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二百十二·经籍考三十九
作者：马端临
○子（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）
《汉·艺文志》：法家者流，出於理官，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。《易》曰“先王以明罚敕法”，此其所长也。及刻者为之，则无教化，去仁恩，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，至於残害至亲，伤恩厚薄。
《汉志》：十家，二百一十七篇。
《隋志》：六部，合七十二卷。
《唐志》：十五家，十五部，一百六十六卷（尹知章以下不著二家，二十五卷）。
《宋三朝志》：七部，六十七卷。
《宋两朝志》：三部，二十六篇。
《宋中兴志》：四家，四部，五十卷。
※《管子》二十四卷
晁氏曰：刘向所定，凡九十六篇，今亡十篇。世称齐管仲撰。杜佑《指略》序云：“唐房元龄注。其书载管仲将没，对桓公之语，疑后人续之。而注颇浅陋，恐非元龄，或云尹知章也。”管仲九合诸侯，以尊王室，而三归反坫，僭拟邦君，是以孔子许其仁，而陋其不知礼，义者以故谓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。予读仲书，见其谨政令，通商贾，均力役，尽地利，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。如《心术》、《白心》之篇，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。其能一正天下，致君为五伯之盛，宜矣。其以泰侈闻者，盖非不知之，罪在於志意易满，不能躬行而已。孔子云尔者，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礼为不知礼，陈司败讥昭公之言亦如此。然则其为书固无不善也，后之欲治者庶几之，犹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国，学者何可忽哉！因为是正其文字而辩其音训云。
东坡苏氏曰：尝读《周官》司马法，得军旅什伍之数。其后读管夷吾书，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。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，而非以求胜敌也，故其为法，要以不可收而已。至於桓、文，非决胜无以定霸，故其法在必胜。繁而曲者，所以为不可败也；简而直者，所以为必胜也。
水心叶氏曰：《管子》非一人之笔，亦非一时之书，莫知谁所为。以其言毛嫱、西施、吴王好剑推之，当是春秋末年。又“持满定倾，不为人客”等，亦种、蠡所遵用也。其时固有师传，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，贾谊、晁错以为经本，故司马迁谓“读管氏书，详哉其言之也”。篇目次第，最为整比，乃汉世行书。至成、哀，向、歆论定群籍，古文大盛，学者虽疑信未明，而管氏、申、韩由此稍绌矣。然自昔相承，直云此是齐桓、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。余每惜晋人集诸葛亮事，而今不存。使管子施设果传於世，士之浅心既不能至周、孔之津涯，随其才分亦足与立，则管仲所亲尝经纪者，岂不足为之标指哉？惟夫山林处士，妄意窥测，借以自名，王术始变；而后世信之，转相疏剔，幽蹊曲径，遂与道绝。而此书方为申、韩之先驱，鞅、斯之初觉。民罹其祸，而不蒙其福也。哀哉！又曰：
管氏书独盐为后人所遵，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，使之蒙垢万世，甚可恨也！
《左传》载晏子言“海之盐蜃，祈望守之”，以为衰微之苛敛，陈氏因为厚施，谋取齐，而齐卒以此亡。然则管仲所得，齐以之伯，则晏子安得非之？孔子以小器卑管仲，责其大者可也，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肯为之术，孔子亦不暇责矣。故《管子》之尤谬妄者，无甚於《轻重》诸篇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先王之制，其盛极於周。后稷、公刘、太王、王季、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所以创周者，非一人之力，一日之勤，经营之难，积累之素，况又有出於唐、虞、夏、商之旧者。及其衰也，一夫之谋，一时之利，足以销靡破凿，变徙划蚀，而迄无余脉。吁！一何易耶！九合之力，一霸之图，於齐何有也，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为农，天下一於利而忘其为义。孰非利也，而乃攻之以贪，骋之以诈；孰非兵也，而乃趋之以便，行之以巧。一切先王之所以经制天下者，烟散风靡，无一可传。呜呼，仲其不仁也哉！而况井田既坏，概量既立，而商鞅之毒益滋矣。封建既隳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既燎，而李斯之祸益惨矣。ム谁之咎耶？汉、唐之君，贪功苟利，兵穷而用之无法，民削而诛之无度，又有出於管仲、鞅、斯之所不为者。岂无一士之智，一议之精，区区有心於复古而卒不可复行？盖三代之法甚坏而扫地久矣！坏三代之法，其一出於管仲乎！ 周氏《涉笔》曰：《管子》一书，杂说所丛。予尝爱其统理道理名法处过於余子，然他篇自语道论法，如《内业》、《法禁》诸篇，又偏不相丽。虽然观物必於其聚，《文子》、《淮南》徒聚众词，虽成一家，无所收采，《管子》聚其意者也。粹羽错色，纯玉声，时有可味者焉。
陈氏曰：按《汉志》，《管子》八十六篇，列於道家。《隋》、《唐志》著之法家之首。今篇数与《汉志》合，而卷视《隋》、《唐》为多。《管子》似非法家，而世皆称管、商，岂以其标术用心之同故邪？然以为道家则不类。今从《隋》、《唐志》。 《崇文总目》曰：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。按《吴兢书目》，凡书三十卷，自存十九卷，自《列势解》篇而下十一卷己亡。又有《管氏指略》二卷，唐杜佑撰。
采《管氏》章句之要，共为十篇。 ※《商子》五卷
晁氏曰：秦公孙鞅撰。鞅，卫之庶孽，好刑名之学。秦孝公委以政，遂致富强，后以反诛。鞅封於、商，故以名。其书本二十九篇，今亡者三篇。太史公既论鞅刻薄少恩，又读鞅开塞书，谓与其行事相类，卒受恶名，有以也。《索隐》曰：“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，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。”今考其书，司马贞盖未尝见之，妄为之说耳。《开塞》乃其第七篇，谓道塞久矣，今欲开之，必刑九而赏一；刑用於将过则，大邪不生，赏施於告奸，则细过不失；大邪不生，细过不失，则国治矣。由此观之，鞅之术无他，特恃告讦而止耳。故其治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，告奸者与杀敌同赏。此秦俗所以日坏，至於父子相夷，而鞅不能自脱也。太史公之言，信不诬矣。
周氏《涉笔》曰：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，拟取他辞，非本所论著也。其精确切要处，《史记》列传包括已尽，今所存大抵滥淫辞，无足观者。盖“有地不忧贫，有民不忧弱”，凡此等语，殆无几也。此书专以诱耕督战为根本。今云使商无得籴，农无得粜，农无粜则窳惰之农勉，商无籴则多岁不加乐。夫积而不粜，不耕者诚困矣，力田者何利哉？暴露如邱山，不时焚烧，无所用之。管子谓“积多而食寡，则民不力”，不知当时何以为余粟地也。贵酒肉之价，重其租，令十倍其朴，则商估少而农不酣，然则酒肉之用废矣。凡《史记》所不载，往往为书者所附合，而未尝通行者也。秦方兴时，朝廷官爵岂有以货财取者？而卖权者以求货，下官者以冀迁，岂孝公前事耶？
陈氏曰：《汉志》二十九篇。今二十八篇，又亡其一。
※《慎子》一卷
陈氏曰：赵人慎到撰。《汉志》四十二篇，先於申、韩，申、韩称之。《唐志》十卷，滕辅注。今麻沙刻本才五篇，固非全书也。按庄周、荀卿皆称田骈、慎到，到赵人；骈，齐人，见於《史记》列传。今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乃曰浏阳人。
浏阳在今潭州，吴时始置县，与赵南北了不相涉，盖据书坊所称，不知何谓也。
《崇文总目》言三十七篇。 周氏《涉笔》曰：稷下能言者如慎到，最为屏去缪悠，剪削枝叶，本道而附於情，主法而责於上，非田骈、尹文之徒所能及。五篇虽简约，而明白纯正，统本贯末。加云“天下无一贵，则理无由通，故立天子以为天下”，“君不择其下，为下易，莫不容，故多下，多下之谓大上”，“人不得其以自为也，则上不取用焉，化而使之为我，则莫可得而用矣”。自古论王政者，能及此鲜矣。又云“君舍法而以身治，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”，“法虽不善，犹愈於无法”。今通指慎子为刑名家，亦未然也。孟子言王政不合，慎子述名法不用，而驺忌一说遇合，不知何所明也。
※《韩子》二十卷
晁氏曰：韩非撰。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，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余万言。秦王见其书，叹曰：“得此人，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急攻韩，得非。复用李斯之毁，下吏使自杀。书凡五十五篇。其极刻无诚悃，谓夫妇父子举不足相信，而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篇，故太史公以为大要皆原於《道德》之意。夫老子之言高矣，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，殊不知老子之书，有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”及“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后之”之言，乃诈也。此所以一传而为非欤。 高氏《子略》曰：今读其书，往往尚法以神其用，薄仁义，厉刑名，背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课名实，心术辞旨，皆商鞅、李斯治秦之法，而非又欲凌跨之。此始皇之所投合，而李斯之所忌者。非迄坐是为斯所杀，而秦即以亡，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。《说难》一篇，殊为切於事情者，惟其切切於求售，是以先为之说，而后说於人，亦庶几万一焉耳。太史公以其说之难也，固尝悲之。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，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后发欤？呜呼！士不遇，视时以趋，使其尽遇，固无足道，而况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之作，有如非之不遇者乎？扬雄氏曰：“秦之士贱而拘”，信哉！
右法家。
《汉·艺文志》：名家者流，盖出於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此其所长也。及{敫言}者为之（{敫言}者讦也，音工钓反），则苟钩钅瓜析乱而已（钅瓜，破也，音普盖反，又音普狄反）。
《汉志》：七家，三十六篇。
《隋志》：四部，七卷。
《唐志》：十二家，十二部，五十五卷。 《宋三朝志》：五部，一十八卷。 ※《尹子》二卷
陈氏曰：周尹文撰。仲长氏所定。序称尹文齐宣王时居稷下，学於公孙龙，龙称之。而《前汉·艺文志》叙此书在龙书上。颜师古谓尝说齐宣王，在龙之前。
《史记》云公孙龙客於平原君，君相赵惠文王，文王元年，齐宣没已四十余岁矣。
则知文非学於龙者也。今观其书，虽专言刑名，然亦宗六艺，数称仲尼，其叛道者盖鲜。岂若龙之不宗贤圣，好怪妄言哉！李献臣云：“仲长氏，统也。熙伯，缪袭字也。”《传》称统卒於献帝逊位之年，而此云“黄初末到京师”，岂史之误乎？此本富顺李氏家藏书，谬误殆不可读，因为是正其甚者，疑则阙焉。 高氏《子略》曰：班固《艺文志》名家者流，录《尹文子》。其书言大道，又言名分，又曰仁义礼乐，又言法术权势，大略则学老氏而杂申、韩也。其曰：
“民不畏死，由过於刑罚者也。刑罚中则民畏死，畏死则知生之可乐，知生之可乐，故可以死惧之。”此有希於老氏者也。又有不变之法，理众之法，平准之法，此有合於申、韩。然则其学杂矣，其识淆矣，非纯乎道者也。仲长统为之序，以子学於公孙龙。按龙客於平原君，赵惠文王时人也。齐宣王死，下距赵王之立四十余年矣，则子之先於公孙龙为甚明，非学乎此者也。晁氏尝称其“宗六艺，数称仲尼。”熟考其书，未见所以称仲尼、宗六艺者，仅称诛少正卯一事耳。呜呼，士之生於春秋、战国之，其所以薰蒸染习，变幻捭阖，求骋於一时，而图其所大欲者，往往一律而同归。其能屹立中流，一扫群异，学必孔氏，言必《六经》者，孟子一人而已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尹文子文仅五千言，议论亦非纯本黄、老者，详味其言，颇流而入於兼爱。《庄子》末章，序天下之治方术者，曰：“不累於俗，不饰於物，不苟於人，不忮於众。愿天下之安宁，以活民命，人我之养，毕足而止，以此白心，古之道术有在於是者。宋钅开、尹文闻其风而悦之，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。虽天下不取，强聒而不舍者也。其为人太多，其自为太少。”盖亦尽其学云。荀卿《非十二子》有宏钅开，而文不预。又别一书曰《尹子》，五卷，共十九篇。其言论肤浅，多及释氏，盖晋、宋时细人所作，非此之谓也。
周氏《涉笔》曰：尹文子稷下能言者，刘向谓其学本庄、老。其书先自道以至名，自名以至法，以名为根，以法为柄。芟截文义。操制深实，必谓圣人无用於救时，而治乱不系於贤不肖。盖所谓尊主权，聚民食，以富贵贫贱斡动宇宙，其为法则然。盖申、商、韩非所共行也。老子曰：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”无事云者，翕张与夺，老氏所持术也。尹文子说之，以为用名法权术，而矫抑残暴之情，则已无事焉，已无事则得天下。然则犹未识老氏所谓道也。 陈氏曰：《汉志》齐宣王时人，先公孙龙。今本称仲长氏撰定，魏黄初末得於缪熙伯；伯又言与宋钅开、田骈同学於公孙龙，则不然也。龙书称尹文，乃借文对齐宣王语，以难孔穿，其人当在龙先，班《志》言之是矣。仲长氏，即统也邪？熙伯名袭。
※《邓析子》二卷
《崇文总目》：邓析子，战国时人。《汉志》二篇。初，析著书四篇，刘歆有目有一篇，凡五，歆复校为二篇。
晁氏曰：《邓析》二篇，文字讹缺，或以“绳”为“渑”，以“巧”为“功”，颇为是正其谬，且撮其旨意而论之。曰：先王之世，道德修明，以仁为本，以义为辅。诰命谟训则著之《书》，讽讼箴规则寓之《诗》，《礼》、《乐》以彰善，《春秋》以惩恶，其始虽若不同而其归则合。犹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，寒暑之气异而成岁之功一，岂非出於道德而然邪！自文、武既没，王者不作，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义几於熄。百家之说蜂起，各求自附於圣人，而不见夫道之大全，以其私知臆说，讠华世而惑众。故九流皆出於晚周，其书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失，其长盖或有见於圣人，而所失盖各奋其私知，故明者审取舍之而已。然则析之书，岂可尽废哉？《左传》曰：“驷杀析而用其竹刑。”班固录析书於名家之首，则析之学，盖兼名、法家也。今其大旨讦而刻，真其言无可疑者，而其时剿取他书，颇杂不伦，岂后人附益之与？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刘向曰非子产杀邓析，推《春秋》验之。按《左氏》鲁定公八年，郑驷嗣子太叔为政，明年，杀邓析而用其竹刑，君子谓於是为不忠。考其行事，固莫能详，观其立言，其曰“天於人无厚，君於民无厚”，又曰“势者君之舆，威者君之策”，其意义盖有出於申、韩之学者矣。班固《艺文志》乃列之名家。《列子》固尝言其“操两奇之说，设无穷之辞，数难子产之法，而子产诛之。”盖既与《左氏》异矣。《荀子》又言其“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义，察而不惠，辩而无用，”则亦流於申、韩矣。夫《传》者乃曰杀邓析是为不忠，郑以衰弱。夫郑之所以为国者，有若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，庶几於古矣。子产之告太叔曰：“有德者能以宽服人，其次莫如猛。”子产，惠人也，固已不纯乎德，他何足论哉？不只竹刑之施，而民惧且骇。呜呼！
春秋以来，列国棋错，不以利胜，则以威行，与其民揉蔺於争抗侵凌之威，岂复知所谓仁渐义摩者？其民苦矣！固有惠而不知，为政者，岂不贤於以薄为度，以威为神乎？析之见杀，虽之过，亦郑之福也。
※《公孙龙子》三卷
陈氏曰：赵人公孙龙，为“白马非马”、“坚白”之辩者也。其为说浅陋迂僻，不知何以惑当时之听。《汉志》十四篇，今书六篇。首叙孔穿事，文意重复。
※《人物志》三卷
晁氏曰：魏邯郸刘劭孔才撰，伪凉敦煌刘注。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，当以”九征“”八观“，审察而任使之。凡十六篇。劭，郄虑所荐。虑，谮杀孔融者，不知在劭书为何等，而劭受其知也。 陈氏曰：《梁史》无刘，《中兴书目》云尔。晁氏云伪凉人也。
※《广人物志》十卷
陈氏曰：唐乡贡进士京兆杜周士撰。叙武德至贞元选举荐进人物事实，凡五十五科。
右名家。
《汉·艺文志》曰：墨家者流，盖出於清庙之守。茅屋采椽，是以贵俭；养三老、五更，是以兼爱；选士大射，是以尚贤；宗祀严父，是以右鬼（谓信鬼神也）；顺四时而行，是以非命（苏林曰：“非有命者，言儒者执有命，而反劝人修德积善，政教与行相反，故讥之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言无吉凶之命，但有贤不肖善恶”）；以孝视天下，是以上同（如淳曰：“言皆同，可以治也。”师古曰：
“《墨子》有《节用》、《兼爱》、《上贤》、《明鬼神》、《非命》、《上同》等诸篇，故志历序其本意也。视读曰示”），此其所长也。及蔽者为之，见俭之利，因以非礼，推兼爱之意，而不知别亲疏。
《隋志》；三部，一十七卷（《唐志》同）。 《宋志》：只《墨子》一部。
《墨子》十五卷
晁氏曰：宋墨翟撰。战国时为宋大夫，著书七十一篇，以贵俭、兼爱、尊贤、右鬼、非命、上同为说。荀、孟皆非之，韩愈独谓“辩生於末学，非二师之道本然也”。昌黎韩氏《读墨子》曰：儒讥墨以上同、兼爱、上贤、明鬼（上或皆作尚）。而孔子畏大人，居是邦不非其大夫，《春秋》讥专臣，不上同哉？孔子爱亲仁，以博施济众为圣，不兼爱哉？孔子贤贤，以四科进褒弟子，疾没世而名不称，不上贤哉？孔子祭如在，讥祭如不祭者，曰我祭则受福，不明鬼哉儒？墨、同是尧、舜，同非桀、纣，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，奚不相悦如是哉？余以为辩生於末学，各务售其师之说，非二师之道本然也。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、墨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韩非子谓墨子死，有相里氏之墨，相芬氏之墨，邓陵氏之墨。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其为说异矣。墨子称尧曰“采椽不斫，茅茨不剪”，称周曰“严父配天，宗祀文王”，又引“若保赤子，发罪惟均”，出於《康诰》、《泰誓篇》，固若依於经、据於礼者。孟子方排之不遗一力，盖闻之夫子曰：“恶似而非者。恶莠，恐其乱苗也；恶郑声，恐其乱雅也；恶紫，恐其乱朱也；恶乡原，恐其乱德也。”墨之为书，一切如庄周，如申、商，如韩非、惠施之徒，虽不辟可也，惟其言近乎伪，行近乎诬，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，是以不可不加辟也。
巽岩李氏曰：《墨子》十五卷，所传本甚古，然多脱误，或次第混乱，章句颠倒，往往断烂不可复读。反覆寻究，稍加是正，使相联属，十勤得一二，当其合处，犹符节也。乃知古书讹谬，正坐学者弗习耳，博观深考，尚庶几识其纯全云。
陈氏曰：《汉志》七十一篇，《馆ト书目》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，多讹脱，不相联属。又二本，止存十三篇者，当是此本也。方杨、墨之盛，独一孟轲诵言非之，谆谆焉惟恐不胜。今杨朱书不传，列子仅存其余，墨氏书传於世者，亦止於此。孟子越百世益光明，遂能上配孔子，与《论语》并行。异端之学，安能抗吾道哉！ 按：自夫子没而异端起，老、庄、杨、墨、苏、张、申、商之徒，各以其知舛驰，至孟子始辞而辟之。然观七篇之书，所以距杨、墨者甚至而阔略於余子何也？盖老、庄、申、商、苏、张之学，大概俱欲掊击圣人，鄙尧笑舜陋禹，而自以其说胜。老、庄之蔑弃仁义礼法，生於愤世嫉邪，其语虽高虚可听，而实不可行，料当时亦无人宗尚其说，故邹书略不及之。苏、张之功利，申、商之刑名，大抵皆枉寻直尺，媚时取宠，虽可以自售而乡党自好，少知义者亦羞称之。故孟子於二家之说，虽斥绝之而犹未数数然者，正以其与吾儒旨趣，本自冰炭薰莸，游於圣门之徒，未有不知其非者，固毋俟於辩析也。独杨朱、墨翟之言，未尝不本仁祖义，尚贤尊德，而择之不精，语之不详，其流遂至取於无父无君，正孔子所谓“似是而非”，明道先生所谓“淫声美色，易以惑人”者，不容不深锄而力辩之。高氏《子略》之言得之矣，而其说犹未畅，愚故备而言之。韩文公谓“儒、墨同是尧、舜，同非桀、纣”，以为其二家本相为用，而咎末学之辩。呜呼！孰知惟其似同而实异者，正所当辩乎！
※《随巢子》、《胡非子》
洪氏容斋《随笔》曰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墨家者流，有《随巢子》六篇，《胡非子》三篇，皆云墨翟弟子也。二书今不复存。马总《义林》所述，各有一卷。随巢之言曰：“大圣之行，兼爱万民，疏而不绝，贤者欣之，不肖者怜之。贤而不欣，是贱德也，不肖不怜，是忍人也。”又有“鬼神贤於圣人”之论。其於兼爱、明鬼，为墨之徒可知。胡非之言曰：“勇有五等：负长剑，赴榛薄，折兕豹，搏熊罴，此猎徒之勇也；负长剑，赴深渊，折蛟龙，搏鼋鼍，此渔人之勇也；登高危之上，鹄立四望，颜色不变，此陶岳之勇也；剽必刺，视必杀，此五刑之勇也；齐威公以鲁为南境，鲁忧之。曹刿匹夫之士，一怒而劫万乘之师，存千乘之国，此君子之勇也。”其说亦卑陋，无过人处。
石林叶氏曰：吾尝从赵全佥得《随巢子》一卷，其乃载唐太宗造明堂事。 初不晓名书之意，因读班固《艺文志》，墨家有《随巢子》六篇，注言墨翟弟子，乃知后人因公输之事假此名耳。
※《晏子春秋》十二卷
晁氏曰：齐晏婴也。婴相景公，此书著其行事及谏诤之言。
陈氏曰：《汉志》八篇，但曰《晏子》。《隋》、《唐》七卷，始号《晏子春秋》。今卷数不同，未知果本书否？
柳氏《辩晏子春秋》曰：司马迁《读晏子春秋》高之，而莫知其所以为书。
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，或曰晏子之后为之，皆非也。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。墨好俭，晏子以俭名於世，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，以增高为已术者。且其旨多尚同、兼爱、非乐、节用、非厚葬久丧者，是皆出墨子。又非孔子、好言鬼事、非儒、明鬼，又出墨子。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，尤怪诞（《晏子春秋》曰：“公孙栖、田开疆、古冫合子事景公，勇而无礼，晏子言於公，饣鬼之二桃，曰三子计功而食之云。公孙栖、田开疆曰：‘吾勇不若子，功不逮子，取桃不让，是贪也；然而不死，无勇也。’皆反其桃，契领而死。古冶子曰：‘三子死之，吾独生，不仁。’亦契领而死。”）。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，此甚显白者。自刘向歆、班彪固父子，皆录之儒家中。甚矣，数子之不详也！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。后之录诸子书者，宜列之墨家。非晏子为墨也，为是书者，墨之道也。
《崇文总目》：《晏子》八篇，今亡。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，以为婴撰则非也。
右墨家。
《汉·艺文志》：从横者流，盖出於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又曰：“使乎！使乎！”言其当权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辞，此其所长也。及邪人为之，则上诈谖而弃其信（谖，诈言也）。
《汉志》：十二家，一百七篇。
《隋志》：二部，合六卷。
《唐志》：四部，十五卷。
《宋中兴志》：三家，三部，四十六卷。 ※《鬼谷子》三卷
晁氏曰：鬼谷先生撰。按《史记》，战国时隐居颖川阳城之鬼谷，因以自号。
长於养性治身，苏秦、张仪师之。叙谓此书即授二子者，言捭阖之术，凡十三章。
《本经》、《持枢》、《中经》三篇，梁陶弘景注。《隋志》以为苏秦书，《唐志》以为尹知章注，未知孰是。陆龟蒙诗谓鬼谷先生名训，不详所从出。柳子厚尝曰（云云见后段）。来鹄亦曰：“鬼谷子昔教人诡绐缴︳，揣测忄佥渭之术，审备於章旨，六国时得知者，惟仪、秦而已。如捭阖、飞箝，实今之尝态。”是知渐漓之后，不读鬼谷子书者，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。昔仓颉作文字，鬼为之哭。不知鬼谷作是书，鬼何为耶？世人欲知鬼谷子者，观二子之言略尽矣。故掇其大要著之篇。 柳氏《辩鬼谷子》曰：元冀好读古书，然甚贤《鬼谷子》，为其《指要》几千言。《鬼谷子》要为无取，汉时刘向、班固录书无《鬼谷子》。《鬼谷子》后出，而险峭薄（音戾），恐其妄言乱世难信，学者宜其不道。而出之言纵横者，时葆其书。尤者，晚乃益出《七术》（《鬼谷子》下篇有《阴符七术》，谓《盛神法五龙》、《养志法灵龟》、《宝意法腾蛇》《分威法仗能》《散势法鸷鸟》、《转圜法猛兽》、《损兑法灵耆》七章是也），怪谬异甚，不可考校。其言益奇，而道益狭（张云：狭音恰，隘也），使人狂狙失守（狙，子余反），而易於陷坠，幸矣，人之葆之者少。今元子又文之以《指要》，呜呼，其为好术也过矣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《鬼谷子》书，其智谋、其数术、其变谲、其辞谈，盖出於战国诸人之表。夫一辟一阖，《易》之神也；一翕一张，老氏之几也。鬼谷之术，往往有得於阖辟翕张之外，神而明之，益至於自放溃裂而不可御。予尝观於《阴符》矣，穷天之用，贼人之私，而阴谋诡秘，有金匮韬略之所不可该者，而《鬼谷》尽得而泄之，其亦一代之雄乎！按刘向、班固录书无《鬼谷子》，《隋志》始有之，列於纵横家。《唐志》以为苏秦之书，然苏秦所记，以为周时有豪士隐者，居鬼谷，自号鬼谷先生，无乡里俗姓名字。今考其言，有曰：“世无常责，事无常师。”又曰：“人动我静，人言我听。知性则寡累，知命则不忧。”凡此之类，其为辞亦卓然矣。至若《盛神》、《养志》诸篇，所谓中稽道德之祖，散入神明之颐者，不亦几乎？郭璞《登楼赋》有曰：“揖首阳之二老，招鬼谷之隐士。”又《游仙诗》曰：“青溪千余仞，中有一道士。借问此何谁？云是鬼谷子。”可谓慨想其人矣。徐广曰：“颍川阳城有鬼谷。”注其书者，乐台、皇甫谧、陶弘景、尹知章。
※《战国策》十三卷
《崇文总目》：汉护左都水使者、光禄大夫刘向录。旧号或曰《国策》，或曰《国事》，或曰《短长》，或曰《事语》，或曰《长书》，或曰《修书》。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，为之策谋，宜为《战国策》。凡十二国三十三篇，继春秋以后，记楚、汉之兴，总二百五十年事。今篇卷亡缺，第二至十、三十一至三阙。又有后汉高诱注，本二十卷，今缺第一、第五、第十一至二十，止存八卷。
晁氏曰：汉刘向校定三十三篇。东、西周各一，秦五，齐六，楚、赵、魏各四，韩、燕各三，宋卫、中山各一。旧有五号，向以为皆战国时游士策谋，改定今名。其事则上继春秋，下记汉、楚之起，凡二百四、五十年之。《崇文总目》多缺，至皇朝曾巩校书，访之士大夫家，其书始复完。汉高诱注，今止十篇，余逸。历代以其记诸国事，载於史类。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，难尽信，盖出於学纵横者所著，当附于此。 南丰曾氏序曰：向叙此书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。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道塞，所以大乱。其说既美矣。卒以谓此书，战国之谋士，度时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，则可谓惑於流俗，而不笃於自信者也。夫孔、孟之时，去周之初已数百岁，其旧法巳亡，旧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，以为不可改者，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？亦将因其所遇之时，所遭之变，而为当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变固殊，其法固异，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后，未尝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盖法者所以变也，不必尽同，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，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岂好为异论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谓不惑乎流俗，而笃於自信者也。战国之游士则不然，不知道之可信，而乐於说之易合。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 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，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。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膑、吴起、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，而诸侯及秦用之者，亦灭其国。其为世之大祸明矣，而俗犹莫之悟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时变，为法不同，而考之无疵，用之无弊。故古之圣贤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或曰：“邪说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绝之，则此书之不泯，其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君子之禁邪说也，固将明其说於天下，使当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从，然后以禁则齐；使后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为，然后以戒则明，岂必灭其籍哉？
放而绝之，莫善於是。是以孟子之书，有为神农之言者，有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於此书之作，则上继春秋，下至楚、汉之起，二百四、五十年之，载其行事，固不得而废也。”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二十二篇。《崇文总目》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云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刘向叙《战国策》，言其书错乱相揉莒，本字多脱误为半字，以“赵”为“肖”，以“齐”为“立”，如此类者多。余按今传於世者，大抵不可读，其《韩非子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高士传》、《史记索隐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序》诸书所引用者，多今本所无。向博极群书，但择焉不精，不止於文字脱误而已。惟太史公《史记》所采之事九十有三，则明白光艳，悉可稽考，视向为有矣！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班固称太史公取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陆贾《新语》作《史记》。三书者，一经太史公采择，后之人遂以为天下奇书，予惑焉。每读此书，见其丛脞少伦，同异错出，事或著於秦、齐，又复见於楚、赵，言辞谋议，如出一人之口，虽刘向校定，卒不可正其淆驳，会其统归，故是书之汨，有不可得而辩者。况於《楚汉春秋》、陆贾《新语》乎？二书纪载，殊无奇耳，然则太史公独何有取於此？夫载战国、楚、汉之事，舍三书他无可考者，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择者在此乎？柳子厚尝谓“左氏《国语》，其闳深杰异，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，而其说多诬淫，不概於圣。余惧世之学者，惑其文采而沦於是非，作《非国语》。”昔读是书，殊是以子厚言之或过矣。反覆《战国策》而后三叹，《非国语》之作，其用意切且深也。予遂效此，尽取《战国策》与《史记》同异，又与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杂见者，各汇正之，名曰《战国策考》。
水心叶氏曰：春秋以后，接秦之兴，无本书可考，司马迁《史记》，杂取诸书及野语流传，会聚之所成也。故战国一节，不敢使与《左传》同，便为成书，直加据定。而《战国策》本迁所凭依，粗有诸国事，读者以岁月验其先后，因之以知得失，或庶几焉。且其设权立计，有系当时利害之大者，学者将以观事变，固不宜略，然十才一二耳。其余纤碎反覆，徒竞锥刀之细，市井小人之所羞称，所谓不足以挂牙颊也，又乌在其皆可喜而可观哉！夫习於儇陋浅妄之夸说，使与道德礼义相乱，其为学者心术之巨蠹甚矣！ ※《鲍氏校定战国策》十卷
陈氏曰：尚书郎括苍鲍彪注。以西周正统所在，易为卷首。其注凡四易藁乃定。
右从横家。
《汉·艺文志》：法家者流，出於理官，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。《易》曰“先王以明罚敕法”，此其所长也。及刻者为之，则无教化，去仁恩，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，至於残害至亲，伤恩厚薄。
《汉志》：十家，二百一十七篇。
《隋志》：六部，合七十二卷。
《唐志》：十五家，十五部，一百六十六卷（尹知章以下不著二家，二十五卷）。
《宋三朝志》：七部，六十七卷。
《宋两朝志》：三部，二十六篇。
《宋中兴志》：四家，四部，五十卷。
※《管子》二十四卷
晁氏曰：刘向所定，凡九十六篇，今亡十篇。世称齐管仲撰。杜佑《指略》序云：“唐房元龄注。其书载管仲将没，对桓公之语，疑后人续之。而注颇浅陋，恐非元龄，或云尹知章也。”管仲九合诸侯，以尊王室，而三归反坫，僭拟邦君，是以孔子许其仁，而陋其不知礼，义者以故谓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。予读仲书，见其谨政令，通商贾，均力役，尽地利，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。如《心术》、《白心》之篇，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。其能一正天下，致君为五伯之盛，宜矣。其以泰侈闻者，盖非不知之，罪在於志意易满，不能躬行而已。孔子云尔者，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礼为不知礼，陈司败讥昭公之言亦如此。然则其为书固无不善也，后之欲治者庶几之，犹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国，学者何可忽哉！因为是正其文字而辩其音训云。
东坡苏氏曰：尝读《周官》司马法，得军旅什伍之数。其后读管夷吾书，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。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，而非以求胜敌也，故其为法，要以不可收而已。至於桓、文，非决胜无以定霸，故其法在必胜。繁而曲者，所以为不可败也；简而直者，所以为必胜也。
水心叶氏曰：《管子》非一人之笔，亦非一时之书，莫知谁所为。以其言毛嫱、西施、吴王好剑推之，当是春秋末年。又“持满定倾，不为人客”等，亦种、蠡所遵用也。其时固有师传，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，贾谊、晁错以为经本，故司马迁谓“读管氏书，详哉其言之也”。篇目次第，最为整比，乃汉世行书。至成、哀，向、歆论定群籍，古文大盛，学者虽疑信未明，而管氏、申、韩由此稍绌矣。然自昔相承，直云此是齐桓、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。余每惜晋人集诸葛亮事，而今不存。使管子施设果传於世，士之浅心既不能至周、孔之津涯，随其才分亦足与立，则管仲所亲尝经纪者，岂不足为之标指哉？惟夫山林处士，妄意窥测，借以自名，王术始变；而后世信之，转相疏剔，幽蹊曲径，遂与道绝。而此书方为申、韩之先驱，鞅、斯之初觉。民罹其祸，而不蒙其福也。哀哉！又曰：
管氏书独盐为后人所遵，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，使之蒙垢万世，甚可恨也！
《左传》载晏子言“海之盐蜃，祈望守之”，以为衰微之苛敛，陈氏因为厚施，谋取齐，而齐卒以此亡。然则管仲所得，齐以之伯，则晏子安得非之？孔子以小器卑管仲，责其大者可也，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肯为之术，孔子亦不暇责矣。故《管子》之尤谬妄者，无甚於《轻重》诸篇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先王之制，其盛极於周。后稷、公刘、太王、王季、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所以创周者，非一人之力，一日之勤，经营之难，积累之素，况又有出於唐、虞、夏、商之旧者。及其衰也，一夫之谋，一时之利，足以销靡破凿，变徙划蚀，而迄无余脉。吁！一何易耶！九合之力，一霸之图，於齐何有也，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为农，天下一於利而忘其为义。孰非利也，而乃攻之以贪，骋之以诈；孰非兵也，而乃趋之以便，行之以巧。一切先王之所以经制天下者，烟散风靡，无一可传。呜呼，仲其不仁也哉！而况井田既坏，概量既立，而商鞅之毒益滋矣。封建既隳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既燎，而李斯之祸益惨矣。ム谁之咎耶？汉、唐之君，贪功苟利，兵穷而用之无法，民削而诛之无度，又有出於管仲、鞅、斯之所不为者。岂无一士之智，一议之精，区区有心於复古而卒不可复行？盖三代之法甚坏而扫地久矣！坏三代之法，其一出於管仲乎！ 周氏《涉笔》曰：《管子》一书，杂说所丛。予尝爱其统理道理名法处过於余子，然他篇自语道论法，如《内业》、《法禁》诸篇，又偏不相丽。虽然观物必於其聚，《文子》、《淮南》徒聚众词，虽成一家，无所收采，《管子》聚其意者也。粹羽错色，纯玉声，时有可味者焉。
陈氏曰：按《汉志》，《管子》八十六篇，列於道家。《隋》、《唐志》著之法家之首。今篇数与《汉志》合，而卷视《隋》、《唐》为多。《管子》似非法家，而世皆称管、商，岂以其标术用心之同故邪？然以为道家则不类。今从《隋》、《唐志》。 《崇文总目》曰：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。按《吴兢书目》，凡书三十卷，自存十九卷，自《列势解》篇而下十一卷己亡。又有《管氏指略》二卷，唐杜佑撰。
采《管氏》章句之要，共为十篇。 ※《商子》五卷
晁氏曰：秦公孙鞅撰。鞅，卫之庶孽，好刑名之学。秦孝公委以政，遂致富强，后以反诛。鞅封於、商，故以名。其书本二十九篇，今亡者三篇。太史公既论鞅刻薄少恩，又读鞅开塞书，谓与其行事相类，卒受恶名，有以也。《索隐》曰：“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，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。”今考其书，司马贞盖未尝见之，妄为之说耳。《开塞》乃其第七篇，谓道塞久矣，今欲开之，必刑九而赏一；刑用於将过则，大邪不生，赏施於告奸，则细过不失；大邪不生，细过不失，则国治矣。由此观之，鞅之术无他，特恃告讦而止耳。故其治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，告奸者与杀敌同赏。此秦俗所以日坏，至於父子相夷，而鞅不能自脱也。太史公之言，信不诬矣。
周氏《涉笔》曰：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，拟取他辞，非本所论著也。其精确切要处，《史记》列传包括已尽，今所存大抵滥淫辞，无足观者。盖“有地不忧贫，有民不忧弱”，凡此等语，殆无几也。此书专以诱耕督战为根本。今云使商无得籴，农无得粜，农无粜则窳惰之农勉，商无籴则多岁不加乐。夫积而不粜，不耕者诚困矣，力田者何利哉？暴露如邱山，不时焚烧，无所用之。管子谓“积多而食寡，则民不力”，不知当时何以为余粟地也。贵酒肉之价，重其租，令十倍其朴，则商估少而农不酣，然则酒肉之用废矣。凡《史记》所不载，往往为书者所附合，而未尝通行者也。秦方兴时，朝廷官爵岂有以货财取者？而卖权者以求货，下官者以冀迁，岂孝公前事耶？
陈氏曰：《汉志》二十九篇。今二十八篇，又亡其一。
※《慎子》一卷
陈氏曰：赵人慎到撰。《汉志》四十二篇，先於申、韩，申、韩称之。《唐志》十卷，滕辅注。今麻沙刻本才五篇，固非全书也。按庄周、荀卿皆称田骈、慎到，到赵人；骈，齐人，见於《史记》列传。今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乃曰浏阳人。
浏阳在今潭州，吴时始置县，与赵南北了不相涉，盖据书坊所称，不知何谓也。
《崇文总目》言三十七篇。 周氏《涉笔》曰：稷下能言者如慎到，最为屏去缪悠，剪削枝叶，本道而附於情，主法而责於上，非田骈、尹文之徒所能及。五篇虽简约，而明白纯正，统本贯末。加云“天下无一贵，则理无由通，故立天子以为天下”，“君不择其下，为下易，莫不容，故多下，多下之谓大上”，“人不得其以自为也，则上不取用焉，化而使之为我，则莫可得而用矣”。自古论王政者，能及此鲜矣。又云“君舍法而以身治，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”，“法虽不善，犹愈於无法”。今通指慎子为刑名家，亦未然也。孟子言王政不合，慎子述名法不用，而驺忌一说遇合，不知何所明也。
※《韩子》二十卷
晁氏曰：韩非撰。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，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余万言。秦王见其书，叹曰：“得此人，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急攻韩，得非。复用李斯之毁，下吏使自杀。书凡五十五篇。其极刻无诚悃，谓夫妇父子举不足相信，而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篇，故太史公以为大要皆原於《道德》之意。夫老子之言高矣，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，殊不知老子之书，有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”及“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后之”之言，乃诈也。此所以一传而为非欤。 高氏《子略》曰：今读其书，往往尚法以神其用，薄仁义，厉刑名，背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课名实，心术辞旨，皆商鞅、李斯治秦之法，而非又欲凌跨之。此始皇之所投合，而李斯之所忌者。非迄坐是为斯所杀，而秦即以亡，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。《说难》一篇，殊为切於事情者，惟其切切於求售，是以先为之说，而后说於人，亦庶几万一焉耳。太史公以其说之难也，固尝悲之。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，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后发欤？呜呼！士不遇，视时以趋，使其尽遇，固无足道，而况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之作，有如非之不遇者乎？扬雄氏曰：“秦之士贱而拘”，信哉！
右法家。
《汉·艺文志》：名家者流，盖出於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此其所长也。及{敫言}者为之（{敫言}者讦也，音工钓反），则苟钩钅瓜析乱而已（钅瓜，破也，音普盖反，又音普狄反）。
《汉志》：七家，三十六篇。
《隋志》：四部，七卷。
《唐志》：十二家，十二部，五十五卷。 《宋三朝志》：五部，一十八卷。 ※《尹子》二卷
陈氏曰：周尹文撰。仲长氏所定。序称尹文齐宣王时居稷下，学於公孙龙，龙称之。而《前汉·艺文志》叙此书在龙书上。颜师古谓尝说齐宣王，在龙之前。
《史记》云公孙龙客於平原君，君相赵惠文王，文王元年，齐宣没已四十余岁矣。
则知文非学於龙者也。今观其书，虽专言刑名，然亦宗六艺，数称仲尼，其叛道者盖鲜。岂若龙之不宗贤圣，好怪妄言哉！李献臣云：“仲长氏，统也。熙伯，缪袭字也。”《传》称统卒於献帝逊位之年，而此云“黄初末到京师”，岂史之误乎？此本富顺李氏家藏书，谬误殆不可读，因为是正其甚者，疑则阙焉。 高氏《子略》曰：班固《艺文志》名家者流，录《尹文子》。其书言大道，又言名分，又曰仁义礼乐，又言法术权势，大略则学老氏而杂申、韩也。其曰：
“民不畏死，由过於刑罚者也。刑罚中则民畏死，畏死则知生之可乐，知生之可乐，故可以死惧之。”此有希於老氏者也。又有不变之法，理众之法，平准之法，此有合於申、韩。然则其学杂矣，其识淆矣，非纯乎道者也。仲长统为之序，以子学於公孙龙。按龙客於平原君，赵惠文王时人也。齐宣王死，下距赵王之立四十余年矣，则子之先於公孙龙为甚明，非学乎此者也。晁氏尝称其“宗六艺，数称仲尼。”熟考其书，未见所以称仲尼、宗六艺者，仅称诛少正卯一事耳。呜呼，士之生於春秋、战国之，其所以薰蒸染习，变幻捭阖，求骋於一时，而图其所大欲者，往往一律而同归。其能屹立中流，一扫群异，学必孔氏，言必《六经》者，孟子一人而已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尹文子文仅五千言，议论亦非纯本黄、老者，详味其言，颇流而入於兼爱。《庄子》末章，序天下之治方术者，曰：“不累於俗，不饰於物，不苟於人，不忮於众。愿天下之安宁，以活民命，人我之养，毕足而止，以此白心，古之道术有在於是者。宋钅开、尹文闻其风而悦之，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。虽天下不取，强聒而不舍者也。其为人太多，其自为太少。”盖亦尽其学云。荀卿《非十二子》有宏钅开，而文不预。又别一书曰《尹子》，五卷，共十九篇。其言论肤浅，多及释氏，盖晋、宋时细人所作，非此之谓也。
周氏《涉笔》曰：尹文子稷下能言者，刘向谓其学本庄、老。其书先自道以至名，自名以至法，以名为根，以法为柄。芟截文义。操制深实，必谓圣人无用於救时，而治乱不系於贤不肖。盖所谓尊主权，聚民食，以富贵贫贱斡动宇宙，其为法则然。盖申、商、韩非所共行也。老子曰：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”无事云者，翕张与夺，老氏所持术也。尹文子说之，以为用名法权术，而矫抑残暴之情，则已无事焉，已无事则得天下。然则犹未识老氏所谓道也。 陈氏曰：《汉志》齐宣王时人，先公孙龙。今本称仲长氏撰定，魏黄初末得於缪熙伯；伯又言与宋钅开、田骈同学於公孙龙，则不然也。龙书称尹文，乃借文对齐宣王语，以难孔穿，其人当在龙先，班《志》言之是矣。仲长氏，即统也邪？熙伯名袭。
※《邓析子》二卷
《崇文总目》：邓析子，战国时人。《汉志》二篇。初，析著书四篇，刘歆有目有一篇，凡五，歆复校为二篇。
晁氏曰：《邓析》二篇，文字讹缺，或以“绳”为“渑”，以“巧”为“功”，颇为是正其谬，且撮其旨意而论之。曰：先王之世，道德修明，以仁为本，以义为辅。诰命谟训则著之《书》，讽讼箴规则寓之《诗》，《礼》、《乐》以彰善，《春秋》以惩恶，其始虽若不同而其归则合。犹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，寒暑之气异而成岁之功一，岂非出於道德而然邪！自文、武既没，王者不作，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义几於熄。百家之说蜂起，各求自附於圣人，而不见夫道之大全，以其私知臆说，讠华世而惑众。故九流皆出於晚周，其书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失，其长盖或有见於圣人，而所失盖各奋其私知，故明者审取舍之而已。然则析之书，岂可尽废哉？《左传》曰：“驷杀析而用其竹刑。”班固录析书於名家之首，则析之学，盖兼名、法家也。今其大旨讦而刻，真其言无可疑者，而其时剿取他书，颇杂不伦，岂后人附益之与？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刘向曰非子产杀邓析，推《春秋》验之。按《左氏》鲁定公八年，郑驷嗣子太叔为政，明年，杀邓析而用其竹刑，君子谓於是为不忠。考其行事，固莫能详，观其立言，其曰“天於人无厚，君於民无厚”，又曰“势者君之舆，威者君之策”，其意义盖有出於申、韩之学者矣。班固《艺文志》乃列之名家。《列子》固尝言其“操两奇之说，设无穷之辞，数难子产之法，而子产诛之。”盖既与《左氏》异矣。《荀子》又言其“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义，察而不惠，辩而无用，”则亦流於申、韩矣。夫《传》者乃曰杀邓析是为不忠，郑以衰弱。夫郑之所以为国者，有若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，庶几於古矣。子产之告太叔曰：“有德者能以宽服人，其次莫如猛。”子产，惠人也，固已不纯乎德，他何足论哉？不只竹刑之施，而民惧且骇。呜呼！
春秋以来，列国棋错，不以利胜，则以威行，与其民揉蔺於争抗侵凌之威，岂复知所谓仁渐义摩者？其民苦矣！固有惠而不知，为政者，岂不贤於以薄为度，以威为神乎？析之见杀，虽之过，亦郑之福也。
※《公孙龙子》三卷
陈氏曰：赵人公孙龙，为“白马非马”、“坚白”之辩者也。其为说浅陋迂僻，不知何以惑当时之听。《汉志》十四篇，今书六篇。首叙孔穿事，文意重复。
※《人物志》三卷
晁氏曰：魏邯郸刘劭孔才撰，伪凉敦煌刘注。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，当以”九征“”八观“，审察而任使之。凡十六篇。劭，郄虑所荐。虑，谮杀孔融者，不知在劭书为何等，而劭受其知也。 陈氏曰：《梁史》无刘，《中兴书目》云尔。晁氏云伪凉人也。
※《广人物志》十卷
陈氏曰：唐乡贡进士京兆杜周士撰。叙武德至贞元选举荐进人物事实，凡五十五科。
右名家。
《汉·艺文志》曰：墨家者流，盖出於清庙之守。茅屋采椽，是以贵俭；养三老、五更，是以兼爱；选士大射，是以尚贤；宗祀严父，是以右鬼（谓信鬼神也）；顺四时而行，是以非命（苏林曰：“非有命者，言儒者执有命，而反劝人修德积善，政教与行相反，故讥之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言无吉凶之命，但有贤不肖善恶”）；以孝视天下，是以上同（如淳曰：“言皆同，可以治也。”师古曰：
“《墨子》有《节用》、《兼爱》、《上贤》、《明鬼神》、《非命》、《上同》等诸篇，故志历序其本意也。视读曰示”），此其所长也。及蔽者为之，见俭之利，因以非礼，推兼爱之意，而不知别亲疏。
《隋志》；三部，一十七卷（《唐志》同）。 《宋志》：只《墨子》一部。
《墨子》十五卷
晁氏曰：宋墨翟撰。战国时为宋大夫，著书七十一篇，以贵俭、兼爱、尊贤、右鬼、非命、上同为说。荀、孟皆非之，韩愈独谓“辩生於末学，非二师之道本然也”。昌黎韩氏《读墨子》曰：儒讥墨以上同、兼爱、上贤、明鬼（上或皆作尚）。而孔子畏大人，居是邦不非其大夫，《春秋》讥专臣，不上同哉？孔子爱亲仁，以博施济众为圣，不兼爱哉？孔子贤贤，以四科进褒弟子，疾没世而名不称，不上贤哉？孔子祭如在，讥祭如不祭者，曰我祭则受福，不明鬼哉儒？墨、同是尧、舜，同非桀、纣，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，奚不相悦如是哉？余以为辩生於末学，各务售其师之说，非二师之道本然也。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、墨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韩非子谓墨子死，有相里氏之墨，相芬氏之墨，邓陵氏之墨。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其为说异矣。墨子称尧曰“采椽不斫，茅茨不剪”，称周曰“严父配天，宗祀文王”，又引“若保赤子，发罪惟均”，出於《康诰》、《泰誓篇》，固若依於经、据於礼者。孟子方排之不遗一力，盖闻之夫子曰：“恶似而非者。恶莠，恐其乱苗也；恶郑声，恐其乱雅也；恶紫，恐其乱朱也；恶乡原，恐其乱德也。”墨之为书，一切如庄周，如申、商，如韩非、惠施之徒，虽不辟可也，惟其言近乎伪，行近乎诬，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，是以不可不加辟也。
巽岩李氏曰：《墨子》十五卷，所传本甚古，然多脱误，或次第混乱，章句颠倒，往往断烂不可复读。反覆寻究，稍加是正，使相联属，十勤得一二，当其合处，犹符节也。乃知古书讹谬，正坐学者弗习耳，博观深考，尚庶几识其纯全云。
陈氏曰：《汉志》七十一篇，《馆ト书目》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，多讹脱，不相联属。又二本，止存十三篇者，当是此本也。方杨、墨之盛，独一孟轲诵言非之，谆谆焉惟恐不胜。今杨朱书不传，列子仅存其余，墨氏书传於世者，亦止於此。孟子越百世益光明，遂能上配孔子，与《论语》并行。异端之学，安能抗吾道哉！ 按：自夫子没而异端起，老、庄、杨、墨、苏、张、申、商之徒，各以其知舛驰，至孟子始辞而辟之。然观七篇之书，所以距杨、墨者甚至而阔略於余子何也？盖老、庄、申、商、苏、张之学，大概俱欲掊击圣人，鄙尧笑舜陋禹，而自以其说胜。老、庄之蔑弃仁义礼法，生於愤世嫉邪，其语虽高虚可听，而实不可行，料当时亦无人宗尚其说，故邹书略不及之。苏、张之功利，申、商之刑名，大抵皆枉寻直尺，媚时取宠，虽可以自售而乡党自好，少知义者亦羞称之。故孟子於二家之说，虽斥绝之而犹未数数然者，正以其与吾儒旨趣，本自冰炭薰莸，游於圣门之徒，未有不知其非者，固毋俟於辩析也。独杨朱、墨翟之言，未尝不本仁祖义，尚贤尊德，而择之不精，语之不详，其流遂至取於无父无君，正孔子所谓“似是而非”，明道先生所谓“淫声美色，易以惑人”者，不容不深锄而力辩之。高氏《子略》之言得之矣，而其说犹未畅，愚故备而言之。韩文公谓“儒、墨同是尧、舜，同非桀、纣”，以为其二家本相为用，而咎末学之辩。呜呼！孰知惟其似同而实异者，正所当辩乎！
※《随巢子》、《胡非子》
洪氏容斋《随笔》曰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墨家者流，有《随巢子》六篇，《胡非子》三篇，皆云墨翟弟子也。二书今不复存。马总《义林》所述，各有一卷。随巢之言曰：“大圣之行，兼爱万民，疏而不绝，贤者欣之，不肖者怜之。贤而不欣，是贱德也，不肖不怜，是忍人也。”又有“鬼神贤於圣人”之论。其於兼爱、明鬼，为墨之徒可知。胡非之言曰：“勇有五等：负长剑，赴榛薄，折兕豹，搏熊罴，此猎徒之勇也；负长剑，赴深渊，折蛟龙，搏鼋鼍，此渔人之勇也；登高危之上，鹄立四望，颜色不变，此陶岳之勇也；剽必刺，视必杀，此五刑之勇也；齐威公以鲁为南境，鲁忧之。曹刿匹夫之士，一怒而劫万乘之师，存千乘之国，此君子之勇也。”其说亦卑陋，无过人处。
石林叶氏曰：吾尝从赵全佥得《随巢子》一卷，其乃载唐太宗造明堂事。 初不晓名书之意，因读班固《艺文志》，墨家有《随巢子》六篇，注言墨翟弟子，乃知后人因公输之事假此名耳。
※《晏子春秋》十二卷
晁氏曰：齐晏婴也。婴相景公，此书著其行事及谏诤之言。
陈氏曰：《汉志》八篇，但曰《晏子》。《隋》、《唐》七卷，始号《晏子春秋》。今卷数不同，未知果本书否？
柳氏《辩晏子春秋》曰：司马迁《读晏子春秋》高之，而莫知其所以为书。
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，或曰晏子之后为之，皆非也。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。墨好俭，晏子以俭名於世，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，以增高为已术者。且其旨多尚同、兼爱、非乐、节用、非厚葬久丧者，是皆出墨子。又非孔子、好言鬼事、非儒、明鬼，又出墨子。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，尤怪诞（《晏子春秋》曰：“公孙栖、田开疆、古冫合子事景公，勇而无礼，晏子言於公，饣鬼之二桃，曰三子计功而食之云。公孙栖、田开疆曰：‘吾勇不若子，功不逮子，取桃不让，是贪也；然而不死，无勇也。’皆反其桃，契领而死。古冶子曰：‘三子死之，吾独生，不仁。’亦契领而死。”）。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，此甚显白者。自刘向歆、班彪固父子，皆录之儒家中。甚矣，数子之不详也！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。后之录诸子书者，宜列之墨家。非晏子为墨也，为是书者，墨之道也。
《崇文总目》：《晏子》八篇，今亡。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，以为婴撰则非也。
右墨家。
《汉·艺文志》：从横者流，盖出於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又曰：“使乎！使乎！”言其当权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辞，此其所长也。及邪人为之，则上诈谖而弃其信（谖，诈言也）。
《汉志》：十二家，一百七篇。
《隋志》：二部，合六卷。
《唐志》：四部，十五卷。
《宋中兴志》：三家，三部，四十六卷。 ※《鬼谷子》三卷
晁氏曰：鬼谷先生撰。按《史记》，战国时隐居颖川阳城之鬼谷，因以自号。
长於养性治身，苏秦、张仪师之。叙谓此书即授二子者，言捭阖之术，凡十三章。
《本经》、《持枢》、《中经》三篇，梁陶弘景注。《隋志》以为苏秦书，《唐志》以为尹知章注，未知孰是。陆龟蒙诗谓鬼谷先生名训，不详所从出。柳子厚尝曰（云云见后段）。来鹄亦曰：“鬼谷子昔教人诡绐缴︳，揣测忄佥渭之术，审备於章旨，六国时得知者，惟仪、秦而已。如捭阖、飞箝，实今之尝态。”是知渐漓之后，不读鬼谷子书者，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。昔仓颉作文字，鬼为之哭。不知鬼谷作是书，鬼何为耶？世人欲知鬼谷子者，观二子之言略尽矣。故掇其大要著之篇。 柳氏《辩鬼谷子》曰：元冀好读古书，然甚贤《鬼谷子》，为其《指要》几千言。《鬼谷子》要为无取，汉时刘向、班固录书无《鬼谷子》。《鬼谷子》后出，而险峭薄（音戾），恐其妄言乱世难信，学者宜其不道。而出之言纵横者，时葆其书。尤者，晚乃益出《七术》（《鬼谷子》下篇有《阴符七术》，谓《盛神法五龙》、《养志法灵龟》、《宝意法腾蛇》《分威法仗能》《散势法鸷鸟》、《转圜法猛兽》、《损兑法灵耆》七章是也），怪谬异甚，不可考校。其言益奇，而道益狭（张云：狭音恰，隘也），使人狂狙失守（狙，子余反），而易於陷坠，幸矣，人之葆之者少。今元子又文之以《指要》，呜呼，其为好术也过矣。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《鬼谷子》书，其智谋、其数术、其变谲、其辞谈，盖出於战国诸人之表。夫一辟一阖，《易》之神也；一翕一张，老氏之几也。鬼谷之术，往往有得於阖辟翕张之外，神而明之，益至於自放溃裂而不可御。予尝观於《阴符》矣，穷天之用，贼人之私，而阴谋诡秘，有金匮韬略之所不可该者，而《鬼谷》尽得而泄之，其亦一代之雄乎！按刘向、班固录书无《鬼谷子》，《隋志》始有之，列於纵横家。《唐志》以为苏秦之书，然苏秦所记，以为周时有豪士隐者，居鬼谷，自号鬼谷先生，无乡里俗姓名字。今考其言，有曰：“世无常责，事无常师。”又曰：“人动我静，人言我听。知性则寡累，知命则不忧。”凡此之类，其为辞亦卓然矣。至若《盛神》、《养志》诸篇，所谓中稽道德之祖，散入神明之颐者，不亦几乎？郭璞《登楼赋》有曰：“揖首阳之二老，招鬼谷之隐士。”又《游仙诗》曰：“青溪千余仞，中有一道士。借问此何谁？云是鬼谷子。”可谓慨想其人矣。徐广曰：“颍川阳城有鬼谷。”注其书者，乐台、皇甫谧、陶弘景、尹知章。
※《战国策》十三卷
《崇文总目》：汉护左都水使者、光禄大夫刘向录。旧号或曰《国策》，或曰《国事》，或曰《短长》，或曰《事语》，或曰《长书》，或曰《修书》。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，为之策谋，宜为《战国策》。凡十二国三十三篇，继春秋以后，记楚、汉之兴，总二百五十年事。今篇卷亡缺，第二至十、三十一至三阙。又有后汉高诱注，本二十卷，今缺第一、第五、第十一至二十，止存八卷。
晁氏曰：汉刘向校定三十三篇。东、西周各一，秦五，齐六，楚、赵、魏各四，韩、燕各三，宋卫、中山各一。旧有五号，向以为皆战国时游士策谋，改定今名。其事则上继春秋，下记汉、楚之起，凡二百四、五十年之。《崇文总目》多缺，至皇朝曾巩校书，访之士大夫家，其书始复完。汉高诱注，今止十篇，余逸。历代以其记诸国事，载於史类。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，难尽信，盖出於学纵横者所著，当附于此。 南丰曾氏序曰：向叙此书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。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道塞，所以大乱。其说既美矣。卒以谓此书，战国之谋士，度时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，则可谓惑於流俗，而不笃於自信者也。夫孔、孟之时，去周之初已数百岁，其旧法巳亡，旧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，以为不可改者，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？亦将因其所遇之时，所遭之变，而为当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变固殊，其法固异，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后，未尝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盖法者所以变也，不必尽同，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，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岂好为异论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谓不惑乎流俗，而笃於自信者也。战国之游士则不然，不知道之可信，而乐於说之易合。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 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，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。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膑、吴起、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，而诸侯及秦用之者，亦灭其国。其为世之大祸明矣，而俗犹莫之悟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时变，为法不同，而考之无疵，用之无弊。故古之圣贤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或曰：“邪说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绝之，则此书之不泯，其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君子之禁邪说也，固将明其说於天下，使当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从，然后以禁则齐；使后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为，然后以戒则明，岂必灭其籍哉？
放而绝之，莫善於是。是以孟子之书，有为神农之言者，有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於此书之作，则上继春秋，下至楚、汉之起，二百四、五十年之，载其行事，固不得而废也。”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二十二篇。《崇文总目》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云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刘向叙《战国策》，言其书错乱相揉莒，本字多脱误为半字，以“赵”为“肖”，以“齐”为“立”，如此类者多。余按今传於世者，大抵不可读，其《韩非子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高士传》、《史记索隐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序》诸书所引用者，多今本所无。向博极群书，但择焉不精，不止於文字脱误而已。惟太史公《史记》所采之事九十有三，则明白光艳，悉可稽考，视向为有矣！
高氏《子略》曰：班固称太史公取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陆贾《新语》作《史记》。三书者，一经太史公采择，后之人遂以为天下奇书，予惑焉。每读此书，见其丛脞少伦，同异错出，事或著於秦、齐，又复见於楚、赵，言辞谋议，如出一人之口，虽刘向校定，卒不可正其淆驳，会其统归，故是书之汨，有不可得而辩者。况於《楚汉春秋》、陆贾《新语》乎？二书纪载，殊无奇耳，然则太史公独何有取於此？夫载战国、楚、汉之事，舍三书他无可考者，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择者在此乎？柳子厚尝谓“左氏《国语》，其闳深杰异，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，而其说多诬淫，不概於圣。余惧世之学者，惑其文采而沦於是非，作《非国语》。”昔读是书，殊是以子厚言之或过矣。反覆《战国策》而后三叹，《非国语》之作，其用意切且深也。予遂效此，尽取《战国策》与《史记》同异，又与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杂见者，各汇正之，名曰《战国策考》。
水心叶氏曰：春秋以后，接秦之兴，无本书可考，司马迁《史记》，杂取诸书及野语流传，会聚之所成也。故战国一节，不敢使与《左传》同，便为成书，直加据定。而《战国策》本迁所凭依，粗有诸国事，读者以岁月验其先后，因之以知得失，或庶几焉。且其设权立计，有系当时利害之大者，学者将以观事变，固不宜略，然十才一二耳。其余纤碎反覆，徒竞锥刀之细，市井小人之所羞称，所谓不足以挂牙颊也，又乌在其皆可喜而可观哉！夫习於儇陋浅妄之夸说，使与道德礼义相乱，其为学者心术之巨蠹甚矣！ ※《鲍氏校定战国策》十卷
陈氏曰：尚书郎括苍鲍彪注。以西周正统所在，易为卷首。其注凡四易藁乃定。
右从横家。