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一百五十·兵考二
作者：马端临
○兵制
汉兴，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国。
十一年，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皇太子卫，军霸上。惠帝七年，发车骑、材官诣荥阳。文帝三年，发中尉材官，属卫将军，军长安。景帝后二年，发车骑、材官屯雁门。武帝，王恢击匈奴，伏兵车骑、材官三十余万，匿马邑旁谷中。
宣帝神爵元年，发三河、颍川、沛郡、淮阳、汝南材官诣金城。
易氏曰：“《刑法志》曰‘踵秦置材官、车骑於郡国’，特其略耳，其实不惟置材官而已。又曰‘武帝外有楼船’，特言用楼船以平百粤耳，其实高祖已有楼船之制也。《光武纪》注所引《汉官仪》曰：‘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，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，常以秋后讲肄课试，各有员数。’平地用车骑，山阻用材官，水泉用楼船。盖三者之兵，各随其地之所宜。以汉史考之，大抵巴蜀、三河、颍川诸处止有材官，上郡、北地、陇西、诸处止有车骑，而庐江、浔阳、会稽诸处止有楼船。三者之兵，虽各随其地之所宜，而郡国之兵，其制则一。有列郡，有王国，有侯国。郡有守，有都尉。都尉佐太守典武。其在王国，则相比郡守，中尉比都尉。侯国有相，秩比天子令长。每岁郡守、尉教兵，则侯国之相与焉。侯国之兵既属之郡，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，不可擅用，防微杜渐，皆所以尊京师也。
京师有南、北军之屯（《汉旧仪》：“殿外门署卫尉，殿内郎署，属光禄动，南军也”），南军，卫主之（颜曰：“卫尉等在宫内。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。”）
掌宫城门内之兵。
《百官表》：“卫尉掌宫门卫屯兵。”而《高后纪》言周勃既入北军，尚有南军，乃令平阳侯告卫尉，无纳吕产。时吕禄为将军，掌北军。产为相国，掌南军。太尉已入北军，尚有南军，故未敢诵言诛产。已告卫尉毋纳相国产殿门。产欲入未央宫为乱，弗得入，盖产所将南军，当在殿庐之内。及宣帝用张安世为卫将军，两宫卫尉、城门、北军兵属焉。不言南军。盖卫即南军也。戾太子变，时京师兵尽发，独不闻发南军，盖卫士从上在甘泉故也。以此知南军为宫城兵，而卫尉主之。
古者环卫有二等，宫伯则领贵游子弟，宫正则领宫徒役事，汉有卫郎、卫兵，亦此制欤！（卫尉典卫兵，郎中令典卫郎）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禄勋。掌宿卫宫殿门户。其属者有诸郎。掌守门户。出充车骑（凡郎官皆上直。执戟宿卫，出充车骑，惟议郎不在直中）。中郎有五官、左、右三将（车、户、骑三将见《百官表》）。
易氏曰：“或曰，汉制有卫郎、卫兵。卫兵既属卫尉，为南军，而郎中令均是宿卫，故《表》、《志》皆列於卫尉之前，而论者皆编为南军，若谓郎中令所领皆郎，不可以军言，则守门户、出充车骑，孰谓其非军也？郎而非军，宣帝胡为出之以击羌哉？此说殆不其然。抑尝考之，郎卫、兵卫，固均为宿卫之职，而郎中令、卫尉所掌，又皆宫门内外之事。按郎中令乃秦官，武帝更其名为光禄勋。
《前表》，光禄勋掌宫门户，卫尉掌宫殿门卫屯兵；《后志》，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。卫尉掌宫门卫士，宫门徼巡事。其职实有相关者。《旧仪》曰：‘殿外门舍属卫尉，殿内门舍属光禄勋。’职之相关，特有内外之别耳。此正《周官》所谓宫正、宫伯之职。然兵卫之属卫尉者号为南军，固可考而知。若遂以光禄勋列於南军，则有所不可考者。汉光禄勋之职，属官：中郎有五官、左、右三将，秩比二千石；郎中有车、户、骑三将，秩比千石；以下如议郎、中郎，秩比六百石；侍郎比四百石；郎中比三百石，职任固不轻矣。而当时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经、孝廉、射策甲科、博士弟子高第及尚书奏赋、军功良家子充之，其后又期门、羽林皆属焉，是皆亲近天子之官，别为一府，非可谓之南军也。所谓守门户、充车骑者，若今之环卫出为天子导从仪卫而已，非可以军名也。宣帝之击羌，特以死事之子孙、羽林孤儿用之，非谓所掌之郎而尽使之从军。不然，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领南北军；张武为郎中令，行殿中。以是观之，则张武自别领郎卫之职，宋昌自兼领南北军之职，兵卫、郎卫，分为二职，则知郎卫非南军明矣。
武帝时，置期门、羽林（皆宿卫官，属南军）。 《东方朔传》：“上始微行，常用饮酎己。八、九月中，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、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，故有期门之号。”以六郡良家子选给（六郡谓陇西、天水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也），掌执兵迭从，以材力为官，名将多出焉（甘延寿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，投石超距，绝於等伦，尝超逾羽林亭楼，由是迁为郎，试弁，为期门。霍光都肄郎羽林）。
建元三年，初置比郎，无员，多至千人，有仆射，秩比千石。太初元年初置，名曰建章营骑，后更名羽林骑。又取从军死事者之子孙养羽林，教以五兵，号曰羽林孤儿（少壮令从军）。羽林有令、丞。宣帝令中郎将、骑都尉监羽林，秩比二千石。（蔡质《汉仪》曰：“羽林有左监，主羽林左骑八百；右监主右骑九百人。”）又有羽林黄头郎（《枚乘传·注》：“习水战者也。”），平帝又更期门为虎贲，主宿卫此光禄勋所领之兵（师古曰：“羽林宿卫之官，言其如羽之疾，如林之多。”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此说非也。按《晋志》：‘羽林军四十五在营室星之南，一曰天军，主军骑。’则汉名军以羽林，法天文耳。”）。 章氏曰：“南军有郎卫、兵卫，掌天子宿卫；北军止於护城，轻重不侔矣。
汉世凡大丧，自诸郎卫皆发。而宣帝之葬霍光，光武之葬吴汉，则诏以北军护送。
章怀太子曰：‘不以南军，重之也。’又：‘王国人不得宿卫，亲属犯法人不得宿卫。’如龚遂为楚王常侍，三举孝廉，以王国人不得宿卫；萧望之以甲科为郎，坐从弟犯法，则不得宿卫。季冬或正月，天子行幸曲台，临飨卫士，劝以农桑，令就田里，必观以角而后遣，则南军之重可知矣。”
北军，中尉主之，掌京城门内之兵。
《百官表》：“中尉，秦官，掌巡徼京师，属官有中垒、寺互、武库（兵器所）、都船四令丞。又有式道左右候、候丞，及左右京辅都尉、尉丞兵卒皆属焉。”是中尉所职，乃巡徼京师，以此知北军为京城兵，而中尉主之也。
山斋易氏曰：“北军徼巡京师，属中尉，别有垒垣军门在京城。按《胡建传》云：‘监军御史穿北军垒垣为贾区，军正丞胡建斩之。’而中垒校尉实掌北军垒门内，则是北军自有垒垣军门。惟北军有垒垣军门，必有汉节而后入。《高纪》：
‘上将军吕禄、相国吕产颛兵秉政，太尉周勃欲入北军而不得入，乃令纪通持节，矫内勃北军。’又《武纪》：‘征和元年，发三辅为士，大搜上林，闭长安城门索。’又《汉帝年纪》：‘大搜长安中，闭城门十五日，待诏征官多饿死。’是北军在长安城内，苟无汉节，虽以太尉之尊，军门得以拒之，不得辄入，其法甚严也。然北军之垒错列长安城内，不近宫城。惟南宫列於宫垣，北军亦不得入，《江充传》：‘贵戚近臣多奢僭，充皆举劾，奏请没入军马，令身诣北军击匈奴。
即移书光禄勋、中黄门，逮名近臣侍中诸当诣北军者，移劾门卫，禁止无令得出入宫殿。’又《礼仪志》：‘先腊一日，大傩，谓之逐疫。中黄门倡，亻辰子和，持炬火，送疫出端门外。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。’《东京赋》注云：‘卫士千人在端门外，五营千骑在卫士外。’此卫士在内、北军在外之证也。”
又曰：“或曰‘北军属太尉，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，以宠大将，而北军分八校，以中垒领之’，非也。武帝置八校，各有校尉，秩皆二千石，不相统属。而中垒自掌北军垒垣门事，非兼八校，此固不待辩而明矣。至谓北军属太尉，则尤不可以不辩。彼独见太尉周勃入北军之事，故举而言之，殊不知当时勃欲入北军，必令纪通持节矫内之，是以计诛吕氏，非谓以太尉勃领北军而后入也。盖北军自属中尉，而太尉掌武，虽本兵之任，然三公之职，初不常置。按司马氏《将相表》：
‘高帝二年，太尉卢绾，五年罢。十一年，周勃为太尉，攻代，后官省。高后四年，置太尉官。文帝三年罢。属丞相景帝五年复置，七年罢。武帝建元元年复置，二年罢。’后改为大司马。是其职之或置或罢，盖以三公无所不统，官不必备，惟其人而已，岂专领北军者邪！”
武帝增置八校（属北军），更名中尉为执金吾（《百官志》：“执金吾，秦官，缇骑五百二十人。”光武曰“仕宦当至执金吾”，言徒役盛也）。
帝用兵四夷，发中尉之卒，远击南粤，恐内无重兵，或致生变，於是创置七校尉，募知胡事者为胡骑，知越人事者为越骑。又取中尉属官所谓中垒者进为校尉，凡八校尉。
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外，又外掌西域。屯骑校尉掌骑士。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内屯兵。越骑校尉掌越骑（如淳曰：“越人内附以为骑也。”晋灼曰：“取其材力超越也。”师古曰：“《宣纪》言飞射声、胡越骑，又此有胡骑，如淳说是也。”）。长水校尉掌长水、宣曲胡骑（长水，胡名也。宣曲，观名，胡骑屯所），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，不常置（胡骑之屯池阳者）。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者（服虔曰：“工射者也，冥冥中闻声则中之，因以名也。”应劭曰：“须诏所命而射，故曰待诏射也。”），虎贲校尉掌轻车。凡八校尉，皆武帝初置，有丞、司马，秩皆二千石（《刑法志》言：“武帝平南粤，内增七校。”盖胡骑校尉不常置，故言七）。 外又有城门校尉，掌京师城门屯兵（不在八校尉数内），有司马（八屯各有司马）， 十二城门候（门各有候。萧望之署小苑东门候，亦其比也。
城门初无兵，自戾太子事后置，以城门校尉一人领之。十二城门各有候，王商以特进，孔光以太傅领城门兵，得举吏如五府）。 山斋易氏曰：“按《刘屈传》：‘戾太子使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，皆已装会。侍郎莽通使长安，追捕如侯，告胡人曰，节有诈，勿听也。遂斩如侯，引骑入长安。’盖中垒在北军，而步兵在长林苑门、长水，兼掌长水及宣曲胡骑，则在长水及宣曲，皆在长安城外。颜师古以长水在今县东长水乡，是知八校分屯不专在一所，虽同名北军，而各以校尉领之，而不属中尉之北军。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门校尉之后，而中垒校尉亦别掌北军垒门内外，不属金吾也。盖金吾秩中二千石，而八校皆秩二千石，其位亦重矣。光武并七校为五营，故省虎贲入射声，省胡骑人长水，又省中垒校尉而置北军中候，掌监五营。自是五营属北军，以北军中候监之，谓之北军五营。”
章氏曰：“按武帝八校为北军，《表》不言属中尉。疑中垒自专统北军，与中尉异司，而北军始不属中尉矣。武帝既增校尉，恐中垒之权太重，又於光禄勋之下，旋理会增添，於是增羽林、期门，以益南军，大概领二军之势均。”胡广曰：“卫尉巡行宫中，则执金吾徼於宫外为表里。”唐李揆曰：“汉以南北军相制者此也。” 又曰：“汉初南北军亦自郡国更番调发来，何以言之？黄霸为京兆尹，坐发骑士诣北军，马不士，劾乏军兴。则知自郡国调上卫士一岁一更，更代番上，初无定兵。自武帝置八校，则募兵始此。置羽林、期门，则长从始此。”古者禁卫兵不出。汉初，犹得古意，京师之兵不以出征。高帝十一年，发中尉卒军灞上，文帝三年，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，军长安，则中尉之兵未始远出。武帝元鼎六年，发中尉卒击吕嘉，则失之矣。至宣帝遂令羽林、飞诸兵远赴金城击羌，不亦骚动之甚乎！”
又曰：“汉兵郎无员数，虎贲千五百人，而多不过千人；羽林左八百人，右九百人；八校各七百人。至东汉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。执金吾缇骑五百二十人，至东汉亦不过六百人。卫尉所领诸宫掖门都侯、剑戟卫士，至东汉不过二千五百人。十二城门兵不见数，然亦不过门置一候，以掖门司马领之，多至百八十人，少或三十八人，则城门领於一校，大约可见。中都兵盖仅用四万耳。”
◎南军图（上准《东汉·安帝纪》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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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三署郎│车、户、骑三将│武│武帝置期门，平帝│左监（主左
│ │ │ │更虎贲 │骑八百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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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│左中郎将（主 │虎│虎贲郎（千五百 │
│ │ 左署郎） │ │人，无常员，多 │
│ │ │ │至千人。主虎贲 │
南│ │ │ │宿卫） 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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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光禄勋│五官中郎将 │主│主殿门内 │
│（本郎│（主五官郎） │ │ │
│中令，│ │ │ │
│武帝改） │ │ 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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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│右中郎将 │羽│羽林郎 │
军│ │（主右署郎） │ │ （百八十人） 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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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卫士 │车、户、骑三将│武│武帝置建章营骑、│右监（主右
│（八十│ │ │ 羽林骑 │骑九百人）
│一人）│ │ │ │ ◎卫尉国（下准《东汉·百官志》卫尉注） 主殿公车司马（主阙门兵）
南宫卫士（卫士五百三十七人）
北宫卫士（卫士四百七十二人）
右都候（主剑戟，卫士四百十六人）
卫尉左都候（主剑戟，卫士三百八十三人）
南宫南屯司马（主平城门，卫士一百二人）
北宫门苍龙司马（主东门卫士四十人） 元武司马（主元武门，卫士三十八人）
北屯司马（主北门，卫士三十八人）
外兵 北门朱雀司马（主南掖门，卫士一百二十四人） 东明司马（主东门，卫士一百八十人）
朔平司马（主北门，卫士一百十七人）
◎北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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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中垒校尉 │掌北军│北京│越骑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越骑）
北│（本中尉，│垒门 │城兵│步兵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上林苑门屯兵）
│武帝改属 │ │ │
│光武省， │ │ │长水校尉（领士七百三十六人，掌
│置中候） │ │ │ 长水、宣曲胡骑）
│ │ │ │射声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待诏射士）
军│ │ │ │屯骑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骑士）
│ │ │ │胡骑校尉（光武并长水，掌胡骑之屯
│ │ │ │池阳者，不常置）
│ │ │ │虎贲校尉（光武并射声，号五营，掌
│ │ │ │ 轻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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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氏曰：“班孟坚志刑法而不志兵，取古者大刑用兵之义。而以兵附刑，然述之不详，使一代之制无考焉。汉初，兵民不甚分，如冯唐谓吏卒皆家人子弟，起田中从军。而后汉《礼仪志》谓罢遣卫士，必劝以农桑。由是观之，兵农尚未分。”
山斋易氏《汉南北军始末序》曰：“汉之兵制，莫详於京师南北军之屯，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，然皆居重驭轻，而内外自足以相制，兵制之善者也。盖是时兵农未分，南北两军，实调诸民，犹古者井田之遗意。窃疑南军以卫宫城，而乃调之於郡国；北军以护京城，而乃调之於三辅。抑何远近轻重之不伦邪？尝考之司马子长作《三王世家》，载公户满意之言曰：‘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，所以正骨肉也；外有同姓大夫，所以正异族也。’盖同姓，亲也，於内为逼，故处於外，而使之正异族；异姓，疏也，於亲为有，故处於内，而使之正族属。南北军调兵之意，殆犹是欤！郡国去京师为甚远，民情无所莫，而缓急为可恃，故以之卫宫城，而谓之南军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，民情有闾里、墓坟、族属之爱，而利害必不相弃，故以之护京城，而谓之北军。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。惜夫班孟坚号一代良史，而论载独略。范蔚宗后史於此尤阙焉，往往杂见一二於《纪》、《传》、《表》、《志》之。乡者以管见而商扌之，考其始末，述以俪语，其后先沿革，悉疏於下，而犹恨未能条列汉制之详，近犹子开得胄监学者所考南北军，且合此二书略加参订，遂使汉家一代军制，与夫内外相制之意，如辨白黑，了然在目，诚考古之一端，於是乎书。”
又曰：“北军番上与南军等。南军卫士调之郡国，而北军兵卒调之左、右、京辅。按《百官志》，左右京辅都尉、尉丞、兵卒皆属中尉。夫中尉为天子北军之统帅，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，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，何也？左即冯翊，右即扶风，京即京兆，谓之三辅。三辅之委寄，固重於郡国矣。而所领兵事，则非郡国之比。盖汉太守谓之郡将，兼领武事；都尉掌佐守，典武职。在王国，则相比郡守，中尉比都尉，皆掌兵之任。若三辅，则异是矣。夹辅京邑，错列畿甸，其势甚逼，则兵权为甚重，故都尉、尉丞、兵卒不属郡卒，而特属中尉之北军，其番上亦然。何以明之？黄霸尹京兆，发骑士诣北军，以‘马不士，劾乏军兴，连贬秩’，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，而属中尉无疑也。”
又曰：“南军无常在之兵，以郡国民始傅者为之。《高纪》如淳注云：‘律，民年二十三，傅之畴官。’傅，著也。立傅名籍，以给公家之繇役也。又，《汉仪注》‘民年二十为正，一岁为卫士’，即此宫门卫士而谓之南军者。武帝建元元年，诏：‘卫士转置送迎常二万人，其省万人。’郑氏云：‘去故置新，常二万人。’是即位之初政令如此。其后期门、羽林、七校之类，增置不一，而南军卫士实有定数，是以国无重费，而民亦不以为病。《王尊传》，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台，临飨罢卫士；盖宽饶为卫司马，及岁尽交代，上临飨罢卫卒，数千人皆叩头自请，愿复留其更一年，则当时之人情可知矣。考《韦元成传》，则寝园所用，已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。至《元纪》初元三年，随即罢甘泉、建章宫卫士，未见其为病民也。至光武讲省兵之制，而宫掖门卫士才二千五百余人而已。其后又罢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士，而《后·礼仪志》有‘飨遣故卫士仪。’是知光武虽罢郡国之兵，而南军卫士仍番上平民也，此南宫属卫尉而调兵郡国之证欤。”
又曰：“杜佑《通典》谓‘汉氏重兵，悉在京师’，是殆不然。两汉之初，正以京师无重兵。尝以《后·百官志》考之。卫尉卫士六千人，南宫、北宫卫士共一千八人；左右都候卫士共七百九十九人。宫掖凡七门，每门各有司马以领卫士。南屯七百二人；苍龙四十人；元武三十人。北屯三十八人；朱雀二十四人，东明百八十人，朔平百二十七人。总而计之，南北为九千四十六人。北军五校所领骑士如屯骑、越骑、步兵、射声各七百人，又中尉缇骑五百三十人。总而计之，为四千五十人。惟城门屯兵数无所考，以宫掖门司马所领者推之，多者七百二人，少者止三十人，况十二门止於一校，必非重兵所在，多不过三千人耳。总是三者，而京师之兵不满二万人。或曰，此光武中兴之兵制也。武帝之增置，则殆不止是，然亦不过倍之云尔。若高、文之世，未有增置，则其数当益少於此也，岂得云重兵悉在京师哉？故此以万旅言之。”
又曰：“大抵南北军之制，在《汉志》为甚略，无所考证。然杂见於纪、传、表、志者，亦可参考其一二，其大要则无出於高后八年之纪也。考之《高后纪》，则见二军之权势，内外足以相制，表里足以相应，高帝之法，可谓规摹宏远矣。汉初定天下，京师之屯，惟此二军。诸夏本根，所系甚重，故高祖於卫尉、中尉之任，皆不轻授，而必付之郦商、周昌。高帝十一年，《百官表》书卫尉王氏，中尉戚思。王氏史失其名，而《萧何传》载王卫尉之谏高帝械系何也，其面折廷争，有似王陵，或者其陵欤？思者，毋乃戚夫人之族属欤？高帝锺爱赵王，屈周昌使相之，及莫年，则以戚氏本兵，得非阴为保护赵王之计？而王陵固高帝付以孤之任者，故以之主兵邪？惠帝初年，吕氏固已颛国政，刘泽，吕氏之戚属也，实为卫尉，而《表》於中尉缺焉。高后七年，泽既为王之国。终吕后之世，二官及郎中令，皆不以除人，特以兵权分属於吕禄、吕产，而长乐卫尉亦属之吕更始辈，兵权尽归吕氏矣。史称太后病困，以赵王禄为上将军，居北军，梁王产为相国，居南军，且戒之云，我即崩，必据兵卫宫，谨无送丧为人所制，故史称上将军禄、相国产颛兵秉政。《齐王传》云‘居长安中，聚兵以威大臣’，良有以也。陈平、周勃谋诛吕氏，太尉勃欲入北军，仍令纪通持节矫内之。又令郦寄、刘揭说禄解将印，而以兵授太尉勃。勃既将北军，而尚有南军卫尉居宫中，实颛南军之权，故令平阳侯告之，使毋内吕产殿门。按《表》，高后七年，刘泽为王，卫尉不以除人，不知平阳侯所告者何人哉！产既颛军，其权不在卫尉，审矣。恐未易以一言之故，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国也。又按《表》，文二年始书卫尉足，而文帝诏封功臣，则云卫尉足等十人矣。愚谓平、勃区处南军，宜无异於北军，而平阳侯所告之人得非卫尉足也邪？岂平、勃欲诛吕氏，始除足为卫尉以夺南军，故平阳侯得以告之，而史策省文，不详载尔。又不然，则勃既将北军，其势已足以制南军，故令平阳侯告卫尉。然南军未附，势未可知，卫尉守殿门，相国虽不得入，而犹得裴回往来於殿庭之次，是南军犹纵其入，未有出力奋发而诛之者。若卫尉於是时不能久抗相国，则南军将何如也？又按知其不有起而应之者？盖彼皆素所服属者也，异时陈蕃之举是矣。平阳侯既驰告太尉，而尚恐不胜，未敢诵言诛之，乃谓朱虚侯刘章急人宫卫帝，章从勃调卒千人，入未央宫掖门，见产廷中，会天大风，从官乱，莫有斗者，遂得杀之於郎中府吏舍。又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。还入北军，报太尉勃至，於起而相贺曰：“所患独产，今已诛，天下定矣。”盖南军尚存，不能为太尉勃之忧，而吕产在宫中，勃深虑其不胜，必卫尉应於内，而后足以克敌，於此足以见南军之可以制北军。南军虽存而太尉得以告卫尉而夺之权。诛产之功，竟以北军而清宫掖，是又足以见北军之可制南军也。夫北军讨之於外，南军应之於内，表里相济，於此可验。然是时诛吕氏，北军之功居多，而南军无大功，故文帝褒赏功臣，如纪通、刘揭等皆封列侯，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户，而卫尉足等仅四百户，或者以其功为劣欤！当是之时，勃虽以南北军成诛吕安刘之功，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，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北军，则勃已不与两军之政。其后除右丞相，亦旋归政柄，盖前日之以北军制南军者，特一时之权宜而已。南北军本以相制，而文帝以宋昌兼领，失本意矣。然出於仓卒周防之谋，故随即罢卫将军，仍以其兵分属焉，是虽出於一时权宜，而於南北军之制，初未尝有所更易，此汉初兵制之善者也。其后武帝内增七校，以壮翼卫之势，又恐北军偏重，则置期门、羽林与夫城门之兵，兵籍纷纷，而南北军之制隳矣。”
汉调兵之制，民年二十三为正，一岁为卫士，二岁为材官骑士，习射御、骑驰、战陈，年六十五衰老，乃得免为庶民，就田里（如淳曰：“律，年二十三，傅之畴官，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癃罢。”）。
汉民凡在官三十二年，自二十三以上为正卒。每一岁当给郡县官一月之役，其不役者为钱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，已上，戍中都官者一年为卫士；京师者一年为材官、骑士、楼船；郡国者一年。三者随其所长，於郡县中发之，然后退为正卒，就田里，以待番上调发。
更有三品：有卒更，有践更，有过更。古者正卒无常人，皆迭为之，一月一更，是为更卒也；贫者欲得雇更钱，次直者出钱雇之，月二千，是为践更也；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，亦名为更，律所谓繇戍也。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。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，又行者当自戍三日，不可往便还，因便往一岁一更。诸不行者，出钱三百入官，以给戍者，是谓过更也（《昭帝纪》如淳注）。
秦用商鞅之法，月更卒，已复为正，一岁屯戍，一岁力役，三十倍於古（更卒，谓给郡县一而月更者，正卒，给中都官者也）。汉兴，循而未改，后改易，有谪乃戍边一岁耳。
按《汉书》如淳《注》言，更有三品。窃详其说：卒更者，正身供正役也；践更者，以钱雇直，所直者内地，其役一月，其钱，则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；过更者，亦以钱雇直，所直者边疆，其役三日，其钱，则不行者输之县官，县官以给代行者。但所谓一岁而更者，恐是并往回行程言之。远戍且以两月为行程，则每岁当役者十月。如是践更，则是一人替九人之役；如是过更，则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。夫戍边重事，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，则兵之在戍者无几矣。然《晁错传》明言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则似明立此法，非是并行程及雇募而言（一岁是并行程与雇募通言之，乃如淳注说），殊与三日之说背驰。窃意一岁而更，是秦以此待谪戍者，本非正法。及其穷兵黩武，则虽无罪者及元系复除者，皆调发之而侪之谪戍矣（七谪科所谓吏有罪者，罪人也；所谓贾人、赘婿及有市籍者，皆无罪之人也；闾左者，已复除之人也。详见下晁错疏中）。汉初亦遵其法，后来乃著令有罪者乃边戍一岁，而凡民之当戍者不过三日，若不愿行者，则听其出钱县官以给戍者，为过更之法耳。
如发谪徒，则有七科谪、恶少年、亡命、弛刑。选募则有勇敢、命、伉健之属（此皆出於正兵之外）。
高帝十一年征英布，赦天下死罪，令从军。武帝元鼎五年，吕嘉反，遣路博德将罪人驰，义越侯遗则将巴蜀罪人咸会番禺。元封二年，募天下死罪击朝鲜。
六年，赦京师亡命，令从军。太初元年，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，发郡国恶少年数万人，期至贰师取善马。四年，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（张晏曰：吏有罪，一；亡命，二；赘婿，三；贾人，四；故有市籍，五；父母有市籍，六；大父母有市籍，七：凡七科也）。
昭帝元凤元年，武都氐人反，发三辅、太常徒皆免刑击之。宣帝神爵元年，发三辅、中都官徒弛刑诣金城。武帝天汉四年，发勇敢士出朔方。昭帝始元元年，募吏民及发犍为、蜀郡命击益州（注云：‘常兵不足，故推选取精勇。闻命奔走，谓之命。’）。宣帝本始二年，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射者皆从军。 文帝用晁错言，募民徙塞下。
错上言：“臣闻秦时北攻胡貉，筑塞河上（师古曰：‘貉音莫客反。’），南攻扬粤（张晏曰：‘扬州之南越也。’），置戍卒焉。其起兵而攻胡、粤者，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，贪戾而欲广大也，故功未立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，战则为人禽，屯则卒积死。夫胡貉之地，积阴之处也，木皮三寸，冰厚六尺（文颖曰：‘土地寒故也。’）。食肉而饮酪，其人密理，鸟兽毳毛（师古曰：
‘密理，谓其肌肉也。毳，细毛也。’），其性能寒（师古曰：‘能读曰耐，此下能暑亦同。”），扬粤之地，少阴多阳，其人疏理，鸟兽希毛，其性能暑。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，戍者死於边，输者偾於道（服虔曰：“偾，仆也。”如淳曰： “偾音奋。”），秦民见行，如往弃市，因以谪发之，名曰‘谪戍’。先发吏有谪及赘婿、贾人，后以尝有市籍者，又后以大父母、父母尝有市籍者，后入闾取其左（孟康曰：“秦时复除者居闾之左，后发役不供，复役之也。或云：直先发取其左也。”师古曰：‘闾，里门也，居闾之左者，一切皆发之，非谓复除也。
解在《食货志》。’）。发之不顺，行者深怨，有背畔之心。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，以计为之也（师古曰：“北，谓败退。”）。故战胜守固，则有拜爵之赏，攻城屠邑，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，故能使其众蒙矢石，赴汤火（师古曰：
“蒙，冒犯也。”），视死如生。今秦之发卒也，有万死之害，而亡铢两之报，死事之后，不得一算之复（师古曰：“复，复除也，音左自反。”），天下明知祸然烈及己也（师古曰：“猛火曰烈，取以喻耳。”）。陈胜行戍，至於大泽，为天下先倡，天下从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。胡人衣食之业，不著於地（师古曰：“著音直略反。”），其势易以扰乱边境。何以明之？胡人食肉饮酪，衣皮毛，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也，如飞鸟走兽放於广野，美草甘水则止，草尽竭水则移。以是观之，往来转徙，时至时去，胡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所以离南调也。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於塞下，或当燕、代，或当上郡、北地、陇西，以候备塞之卒，卒少则入。陛下不救，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。救之，少发则不足；多发，远县才至，则胡又已去。聚而不罢，为费甚大；罢之，则胡复入。 如此连年，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陛下幸忧边境，遣将吏发卒以治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令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知胡人之能，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蔺石，布渠答（服虔曰：“蔺石，可投人石也。”苏林曰：“渠答，铁疾藜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蔺石，城上雷石也。墨子曰，城上二步一渠，立程长三尺，冠长十尺，臂长六尺；二步一答，广九尺，长十二尺。”师古曰：“蔺石，如说是也。渠答，苏说是也。雷音来内反。”），复为一城其内，城百五十步。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调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（师古曰：“调，谓算度之也。总计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。调音徒钓反。”），为中周虎落（郑氏曰：“虎落者，外蕃也。若今时竹虎落也。”苏林曰：“作虎落於塞要下，以沙布其表，旦视其迹，以知匈奴来入，一名天田。”师古曰：“苏说非也。虎落者，以竹蔑相连遮落之也。”）。先为室屋，具田器，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（张晏曰：“募民有罪自首，除罪定输作者也。复作如徒也。”臣瓒曰：
“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复作竟其日月者，今皆除其罚令居之也。”师古曰：“瓒说是也。复音扶目反。”）。不足，募以下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。不足，募民之欲往者。皆赐高爵，复其家。予冬夏衣，廪食，能自给而止（师古曰：
“初徙之时，县官且廪给其衣食，於后能自供赡乃止也。”）。郡县之民，得买其爵，以自增至卿（孟康曰：“《食货志》所谓乐卿者也，其位从卿而无职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孟说非也。乐卿，武帝所置耳，错之上书，未得豫言之也。然三等爵内无有卿名，盖谓其等总同列卿者也。”）。其亡夫若妻者，县官买予之。人情非有匹敌，不能久安其处。塞下之民，禄利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。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，以其半予之（言胡人入为寇，驱略汉人及畜产，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驱者，令其本主以半赏之）。县官为赎（张晏曰：“得汉人，官为赎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此二句之言，谓官为备价赎之耳。张说则非也。”）其民。如是，则邑里相救助，扶胡不避死，非以德上也（师古曰：“言非以此事欲立德义於主上也。”），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。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，功相万也。以陛下之时，徙民实边，使远方亡屯戍之事，塞下之民父子相保，亡系虏之患，利施后世，名称圣明，其与秦之行怨民，相去远矣。”上从其言，募民徙塞下。错复言：“陛下幸募民相徙，以实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输将之费益寡（如淳曰：“将，送也。或曰，将，资也。”），甚大惠也。下吏诚能称厚惠，奉明法（师古曰：“称，副也。”）存恤所徙之老弱，善遇其壮士，和辑其心而勿侵刻，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，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。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（师古曰：“所以充实宽广虚空之地。”），相其阴阳之和，尝其水泉之味，审其土地之宜，观其草木之饶，然后营邑立城，制里割宅，通田作之道，正阡陌之界，先为筑室，家有一堂二内，门户之闭（张晏曰：“二内，二房也。”），置器物焉。民至有所居，作有所用，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（师古曰：“之，往也。”）。为置医巫，以救疾病，以修祭祀，男女有昏，死生相恤，坟墓相从，种树畜长，室屋完安，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。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，使五家为伍，伍有长；十长一里，里有假士；四里一连，连有假五百（服虔曰：“假音假借之假。五百，帅名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假，大也，音工雅反。”）；十连一邑，邑有假候。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（师古曰：“有保护之能者也，今流俗书本护字作护，妄改之耳。”），习地形知民心者。居则习民於射法，出则教民於应敌，故卒伍成於内，则军正定於外。服习收成，勿令迁徙（师古曰：“各守其业也。”）。幼则同游，长则共事。夜战声相知，则足以相救；昼战目相见，则足以相识。爱之心，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劝以厚赏，威以重罚，则前死不还踵矣（师古曰：“还读曰旋，旋踵，回旋其足也。”）。所徙之民，非壮有材力，但费衣粮，不可用也，虽有材力，不得良吏，犹亡功也。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，臣窃意其冬来南也（师古曰：“意，疑之也。”），壹大治之，则终身创矣（师古曰：“创，惩艾也，音初亮反。”）。欲立威者，始於折胶（苏林曰：“秋气至，胶可折，弓弩可用，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。”），来而不能困，使得气去（师古曰：“使其得胜逞志气而去。”），后未易服也。”
光武以幽、冀、并州兵定天下，始於黎阳立营，领兵骑常千人，以谒者监之，号黎阳兵。其后又以扶风都尉部在雍县，以凉州近羌，数犯三辅，将兵卫护园陵，故俗称雍营。而京师南北军如故，於北军则并胡骑、虎贲二校为五营，以北军中候易中垒以监之；於南军则光禄勋省、车、户骑三将及羽林令，都尉省旅贲及卫士一丞。
建武之初，禁网尚阔，但以玺书发兵，未有虎符之信。杜诗上疏曰：“臣闻兵者国之凶器，圣人所谨，旧制发兵，皆以虎符，其余调发，竹使而已。符第合会，取为大信，所以明著国命，敛持威重也。者发兵，但用玺书，或以诏令，如有奸人诈伪，无由知觉。愚以为军旅尚兴，贱虏未殄，召兵郡国，宜有重谨，可立虎符，以绝奸端。昔魏之公子，威倾邻国，犹假兵符以解赵围，若无如姬之仇，则其功不显。事有烦而不可省，费而不得已，盖谓此也。”书奏，从之。
建武六年，诏罢郡国都尉，并职太守，无都试之法，惟京师款兵如故。七年，罢天下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及军假吏，悉还民伍，惟更赋如故。九年，省关都尉。十三年，罢左右将军。二十二年，罢诸边郡亭候吏卒。
光武罢都尉，然终建武之世，已不能守前法。罢尉省校，辄复临时补置。七年，罢长水、射声二十校尉。十五年，复更增屯骑长水、射声三校尉。九年，省关都尉。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，而天下亦往往复置都尉。
明帝以后，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，听从妻子，自占边县以为常。
凡徙者，皆给弓弩衣粮，於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（明帝时）；南蛮或叛，则置象林兵（和帝时）；羌犯王辅，则置长安、雍二尉（安帝时）；鲜卑寇居庸，则置渔阳营（安帝时）。其后盗作缘海，稍稍增兵（顺帝时），而魏郡、赵国、常山、中山六百一十六坞，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，扶风、汉阳、陇道三百坞（《西羌传》），置屯多矣。
灵帝中平五年，望气言：“京师当有大兵。”何进於是劝帝大发四方兵，讲武於平乐观，躬擐甲胄，称无上将军以厌。始置西园八校尉，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，袁绍为中军校尉（《传》云佐军），鲍鸿为下军校尉，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融为左军校尉，冯芳为助军右校尉，夏牟为左校尉，淳于夔为右校尉，凡八人，谓之西园军，皆统於硕。
章氏曰：“高祖之世，南北二军不出，而民兵散在郡国，有事以羽檄召材官、骑士以备军旅。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，当时各因其地，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（如魏为北地将军，周灶为陇西将军），事已则罢。京师止南北军为中尉缇骑、郎中令诸郎、城门校尉屯兵。北军属太尉，南军属卫尉。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以中尉材官出征，恐京师无重兵而生变，於是分北军为八校，以中垒领之。
又恐北军之权太重，故於光禄勋增羽林、期门之兵，此武帝以南北军相制之意。唐人盖知之矣，时异南北军，皆郡国番上无定在之兵也（详见前）。自武帝置八校，大抵以习知胡越人充之，则募兵始此。期门、羽林，皆家世为之，则长从如此（期门，父死子代；羽林孤儿乃子孙，见《表》、《志》）。盖自是有养兵之病，而京师之兵制坏矣。元狩以后，兵革数动，民多买复，调发之士益鲜，於是发及调吏，次及谪民，次及谪戍，次及七科谪，异时以隶於都尉者充兵，故其伍符甚整也。及常兵不足，调及他众，甲伍必紊，而郡国之兵制又坏矣。是以昭、宣以来，其弊日甚。始元元年，募民及发命者击益州。元凤元年，遣太常、三辅徙免刑击氐。五年，发三辅及郡国恶少、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。本始二年，又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从军。神爵元年，又发三辅、中都官徒弛刑，及应募飞射士、孤儿，胡、越骑诣金城以益边。夫募及奔命，调及恶少，发及刑徒，选及三百石吏，而又以羽林、飞、胡骑、越骑从事，是南北军出矣。纷纷无复旧制，皆自武帝启之（按武帝时，事越则会稽、豫章，击朝鲜则举辽东，开西南夷则巴蜀，南北军犹未出，至宣帝击羌，而始出矣）。及光武之一起而变之，兵制荡然矣（光武置黎阳兵，罢郡国都试，省都尉。明帝而后，募囚戍边，置诸营事，并见前）。自光武罢都试，而外兵不练。虽疆场之，广屯增戍，列营置坞，而国有征伐，终藉京师之兵以出。盖自建武迄於汉衰，匈奴之寇，鲜卑之寇，岁岁有之，或遣将出击，或移兵留屯（如永平中伐匈奴，留兵伊吾庐城，至肃宗二年罢之之类是也），连年暴露，奔命四方，而禁旅无复镇卫之职矣。至安帝永初，募入钱，得为虎贲、羽林、缇骑营士，而营卫之选亦衰矣。桓帝延熹，诏减羽林、虎贲不任事者半俸，则京师之兵亦单弱矣。外之士兵不练，而内之卫兵不精，设若盗起一方，则羽檄被於三边，兴发甲卒，取办临时；战非素具，每出辄北，於是羌寇转盛，移兵赴远，民不堪命。永和二年，交趾、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，无亦罢於奔命之过欤？此其兴兖、豫之卒，击象林万里之寇，李固所以力争也。永建，方且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，又方募为陷陈（《羌传》：‘任尚募以击羌。’），召为积射（《鲜卑传》：‘邓远以击鲜卑。’），召为义从（东汉有羌胡义从，盖取西边羌胡之愿从者为兵也。董卓正以羌胡义从兵入乱京师），大抵创立名号，荡无良法。桓、灵之世，虽能委任段，尽灭诸寇，而中平元年，黄巾遂作，所在盗贼，不可胜数，於是置八都尉。黄巾既殄，而萧墙之祸作。盖自中世以后，令出房帷，政归台阁，宦戚更领兵权，迭相倾夺，然五营畏服中人，陈蕃、窦武欲诛宦官，北军不助武等而助宦官，遂又夷灭何、武。袁绍惩其事，故欲藉外兵以除之，於是内置园校，阳尊阉宦，外重州牧，实召边将（董卓以并州牧将兵）。阉宦虽除，而董卓之祸已成。义兵四起，郡牧争政，汉遂三分。原汉盛衰，皆兵之由，而光武实为之（光武徒见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，韩延寿以试士僭拟不道诛，而翟义之讨王莽，李通之劝光武，皆因秋试之日，因勒军旅、诛守长、号令起军，遂罢都试之法）。”
昭烈初置五军，其将校略如汉，而兵有突将无前、ク、叟青羌散骑、武骑之别。诸葛亮卒，蜀兵耗矣。
《诸葛亮传》：“街亭之败，戮马谡以谢众，上疏曰：‘自臣到汉中，中期年耳，然丧赵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，突将无前、ク、叟、青羌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，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纟斗合四方之精锐，非一州之所有，若复数年，则损三分之二，将何以图敌？’”
汉兴，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国。
十一年，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皇太子卫，军霸上。惠帝七年，发车骑、材官诣荥阳。文帝三年，发中尉材官，属卫将军，军长安。景帝后二年，发车骑、材官屯雁门。武帝，王恢击匈奴，伏兵车骑、材官三十余万，匿马邑旁谷中。
宣帝神爵元年，发三河、颍川、沛郡、淮阳、汝南材官诣金城。
易氏曰：“《刑法志》曰‘踵秦置材官、车骑於郡国’，特其略耳，其实不惟置材官而已。又曰‘武帝外有楼船’，特言用楼船以平百粤耳，其实高祖已有楼船之制也。《光武纪》注所引《汉官仪》曰：‘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，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，常以秋后讲肄课试，各有员数。’平地用车骑，山阻用材官，水泉用楼船。盖三者之兵，各随其地之所宜。以汉史考之，大抵巴蜀、三河、颍川诸处止有材官，上郡、北地、陇西、诸处止有车骑，而庐江、浔阳、会稽诸处止有楼船。三者之兵，虽各随其地之所宜，而郡国之兵，其制则一。有列郡，有王国，有侯国。郡有守，有都尉。都尉佐太守典武。其在王国，则相比郡守，中尉比都尉。侯国有相，秩比天子令长。每岁郡守、尉教兵，则侯国之相与焉。侯国之兵既属之郡，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，不可擅用，防微杜渐，皆所以尊京师也。
京师有南、北军之屯（《汉旧仪》：“殿外门署卫尉，殿内郎署，属光禄动，南军也”），南军，卫主之（颜曰：“卫尉等在宫内。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。”）
掌宫城门内之兵。
《百官表》：“卫尉掌宫门卫屯兵。”而《高后纪》言周勃既入北军，尚有南军，乃令平阳侯告卫尉，无纳吕产。时吕禄为将军，掌北军。产为相国，掌南军。太尉已入北军，尚有南军，故未敢诵言诛产。已告卫尉毋纳相国产殿门。产欲入未央宫为乱，弗得入，盖产所将南军，当在殿庐之内。及宣帝用张安世为卫将军，两宫卫尉、城门、北军兵属焉。不言南军。盖卫即南军也。戾太子变，时京师兵尽发，独不闻发南军，盖卫士从上在甘泉故也。以此知南军为宫城兵，而卫尉主之。
古者环卫有二等，宫伯则领贵游子弟，宫正则领宫徒役事，汉有卫郎、卫兵，亦此制欤！（卫尉典卫兵，郎中令典卫郎）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禄勋。掌宿卫宫殿门户。其属者有诸郎。掌守门户。出充车骑（凡郎官皆上直。执戟宿卫，出充车骑，惟议郎不在直中）。中郎有五官、左、右三将（车、户、骑三将见《百官表》）。
易氏曰：“或曰，汉制有卫郎、卫兵。卫兵既属卫尉，为南军，而郎中令均是宿卫，故《表》、《志》皆列於卫尉之前，而论者皆编为南军，若谓郎中令所领皆郎，不可以军言，则守门户、出充车骑，孰谓其非军也？郎而非军，宣帝胡为出之以击羌哉？此说殆不其然。抑尝考之，郎卫、兵卫，固均为宿卫之职，而郎中令、卫尉所掌，又皆宫门内外之事。按郎中令乃秦官，武帝更其名为光禄勋。
《前表》，光禄勋掌宫门户，卫尉掌宫殿门卫屯兵；《后志》，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。卫尉掌宫门卫士，宫门徼巡事。其职实有相关者。《旧仪》曰：‘殿外门舍属卫尉，殿内门舍属光禄勋。’职之相关，特有内外之别耳。此正《周官》所谓宫正、宫伯之职。然兵卫之属卫尉者号为南军，固可考而知。若遂以光禄勋列於南军，则有所不可考者。汉光禄勋之职，属官：中郎有五官、左、右三将，秩比二千石；郎中有车、户、骑三将，秩比千石；以下如议郎、中郎，秩比六百石；侍郎比四百石；郎中比三百石，职任固不轻矣。而当时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经、孝廉、射策甲科、博士弟子高第及尚书奏赋、军功良家子充之，其后又期门、羽林皆属焉，是皆亲近天子之官，别为一府，非可谓之南军也。所谓守门户、充车骑者，若今之环卫出为天子导从仪卫而已，非可以军名也。宣帝之击羌，特以死事之子孙、羽林孤儿用之，非谓所掌之郎而尽使之从军。不然，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领南北军；张武为郎中令，行殿中。以是观之，则张武自别领郎卫之职，宋昌自兼领南北军之职，兵卫、郎卫，分为二职，则知郎卫非南军明矣。
武帝时，置期门、羽林（皆宿卫官，属南军）。 《东方朔传》：“上始微行，常用饮酎己。八、九月中，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、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，故有期门之号。”以六郡良家子选给（六郡谓陇西、天水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也），掌执兵迭从，以材力为官，名将多出焉（甘延寿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，投石超距，绝於等伦，尝超逾羽林亭楼，由是迁为郎，试弁，为期门。霍光都肄郎羽林）。
建元三年，初置比郎，无员，多至千人，有仆射，秩比千石。太初元年初置，名曰建章营骑，后更名羽林骑。又取从军死事者之子孙养羽林，教以五兵，号曰羽林孤儿（少壮令从军）。羽林有令、丞。宣帝令中郎将、骑都尉监羽林，秩比二千石。（蔡质《汉仪》曰：“羽林有左监，主羽林左骑八百；右监主右骑九百人。”）又有羽林黄头郎（《枚乘传·注》：“习水战者也。”），平帝又更期门为虎贲，主宿卫此光禄勋所领之兵（师古曰：“羽林宿卫之官，言其如羽之疾，如林之多。”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此说非也。按《晋志》：‘羽林军四十五在营室星之南，一曰天军，主军骑。’则汉名军以羽林，法天文耳。”）。 章氏曰：“南军有郎卫、兵卫，掌天子宿卫；北军止於护城，轻重不侔矣。
汉世凡大丧，自诸郎卫皆发。而宣帝之葬霍光，光武之葬吴汉，则诏以北军护送。
章怀太子曰：‘不以南军，重之也。’又：‘王国人不得宿卫，亲属犯法人不得宿卫。’如龚遂为楚王常侍，三举孝廉，以王国人不得宿卫；萧望之以甲科为郎，坐从弟犯法，则不得宿卫。季冬或正月，天子行幸曲台，临飨卫士，劝以农桑，令就田里，必观以角而后遣，则南军之重可知矣。”
北军，中尉主之，掌京城门内之兵。
《百官表》：“中尉，秦官，掌巡徼京师，属官有中垒、寺互、武库（兵器所）、都船四令丞。又有式道左右候、候丞，及左右京辅都尉、尉丞兵卒皆属焉。”是中尉所职，乃巡徼京师，以此知北军为京城兵，而中尉主之也。
山斋易氏曰：“北军徼巡京师，属中尉，别有垒垣军门在京城。按《胡建传》云：‘监军御史穿北军垒垣为贾区，军正丞胡建斩之。’而中垒校尉实掌北军垒门内，则是北军自有垒垣军门。惟北军有垒垣军门，必有汉节而后入。《高纪》：
‘上将军吕禄、相国吕产颛兵秉政，太尉周勃欲入北军而不得入，乃令纪通持节，矫内勃北军。’又《武纪》：‘征和元年，发三辅为士，大搜上林，闭长安城门索。’又《汉帝年纪》：‘大搜长安中，闭城门十五日，待诏征官多饿死。’是北军在长安城内，苟无汉节，虽以太尉之尊，军门得以拒之，不得辄入，其法甚严也。然北军之垒错列长安城内，不近宫城。惟南宫列於宫垣，北军亦不得入，《江充传》：‘贵戚近臣多奢僭，充皆举劾，奏请没入军马，令身诣北军击匈奴。
即移书光禄勋、中黄门，逮名近臣侍中诸当诣北军者，移劾门卫，禁止无令得出入宫殿。’又《礼仪志》：‘先腊一日，大傩，谓之逐疫。中黄门倡，亻辰子和，持炬火，送疫出端门外。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。’《东京赋》注云：‘卫士千人在端门外，五营千骑在卫士外。’此卫士在内、北军在外之证也。”
又曰：“或曰‘北军属太尉，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，以宠大将，而北军分八校，以中垒领之’，非也。武帝置八校，各有校尉，秩皆二千石，不相统属。而中垒自掌北军垒垣门事，非兼八校，此固不待辩而明矣。至谓北军属太尉，则尤不可以不辩。彼独见太尉周勃入北军之事，故举而言之，殊不知当时勃欲入北军，必令纪通持节矫内之，是以计诛吕氏，非谓以太尉勃领北军而后入也。盖北军自属中尉，而太尉掌武，虽本兵之任，然三公之职，初不常置。按司马氏《将相表》：
‘高帝二年，太尉卢绾，五年罢。十一年，周勃为太尉，攻代，后官省。高后四年，置太尉官。文帝三年罢。属丞相景帝五年复置，七年罢。武帝建元元年复置，二年罢。’后改为大司马。是其职之或置或罢，盖以三公无所不统，官不必备，惟其人而已，岂专领北军者邪！”
武帝增置八校（属北军），更名中尉为执金吾（《百官志》：“执金吾，秦官，缇骑五百二十人。”光武曰“仕宦当至执金吾”，言徒役盛也）。
帝用兵四夷，发中尉之卒，远击南粤，恐内无重兵，或致生变，於是创置七校尉，募知胡事者为胡骑，知越人事者为越骑。又取中尉属官所谓中垒者进为校尉，凡八校尉。
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外，又外掌西域。屯骑校尉掌骑士。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内屯兵。越骑校尉掌越骑（如淳曰：“越人内附以为骑也。”晋灼曰：“取其材力超越也。”师古曰：“《宣纪》言飞射声、胡越骑，又此有胡骑，如淳说是也。”）。长水校尉掌长水、宣曲胡骑（长水，胡名也。宣曲，观名，胡骑屯所），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，不常置（胡骑之屯池阳者）。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者（服虔曰：“工射者也，冥冥中闻声则中之，因以名也。”应劭曰：“须诏所命而射，故曰待诏射也。”），虎贲校尉掌轻车。凡八校尉，皆武帝初置，有丞、司马，秩皆二千石（《刑法志》言：“武帝平南粤，内增七校。”盖胡骑校尉不常置，故言七）。 外又有城门校尉，掌京师城门屯兵（不在八校尉数内），有司马（八屯各有司马）， 十二城门候（门各有候。萧望之署小苑东门候，亦其比也。
城门初无兵，自戾太子事后置，以城门校尉一人领之。十二城门各有候，王商以特进，孔光以太傅领城门兵，得举吏如五府）。 山斋易氏曰：“按《刘屈传》：‘戾太子使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，皆已装会。侍郎莽通使长安，追捕如侯，告胡人曰，节有诈，勿听也。遂斩如侯，引骑入长安。’盖中垒在北军，而步兵在长林苑门、长水，兼掌长水及宣曲胡骑，则在长水及宣曲，皆在长安城外。颜师古以长水在今县东长水乡，是知八校分屯不专在一所，虽同名北军，而各以校尉领之，而不属中尉之北军。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门校尉之后，而中垒校尉亦别掌北军垒门内外，不属金吾也。盖金吾秩中二千石，而八校皆秩二千石，其位亦重矣。光武并七校为五营，故省虎贲入射声，省胡骑人长水，又省中垒校尉而置北军中候，掌监五营。自是五营属北军，以北军中候监之，谓之北军五营。”
章氏曰：“按武帝八校为北军，《表》不言属中尉。疑中垒自专统北军，与中尉异司，而北军始不属中尉矣。武帝既增校尉，恐中垒之权太重，又於光禄勋之下，旋理会增添，於是增羽林、期门，以益南军，大概领二军之势均。”胡广曰：“卫尉巡行宫中，则执金吾徼於宫外为表里。”唐李揆曰：“汉以南北军相制者此也。” 又曰：“汉初南北军亦自郡国更番调发来，何以言之？黄霸为京兆尹，坐发骑士诣北军，马不士，劾乏军兴。则知自郡国调上卫士一岁一更，更代番上，初无定兵。自武帝置八校，则募兵始此。置羽林、期门，则长从始此。”古者禁卫兵不出。汉初，犹得古意，京师之兵不以出征。高帝十一年，发中尉卒军灞上，文帝三年，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，军长安，则中尉之兵未始远出。武帝元鼎六年，发中尉卒击吕嘉，则失之矣。至宣帝遂令羽林、飞诸兵远赴金城击羌，不亦骚动之甚乎！”
又曰：“汉兵郎无员数，虎贲千五百人，而多不过千人；羽林左八百人，右九百人；八校各七百人。至东汉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。执金吾缇骑五百二十人，至东汉亦不过六百人。卫尉所领诸宫掖门都侯、剑戟卫士，至东汉不过二千五百人。十二城门兵不见数，然亦不过门置一候，以掖门司马领之，多至百八十人，少或三十八人，则城门领於一校，大约可见。中都兵盖仅用四万耳。”
◎南军图（上准《东汉·安帝纪》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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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三署郎│车、户、骑三将│武│武帝置期门，平帝│左监（主左
│ │ │ │更虎贲 │骑八百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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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│左中郎将（主 │虎│虎贲郎（千五百 │
│ │ 左署郎） │ │人，无常员，多 │
│ │ │ │至千人。主虎贲 │
南│ │ │ │宿卫） 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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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光禄勋│五官中郎将 │主│主殿门内 │
│（本郎│（主五官郎） │ │ │
│中令，│ │ │ │
│武帝改） │ │ 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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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│右中郎将 │羽│羽林郎 │
军│ │（主右署郎） │ │ （百八十人） 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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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卫士 │车、户、骑三将│武│武帝置建章营骑、│右监（主右
│（八十│ │ │ 羽林骑 │骑九百人）
│一人）│ │ │ │ ◎卫尉国（下准《东汉·百官志》卫尉注） 主殿公车司马（主阙门兵）
南宫卫士（卫士五百三十七人）
北宫卫士（卫士四百七十二人）
右都候（主剑戟，卫士四百十六人）
卫尉左都候（主剑戟，卫士三百八十三人）
南宫南屯司马（主平城门，卫士一百二人）
北宫门苍龙司马（主东门卫士四十人） 元武司马（主元武门，卫士三十八人）
北屯司马（主北门，卫士三十八人）
外兵 北门朱雀司马（主南掖门，卫士一百二十四人） 东明司马（主东门，卫士一百八十人）
朔平司马（主北门，卫士一百十七人）
◎北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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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中垒校尉 │掌北军│北京│越骑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越骑）
北│（本中尉，│垒门 │城兵│步兵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上林苑门屯兵）
│武帝改属 │ │ │
│光武省， │ │ │长水校尉（领士七百三十六人，掌
│置中候） │ │ │ 长水、宣曲胡骑）
│ │ │ │射声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待诏射士）
军│ │ │ │屯骑校尉（领士七百人，掌骑士）
│ │ │ │胡骑校尉（光武并长水，掌胡骑之屯
│ │ │ │池阳者，不常置）
│ │ │ │虎贲校尉（光武并射声，号五营，掌
│ │ │ │ 轻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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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氏曰：“班孟坚志刑法而不志兵，取古者大刑用兵之义。而以兵附刑，然述之不详，使一代之制无考焉。汉初，兵民不甚分，如冯唐谓吏卒皆家人子弟，起田中从军。而后汉《礼仪志》谓罢遣卫士，必劝以农桑。由是观之，兵农尚未分。”
山斋易氏《汉南北军始末序》曰：“汉之兵制，莫详於京师南北军之屯，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，然皆居重驭轻，而内外自足以相制，兵制之善者也。盖是时兵农未分，南北两军，实调诸民，犹古者井田之遗意。窃疑南军以卫宫城，而乃调之於郡国；北军以护京城，而乃调之於三辅。抑何远近轻重之不伦邪？尝考之司马子长作《三王世家》，载公户满意之言曰：‘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，所以正骨肉也；外有同姓大夫，所以正异族也。’盖同姓，亲也，於内为逼，故处於外，而使之正异族；异姓，疏也，於亲为有，故处於内，而使之正族属。南北军调兵之意，殆犹是欤！郡国去京师为甚远，民情无所莫，而缓急为可恃，故以之卫宫城，而谓之南军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，民情有闾里、墓坟、族属之爱，而利害必不相弃，故以之护京城，而谓之北军。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。惜夫班孟坚号一代良史，而论载独略。范蔚宗后史於此尤阙焉，往往杂见一二於《纪》、《传》、《表》、《志》之。乡者以管见而商扌之，考其始末，述以俪语，其后先沿革，悉疏於下，而犹恨未能条列汉制之详，近犹子开得胄监学者所考南北军，且合此二书略加参订，遂使汉家一代军制，与夫内外相制之意，如辨白黑，了然在目，诚考古之一端，於是乎书。”
又曰：“北军番上与南军等。南军卫士调之郡国，而北军兵卒调之左、右、京辅。按《百官志》，左右京辅都尉、尉丞、兵卒皆属中尉。夫中尉为天子北军之统帅，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，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，何也？左即冯翊，右即扶风，京即京兆，谓之三辅。三辅之委寄，固重於郡国矣。而所领兵事，则非郡国之比。盖汉太守谓之郡将，兼领武事；都尉掌佐守，典武职。在王国，则相比郡守，中尉比都尉，皆掌兵之任。若三辅，则异是矣。夹辅京邑，错列畿甸，其势甚逼，则兵权为甚重，故都尉、尉丞、兵卒不属郡卒，而特属中尉之北军，其番上亦然。何以明之？黄霸尹京兆，发骑士诣北军，以‘马不士，劾乏军兴，连贬秩’，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，而属中尉无疑也。”
又曰：“南军无常在之兵，以郡国民始傅者为之。《高纪》如淳注云：‘律，民年二十三，傅之畴官。’傅，著也。立傅名籍，以给公家之繇役也。又，《汉仪注》‘民年二十为正，一岁为卫士’，即此宫门卫士而谓之南军者。武帝建元元年，诏：‘卫士转置送迎常二万人，其省万人。’郑氏云：‘去故置新，常二万人。’是即位之初政令如此。其后期门、羽林、七校之类，增置不一，而南军卫士实有定数，是以国无重费，而民亦不以为病。《王尊传》，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台，临飨罢卫士；盖宽饶为卫司马，及岁尽交代，上临飨罢卫卒，数千人皆叩头自请，愿复留其更一年，则当时之人情可知矣。考《韦元成传》，则寝园所用，已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。至《元纪》初元三年，随即罢甘泉、建章宫卫士，未见其为病民也。至光武讲省兵之制，而宫掖门卫士才二千五百余人而已。其后又罢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士，而《后·礼仪志》有‘飨遣故卫士仪。’是知光武虽罢郡国之兵，而南军卫士仍番上平民也，此南宫属卫尉而调兵郡国之证欤。”
又曰：“杜佑《通典》谓‘汉氏重兵，悉在京师’，是殆不然。两汉之初，正以京师无重兵。尝以《后·百官志》考之。卫尉卫士六千人，南宫、北宫卫士共一千八人；左右都候卫士共七百九十九人。宫掖凡七门，每门各有司马以领卫士。南屯七百二人；苍龙四十人；元武三十人。北屯三十八人；朱雀二十四人，东明百八十人，朔平百二十七人。总而计之，南北为九千四十六人。北军五校所领骑士如屯骑、越骑、步兵、射声各七百人，又中尉缇骑五百三十人。总而计之，为四千五十人。惟城门屯兵数无所考，以宫掖门司马所领者推之，多者七百二人，少者止三十人，况十二门止於一校，必非重兵所在，多不过三千人耳。总是三者，而京师之兵不满二万人。或曰，此光武中兴之兵制也。武帝之增置，则殆不止是，然亦不过倍之云尔。若高、文之世，未有增置，则其数当益少於此也，岂得云重兵悉在京师哉？故此以万旅言之。”
又曰：“大抵南北军之制，在《汉志》为甚略，无所考证。然杂见於纪、传、表、志者，亦可参考其一二，其大要则无出於高后八年之纪也。考之《高后纪》，则见二军之权势，内外足以相制，表里足以相应，高帝之法，可谓规摹宏远矣。汉初定天下，京师之屯，惟此二军。诸夏本根，所系甚重，故高祖於卫尉、中尉之任，皆不轻授，而必付之郦商、周昌。高帝十一年，《百官表》书卫尉王氏，中尉戚思。王氏史失其名，而《萧何传》载王卫尉之谏高帝械系何也，其面折廷争，有似王陵，或者其陵欤？思者，毋乃戚夫人之族属欤？高帝锺爱赵王，屈周昌使相之，及莫年，则以戚氏本兵，得非阴为保护赵王之计？而王陵固高帝付以孤之任者，故以之主兵邪？惠帝初年，吕氏固已颛国政，刘泽，吕氏之戚属也，实为卫尉，而《表》於中尉缺焉。高后七年，泽既为王之国。终吕后之世，二官及郎中令，皆不以除人，特以兵权分属於吕禄、吕产，而长乐卫尉亦属之吕更始辈，兵权尽归吕氏矣。史称太后病困，以赵王禄为上将军，居北军，梁王产为相国，居南军，且戒之云，我即崩，必据兵卫宫，谨无送丧为人所制，故史称上将军禄、相国产颛兵秉政。《齐王传》云‘居长安中，聚兵以威大臣’，良有以也。陈平、周勃谋诛吕氏，太尉勃欲入北军，仍令纪通持节矫内之。又令郦寄、刘揭说禄解将印，而以兵授太尉勃。勃既将北军，而尚有南军卫尉居宫中，实颛南军之权，故令平阳侯告之，使毋内吕产殿门。按《表》，高后七年，刘泽为王，卫尉不以除人，不知平阳侯所告者何人哉！产既颛军，其权不在卫尉，审矣。恐未易以一言之故，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国也。又按《表》，文二年始书卫尉足，而文帝诏封功臣，则云卫尉足等十人矣。愚谓平、勃区处南军，宜无异於北军，而平阳侯所告之人得非卫尉足也邪？岂平、勃欲诛吕氏，始除足为卫尉以夺南军，故平阳侯得以告之，而史策省文，不详载尔。又不然，则勃既将北军，其势已足以制南军，故令平阳侯告卫尉。然南军未附，势未可知，卫尉守殿门，相国虽不得入，而犹得裴回往来於殿庭之次，是南军犹纵其入，未有出力奋发而诛之者。若卫尉於是时不能久抗相国，则南军将何如也？又按知其不有起而应之者？盖彼皆素所服属者也，异时陈蕃之举是矣。平阳侯既驰告太尉，而尚恐不胜，未敢诵言诛之，乃谓朱虚侯刘章急人宫卫帝，章从勃调卒千人，入未央宫掖门，见产廷中，会天大风，从官乱，莫有斗者，遂得杀之於郎中府吏舍。又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。还入北军，报太尉勃至，於起而相贺曰：“所患独产，今已诛，天下定矣。”盖南军尚存，不能为太尉勃之忧，而吕产在宫中，勃深虑其不胜，必卫尉应於内，而后足以克敌，於此足以见南军之可以制北军。南军虽存而太尉得以告卫尉而夺之权。诛产之功，竟以北军而清宫掖，是又足以见北军之可制南军也。夫北军讨之於外，南军应之於内，表里相济，於此可验。然是时诛吕氏，北军之功居多，而南军无大功，故文帝褒赏功臣，如纪通、刘揭等皆封列侯，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户，而卫尉足等仅四百户，或者以其功为劣欤！当是之时，勃虽以南北军成诛吕安刘之功，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，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北军，则勃已不与两军之政。其后除右丞相，亦旋归政柄，盖前日之以北军制南军者，特一时之权宜而已。南北军本以相制，而文帝以宋昌兼领，失本意矣。然出於仓卒周防之谋，故随即罢卫将军，仍以其兵分属焉，是虽出於一时权宜，而於南北军之制，初未尝有所更易，此汉初兵制之善者也。其后武帝内增七校，以壮翼卫之势，又恐北军偏重，则置期门、羽林与夫城门之兵，兵籍纷纷，而南北军之制隳矣。”
汉调兵之制，民年二十三为正，一岁为卫士，二岁为材官骑士，习射御、骑驰、战陈，年六十五衰老，乃得免为庶民，就田里（如淳曰：“律，年二十三，傅之畴官，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癃罢。”）。
汉民凡在官三十二年，自二十三以上为正卒。每一岁当给郡县官一月之役，其不役者为钱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，已上，戍中都官者一年为卫士；京师者一年为材官、骑士、楼船；郡国者一年。三者随其所长，於郡县中发之，然后退为正卒，就田里，以待番上调发。
更有三品：有卒更，有践更，有过更。古者正卒无常人，皆迭为之，一月一更，是为更卒也；贫者欲得雇更钱，次直者出钱雇之，月二千，是为践更也；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，亦名为更，律所谓繇戍也。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。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，又行者当自戍三日，不可往便还，因便往一岁一更。诸不行者，出钱三百入官，以给戍者，是谓过更也（《昭帝纪》如淳注）。
秦用商鞅之法，月更卒，已复为正，一岁屯戍，一岁力役，三十倍於古（更卒，谓给郡县一而月更者，正卒，给中都官者也）。汉兴，循而未改，后改易，有谪乃戍边一岁耳。
按《汉书》如淳《注》言，更有三品。窃详其说：卒更者，正身供正役也；践更者，以钱雇直，所直者内地，其役一月，其钱，则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；过更者，亦以钱雇直，所直者边疆，其役三日，其钱，则不行者输之县官，县官以给代行者。但所谓一岁而更者，恐是并往回行程言之。远戍且以两月为行程，则每岁当役者十月。如是践更，则是一人替九人之役；如是过更，则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。夫戍边重事，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，则兵之在戍者无几矣。然《晁错传》明言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则似明立此法，非是并行程及雇募而言（一岁是并行程与雇募通言之，乃如淳注说），殊与三日之说背驰。窃意一岁而更，是秦以此待谪戍者，本非正法。及其穷兵黩武，则虽无罪者及元系复除者，皆调发之而侪之谪戍矣（七谪科所谓吏有罪者，罪人也；所谓贾人、赘婿及有市籍者，皆无罪之人也；闾左者，已复除之人也。详见下晁错疏中）。汉初亦遵其法，后来乃著令有罪者乃边戍一岁，而凡民之当戍者不过三日，若不愿行者，则听其出钱县官以给戍者，为过更之法耳。
如发谪徒，则有七科谪、恶少年、亡命、弛刑。选募则有勇敢、命、伉健之属（此皆出於正兵之外）。
高帝十一年征英布，赦天下死罪，令从军。武帝元鼎五年，吕嘉反，遣路博德将罪人驰，义越侯遗则将巴蜀罪人咸会番禺。元封二年，募天下死罪击朝鲜。
六年，赦京师亡命，令从军。太初元年，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，发郡国恶少年数万人，期至贰师取善马。四年，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（张晏曰：吏有罪，一；亡命，二；赘婿，三；贾人，四；故有市籍，五；父母有市籍，六；大父母有市籍，七：凡七科也）。
昭帝元凤元年，武都氐人反，发三辅、太常徒皆免刑击之。宣帝神爵元年，发三辅、中都官徒弛刑诣金城。武帝天汉四年，发勇敢士出朔方。昭帝始元元年，募吏民及发犍为、蜀郡命击益州（注云：‘常兵不足，故推选取精勇。闻命奔走，谓之命。’）。宣帝本始二年，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射者皆从军。 文帝用晁错言，募民徙塞下。
错上言：“臣闻秦时北攻胡貉，筑塞河上（师古曰：‘貉音莫客反。’），南攻扬粤（张晏曰：‘扬州之南越也。’），置戍卒焉。其起兵而攻胡、粤者，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，贪戾而欲广大也，故功未立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，战则为人禽，屯则卒积死。夫胡貉之地，积阴之处也，木皮三寸，冰厚六尺（文颖曰：‘土地寒故也。’）。食肉而饮酪，其人密理，鸟兽毳毛（师古曰：
‘密理，谓其肌肉也。毳，细毛也。’），其性能寒（师古曰：‘能读曰耐，此下能暑亦同。”），扬粤之地，少阴多阳，其人疏理，鸟兽希毛，其性能暑。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，戍者死於边，输者偾於道（服虔曰：“偾，仆也。”如淳曰： “偾音奋。”），秦民见行，如往弃市，因以谪发之，名曰‘谪戍’。先发吏有谪及赘婿、贾人，后以尝有市籍者，又后以大父母、父母尝有市籍者，后入闾取其左（孟康曰：“秦时复除者居闾之左，后发役不供，复役之也。或云：直先发取其左也。”师古曰：‘闾，里门也，居闾之左者，一切皆发之，非谓复除也。
解在《食货志》。’）。发之不顺，行者深怨，有背畔之心。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，以计为之也（师古曰：“北，谓败退。”）。故战胜守固，则有拜爵之赏，攻城屠邑，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，故能使其众蒙矢石，赴汤火（师古曰：
“蒙，冒犯也。”），视死如生。今秦之发卒也，有万死之害，而亡铢两之报，死事之后，不得一算之复（师古曰：“复，复除也，音左自反。”），天下明知祸然烈及己也（师古曰：“猛火曰烈，取以喻耳。”）。陈胜行戍，至於大泽，为天下先倡，天下从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。胡人衣食之业，不著於地（师古曰：“著音直略反。”），其势易以扰乱边境。何以明之？胡人食肉饮酪，衣皮毛，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也，如飞鸟走兽放於广野，美草甘水则止，草尽竭水则移。以是观之，往来转徙，时至时去，胡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所以离南调也。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於塞下，或当燕、代，或当上郡、北地、陇西，以候备塞之卒，卒少则入。陛下不救，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。救之，少发则不足；多发，远县才至，则胡又已去。聚而不罢，为费甚大；罢之，则胡复入。 如此连年，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陛下幸忧边境，遣将吏发卒以治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令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知胡人之能，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蔺石，布渠答（服虔曰：“蔺石，可投人石也。”苏林曰：“渠答，铁疾藜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蔺石，城上雷石也。墨子曰，城上二步一渠，立程长三尺，冠长十尺，臂长六尺；二步一答，广九尺，长十二尺。”师古曰：“蔺石，如说是也。渠答，苏说是也。雷音来内反。”），复为一城其内，城百五十步。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调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（师古曰：“调，谓算度之也。总计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。调音徒钓反。”），为中周虎落（郑氏曰：“虎落者，外蕃也。若今时竹虎落也。”苏林曰：“作虎落於塞要下，以沙布其表，旦视其迹，以知匈奴来入，一名天田。”师古曰：“苏说非也。虎落者，以竹蔑相连遮落之也。”）。先为室屋，具田器，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（张晏曰：“募民有罪自首，除罪定输作者也。复作如徒也。”臣瓒曰：
“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复作竟其日月者，今皆除其罚令居之也。”师古曰：“瓒说是也。复音扶目反。”）。不足，募以下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。不足，募民之欲往者。皆赐高爵，复其家。予冬夏衣，廪食，能自给而止（师古曰：
“初徙之时，县官且廪给其衣食，於后能自供赡乃止也。”）。郡县之民，得买其爵，以自增至卿（孟康曰：“《食货志》所谓乐卿者也，其位从卿而无职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孟说非也。乐卿，武帝所置耳，错之上书，未得豫言之也。然三等爵内无有卿名，盖谓其等总同列卿者也。”）。其亡夫若妻者，县官买予之。人情非有匹敌，不能久安其处。塞下之民，禄利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。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，以其半予之（言胡人入为寇，驱略汉人及畜产，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驱者，令其本主以半赏之）。县官为赎（张晏曰：“得汉人，官为赎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此二句之言，谓官为备价赎之耳。张说则非也。”）其民。如是，则邑里相救助，扶胡不避死，非以德上也（师古曰：“言非以此事欲立德义於主上也。”），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。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，功相万也。以陛下之时，徙民实边，使远方亡屯戍之事，塞下之民父子相保，亡系虏之患，利施后世，名称圣明，其与秦之行怨民，相去远矣。”上从其言，募民徙塞下。错复言：“陛下幸募民相徙，以实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输将之费益寡（如淳曰：“将，送也。或曰，将，资也。”），甚大惠也。下吏诚能称厚惠，奉明法（师古曰：“称，副也。”）存恤所徙之老弱，善遇其壮士，和辑其心而勿侵刻，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，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。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（师古曰：“所以充实宽广虚空之地。”），相其阴阳之和，尝其水泉之味，审其土地之宜，观其草木之饶，然后营邑立城，制里割宅，通田作之道，正阡陌之界，先为筑室，家有一堂二内，门户之闭（张晏曰：“二内，二房也。”），置器物焉。民至有所居，作有所用，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（师古曰：“之，往也。”）。为置医巫，以救疾病，以修祭祀，男女有昏，死生相恤，坟墓相从，种树畜长，室屋完安，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。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，使五家为伍，伍有长；十长一里，里有假士；四里一连，连有假五百（服虔曰：“假音假借之假。五百，帅名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假，大也，音工雅反。”）；十连一邑，邑有假候。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（师古曰：“有保护之能者也，今流俗书本护字作护，妄改之耳。”），习地形知民心者。居则习民於射法，出则教民於应敌，故卒伍成於内，则军正定於外。服习收成，勿令迁徙（师古曰：“各守其业也。”）。幼则同游，长则共事。夜战声相知，则足以相救；昼战目相见，则足以相识。爱之心，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劝以厚赏，威以重罚，则前死不还踵矣（师古曰：“还读曰旋，旋踵，回旋其足也。”）。所徙之民，非壮有材力，但费衣粮，不可用也，虽有材力，不得良吏，犹亡功也。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，臣窃意其冬来南也（师古曰：“意，疑之也。”），壹大治之，则终身创矣（师古曰：“创，惩艾也，音初亮反。”）。欲立威者，始於折胶（苏林曰：“秋气至，胶可折，弓弩可用，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。”），来而不能困，使得气去（师古曰：“使其得胜逞志气而去。”），后未易服也。”
光武以幽、冀、并州兵定天下，始於黎阳立营，领兵骑常千人，以谒者监之，号黎阳兵。其后又以扶风都尉部在雍县，以凉州近羌，数犯三辅，将兵卫护园陵，故俗称雍营。而京师南北军如故，於北军则并胡骑、虎贲二校为五营，以北军中候易中垒以监之；於南军则光禄勋省、车、户骑三将及羽林令，都尉省旅贲及卫士一丞。
建武之初，禁网尚阔，但以玺书发兵，未有虎符之信。杜诗上疏曰：“臣闻兵者国之凶器，圣人所谨，旧制发兵，皆以虎符，其余调发，竹使而已。符第合会，取为大信，所以明著国命，敛持威重也。者发兵，但用玺书，或以诏令，如有奸人诈伪，无由知觉。愚以为军旅尚兴，贱虏未殄，召兵郡国，宜有重谨，可立虎符，以绝奸端。昔魏之公子，威倾邻国，犹假兵符以解赵围，若无如姬之仇，则其功不显。事有烦而不可省，费而不得已，盖谓此也。”书奏，从之。
建武六年，诏罢郡国都尉，并职太守，无都试之法，惟京师款兵如故。七年，罢天下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及军假吏，悉还民伍，惟更赋如故。九年，省关都尉。十三年，罢左右将军。二十二年，罢诸边郡亭候吏卒。
光武罢都尉，然终建武之世，已不能守前法。罢尉省校，辄复临时补置。七年，罢长水、射声二十校尉。十五年，复更增屯骑长水、射声三校尉。九年，省关都尉。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，而天下亦往往复置都尉。
明帝以后，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，听从妻子，自占边县以为常。
凡徙者，皆给弓弩衣粮，於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（明帝时）；南蛮或叛，则置象林兵（和帝时）；羌犯王辅，则置长安、雍二尉（安帝时）；鲜卑寇居庸，则置渔阳营（安帝时）。其后盗作缘海，稍稍增兵（顺帝时），而魏郡、赵国、常山、中山六百一十六坞，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，扶风、汉阳、陇道三百坞（《西羌传》），置屯多矣。
灵帝中平五年，望气言：“京师当有大兵。”何进於是劝帝大发四方兵，讲武於平乐观，躬擐甲胄，称无上将军以厌。始置西园八校尉，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，袁绍为中军校尉（《传》云佐军），鲍鸿为下军校尉，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融为左军校尉，冯芳为助军右校尉，夏牟为左校尉，淳于夔为右校尉，凡八人，谓之西园军，皆统於硕。
章氏曰：“高祖之世，南北二军不出，而民兵散在郡国，有事以羽檄召材官、骑士以备军旅。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，当时各因其地，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（如魏为北地将军，周灶为陇西将军），事已则罢。京师止南北军为中尉缇骑、郎中令诸郎、城门校尉屯兵。北军属太尉，南军属卫尉。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以中尉材官出征，恐京师无重兵而生变，於是分北军为八校，以中垒领之。
又恐北军之权太重，故於光禄勋增羽林、期门之兵，此武帝以南北军相制之意。唐人盖知之矣，时异南北军，皆郡国番上无定在之兵也（详见前）。自武帝置八校，大抵以习知胡越人充之，则募兵始此。期门、羽林，皆家世为之，则长从如此（期门，父死子代；羽林孤儿乃子孙，见《表》、《志》）。盖自是有养兵之病，而京师之兵制坏矣。元狩以后，兵革数动，民多买复，调发之士益鲜，於是发及调吏，次及谪民，次及谪戍，次及七科谪，异时以隶於都尉者充兵，故其伍符甚整也。及常兵不足，调及他众，甲伍必紊，而郡国之兵制又坏矣。是以昭、宣以来，其弊日甚。始元元年，募民及发命者击益州。元凤元年，遣太常、三辅徙免刑击氐。五年，发三辅及郡国恶少、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。本始二年，又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从军。神爵元年，又发三辅、中都官徒弛刑，及应募飞射士、孤儿，胡、越骑诣金城以益边。夫募及奔命，调及恶少，发及刑徒，选及三百石吏，而又以羽林、飞、胡骑、越骑从事，是南北军出矣。纷纷无复旧制，皆自武帝启之（按武帝时，事越则会稽、豫章，击朝鲜则举辽东，开西南夷则巴蜀，南北军犹未出，至宣帝击羌，而始出矣）。及光武之一起而变之，兵制荡然矣（光武置黎阳兵，罢郡国都试，省都尉。明帝而后，募囚戍边，置诸营事，并见前）。自光武罢都试，而外兵不练。虽疆场之，广屯增戍，列营置坞，而国有征伐，终藉京师之兵以出。盖自建武迄於汉衰，匈奴之寇，鲜卑之寇，岁岁有之，或遣将出击，或移兵留屯（如永平中伐匈奴，留兵伊吾庐城，至肃宗二年罢之之类是也），连年暴露，奔命四方，而禁旅无复镇卫之职矣。至安帝永初，募入钱，得为虎贲、羽林、缇骑营士，而营卫之选亦衰矣。桓帝延熹，诏减羽林、虎贲不任事者半俸，则京师之兵亦单弱矣。外之士兵不练，而内之卫兵不精，设若盗起一方，则羽檄被於三边，兴发甲卒，取办临时；战非素具，每出辄北，於是羌寇转盛，移兵赴远，民不堪命。永和二年，交趾、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，无亦罢於奔命之过欤？此其兴兖、豫之卒，击象林万里之寇，李固所以力争也。永建，方且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，又方募为陷陈（《羌传》：‘任尚募以击羌。’），召为积射（《鲜卑传》：‘邓远以击鲜卑。’），召为义从（东汉有羌胡义从，盖取西边羌胡之愿从者为兵也。董卓正以羌胡义从兵入乱京师），大抵创立名号，荡无良法。桓、灵之世，虽能委任段，尽灭诸寇，而中平元年，黄巾遂作，所在盗贼，不可胜数，於是置八都尉。黄巾既殄，而萧墙之祸作。盖自中世以后，令出房帷，政归台阁，宦戚更领兵权，迭相倾夺，然五营畏服中人，陈蕃、窦武欲诛宦官，北军不助武等而助宦官，遂又夷灭何、武。袁绍惩其事，故欲藉外兵以除之，於是内置园校，阳尊阉宦，外重州牧，实召边将（董卓以并州牧将兵）。阉宦虽除，而董卓之祸已成。义兵四起，郡牧争政，汉遂三分。原汉盛衰，皆兵之由，而光武实为之（光武徒见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，韩延寿以试士僭拟不道诛，而翟义之讨王莽，李通之劝光武，皆因秋试之日，因勒军旅、诛守长、号令起军，遂罢都试之法）。”
昭烈初置五军，其将校略如汉，而兵有突将无前、ク、叟青羌散骑、武骑之别。诸葛亮卒，蜀兵耗矣。
《诸葛亮传》：“街亭之败，戮马谡以谢众，上疏曰：‘自臣到汉中，中期年耳，然丧赵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，突将无前、ク、叟、青羌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，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纟斗合四方之精锐，非一州之所有，若复数年，则损三分之二，将何以图敌？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