。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，得十二律管。以为众管至吹，用声不便，乃作律准十三弦，宣声长九尺，张弦各如黄锺之声。以第八弦六尺，设柱如林锺；第三弦八尺，设柱为太蔟；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，设柱为南吕；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，设柱为姑洗；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，设柱为应锺；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，设柱为蕤宾；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，设柱为大吕；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，设柱为夷则；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，设柱为夹锺；第十一弦五尺一分，设柱为无射；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，设柱为中吕；第十三弦四尺五寸，设柱为黄锺之清声。十二声中，旋用七声为均，为均之主者，惟宫也，征、商、羽、角、变宫、变征次焉。
发其均主之声，归乎本音之律，七声迭应而不乱，乃成其调。均有七调，声有十二均，合八十四调，歌奏之曲，由之出焉。旋宫之声久绝，一日而补，出臣独见，恐未详悉，望下中书门下，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，然后依调制曲。八十四调，曲有数百，今见存者九曲而已，皆谓之黄锺之宫声。其余六曲，错杂诸调，盖传习之误也。唐初虽有旋宫之乐，至於用曲，多与礼文相违。既不敢用唐为则，臣又懵学独力，未能备究古今，亦望集多闻知礼乐者，上本古典，下顺常道，定其义理，於何月行何礼，合用何调曲，声数长短，几变几成，议定而制曲，方可久长行用。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，并所定尺，所吹黄锺管、所作律准，谨并上进。”乃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。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於太常寺：“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锺调七均，音律和谐，不相凌越。其余十一管诸调，望依新法教习，以备礼寺施用。”从之。
宋太祖皇帝以雅乐声高，诏有司重加考正。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：“古圣设法，先立尺寸作为律吕，三分损益，上下相生，取合其音，谓之形器。但以尺寸长短，非书可传，故黍，求为准的。后代试之，或不符会。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，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。及以王朴所定尺比较，短於石尺四分，作乐声之高，盖由於此。况影表测於天地，则管律可以准绳。”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，并黄锺九寸之管，命工人校其声，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。又内出上党羊头山黍累尺校律，亦相符合。由是重法十二律管，雅乐和畅。
仁宗时，冯元等上新修《景广乐记》。时邓保信、阮逸、胡瑗等亦奏造锺律，诏翰林学士丁度等取保信、逸、瑗等锺律详考得失。度等上议：“以为黍有圆长、大小，而保信所用者圆黍，又首尾相衔，逸等上用大者，故再考之即不同。
尺既有差，故难以定钟、磬。谨详古今之制，自晋至隋，黍之法，但求尺裁管，不以权量参校，故历代黄锺之管容黍之数不同。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，据斗造律，兼制权量，亦不同周、汉制度。故《汉制》有备数、和声、审度、嘉量、权衡之说，悉起於黄锺。今欲器数之制参伍无失，则《班志》积分之法为近。逸等以大黍尺、小黍实龠，自戾本法。保信今尺以圆黍之，及首尾相衔，又与实龠之黍再成尺不同。”又言：“岁有丰俭，地有肥尧，就令一岁之中，一境之内，取黍校验，亦复不齐。是盖天物之生，理难均一，古之立法，存其大概耳。故前代制尺，非特黍，必求古雅之器以参校焉。晋泰始十年，荀公曾等校定尺度，以调锺律，是谓晋之前尺。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，一曰姑洗玉律，二曰小吕玉律，三曰西京铜望臬，四曰金错望臬，五曰铜斛，六曰古钱，七曰建武铜尺。当时以公会尺揆校古器，与本铭尺寸无差，前史称其用意精密。《隋志》所载诸代尺度，十有五等，然以晋之前尺为本，以其与姬周之尺、刘歆铜斛尺、建武铜尺相合。窃惟周、汉二代，享年永久，圣贤制作，可取则焉。而隋氏铸毁金石，典正之物，罕复存者。夫古物之有分寸，明著史籍，可以酬验者，惟有汉钱而已。
周之圜法，历载旷远，莫得而详。秦之半两，实重八铢；汉初四铢，其文亦曰半两。孝武之世，始行五铢，下尽隋朝，多以五铢为号。既历代尺度屡改，故小大轻重鲜有同者。又盗铸既多，不必皆中法度，但当校其首足、肉好、长广、分寸，皆合正史者用之。然有唐享国三百年，其制度法度，虽未逮周、汉，亦可谓治安之世。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，当依汉钱分寸。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，创制垂法，尝诏和岘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，七十年，荐之郊庙，稽古唐制，以示诒谋，则可且依景表旧尺，俟有妙达锺律之学者，俾考正之，以从周、汉之旧可也。”乃诏罢其议。
宋祁、田况荐益州进士房庶晓音，祁上其《乐书补亡》三卷，召诣阙。庶自言：“尝得古本《汉志》，云：‘度起於黄锺之长，以子黍中者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度之九十分，黄锺之长，一为一分。’今文脱‘之起积一千二百黍’八字，故自前世以来，黍为尺以制律，是律生於尺，尺非起於黄锺也。
且《汉志》云：‘一为一分’者，盖九十分之一，后儒误以一黍为一分，其法非是。当以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，黍尽，得九十分，黄锺之长，九寸加一以为尺，则律定矣。”直秘阁范镇是之，乃为言曰：“照以纵黍尺，管空径三分，容黍千七百三十；瑗以横黍尺，管容黍一千二百，而空径三分四六毫，是皆以尺生律，不合古法。今庶所言，实千二百黍於管，以为黄锺之长，就取三分以为空径，则无容受不合之差，校前二说为是。盖黍为尺，始失之於《隋书》，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，弃而不用。及隋平陈，得古乐器，高祖闻而叹曰：‘华夏旧声也！’遂传用之。至唐祖孝孙、张文收，号称知音，不能更造尺律，止沿隋之古乐，制定声器。朝廷久以锺律未正，屡下诏书，博访群议，冀有所获。今庶所言，以律生尺，诚众论所不及，请如其法，试造尺律，更以古器参考，当得其真。乃诏王洙与镇同於修制所如庶说造律、尺、龠：律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；龠径九分，深一寸；尺起黄锺之长加十分，而律容千二百黍。初，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，比律成，才下三律，以为今所用黍，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。
尺比横黍所者长一寸四分。庶又言：“古有五音，而今无正征音。国家以火德王，征属火，不宜阙。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，得征音。”又言：“《尚书》‘同律、度、量、衡’，所以齐一风俗。今太常、教坊、钧容及天下州县，各自为律，非《书》同律之义。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，必考礼乐同异，以行诛赏。谓宜颁格律，自京师及州县，毋容辄异，有擅高下者论之。”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、尺、龠，又令庶自陈其法，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，令撰图以进。其说以五正、二变配五音，迭相为主，衍之成八十四调。旧以宫、征、商、羽、角五音，次第配七声，然后加变宫、变征二声以足之。庶推以旋相之法，谓五行相戾非是，当改变征为变羽，易变为闰，随音加之，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，而五行相生，终始无穷，诏以其图送详定所。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者，谓以五行逆顺，可以知吉凶，先儒之说略矣。是时瑗、逸制乐有定议，乃补庶试秘书省校书郎，遣之。镇又上书曰：“陛下制乐，以事天地、宗庙，以扬祖宗之休，兹盛德之事也。然自下诏以来，及今三年，有司之论，纷然未决，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。窃惟乐者，和气也。
发和气者，声音也。声音之生，生於无形，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，俾后人参考，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导也。有形者，黍也，律也，尺也，龠也，也，斛也，算数也，权衡也，钟也，磬也，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，然后为得，今皆相戾而不相合，则为非是矣。有形之物非是，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其和，安可得哉？谨条十者非是之验，惟裁择焉！按《诗》‘诞降嘉种，维维丕’。诞降者，天降之也。许慎云：‘，一稃二米。’又云：‘一二米。’后汉任城县产黍三斛八斗，实皆二米，史官载之，以为嘉瑞。又古人以黍为酒者，谓之鬯。宗庙降神，惟用一尊，诸侯有功，惟赐一卣，以明天降之物，世不常有而可贵也。今黍取之民者，动至数斛，丕皆一米，河东之人谓之黑禾。设有真黍，以为取数至多，不敢送官，此黍为非是，一也。又按先儒皆言空径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，容千二百黍，积实八百一十分。今律空径三分四六毫，围十分三八毫，是围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八毫，而后容千二百黍，除其围广，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矣。说者谓四六毫为方分，古者以竹为律，竹形本圆，而今以方分置算，此律之为非是，二也。又按《汉书》，分、寸、尺、文、引本起黄锺之长。又云九十分黄锺之长者，据千二百黍而言也。千二百黍之施於量，曰黄锺之龠；施於权衡，则曰黄锺之重；施於尺，则曰黄锺之长。今遗千二百之数，而以百黍为尺，又不起於黄锺，此尺之为非是，三也。又按《汉书》言龠，其状似爵，爵谓爵盏，其体正圆。故龠当圆径九分，深十分，容千二百黍，积实八百一十分，与律分正同。今龠乃方一寸，深八分一，容千二百黍，是亦以方分置算也，此龠之非是，四也。又按《周礼》法：方尺，圆其外；深尺，容六斗四升。方尺者，八寸之尺也；深尺者，十寸之尺也。何以知尺有八寸、十寸之别？按《周礼》：‘壁羡度尺，好三寸以为度。’尺壁羡之制，长十寸，广八寸，同谓之度尺。以为尺，则八寸、十寸俱为尺矣。又《王制》云：‘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，今以周尺六十四寸为步。’八尺者，八寸之尺也；六尺四寸者，十寸之尺也。同谓之周尺者，是周用八寸、十寸尺明矣。故知以八寸尺为Ａ１４之方，十寸尺为之深，而容六斗四升。千二百八十龠也。积实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。今方尺，积千寸，此之非是，五也。又按《汉书》斛法：方尺圆其外，容十斗，旁有焉。当隋时，汉斛尚在，故《隋书》载其铭曰：‘律嘉量斛，方尺圆其外，九五毫，幂百六十二寸，深尺，容一斛。’今斛方尺，深一尺六寸二分，此斛之非是，六也。又按算法，圆分谓之径围，方谓之方斜，所谓‘径三、围九、方五、斜七’是也。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，此算数非是，七也。又按权衡者，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。周之，其重一钧，声中黄锺；汉之斛，其重二钧，声中黄锺。、斛之制，有容受，有尺寸，又取其轻重者，欲见薄厚之法，以考其声也。今黍之轻重未真，此权衡为非是，八也。又按：‘凫氏为钟：大十分，其鼓，以其一为之厚；小钟十分，其钲，以其一为之厚。’今无大小厚薄，而一以黄锺为率，此钟之非是，九也。又按：‘磬氏为磬，倨句一钜有半，其博为一，股为二，鼓为三。’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。今亦以黄锺为率，而无长短薄厚之别，此磬之非是，十也。前此者，皆有形之物也，易见者也。使其一不合，则未可以为法，况十者之皆相戾乎？臣固知其无形之声者不可得而和也。
请以臣章下有司，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？律之空径三分与三分四六毫执是？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？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？之方尺圆其外，深尺与方尺孰是？斛之方尺圆其外，旁九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？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外孰是？权衡之重以二米黍与一米孰是？钟磬依古法有大小、轻重、长短、薄厚而中律与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？是不是定，然后制龠、合、升、斗、、斛以校其容受；容受合，然后下诏以求真黍，真黍至，然后可以为量、为钟磬；量与钟磬合於律，然后可以为乐也。今尺律本末未定，而详定、修制二局工作之费，无虑千万计矣。此议者所以云云也。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，而顾谓作乐为过举。又言，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，此臣之所尤惑也。倘使有司合礼乐之论，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陛下亲临决之，顾於政令不已大乎。”元初，镇用房庶律法，上所定乐，下诏褒美。杨杰言：“按《尔雅》：‘黑黍；丕，一稃二米。’法律有用黍之文，无用丕之说，以为必得丕然后制律，未之前闻也。镇所造铜量：斛在上，斗在下；左耳为升，右耳上为合，下为龠。上三下二，与汉制符矣。《汉志》：‘量，声中黄锺，始於黄锺，而反覆焉。’孟康曰：‘反斛声中黄锺，覆斛亦中黄锺之宫。’臣叩镇所造铜量，其声不与黄锺合，则非汉制也。黄帝命伶伦断竹节两，听凤之鸣以为律吕，此造律之本也。初无用黍之法，至汉制乃有用黍之制。镇以为世无真黍，乃用大府尺以为乐尺，而又下一律有奇，其实下旧乐三律矣。其可用乎！’镇乐律卒不行。
司马光君实与范镇景仁往反论锺律书 君实书云：“蒙示房生尺法，云生尝得古本《汉书》云，度起於黄锺之长，以子黍中者，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度之九十分。黄锺之长，一为一分。今文误脱‘之起积一千二百黍’八字，故自前世以来，黍为尺，纵置之则太长，横置之则太短。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，则大其空径四六毫，是以乐声太高。又尝得开元中笛及方响，校太常乐下五律，教坊乐下三律，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，其法非是，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，随其短长断之，以为黄锺九寸之管九十分，其长一为一分，取三分以度空径，数合则律正矣。景仁比来盛称此论，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，可以正积古之谬，一世之惑。光窃思之，有所未谕者凡数条，敢书布陈。若景仁教之。景仁曰：‘房生家有《汉书》，异於今本。’夫按黍求尺，其来久矣。生所得书，不知传於何世，而相承积谬，由古至今，更大儒甚众曾不寤也。又，其书既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何必更云‘一黍之起’，此四字者将安施设？刘子骏、班孟坚之书，不宜如此冗长也。且生欲以黍实中，乃求其长，何得谓之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？孔子称‘必也正名乎’，必若所云，则为新尺一丈二尺，得无求合其术而更戾乎？景仁曰：‘度、量、权衡皆生於律者也。’今先黍为尺，而后制律，返生於度与黍，无乃非古人之意乎！光谓不然。夫所谓律者，果何如哉！
乡使古之律存，则龠其声而知声，度其长而知度，审其容而知量，校其轻重而知权衡。今古律已亡矣，非黍无以见度，非度无以见律。律不生於度与黍，将何从生邪；夫度、量、，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。古人所谓制四器者以相参校。以为三者虽亡，苟其一存，则三者从何推也。”又谓：“后世器或坏亡，故载之於书，形之於物。夫黍者自然之物，有常不变者也，故於此寓法焉。今四器皆亡，不取於黍，将安取之？凡物之度其长短则谓之度，量其多少则谓之量，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。然量有虚实，衡有低昂，皆易差而难精等之，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。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为黄锺之律，是则律生於量也，量与度皆非律也，舍彼用此，将何择焉？景仁曰：‘古律法空径三分，围九分。今新律空径三分四六毫，此四六毫者何从出邪？’光谓不然。夫径三分围九分者，数家言其大要耳。若以密率言之，径七分者，围二六有二分也。古之为数者，患其空积微之太烦，则上下辈之所为三分者，举成数而言耳。四六毫不及半分，故弃之也。又律管至小，而黍粒体圆，其中岂无负戴死空之处？而欲责其丝忽不差邪！景仁曰：‘生一千二百黍积实於管中以为九寸，取其三分以为空径，此自然之符也。’光按：
量法，方尺之量所受一斛，此用黍之法校之则合矣。若从生言，度法变矣，而量法自如，则一斛之物，岂能满方尺之量乎！景仁曰：‘量权衡皆以一千二百黍为法，何得度法独用一黍？’光按：黄锺所生凡有五法：一曰备数；二曰和声；三曰审度；四曰嘉量；五曰权衡。量与衡据其容与其重，非千二百不可。至於度法，止於一黍为分，无用其余。若数与声，则无所事黍矣，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为之定率也！景仁曰：‘生云今乐太高。’太常黄锺当古之中吕，不知生所谓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，开元之中吕邪！若开元之中吕，则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邪！笛与方响，里巷之乐，庸工所为，岂能尽得律吕之正？今欲取以为法，考定雅乐，不亦难乎！此皆光之所大惑也。”景仁复书曰：“一君实曰，《汉书》传於世久矣，更大儒甚众庶之家，安得善本而有之？是必谬为脱文以欺於镇也。
是大不然，镇岂可欺哉！亦以义理而求之也。《春秋》夏五之阙文，《礼记》、《玉藻》之脱简，后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？亦以义理而知之也。犹镇之知庶也，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理义哉！又云：‘一黍之起，刘子骏、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。夫古者有律矣，未知其长几何，未知其空径几何，未知其容受几何，岂可直以一千二百黍置其哉！宜起一黍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后满，故曰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，岂得为冗长乎？若如君实之说，以尺生律，《汉书》不当先言本起黄锺之长，而后论用黍之法也。若尔，是子骏、孟坚之书不为冗长，而反为颠倒也。”又云：“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，君实之意，以积为排积之积，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！夫积者，谓积於管中也，广者，谓所容之广也。《诗》云：‘乃积乃仓’，孟康云：‘空径之广’是也。”又云，“径三分围九分者，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。今者，三分四六毫，其围十分三八毫，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？《汉书》曰：‘律容一龠，得八十一寸’，谓以九分之围，九寸之长，九九而八十一也。今围分之法既差，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。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，姑试验之乃可。”又云：“权衡与量，据其容与其重，必千二百黍而后可。至於尺法，止於一黍为分，无用其余，若以生於一千二百，是生於量也。且夫黍之施於权衡则由黄锺之重，施於量则由黄锺之龠，施於尺则由黄锺之长，其实皆一千二百也。此皆《汉书》正文也，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？岂得谓尺生量邪？”又云：“庶言太常乐太高，黄锺当古之中吕，不知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，开元之中吕邪？若开元之中吕，则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者，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，无复议也。”又云：“方响与笛，里巷之乐，庸工所为，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，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，而不知律与声之同也。亦无复议也。就使得其真黍，用庶之法，制为律吕，无忽微之差，乃黄帝及仲尼也。岂直后夔、开元之云乎？《书》曰：‘律和声。’方舜之时，使夔典乐，犹用律而后能和声。今律有四六毫之差，以为然，而欲以求乐之和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，其可得乎！其可得乎！”君实书又曰：“近於梦得处，连得所赐两书，且云铸周汉斛已成，欲令光至颍昌就观。周室既衰，礼缺乐弛，典章亡逸，畴人流散，律、度、量、衡不存乎世，《咸》、《夏》、《韶》、《护》不传乎人，重以暴秦焚灭六籍、乐之要妙，存乎声音，其失之甚易，求之甚难。自汉以来，诸儒取诸胸臆，以臆度古法，牵於文义，拘於名数，校竹管之短长，计黍粒之多寡，竞无形之域，讼无证之廷，迭相否臧，纷然无已。虽使后夔复生，不能决矣。彼周出於《考工记》，事非经见，是非固未得而知，如汉斛者，刘歆为王莽为之，就使其器尚存，亦不足法，况景仁复改其形制，恐徒役心费铜炭而已。”
按：古人言律为万事本，度量衡皆由焉。律以和声，度以审度，量以嘉量，衡以权衡。度有长短，量有小大，衡有轻重，虽庸愚之人，皆能知之。至律之於声，或雅或淫，或和或乖，则虽贤哲之士不能遽晓。盖四者之中，议律为难，度或长或短，量或小或大，衡或轻或重，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阙者。然以四海九州观之，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；以古往今来观之，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。盖随世立法，随地从宜，取其於用，而初无害於事，固不必尽同也。至律则差之丝忽，不能以谐声。声不谐，不足以为乐；乐不和，不足以致治。盖四者之中，制律为尤难。是以古人之於律，或求之於丝竹，伶伦之管，京房之准是也。
或求之於金石，编钟、编磬、钟、ね磬之属是也。虽曰假器物以求之，然心之精微，口不能授；性所解悟，笔不能书。假如有人与后夔、伶伦并世而生，亦岂能尽得其叶律和声之法乎？后之儒者病乐之不和，议欲更律。而更律之法，或取之黍，或求之古之度量。然黍之法，汉制特以较度、量、衡，所谓黄锺之长，黄锺之龠，黄锺之重云者，特以明三物之与律相表里耳，未尝专言黍以为律也。
至於古之度与量，则周、汉斛，与魏、晋以来尺十有五种，相去且千年，其流传至於今者，是乎非乎，不可得而详也。倘其果为古器，则不知造此器，之时其与虞朝之时，同律、度、量、衡，周王之考制度，果无纤毫之差乎！亦不可得而详也。而方伥伥然於千百载之后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邱古墓之中，而自以为得之，盖亦疏矣。盖律疏矣。盖律、度、量、衡，虽曰相为表里，然至易晓者度、量、衡也，至难知者律也；随时而变易屡易，而无害於事者，度、量、衡也（假如古者度短、量小、衡轻，后世度长、量大、衡重，则当其或短、或小、或轻之时多取之，或长、或大、或重之时少取之，而敛散同此一器，何害於事乎？周取民之制什一，汉取其五，秦取其大半，盖病在於重敛，不必大其器也）。一定而不易，易则害於乐者，律也。今失其难者，而反取则於其易者；失其不可易者，而反取则於其屡易者，何哉？窃以为必欲制，必如杜夔、荀勖、阮咸、张文收之徒，自有宿悟神解（如听牛铎而知其可以谐音，听玉磬而知其为闰月所造之类），而后可以语此。如其不然，或专求之於，黍或专求之於周、汉、斛、魏尺之属，毋异刻舟而寻剑也。李照、胡瑗、房庶之说，皆以黍求律者也。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说，以为照以纵黍尺管，空径三分，容黍千七百三十则太长；瑗以横黍尺管，容黍一千二百，而空径三分四六毫则太短，皆以尺生律，不合古法。今庶所言，实千二百黍，於管以为黄锺之长就三分，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，校前二说为是。累千百言，大要不过如此。愚请得而诘之！夫古人之制律，管皆有分寸，如十二律：管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黄锺之管长九寸，自大吕以下以次降杀是也。然则欲制律，必先定分寸，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。是以《隋书》因汉制之说，以一黍为一分，则是十黍为一寸。分寸既定，然后管之径围可定；管之径围既定，然后律之长短可定。瑗与照虽有纵横之异，然以黍定分，以黍之分定管之径围则一也。今庶既尽辟纵横之说，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乱实之管中，随其短长断之，以为黄锺九寸之管，取三分以度空径。则不知庶之所谓空径三分之管，既非纵黍之分，复非横黍之分，则以何为分乎？未有分寸不先定，而可以制律者。如庶之所谓分，既非纵黍，复非横黍，则必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，倘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，则只须以其三分为径，以九十分其长为黄锺之管，而律本不因於黍矣。何烦实黍於管，又何烦於《汉书》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数乎？此愚所以未敢以为通论也。律以竹为管，然竹有大小，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；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。故必先以黍为分度之三分为径，然后实以千二百黍，则九十分其长为黄锺之管矣。愚虽不能晓锺律，窃意古人以黍定律，其法如此。
徽宗崇宁三年正月，方士魏汉津言：“禹以声为律，以身为度。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，谓之君指，裁为宫声之管；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，谓之臣指，裁为商声之管；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，谓之物指，裁为羽声之管。第二指为民、为角，大指为事、为征，民与事，君臣治之，以物养之，故不用为裁管之法。得三指合之为九寸，即黄锺之律定矣。黄锺定，余律从而生焉。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，则度、量、权、衡皆自是出而合矣。”又曰：“有太声，有少声。太者，清声，阳也，天道也；少者，浊声，阴也，地道也；中声，人道也。宜用第三指为法。
先铸九鼎，诸锺均弦裁管为一代乐。”从之。刘炳主乐事，建白：“太、少不合儒书，请罢太、少议，以《太史公书》黄锺八寸七分为中声奏之。”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，不用径围为容盛之法，遂为正声之律十二，中声之律十二，清声之律四，凡二十有八。玉尺二，金尺一，长於王朴尺二寸一分，和岘尺一寸八分，弱阮逸等尺一寸七分，短於邓保信尺三分，弱太府布帛尺四分；量大於汉、魏，而小於隋；权衡之制，黄锺所容为十二铢，得太府四钱二分；又曰：“十二律统一岁，一律统一月。一月之律：六宫、六商、六角、六征、六羽、太、少各居其三。总十二律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各七十有二，凡三百有六十。古者天地四方咸有灾变，则参酌岁气运谱以调之，故木运临卯，火运临午，土运临四季，金运临酉，水运临子，此谓岁会气之平也。非其位则邪，当其位则正。未至而至为太过，至而不至为不及、故圣人持五运之政犹权衡也，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；有余损之，不足补之。以调鼎则有法，以调乐则有术。事微则祭本方之鼎，而运本均之谱；事逆则祭克制之鼎，而运克制之谱。”政和末，蔡京引沈宗尧为大晟府典乐。宗尧复申汉津太、少之议，时京子攸提举大晟府。又奏田为为典乐，宗尧愤之，令乐工断黄锺二，一倍之，一半之，绐为曰：“此太、少律也。”为信之，以白攸。攸因执以为是，遂不用刘炳中声八寸七分，而正用九寸。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，一律长四寸有半曰少声，乃有三黄锺律云。
黄帝使伶伦取竹於ㄍ溪之谷，断两节间而吹之，以为黄锺之宫，制十二以听凤凰之鸣，其雄鸣六，雌鸣六（详及注见后卷）。
《周官》：“太师掌六律六同，以合阴阳之声。阳声：黄锺、太蔟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；阴声：大吕、应锺、南吕、函锺、小吕、夹锺。皆文之以五声，播之以八音。”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各，以辨天地、四方、阴阳之声，以为乐器。（故书同作铜。郑司农云：“阳律以竹为管，阴律以铜为管。竹，阳也；铜，阴也。各顺其性。”康成谓“律，述气者也。同，助阳宣气与之同，皆以铜为之。”）
凡为乐器，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，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（数度，广长也。齐量，侈之所容）。凡和乐亦如之（和，谓调其故器也）。”
汉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张苍始定律历。
太史公《律书》曰：“王者制事立法，物度轨则，一禀於六律，六律为万事根本焉。其於兵械尤所重，故云‘望敌知吉凶，闻声效胜负’，百王不易之道也。
武王伐纣，吹律听声，推孟春以至於季冬，杀气相并，而音尚宫（《兵书》云：
“夫战，太师吹律，合商则战胜，军事张强；角则军扰多变，失士心；宫则军和，主卒同心；征则将急数怒，军士劳；羽则兵弱少威焉。”）。同声相从，物之自然，何足怪哉？云云高祖有天下，三边外畔。大国之王虽称蕃辅，臣节未尽。会高祖厌苦军事，亦有萧、张之谋，故偃武一休息，羁縻不备。历至孝文即位，将军陈武等议曰：‘南越、朝鲜（《正义》曰：“潮仙二音。高丽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俭城，即古朝鲜地，时朝鲜王满据之也。”）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，后且拥兵阻，选蠕观望（音卖反。选音思兖反。蠕音昔兖反○《索隐》曰：蠕音软。选蠕，谓动身欲有进取之状也）。高祖时，天下新定，人民小安，未可复兴兵。今陛下仁惠抚百姓，恩泽加海内，宜及士民乐用，征讨逆党，以一封疆。’孝文曰：‘朕能任衣冠（《正义》曰：“朕音而禁反。”），念不到此。会吕氏之乱，功臣宗室共不羞耻，误居正位，常战战栗栗，恐事之不终。且兵凶器，虽克所愿，动亦耗病，谓百姓远方何？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，故不以为意。朕岂自谓能？今匈奴内侵，军吏无功，边民父子荷戈日久，（《正义》曰：“荷音何我反。”）朕常为动心伤痛，无日忘之。今未能销距，愿且坚边设候，结和通使，休宁北陲，为功多矣，且无议兵。’故百姓无内外之繇，得息肩於田亩，天下殷富，粟至十余钱，鸣鸡吠犬，烟火万里，可谓和乐者乎！”又曰：“文帝时，会天下新去汤火，人民乐业，因其欲然，能不扰乱，故百姓遂安。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於市井，游敖嬉戏如小儿状。孔子所谓有德君子者邪！”
永嘉陈氏曰：“律吕之法，起於黄帝氏；律吕之说，定於太史公。知黄帝氏之法，而不知太史公之说，则难於制律；知太史公之说，而未知黄帝氏之法，则虽未能制律，而不害其为律矣。何者？黄帝使伶伦取ㄍ谷之竹，制十二之管，吹阳律以候凤，吹阴律以拟凰，而十二律之法由是而定，信乎起於黄帝氏者也。黄帝氏之法虽存，而太史公之说未出，则天下之人虽知律之不可阙於乐，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；虽知律之不可废於度、量、衡，而不达所以制律之意。本不知而意不达，则虽断竹铸铜，定形穴窍，区区用上党之黍分其长短，而较其合否，穷日夜之力以为之，未见其能定也。然则太史公之说果安在哉？盖太史公之为律书也，其始不言律而言兵，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，及言兵之偃，而於汉之文帝尤加详焉。既曰陈武请伐朝鲜，而文帝以谓愿且坚边设候，结和通使，由是而天下富庶，鸡鸣狗吠，烟火万里，可谓和乐者矣。”又曰：“文帝之时，能不扰乱，由是而百姓遂安，耆老之人不至市廛，游敖嬉戏如小儿状。呜呼！若太史公者，可谓知制律之时，而达制律之意者也。何则？当文帝时，偃兵息民，结和通使，而天下安乐，则民气欢洽，阴阳协和，而天地之气亦随以正。苟制度以候之，其气之相应自然，知吾律之为是；其气之不合自然，知吾律之为非。因天地之正气，以定一代之正律。律有不可定者乎！古人所谓天地之气合以生风，天地之风气正，而十二律定，殆谓是欤。然则律吕之说，岂非定於太史公者哉！”
武帝正乐，置协律之官，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。
元帝时，郎中京房知五音、六十律之数。上使韦元成问房乐府。房对：“受学於故小黄令焦延寿。六十律相生之法：以上生下，皆三生二；以下生上，皆三生四。阳下生阴，阴上生阳。终於中吕，而十二律毕矣。中吕上生执始，执始下生去灭。上下相生，终於南事，六十律毕矣。夫十二律之变至於六十，犹八卦之变至於六十四也。宓羲作《易》，纪阳气之初，以为律法。建日冬至之声，以黄锺为宫，太蔟为商，姑洗为角，林锺为征，南吕为羽，应锺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征（《月令章句》曰：“以姑洗为角，南吕为羽，则征浊也。”），此声气之元，五音之正也。故各终一日。其余以次运行，当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商征以类从焉。
（《月令章句》曰：“律，率也，声之管也。上古圣人本阴阳，别风声，审清浊，而不可以文载口传也。於是始铸金作锺，以主十二月之声，然后以效升降之气。锺难分别，乃截竹为管，谓之律。律者，清浊之率法也。声之清浊，以长短为制。”） 《礼运篇》曰：‘五声、六律、十二管还相为宫’，此之谓也。”房又曰：“竹声不可以调度，故作准以定数。准之状如瑟，长丈而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以应黄锺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有画分寸，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”其术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。截管为律，吹以考声，列以物气，道之本也（前书注曰：章帝时，零陵文学奚景於泠道县舜祠下得白玉。古以玉作）。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，其分数不明，故作准以代之。准之声明畅易达，分寸又粗。然弦之缓急清浊，非管无以正也。均其中弦，令与黄锺相得，按画以求诸律，无不如数而应者矣。
《朱子语录》：“文蔚问：《国语》云：律者立均出度。韦昭注云：‘均谓均锺，木长七尺，系之以弦。不知其制如何？’曰：‘均只是七均，如以黄锺为宫，便以林锺为征，太蔟为商，南吕为羽，姑洗为角，应锺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征。 这七律自为一均，其声自相谐应，古人要合声，先须吹律，使众声皆合，律方可用。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。京房始有律准，乃是先做下一个母子，调得正了，后来只依此为准。《国语》谓之均，梁武帝谓之通。其制十三弦，一弦是全律，黄锺只是散声。又自黄锺起，至应锺有十二弦，要取甚声，用柱子来逐弦分寸，上柱定取声、立均之意，本是如此。’”
平帝元始中，王莽秉政，征天下通知锺律者百余人，使羲和刘歆典领条奏，言之最详。一曰备数，二曰和声，三曰审度，四曰嘉量，五曰权衡。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，稽之於古今，效之於气物，和之於心耳，考之於经传，咸得其实，靡不协同。数者，一、十、百、千、万也，所以算数事物，顺性命之理也。《书》曰：“先算其命”，（师古曰：“《逸书》也。言王者统业，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。”）本起於黄锺之数，始於一而三之，三三积之（孟康曰：“黄锺，子之律也。子数一。太极元气含三为一，是以一数变而为三也。”），历十二辰之数，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而五数备矣（孟康曰：“初以子一乘丑三，余则转因其成数以三乘之，历十二辰，得是积数也。五行阴阳变化之数备於此也。”）。
其算法用竹，径一分，长六寸，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，为一握（苏氏曰：“六觚，六角也。度角至角，其度一寸，面容一分，算九枚，相因之数有十，正面之数实九，其表六九五十四，算中积凡得二百七十一枚。”）。径象干律黄锺之一，而长象坤吕林锺之长（张晏曰：“林锺长六寸。”韦昭曰：“黄锺管九寸，十分之一，得其一分。”）。其数以《易》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九，成阳六爻，得周流六虚之象（孟康曰：“以四十九成阳六爻为干，干之策数二百一十六，以成六爻，是为周流六虚之象也。”）。夫推历生律（张晏曰：“推历十二辰以生律吕也。”）制器，规圜矩方，权重衡平，准绳嘉量（张晏曰：“准，水平。量知多少，故曰嘉。”），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莫不用焉。（师古曰：“赜亦深也。索，亦求也。”）度长短者不失毫（孟康曰：“毫，兔毫也，十亳为。”师古曰：“度音大角反。”），量多少者不失圭撮（应劭曰：“圭，自然之形，阴阳之始也。四圭曰撮，三指撮之也。”孟康曰：“六十四黍为圭。”师古曰：“撮音仓括反。”），权轻重者不失黍累（孟康曰：“音蠡。”应劭曰：“十黍为，十为一铢。”师古曰：“音来曳反，此字读亦音累绁之累。”）。
纪於一，协於十，长於百，大於千，衍於万，其法在算术。宣於天下，小学是则。
职在太史，羲和掌之。声者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也。五声之本，生於黄锺之律（详见后卷《锺律篇》）。律十有二，其法皆用铜。职在太乐，太常掌之。度者，分、寸、尺、丈、引也，所以度长短也。职在内官（内官，署名。《百官表》之：
“内官长丞，初属少府，中属主爵，后属宗正。”），廷尉掌之（法度所起，故属廷尉）。量者，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也，所以量多少也。职在太仓，大司农掌之。权衡者，衡，平也，权，重也。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。职在大行，鸿胪掌之（平均曲直，齐一远近，故在鸿胪。度、量、衡，详见下卷本门）。凡律度量衡用铜者，名自名也（取铜之名，以台於同也），所以同天下，齐风俗也。
铜为物之至精，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，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，介然有常，有似於士君子之行，是以用铜也。用竹为引者，事之宜也（引长十丈，高一分，广六分，唯竹篾柔而坚为宜耳）。
后汉肃宗元和元年，待诏候锺律殷彤上言：“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。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，宣通习。愿召宣补学官，主调乐器。”诏从之。太史丞弘试十二律，其二中，其四不中，其云不知何律，宣遂罢。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，候部莫知复见。
灵帝熹平六年，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。光等不知，归阅旧藏，乃得其器，形制如房书，犹不能定其弦缓急也。音不可书以时人，知之者欲教而无从，心达者体知而无师，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。其可以相传者，唯太榷常数及候气而已。夫五音生於阴阳，分为十二律，转生六十，皆所以纪斗气，效物类也。天效以景，地效以响，即律也。阴阳和则景至，律气应则灰除。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，合八能之士，陈八音，听乐均，度晷景，候锺律，权土灰，放阴阳。冬至阳气应，则乐均清，景长极，黄锺通，土灰轻而衡仰；夏至阴气应，则乐均浊，景短极，蕤宾通，土灰重而衡低（《淮南子》曰：“水胜故夏至湿，火胜故冬至燥。燥故灰轻，湿故灰重。”）。进退於先后五日之中，八能各以候状闻，太史封上。效则和，否则占（《易纬》曰：“冬至人主不出宫，寝兵，从乐五日，击黄锺之磬。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，则阴阳之晷如度数。夏至之日，如冬至之礼。冬至之日，树八尺之表，日中视其晷。晷如度者其岁美，人民和顺。晷不如度者则岁恶，人民多讹言，政令为之不平。晷进则水，晷退则旱。进一尺则日食，退一尺则月食。月食则正臣下之行，日食则正人主之道。”）。候气之法，为室三重，户闭，涂衅必周密布缇缦。室中以木为案，每律各一，内卑外高，从其方位，加律其上，以葭莩灰抑其内端（葭莩出河内），案历而候之，气至者灰去。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，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。殿中候，用玉律十二。惟二至乃候。灵台用竹律六十。候曰如其历（《月令章句》曰：“古之为锺律者，以耳齐其声。后不能，则假数以正其度，度数正则音亦正矣。锺以斤而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数为法，律亦以寸分长短为度，故曰黄锺之管长九寸，径三分，围九分，其余皆补短，虽大小围数无增减。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，与众共知，然不如耳决之明也。”）。
魏武帝时，杜夔精识音韵，为雅乐郎中。令铸铜工柴玉有巧思，多所造作，为时人所知。夔令玉铸锺，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，数毁改作。玉甚餍之，谓夔清浊任意，诉於魏武，取所铸锺，杂参更试，然后知夔为精妙，而玉之谬也。
晋武帝时，张华、荀勖校魏杜夔所造锺律，其声乐多不谐合，乃出御府古今铜竹律二十五，铜尺、铜斛七具，校减新尺，短夔尺四分，因造十有二笛。笛具五音，以应京房之术。笛体之音，皆各用蕤宾、林锺之角，短则又倍之。二笛八律而后成，去四分之一，而以本宫管上行度之，则宫穴也。因宫穴，以本宫征管上行度之，则征穴也。各以其律展转相因，随穴疏密，所宜置之。或半之，或四之，以调律吕，正雅乐，正会殿庭作之，自谓宫商克谐，然论者谓勖为暗解（初勖常於路逢赵贾人牛铎。及掌乐事，律吕未谐，曰：“得赵人牛铎则谐矣。”遂下郡国，悉送牛铎，果得谐矣）。时阮咸善达八音，论者谓之神解。咸常心讥勖新律声高，以谓高近哀思，不合中和。每公会作乐，勖自以为远不及咸，常意咸谓之不调，以为异己，乃出咸为始平相。后有田夫耕於野，得周玉尺，勖以校己所理锺石丝竹，皆短校一米，於此伏咸之妙。
宋元嘉中，太史钱乐之以为京房六十律，上下相生，终於南事，乃因京房南事之余，更生三百律。至梁博士沈重锺律议曰：“《易》以三百六十策当期之日，此律历之数也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‘一律而生五音，十二律而为六十音，因而六之，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。律历之数，天地之道也。’此则自古而然矣。”重乃依《淮南》本数，用京房之术求之，得三百六十律。各因月之本律，以为一部。
以一部律数为母，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，以母命子，随所多少，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数也。以之分配七音，则建日冬至之声，黄锺为宫，太蔟为商，林锺为征，南吕为羽，姑洗为角，应锺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征。五音七声，於斯和备。其次日建律，皆依次类运行。当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宫征亦以次从。以考声征气，辨识时序，万类所宜，各顺其节。自黄锺终於壮进，一百五十律，皆三分损一以下生。自依行终於亿兆，二百九律，皆三分益一以上生。唯安运一律为终，不生。其数皆取黄锺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本，以九三为法，各除其实，得寸分及小分，余皆委之。即各其律之长也。其律部，则上生下生宫征之次也。今略其名次云。
黄锺一部，三十四律（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）。大吕一部、二十七律（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）。大蔟一部，三十四律。夹锺一部，三十四律。姑洗一部，三十四律。中吕一部，二十七律。蕤宾一部，二十七律。林锺一部，三十四律。夷则一部，二十七律。南吕一部，三十四律。无射一部，二十七律。应锺一部，二十八律。梁武帝素善锺律，详悉旧事，遂自制定礼乐，又立为四器，名之为通。通受声广九寸，宜声长九尺，临岳高一寸二分。每通皆施三弦：一曰元英通：应锺弦，用一百四十二丝，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；黄锺弦，用二百七十丝，长九尺；大吕弦，用二百五十二丝，长八尺四寸三分差弱。二曰青阳通：太蔟弦，用二百四十丝，长八尺，夹锺弦，用二百二十四丝，长七尺五寸弱；姑洗弦，用一百四十二丝，长七尺一寸一分强。三曰朱明通：中吕弦，用一百九十九丝，长六尺六寸六分弱；蕤宾弦，用一百八十九丝，长六尺三寸二分强；林锺弦，用一百八十丝，长六尺。四寸四曰白藏通：夷则弦，用一百六十八丝，长五尺六寸二分弱；南吕弦，用一百六十丝，长五尺三寸二分大强，无射弦，用一百二十九丝，长四尺九寸九分强。因以通声，转推月气，悉无差违，而还相得中。又制为十二笛：黄锺笛长三尺八寸，大吕笛长三尺六寸，太蔟笛长三尺四寸，夹锺笛长三尺二寸，姑洗笛长三尺一寸，中吕笛长二尺九寸，蕤宾笛长二尺八寸，林锺笛长二尺七寸，夷则笛长二尺六寸，南吕笛长二尺五寸，无射笛长二尺四寸，应锺笛长二尺三寸，用笛以写通声，引古锺玉律并周代古锺，并皆不差。於是被以八音，施以七声，莫不和韵。
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，有陈仲孺自江南归魏，颇闲乐事，请依前汉京房立准，以调八音。有司问，仲孺言：“前被符问：‘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后，虽有器存，晓之者鲜。至后汉嘉平末，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缓急，声之清浊，仲孺授自何师，出何典籍而云能晓？’答曰：仲孺在江左之日，颇爱琴，又尝览司马彪所撰《续汉书》，见京房准术，成数昭然。而张光等不能定。仲孺不量庸昧，窃有意焉，遂竭愚思，钻研甚久。虽未能测其机妙，至於声韵，颇有所得。度、量、衡、历，出自黄锺，虽造管察气，经史备存，但气有盈虚，黍有巨细，差之毫，失之千里。自非管应时候，声验吉凶，则是非之源，谅亦难定。此则非仲孺浅识所敢闻之。至於准者，本以代律，取其分数，调校乐器，则宫商易辨。若尺寸小长，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；若分数加短，则六十征羽类皆小清。至於清浊相宣，谐会歌管，皆得应合。虽积黍验气，取声之本，清浊谐会，亦须有方。若闲准意，则辨五声清浊之韵；若善琴术，则知五调调音之体。参此二途，以均乐器，则自然应和，不相夺伦。如不练此，必至乖谬。按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，行礼辟雍，奏应锺，始复黄锺作乐，器随月律。是谓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，而商角征羽以类从之。寻调声之体，宫商宜浊，征羽宜清，若依公孙崇上以十二律声，而云还相为宫，清浊悉足，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，至於五声次第，自是不足。何者？黄锺为声气之元，其管最长，故以黄锺为宫，太蔟为商，林锺为征，则一任相顺。 若均之八音，犹须错采众声，配成其美。若以黄锺为宫，大吕为商，蕤宾为征，则征浊而宫清，虽有其韵，不成音曲。若以夷则为宫，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征，其商角羽并无其韵。若以中吕为宫，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。何者？中吕为十二之穷，变律之首。依京房书，中吕为宫，乃以去灭为商，执始为征，然后方韵。
而崇乃以中吕为宫，犹用林锺为商，黄锺为征，何由可谐？仲孺以为调和乐器，文饰五声，非准不妙。若如严嵩父子，心赏清浊，是以为难。若依按见尺作准，调弦缓急，清浊可以意推耳。但音声精微，史传简略，旧《志》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，隐九尺，以应黄锺九寸。调中一弦，令与黄锺相得。按画以求其声，遂不辨准须柱以不？求柱有高下，弦有粗细，余十二弦复应若为？致令搅者迎前拱手。又按房准九尺之内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，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，又复十之，是为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。然则於准一分之内，乘为二千分，又为小分，以辨强弱，中至促，虽离朱之明，犹不能穷而分之。虽然，仲孺私曾考验，但前中柱，使入常准尺分之内，相生之韵，已自应合。然分数既微，器宜精妙。其准平面直，须如停水。其中弦一柱，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，移柱上下之时，不使离弦，不得举弦。又中弦粗细，须与琴宫相类。中弦须施轸如琴，以轸调声，令与黄锺一管相合。中弦下依数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其余十二弦，须拖柱如筝。又凡弦皆须素张，使临时不动，则於中弦按画一周之声，度著十二弦上。然后依相生之法，以次运行，取十二律之商征。既定，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，以均乐器。其调以宫为主，清调商为主，平调以角为主。然后错采众声，以文饰之，方如锦绣。自上代以来，消息调准之方，并史文所略，出仲孺愚思。若事有乖此，声则不和。仲孺寻之分数，精微如彼；定弦急缓，艰难若此。而张光等亲视掌其事，尚不知藏中有准。既未识其器，又安能施弦也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，延寿不束以变律，故云‘知之者欲教而无从，心达者体知而无师’。苟有毫所得，皆关心抱，岂必要经师授然后寻奇哉！但仲孺自省庸浅，才非赡足，正可粗识音韵，才言其理致耳。”时尚书萧宝夤又奏：“金石律吕，制度调均，自古以来，鲜或通晓。仲孺虽粗述，而学不师授，云出己心。又言旧器不任，必须更造，然后克谐。上违用旧之旨，轻欲制造。臣窃思量，不合依许。”诏曰：“礼乐之事，盖非常人能明，可如所奏。” 北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世号知音，能以管候气，仰观色。常与人对语，则指天曰：“孟春之气至矣。”人往验管，而飞灰巳应。每月所候，言皆无爽。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，以测二十四气。每一气感，则一扇自动，他扇并住。
与管灰相应，若合符契。
隋文帝开皇二年，诏求知音之士，参定音乐。沛国公郑译言：“考寻乐府锺石律吕，皆有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、变宫、变征之名。七声之内，三声乖应，每常求访，终莫能通。初周文帝时，有龟兹人曰苏婆，从突厥皇后入国，善胡琵琶。听其所奏，一均之中有七声。因而问之，答云：‘父在西域，称为知音。
代相传习，调有七种。’以其七调，勘校七声，宜若合符。一曰‘婆力’，华言平声，即宫声也。二曰‘鸡识’，华言长声，即商声也。三曰‘沙识’，华言质直声，即角声也。四曰‘沙侯加滥’，华言应声，即变征声也。五曰‘沙腊’，华言应和声，即征声也。六曰‘般赡’，华言五声，即羽声也。七曰‘侯利Ψ’，华言斛牛声，即变宫声也。”译音习而弹之，始得七声之正。然其就此七调，又有五旦之名，旦作七调。以华言译之，旦者则谓之‘均’也。其声亦应黄锺、大蔟、林锺、南吕、姑洗五均，以外七律，更无调声。遂因其所捻琵琶，弦柱相饮为均，推演其声，更立七均。合成十二，以应十二律。律有七音，音律一调，故成七调十二律，合八十四调，旋转相交，尽皆和合。仍以其声考校大乐所奏，林锺之宫，应用林锺为宫，乃用黄锺为宫；应用南吕为商，乃用太蔟为商；应用应锺为角，乃取姑洗为角，故林锺一宫七声，三声并戾。其十一宫七十七音，例皆乖越，莫有通者。又以编悬有八，因作八音之乐。七声之外，更立一声，谓之应声。译因作书二十余篇，明其旨趣。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，并立议正之。有万宝常者，妙达锺律，遍解八音。常与人方食，论及声调。时无乐器，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，品其高下，宫商毕备，谐於丝竹。文帝后召见，问郑译所定音乐可否，对曰：“此亡国之音，岂陛下之所宜闻！”遂极言乐声哀怨淫放，非雅正之音，请以水尺为律，以调乐器。上遂从之。遂造诸乐器，其声率下於译调二律。并撰《乐谱》六十四卷，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，改丝移柱之变，为八十四调，百四十四律，变化终於千八声。时人以《周礼》有旋宫之义，自汉魏以来，知音者皆不能通，见宝常时创立其事，皆哂之。至是，试令为之，应手成曲，无所凝滞，见者莫不嗟异。於是损益乐器，不可胜纪，其声雅淡，不为时所好，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。又太子洗马苏夔译曰：“《韩诗外传》所载乐声感人，及《月令》所载五音所中，并皆有五，不言变宫、变征。又《左氏》所云：‘七音六律，以奉五声。’准此而言，每应宫立五调，不闻更加变宫、变征二调为七调。七调之作，所出未详。”译答曰：“周有七音之律。《汉书》、《律历志》：天地人及四时，谓之七始。黄锺为天始，林锺为地始，太蔟为人始，是为三始。姑洗为春，蕤宾为夏，南吕为秋，应锺为冬，是为四时。四时三始，是以为七。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，则是冬夏声阙，四时不备。是故每宫须立七调。”於是众从译议。 译又与夔俱云：“按今乐府黄锺，乃以林锺为调首，失君臣之义；清乐黄锺宫以小吕为变征，乖相生之道。今请推黄锺宫以黄钟为调首，清乐去小吕，还用蕤宾为变征。”众皆从之。夔又与译议，欲黍立分，正定律吕。时以音乐久不通，译、夔等一朝能为之，以为乐声可定。而何妥旧以学闻，推为儒首。帝素不悦学，不知乐，妥又耻已宿儒不逮译等，欲沮坏其事，乃立议非十二律还相为宫，曰： “经文虽道旋相为宫，恐是直言其理，亦不通随月用调，是以古来不取。若依郑元及司马彪，须用六十律方得和韵。今译惟取黄锺之正宫，兼得七始之妙义，非止金石谐韵，亦乃иね不繁，可以享百神，可以合万舞矣。”而又非其七调之义，曰：“近代书记所载，缦乐鼓琴吹笛之人，多云‘三调’。三调之声，其来久矣。
请存三调而已。”时牛弘总知乐事，不能精究音律。宝常又修洛阳旧典，言幼学音律，师於祖孝征，知其上代修调古乐。周之壁た，殷之崇牙，悬八用七，尽依《周礼》备矣。所谓正声，又近前汉之乐，不可废也。是时竞为异议，各立朋党，是非之理，纷然淆乱。或欲各令修造，待成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妥恐乐成，善恶易见，乃请张乐试之。遂先说曰：“黄钟者，以象人君之德。”及奏黄锺之调，帝曰：“洋洋乎雅，甚与我会。”妥因陈用黄锺一宫，不假余律。帝大悦，班赐妥等修乐者。自是译等议寝。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、于普明等以候节气，依古：
於三重密屋之内，以木为案，十有二具。每取律吕之管，随十二辰位，置於案上，而以土埋之，上平於地。中实葭莩之灰，以轻缇素覆律。口每地气至，与律冥符，则灰飞冲素，散出於外。而气应有早晚，灰飞有多少，或初入月其气则应，或至中下旬气始应者，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，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。帝异之，问牛弘。弘对曰：“灰飞半出为和气，灰全出为猛气，吹灰不能出为衰气。和气应者其政平，猛气应者其臣纵，衰气应者其君暴。”帝之，曰：“臣纵君暴，其政不平，非月别而有异也。今十二月律，於一岁内，应并不同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？”弘不能对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音五尔。而律吕十有二，犹十二支而配十干，所以变而不穷也。律吕，阴阳也，阙一则不和矣。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征为事，羽为物。
今独奏黄锺而不用余音，是有君而无臣，无民，无事，无物，其为君也不亦亢乎！
何妥，佞人也，逢迎周宣立五后者。隋文岂不知之？而命以典乐，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，而尊隆君道，寓意於黄锺。帝果悦而从之，遂使古乐尽废，后世无所考焉。其害岂不甚哉！且礼乐历数，有国之大事也。王泽灭息，易学不传；有欲议礼，则纷如聚讼；有欲修乐，则谄承君意；有欲正历，则必请杀异已者。竟不能复三代之正，况欲行先王之道乎！夫论事莫验於成败之效。万宝常妙达锺律，乐声雅淡，必近古矣，而为苏威父子所抑。及太常乐成，宝常闻之曰：‘亡国之音也。淫厉而哀，天下将尽矣。’不二十年而其言验。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废折何妥、郑译、牛弘之徒，而专委宝常制作，虽不能救隋之亡，而先代正音，必不至泯绝於隋世矣。虽然，宝常知乐之声音，而未知乐之道也。如知乐之道，则其将死当以其书授之好乐者，使传於后，而以不遇遂焚其书，无广博易良油然和乐之心，故曰不知乐之道也。”
唐高祖初受禅，未遑改创乐府，尚用隋氏旧文。至武德九年，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正雅乐。孝孙以梁、陈旧乐杂用吴、楚之音，周、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，於是斟酌南北，考以古音，作大唐雅乐。以十二月各顺其月，旋相为宫，制十二和之乐，合三十二曲，八十有四调（《周礼》有旋宫之义，亡绝巳久，莫能知之，一朝复古，自孝孙始也）。 太宗贞观初，张文收善音律，常览萧吉《乐谱》，以为未甚详悉，乃取历代沿革，截竹为十二律吹之，备尽旋宫之义。太宗召文收於太常，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。太乐有古锺十二，近代唯用其七，余有五锺，仍号哑锺，莫能通者。文收吹律调之，声皆响彻，时人咸服其妙。寻授协律郎。及孝孙卒，文收复采《三礼》，更加革，依《周礼》祭昊天上帝以圜锺为宫（详见《乐门》）。雅乐既成，文收复请重正余乐。帝不许，曰：“朕闻人和则乐清。隋末丧乱，虽改音律而乐不和。若百姓安乐，金石自谐矣。”文收既定乐，复铸铜律三百六十，皆藏於太乐署。
总章中，润州得玉磬以献。张文收扣其一，曰：“是晋某岁闰月造者，得月数当十三，今阙其一，於黄锺东九尺掘必得焉。”下州求之，如言而得。裴知古，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，路逢乘马者，闻其声，窃云：“此人当坠马。”好事者随观之，行未半里，马惊，堕地死。尝观人迎妇，闻妇玉声，曰：“此妇人不利姑。”是日，姑有疾，竟亡。其知音皆此类也。近代言乐，卫道弼为最，天下莫能以声欺者。曹绍夔次之。夔、弼皆为太乐令，享北郊，监享御史有怒於夔，欲以乐不和为之罪，杂扣锺声，使夔ウ名之无误者，由是反叹服。又洛阳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鸣。僧以为怪，惧而成疾，求术士百方禁之，终不能已。绍夔素与僧善，来问疾，僧寻以告。俄击斋锺，磬复作声。绍夔笑曰：“明日可设盛馔，当与除之。”僧虽不信绍夔言，冀其或效，乃具馔以待，绍夔食讫，出怀中错，钅虑磬数处而去，声遂绝。僧苦问其所以，绍夔云：“此磬与锺律合，故击彼此应。”僧大喜，疾亦愈。
肃宗时，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，因中官李辅国献之，云：“太常诸乐调皆下，不合黄锺，请悉制诸锺磬。”帝以为然，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於禁中，更加磨划，凡二十五日而成。御三殿观之，以还太常。然以汉律考之，黄锺乃太蔟也，当时议者以为非是。 周世宗显德六年，枢密使王朴上疏，曰：“臣闻乐作於人心，成声於物，声气既和，反感於人心者也。所假之物，大小有数。九者，成数也，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，得黄锺之声，为乐之端也。半之，清声也。倍之，缓声也。三分其一以损益之，相生之声也。十二变而复黄锺，声之总数也。乃命之曰十二律。旋迭为均，均有七调，合八十四调，播之於八音，著之於歌颂。将以奉天地，事祖宗，和君臣，接宾旅，恢政教，厚风俗，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，俾百代之后知邦国之所由行者也。宗周而上，率由斯道，自秦而下，旋宫声废。洎东汉虽有太子丞鲍邺兴之，亦人亡而音息，无嗣续之者。汉至隋垂十代，凡数百年，所存者黄锺之宫一调而已。十二律中，唯用七声，其余五调谓之哑锺，盖不用故也。唐太宗有知人之明，善复古道，乃用祖孝孙、张文收考正雅乐，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於时，在悬之器，方无哑者。所以知太宗之道与三五同功焉。安史之乱，京都为墟，器之与工，十不存一，所用歌奏，渐多纰缪。逮乎黄巢之余，工器俱尽，购募不获，文记亦亡，集官酌详，终不知其制度。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，按《周官》、《考工记》之文，铸钟十二，编钟二百四十。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，今之在悬者是也。虽有乐器之状，殊无相应之和。逮乎伪梁、后唐，历晋与汉，皆享国不远，未暇及於礼乐。至於十二钟，不问声律宫商，但循环而击之，编钟、编磬徒悬而巳。丝、竹、匏土仅七声，作黄锺之宫一调，亦不和备，其余八十四调於是乎泯灭。乐之缺坏，无甚於今。陛下天纵文武，奄宅中区，思复三代之风，临视乐悬，亲自考听，知其亡失，深动上心，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，不逾月调品八音，粗加和会。以臣曾学律历，宣示古今乐录，令臣讨论。臣虽不敏，敢不奉诏。遂依周法，以黍校定尺度，长九寸，虚径三分，为黄锺之管，与见在黄锺之声相应。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，得十二律管。以为众管至吹，用声不便，乃作律准十三弦，宣声长九尺，张弦各如黄锺之声。以第八弦六尺，设柱如林锺；第三弦八尺，设柱为太蔟；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，设柱为南吕；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，设柱为姑洗；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，设柱为应锺；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，设柱为蕤宾；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，设柱为大吕；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，设柱为夷则；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，设柱为夹锺；第十一弦五尺一分，设柱为无射；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，设柱为中吕；第十三弦四尺五寸，设柱为黄锺之清声。十二声中，旋用七声为均，为均之主者，惟宫也，征、商、羽、角、变宫、变征次焉。
发其均主之声，归乎本音之律，七声迭应而不乱，乃成其调。均有七调，声有十二均，合八十四调，歌奏之曲，由之出焉。旋宫之声久绝，一日而补，出臣独见，恐未详悉，望下中书门下，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，然后依调制曲。八十四调，曲有数百，今见存者九曲而已，皆谓之黄锺之宫声。其余六曲，错杂诸调，盖传习之误也。唐初虽有旋宫之乐，至於用曲，多与礼文相违。既不敢用唐为则，臣又懵学独力，未能备究古今，亦望集多闻知礼乐者，上本古典，下顺常道，定其义理，於何月行何礼，合用何调曲，声数长短，几变几成，议定而制曲，方可久长行用。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，并所定尺，所吹黄锺管、所作律准，谨并上进。”乃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。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於太常寺：“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锺调七均，音律和谐，不相凌越。其余十一管诸调，望依新法教习，以备礼寺施用。”从之。
宋太祖皇帝以雅乐声高，诏有司重加考正。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：“古圣设法，先立尺寸作为律吕，三分损益，上下相生，取合其音，谓之形器。但以尺寸长短，非书可传，故黍，求为准的。后代试之，或不符会。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，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。及以王朴所定尺比较，短於石尺四分，作乐声之高，盖由於此。况影表测於天地，则管律可以准绳。”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，并黄锺九寸之管，命工人校其声，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。又内出上党羊头山黍累尺校律，亦相符合。由是重法十二律管，雅乐和畅。
仁宗时，冯元等上新修《景广乐记》。时邓保信、阮逸、胡瑗等亦奏造锺律，诏翰林学士丁度等取保信、逸、瑗等锺律详考得失。度等上议：“以为黍有圆长、大小，而保信所用者圆黍，又首尾相衔，逸等上用大者，故再考之即不同。
尺既有差，故难以定钟、磬。谨详古今之制，自晋至隋，黍之法，但求尺裁管，不以权量参校，故历代黄锺之管容黍之数不同。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，据斗造律，兼制权量，亦不同周、汉制度。故《汉制》有备数、和声、审度、嘉量、权衡之说，悉起於黄锺。今欲器数之制参伍无失，则《班志》积分之法为近。逸等以大黍尺、小黍实龠，自戾本法。保信今尺以圆黍之，及首尾相衔，又与实龠之黍再成尺不同。”又言：“岁有丰俭，地有肥尧，就令一岁之中，一境之内，取黍校验，亦复不齐。是盖天物之生，理难均一，古之立法，存其大概耳。故前代制尺，非特黍，必求古雅之器以参校焉。晋泰始十年，荀公曾等校定尺度，以调锺律，是谓晋之前尺。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，一曰姑洗玉律，二曰小吕玉律，三曰西京铜望臬，四曰金错望臬，五曰铜斛，六曰古钱，七曰建武铜尺。当时以公会尺揆校古器，与本铭尺寸无差，前史称其用意精密。《隋志》所载诸代尺度，十有五等，然以晋之前尺为本，以其与姬周之尺、刘歆铜斛尺、建武铜尺相合。窃惟周、汉二代，享年永久，圣贤制作，可取则焉。而隋氏铸毁金石，典正之物，罕复存者。夫古物之有分寸，明著史籍，可以酬验者，惟有汉钱而已。
周之圜法，历载旷远，莫得而详。秦之半两，实重八铢；汉初四铢，其文亦曰半两。孝武之世，始行五铢，下尽隋朝，多以五铢为号。既历代尺度屡改，故小大轻重鲜有同者。又盗铸既多，不必皆中法度，但当校其首足、肉好、长广、分寸，皆合正史者用之。然有唐享国三百年，其制度法度，虽未逮周、汉，亦可谓治安之世。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，当依汉钱分寸。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，创制垂法，尝诏和岘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，七十年，荐之郊庙，稽古唐制，以示诒谋，则可且依景表旧尺，俟有妙达锺律之学者，俾考正之，以从周、汉之旧可也。”乃诏罢其议。
宋祁、田况荐益州进士房庶晓音，祁上其《乐书补亡》三卷，召诣阙。庶自言：“尝得古本《汉志》，云：‘度起於黄锺之长，以子黍中者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度之九十分，黄锺之长，一为一分。’今文脱‘之起积一千二百黍’八字，故自前世以来，黍为尺以制律，是律生於尺，尺非起於黄锺也。
且《汉志》云：‘一为一分’者，盖九十分之一，后儒误以一黍为一分，其法非是。当以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，黍尽，得九十分，黄锺之长，九寸加一以为尺，则律定矣。”直秘阁范镇是之，乃为言曰：“照以纵黍尺，管空径三分，容黍千七百三十；瑗以横黍尺，管容黍一千二百，而空径三分四六毫，是皆以尺生律，不合古法。今庶所言，实千二百黍於管，以为黄锺之长，就取三分以为空径，则无容受不合之差，校前二说为是。盖黍为尺，始失之於《隋书》，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，弃而不用。及隋平陈，得古乐器，高祖闻而叹曰：‘华夏旧声也！’遂传用之。至唐祖孝孙、张文收，号称知音，不能更造尺律，止沿隋之古乐，制定声器。朝廷久以锺律未正，屡下诏书，博访群议，冀有所获。今庶所言，以律生尺，诚众论所不及，请如其法，试造尺律，更以古器参考，当得其真。乃诏王洙与镇同於修制所如庶说造律、尺、龠：律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；龠径九分，深一寸；尺起黄锺之长加十分，而律容千二百黍。初，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，比律成，才下三律，以为今所用黍，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。
尺比横黍所者长一寸四分。庶又言：“古有五音，而今无正征音。国家以火德王，征属火，不宜阙。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，得征音。”又言：“《尚书》‘同律、度、量、衡’，所以齐一风俗。今太常、教坊、钧容及天下州县，各自为律，非《书》同律之义。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，必考礼乐同异，以行诛赏。谓宜颁格律，自京师及州县，毋容辄异，有擅高下者论之。”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、尺、龠，又令庶自陈其法，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，令撰图以进。其说以五正、二变配五音，迭相为主，衍之成八十四调。旧以宫、征、商、羽、角五音，次第配七声，然后加变宫、变征二声以足之。庶推以旋相之法，谓五行相戾非是，当改变征为变羽，易变为闰，随音加之，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，而五行相生，终始无穷，诏以其图送详定所。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者，谓以五行逆顺，可以知吉凶，先儒之说略矣。是时瑗、逸制乐有定议，乃补庶试秘书省校书郎，遣之。镇又上书曰：“陛下制乐，以事天地、宗庙，以扬祖宗之休，兹盛德之事也。然自下诏以来，及今三年，有司之论，纷然未决，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。窃惟乐者，和气也。
发和气者，声音也。声音之生，生於无形，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，俾后人参考，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导也。有形者，黍也，律也，尺也，龠也，也，斛也，算数也，权衡也，钟也，磬也，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，然后为得，今皆相戾而不相合，则为非是矣。有形之物非是，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其和，安可得哉？谨条十者非是之验，惟裁择焉！按《诗》‘诞降嘉种，维维丕’。诞降者，天降之也。许慎云：‘，一稃二米。’又云：‘一二米。’后汉任城县产黍三斛八斗，实皆二米，史官载之，以为嘉瑞。又古人以黍为酒者，谓之鬯。宗庙降神，惟用一尊，诸侯有功，惟赐一卣，以明天降之物，世不常有而可贵也。今黍取之民者，动至数斛，丕皆一米，河东之人谓之黑禾。设有真黍，以为取数至多，不敢送官，此黍为非是，一也。又按先儒皆言空径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长九十分，容千二百黍，积实八百一十分。今律空径三分四六毫，围十分三八毫，是围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八毫，而后容千二百黍，除其围广，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矣。说者谓四六毫为方分，古者以竹为律，竹形本圆，而今以方分置算，此律之为非是，二也。又按《汉书》，分、寸、尺、文、引本起黄锺之长。又云九十分黄锺之长者，据千二百黍而言也。千二百黍之施於量，曰黄锺之龠；施於权衡，则曰黄锺之重；施於尺，则曰黄锺之长。今遗千二百之数，而以百黍为尺，又不起於黄锺，此尺之为非是，三也。又按《汉书》言龠，其状似爵，爵谓爵盏，其体正圆。故龠当圆径九分，深十分，容千二百黍，积实八百一十分，与律分正同。今龠乃方一寸，深八分一，容千二百黍，是亦以方分置算也，此龠之非是，四也。又按《周礼》法：方尺，圆其外；深尺，容六斗四升。方尺者，八寸之尺也；深尺者，十寸之尺也。何以知尺有八寸、十寸之别？按《周礼》：‘壁羡度尺，好三寸以为度。’尺壁羡之制，长十寸，广八寸，同谓之度尺。以为尺，则八寸、十寸俱为尺矣。又《王制》云：‘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，今以周尺六十四寸为步。’八尺者，八寸之尺也；六尺四寸者，十寸之尺也。同谓之周尺者，是周用八寸、十寸尺明矣。故知以八寸尺为Ａ１４之方，十寸尺为之深，而容六斗四升。千二百八十龠也。积实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。今方尺，积千寸，此之非是，五也。又按《汉书》斛法：方尺圆其外，容十斗，旁有焉。当隋时，汉斛尚在，故《隋书》载其铭曰：‘律嘉量斛，方尺圆其外，九五毫，幂百六十二寸，深尺，容一斛。’今斛方尺，深一尺六寸二分，此斛之非是，六也。又按算法，圆分谓之径围，方谓之方斜，所谓‘径三、围九、方五、斜七’是也。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，此算数非是，七也。又按权衡者，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。周之，其重一钧，声中黄锺；汉之斛，其重二钧，声中黄锺。、斛之制，有容受，有尺寸，又取其轻重者，欲见薄厚之法，以考其声也。今黍之轻重未真，此权衡为非是，八也。又按：‘凫氏为钟：大十分，其鼓，以其一为之厚；小钟十分，其钲，以其一为之厚。’今无大小厚薄，而一以黄锺为率，此钟之非是，九也。又按：‘磬氏为磬，倨句一钜有半，其博为一，股为二，鼓为三。’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。今亦以黄锺为率，而无长短薄厚之别，此磬之非是，十也。前此者，皆有形之物也，易见者也。使其一不合，则未可以为法，况十者之皆相戾乎？臣固知其无形之声者不可得而和也。
请以臣章下有司，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？律之空径三分与三分四六毫执是？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？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？之方尺圆其外，深尺与方尺孰是？斛之方尺圆其外，旁九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？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外孰是？权衡之重以二米黍与一米孰是？钟磬依古法有大小、轻重、长短、薄厚而中律与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？是不是定，然后制龠、合、升、斗、、斛以校其容受；容受合，然后下诏以求真黍，真黍至，然后可以为量、为钟磬；量与钟磬合於律，然后可以为乐也。今尺律本末未定，而详定、修制二局工作之费，无虑千万计矣。此议者所以云云也。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，而顾谓作乐为过举。又言，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，此臣之所尤惑也。倘使有司合礼乐之论，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陛下亲临决之，顾於政令不已大乎。”元初，镇用房庶律法，上所定乐，下诏褒美。杨杰言：“按《尔雅》：‘黑黍；丕，一稃二米。’法律有用黍之文，无用丕之说，以为必得丕然后制律，未之前闻也。镇所造铜量：斛在上，斗在下；左耳为升，右耳上为合，下为龠。上三下二，与汉制符矣。《汉志》：‘量，声中黄锺，始於黄锺，而反覆焉。’孟康曰：‘反斛声中黄锺，覆斛亦中黄锺之宫。’臣叩镇所造铜量，其声不与黄锺合，则非汉制也。黄帝命伶伦断竹节两，听凤之鸣以为律吕，此造律之本也。初无用黍之法，至汉制乃有用黍之制。镇以为世无真黍，乃用大府尺以为乐尺，而又下一律有奇，其实下旧乐三律矣。其可用乎！’镇乐律卒不行。
司马光君实与范镇景仁往反论锺律书 君实书云：“蒙示房生尺法，云生尝得古本《汉书》云，度起於黄锺之长，以子黍中者，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度之九十分。黄锺之长，一为一分。今文误脱‘之起积一千二百黍’八字，故自前世以来，黍为尺，纵置之则太长，横置之则太短。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，则大其空径四六毫，是以乐声太高。又尝得开元中笛及方响，校太常乐下五律，教坊乐下三律，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，其法非是，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，随其短长断之，以为黄锺九寸之管九十分，其长一为一分，取三分以度空径，数合则律正矣。景仁比来盛称此论，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，可以正积古之谬，一世之惑。光窃思之，有所未谕者凡数条，敢书布陈。若景仁教之。景仁曰：‘房生家有《汉书》，异於今本。’夫按黍求尺，其来久矣。生所得书，不知传於何世，而相承积谬，由古至今，更大儒甚众曾不寤也。又，其书既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何必更云‘一黍之起’，此四字者将安施设？刘子骏、班孟坚之书，不宜如此冗长也。且生欲以黍实中，乃求其长，何得谓之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？孔子称‘必也正名乎’，必若所云，则为新尺一丈二尺，得无求合其术而更戾乎？景仁曰：‘度、量、权衡皆生於律者也。’今先黍为尺，而后制律，返生於度与黍，无乃非古人之意乎！光谓不然。夫所谓律者，果何如哉！
乡使古之律存，则龠其声而知声，度其长而知度，审其容而知量，校其轻重而知权衡。今古律已亡矣，非黍无以见度，非度无以见律。律不生於度与黍，将何从生邪；夫度、量、，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。古人所谓制四器者以相参校。以为三者虽亡，苟其一存，则三者从何推也。”又谓：“后世器或坏亡，故载之於书，形之於物。夫黍者自然之物，有常不变者也，故於此寓法焉。今四器皆亡，不取於黍，将安取之？凡物之度其长短则谓之度，量其多少则谓之量，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。然量有虚实，衡有低昂，皆易差而难精等之，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。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为黄锺之律，是则律生於量也，量与度皆非律也，舍彼用此，将何择焉？景仁曰：‘古律法空径三分，围九分。今新律空径三分四六毫，此四六毫者何从出邪？’光谓不然。夫径三分围九分者，数家言其大要耳。若以密率言之，径七分者，围二六有二分也。古之为数者，患其空积微之太烦，则上下辈之所为三分者，举成数而言耳。四六毫不及半分，故弃之也。又律管至小，而黍粒体圆，其中岂无负戴死空之处？而欲责其丝忽不差邪！景仁曰：‘生一千二百黍积实於管中以为九寸，取其三分以为空径，此自然之符也。’光按：
量法，方尺之量所受一斛，此用黍之法校之则合矣。若从生言，度法变矣，而量法自如，则一斛之物，岂能满方尺之量乎！景仁曰：‘量权衡皆以一千二百黍为法，何得度法独用一黍？’光按：黄锺所生凡有五法：一曰备数；二曰和声；三曰审度；四曰嘉量；五曰权衡。量与衡据其容与其重，非千二百不可。至於度法，止於一黍为分，无用其余。若数与声，则无所事黍矣，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为之定率也！景仁曰：‘生云今乐太高。’太常黄锺当古之中吕，不知生所谓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，开元之中吕邪！若开元之中吕，则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邪！笛与方响，里巷之乐，庸工所为，岂能尽得律吕之正？今欲取以为法，考定雅乐，不亦难乎！此皆光之所大惑也。”景仁复书曰：“一君实曰，《汉书》传於世久矣，更大儒甚众庶之家，安得善本而有之？是必谬为脱文以欺於镇也。
是大不然，镇岂可欺哉！亦以义理而求之也。《春秋》夏五之阙文，《礼记》、《玉藻》之脱简，后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？亦以义理而知之也。犹镇之知庶也，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理义哉！又云：‘一黍之起，刘子骏、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。夫古者有律矣，未知其长几何，未知其空径几何，未知其容受几何，岂可直以一千二百黍置其哉！宜起一黍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后满，故曰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，岂得为冗长乎？若如君实之说，以尺生律，《汉书》不当先言本起黄锺之长，而后论用黍之法也。若尔，是子骏、孟坚之书不为冗长，而反为颠倒也。”又云：“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，君实之意，以积为排积之积，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！夫积者，谓积於管中也，广者，谓所容之广也。《诗》云：‘乃积乃仓’，孟康云：‘空径之广’是也。”又云，“径三分围九分者，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。今者，三分四六毫，其围十分三八毫，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？《汉书》曰：‘律容一龠，得八十一寸’，谓以九分之围，九寸之长，九九而八十一也。今围分之法既差，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。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，姑试验之乃可。”又云：“权衡与量，据其容与其重，必千二百黍而后可。至於尺法，止於一黍为分，无用其余，若以生於一千二百，是生於量也。且夫黍之施於权衡则由黄锺之重，施於量则由黄锺之龠，施於尺则由黄锺之长，其实皆一千二百也。此皆《汉书》正文也，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？岂得谓尺生量邪？”又云：“庶言太常乐太高，黄锺当古之中吕，不知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，开元之中吕邪？若开元之中吕，则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者，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，无复议也。”又云：“方响与笛，里巷之乐，庸工所为，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，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，而不知律与声之同也。亦无复议也。就使得其真黍，用庶之法，制为律吕，无忽微之差，乃黄帝及仲尼也。岂直后夔、开元之云乎？《书》曰：‘律和声。’方舜之时，使夔典乐，犹用律而后能和声。今律有四六毫之差，以为然，而欲以求乐之和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，其可得乎！其可得乎！”君实书又曰：“近於梦得处，连得所赐两书，且云铸周汉斛已成，欲令光至颍昌就观。周室既衰，礼缺乐弛，典章亡逸，畴人流散，律、度、量、衡不存乎世，《咸》、《夏》、《韶》、《护》不传乎人，重以暴秦焚灭六籍、乐之要妙，存乎声音，其失之甚易，求之甚难。自汉以来，诸儒取诸胸臆，以臆度古法，牵於文义，拘於名数，校竹管之短长，计黍粒之多寡，竞无形之域，讼无证之廷，迭相否臧，纷然无已。虽使后夔复生，不能决矣。彼周出於《考工记》，事非经见，是非固未得而知，如汉斛者，刘歆为王莽为之，就使其器尚存，亦不足法，况景仁复改其形制，恐徒役心费铜炭而已。”
按：古人言律为万事本，度量衡皆由焉。律以和声，度以审度，量以嘉量，衡以权衡。度有长短，量有小大，衡有轻重，虽庸愚之人，皆能知之。至律之於声，或雅或淫，或和或乖，则虽贤哲之士不能遽晓。盖四者之中，议律为难，度或长或短，量或小或大，衡或轻或重，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阙者。然以四海九州观之，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；以古往今来观之，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。盖随世立法，随地从宜，取其於用，而初无害於事，固不必尽同也。至律则差之丝忽，不能以谐声。声不谐，不足以为乐；乐不和，不足以致治。盖四者之中，制律为尤难。是以古人之於律，或求之於丝竹，伶伦之管，京房之准是也。
或求之於金石，编钟、编磬、钟、ね磬之属是也。虽曰假器物以求之，然心之精微，口不能授；性所解悟，笔不能书。假如有人与后夔、伶伦并世而生，亦岂能尽得其叶律和声之法乎？后之儒者病乐之不和，议欲更律。而更律之法，或取之黍，或求之古之度量。然黍之法，汉制特以较度、量、衡，所谓黄锺之长，黄锺之龠，黄锺之重云者，特以明三物之与律相表里耳，未尝专言黍以为律也。
至於古之度与量，则周、汉斛，与魏、晋以来尺十有五种，相去且千年，其流传至於今者，是乎非乎，不可得而详也。倘其果为古器，则不知造此器，之时其与虞朝之时，同律、度、量、衡，周王之考制度，果无纤毫之差乎！亦不可得而详也。而方伥伥然於千百载之后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邱古墓之中，而自以为得之，盖亦疏矣。盖律疏矣。盖律、度、量、衡，虽曰相为表里，然至易晓者度、量、衡也，至难知者律也；随时而变易屡易，而无害於事者，度、量、衡也（假如古者度短、量小、衡轻，后世度长、量大、衡重，则当其或短、或小、或轻之时多取之，或长、或大、或重之时少取之，而敛散同此一器，何害於事乎？周取民之制什一，汉取其五，秦取其大半，盖病在於重敛，不必大其器也）。一定而不易，易则害於乐者，律也。今失其难者，而反取则於其易者；失其不可易者，而反取则於其屡易者，何哉？窃以为必欲制，必如杜夔、荀勖、阮咸、张文收之徒，自有宿悟神解（如听牛铎而知其可以谐音，听玉磬而知其为闰月所造之类），而后可以语此。如其不然，或专求之於，黍或专求之於周、汉、斛、魏尺之属，毋异刻舟而寻剑也。李照、胡瑗、房庶之说，皆以黍求律者也。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说，以为照以纵黍尺管，空径三分，容黍千七百三十则太长；瑗以横黍尺管，容黍一千二百，而空径三分四六毫则太短，皆以尺生律，不合古法。今庶所言，实千二百黍，於管以为黄锺之长就三分，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，校前二说为是。累千百言，大要不过如此。愚请得而诘之！夫古人之制律，管皆有分寸，如十二律：管径三分，围九分，黄锺之管长九寸，自大吕以下以次降杀是也。然则欲制律，必先定分寸，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。是以《隋书》因汉制之说，以一黍为一分，则是十黍为一寸。分寸既定，然后管之径围可定；管之径围既定，然后律之长短可定。瑗与照虽有纵横之异，然以黍定分，以黍之分定管之径围则一也。今庶既尽辟纵横之说，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乱实之管中，随其短长断之，以为黄锺九寸之管，取三分以度空径。则不知庶之所谓空径三分之管，既非纵黍之分，复非横黍之分，则以何为分乎？未有分寸不先定，而可以制律者。如庶之所谓分，既非纵黍，复非横黍，则必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，倘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，则只须以其三分为径，以九十分其长为黄锺之管，而律本不因於黍矣。何烦实黍於管，又何烦於《汉书》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数乎？此愚所以未敢以为通论也。律以竹为管，然竹有大小，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；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。故必先以黍为分度之三分为径，然后实以千二百黍，则九十分其长为黄锺之管矣。愚虽不能晓锺律，窃意古人以黍定律，其法如此。
徽宗崇宁三年正月，方士魏汉津言：“禹以声为律，以身为度。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，谓之君指，裁为宫声之管；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，谓之臣指，裁为商声之管；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，谓之物指，裁为羽声之管。第二指为民、为角，大指为事、为征，民与事，君臣治之，以物养之，故不用为裁管之法。得三指合之为九寸，即黄锺之律定矣。黄锺定，余律从而生焉。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，则度、量、权、衡皆自是出而合矣。”又曰：“有太声，有少声。太者，清声，阳也，天道也；少者，浊声，阴也，地道也；中声，人道也。宜用第三指为法。
先铸九鼎，诸锺均弦裁管为一代乐。”从之。刘炳主乐事，建白：“太、少不合儒书，请罢太、少议，以《太史公书》黄锺八寸七分为中声奏之。”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，不用径围为容盛之法，遂为正声之律十二，中声之律十二，清声之律四，凡二十有八。玉尺二，金尺一，长於王朴尺二寸一分，和岘尺一寸八分，弱阮逸等尺一寸七分，短於邓保信尺三分，弱太府布帛尺四分；量大於汉、魏，而小於隋；权衡之制，黄锺所容为十二铢，得太府四钱二分；又曰：“十二律统一岁，一律统一月。一月之律：六宫、六商、六角、六征、六羽、太、少各居其三。总十二律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各七十有二，凡三百有六十。古者天地四方咸有灾变，则参酌岁气运谱以调之，故木运临卯，火运临午，土运临四季，金运临酉，水运临子，此谓岁会气之平也。非其位则邪，当其位则正。未至而至为太过，至而不至为不及、故圣人持五运之政犹权衡也，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；有余损之，不足补之。以调鼎则有法，以调乐则有术。事微则祭本方之鼎，而运本均之谱；事逆则祭克制之鼎，而运克制之谱。”政和末，蔡京引沈宗尧为大晟府典乐。宗尧复申汉津太、少之议，时京子攸提举大晟府。又奏田为为典乐，宗尧愤之，令乐工断黄锺二，一倍之，一半之，绐为曰：“此太、少律也。”为信之，以白攸。攸因执以为是，遂不用刘炳中声八寸七分，而正用九寸。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，一律长四寸有半曰少声，乃有三黄锺律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